明朝皇帝列傳

黃藥師

平定哱拜叛亂

哱拜是蒙古韃靼部人，嘉靖年間投降明朝邊將鄭印，後來官至寧夏副總兵。萬曆十七年（1589），哱拜以副總兵致仕。兒子哱承恩襲為指揮使，充巡撫門下旗牌官。哱拜私下里蓄養了一批奴僕，組成一支蒼頭軍，見明軍兵馬不整，就有反叛之心。萬曆二十年（1592）二月，哱拜與結義兄弟劉東暘同時發難，殺寧夏巡撫黨馨，繳去總兵張維忠的印信。劉東暘自任總兵，哱承恩為副總兵，哱拜為謀主，扯旗反叛，企圖佔據寧夏，自為一個割據政權。當時，朝廷對於蒙古的羈縻政策因俺答汗之死，漸漸失控。哱拜勾結河套的蒙古騎兵，企圖聯成一氣。明朝總督魏學曾一方面切斷河套的蒙古騎兵與哱拜之間的通道，一方面圍住寧夏。在朝廷，神宗命大臣各獻平叛之策。當時的兵部尚書石星提出的方案是掘開黃河之堤，以黃河之水灌淹寧夏城，則“一城之人盡為魚鱉”；御史梅國楨推薦原任總兵李成梁前往平叛；甘肅巡撫葉夢熊請命討賊。神宗後來對於三種方案竟然都能接受，一方面命葉夢熊趕赴寧夏；一方面命李成梁出征寧夏。李成梁當時在遼東，便命其子李如松前往。神宗還下命懸賞緝拿哱拜等人。到了六月，寧夏城外已經有魏學曾、梅國楨、葉夢熊、李如松等數支大軍，由魏學曾統一調度。但是，魏學曾束手無策，力主招安。這讓神宗大怒，以為堂堂天朝竟然奈何不了些麼小丑，成何體統？七月，神宗在接到監軍御史梅國楨的軍情報告後，果斷地以葉夢熊取代了魏學曾，並將魏學曾逮回京城，並直接部署：“決（黃河）水灌城之謀，毋得異同誤事。”既然最高當局已經下令灌城，前方的將領自然再無異議。於是，當初在反對俺答封貢中似乎沒有多少遠見的葉夢熊，這時顯得非常有膽略。他在七月十七日之前，圍著寧夏城築了一道長約1700丈的長堤，將寧夏城圍成一個水洩不通的池塘，然後掘開黃河大堤，向寧夏城灌水。八月，城中糧食短缺。同時，李如松擊敗了從河套來援的蒙古騎兵。九月，明軍攻破寧夏城南城。但是，叛軍退據的大城依然易守難攻，明軍的攻勢受挫。這時，一個名叫李登的賣油郎，挑著擔子在街上邊走邊唱：“癰之不決，而狃於痏；危巢不覆，而令梟止。”監軍梅國楨將他請入營中，讓他帶著三封書信去見哱承恩。李登跛一足，瞎一眼，在路上根本就不被人注意。他將一封信交給哱承恩，勸哱承恩說：哱氏有功於朝廷，監軍深為可惜，可殺劉東暘以自效；接著，李登又去見了劉東暘、許朝，勸他們說：首亂是哱氏，將軍為漢人，何苦代人受過？這個離間計果然成功。九月十六日，劉東暘殺土文秀，接著，哱承恩殺劉東暘、許朝，投降明軍。九月十八日，明軍進城，剿滅了哱拜的蒼頭軍，哱拜自殺。哱承恩等人被押解京城。至此，寧夏平定。

援朝之戰

援朝之戰，也是始於萬曆二十年（1592）。這一年，日本關白豐臣秀吉派小西行長等人領兵20萬從釜山登陸。沉湎享樂的朝鮮國王根本就無法抵禦，只會頻頻遣使向明朝求救。消息傳來，神宗立即做了三項準備：一，令兵部向朝鮮派遣援兵；二，命遼東、山東沿海整頓軍備，小心戒備；三，如果朝鮮國王進入明朝境內，擇地居之。但是，當時的兵部尚書石星，確是無能之輩，只派一個游擊史儒率少量兵馬入援朝鮮。對於20萬日軍來說，這無異於羊入虎口，史儒戰死；隨後趕到的副總兵祖承訓也只有3000兵馬，結果也是僅僅隻身逃脫。這兩仗的大敗，激怒了神宗。於是，神宗命宋應星為經略，從西北前線調回李如松，一齊東征。擔任前線指揮的有名將李成梁之子李如松，能征善戰。明軍前幾仗打得都很成功，但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正月在碧蹄館附近遭日軍伏擊，損失慘重。雙方最後決定議和。日本方面撤兵南下，朝鮮漢城以南的大片國土恢復。日本方面，以與明朝通貢為和談的條件。神宗一面敦促朝鮮國王練兵自守，一面與群臣商量是否與日本通貢。萬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明朝和日本方面互遣使節。明朝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豐臣秀吉身著明朝的冠服，迎接明朝的使臣。事情似乎得到了解決。然而，兩年之後即萬曆二十四年（1596）十二月，豐臣秀吉不遵守當初議和的條款，發動第二次朝鮮戰爭。明朝遂於次年正月以邢玠為總督，楊鎬為經略，再次出援朝鮮。但是，明軍這一次在島山附近再遭慘敗。萬曆二十六年（15 98）正月，明軍退守到平壤南部的王京，與日軍進入相持階段。但是，七月九日豐臣秀吉死去的消息，讓日軍士氣低落，陣腳大亂。明軍遂發動攻擊，日軍無心戀戰，紛紛登船渡海東歸。中朝聯軍與撤退日軍在東南露梁海面發生激戰，明將鄧子龍，朝鮮將領李舜臣指揮軍隊奮勇殺敵、將日軍殺得大敗。鄧、李二將亦戰死海上。這一次援朝之戰，雖然耗損巨大，但對於確保明代的海防與東北邊疆，意義非常之大。

平定楊應龍叛亂

萬曆二十七年（1599）二月，神宗命令還在朝鮮戰場的幾支部隊迅速移往西南，其中包括最能征戰的總兵劉綎的部隊。此行的目的地是四川的播州。明代在播州設立播州宣慰使司，其駐地約相當於今遵義市。播州宣慰使姓楊，世代為當地的土司。隆慶五年（1571），生性雄猜、陰狠嗜殺的楊應龍世襲了父親楊烈的宣慰司一職。萬曆十四年（1586），神宗又賜楊應龍都指揮使銜。但是，楊應龍對於四川的官軍弱不經戰的士氣看在眼裡，早就想佔據整個四川，獨霸一方。他的居所都是雕龍飾鳳，又擅用閹宦，儼然是一個土皇帝。從萬曆二十年（1592）起，楊應龍就時叛時降，反復不定。萬曆二十七年（1599）二月，貴州巡撫江東之派都指揮使楊國柱討伐楊應龍，結果三千軍隊全軍覆沒，楊國柱戰死。當時，朝鮮戰爭已經結束。因此，神宗決定一勞永逸地解決楊應龍問題。他任命李化龍為湖廣、川貴總督，兼四川巡撫，郭子章為貴州巡撫，討伐播州叛軍。萬曆二十八年（1600）初，各路兵馬陸續匯集播州附近。李化龍持尚方寶劍，主持討伐全局，坐鎮重慶；郭子章以貴州巡撫坐鎮貴陽；湖廣巡撫支大可移駐沅江。明軍分兵八路進剿：總兵劉出綦江；總兵馬禮英出南川；總兵吳廣出合江；副總兵曹希彬出永寧；總兵童無鎮出烏江；參將朱鶴齡出沙溪；總兵李應祥出興隆衛；總兵陳璘出白泥。每路兵馬3萬，共計20餘萬人。這種安排，足以說明神宗對於剿滅楊應龍的決心。八路大軍中，以劉所部最為驍勇善戰。綦江在播州的北面，楊應龍也重點屯兵於此，以他的兒子楊朝棟親自領苗兵數万進行防守。然而，苗兵每遇上身先士卒的劉，只會大叫：“劉大刀至矣。”往往不戰而潰。羅古池一戰，楊朝棟差點被俘。劉率軍一直攻到了婁山關下。婁山關是楊應龍老巢海龍囤的門戶，與海龍囤並稱天險，易守難攻，但是，卻被劉在四月至六月兩個月內連續攻破。六月初六日，楊應龍與愛妾周氏、何氏關門自縊，兒子楊朝棟、弟楊兆龍被俘。戰役前後歷時114天，斬殺楊應龍的部隊2萬人。萬曆二十八年（1600）十二月，李化龍班師回朝，並將楊朝棟等69人押解到京師，磔於市。至此，平播一戰以完胜結束。這一戰，雖然耗費了湖廣、四川、貴州三省財力，但是，正如當時的官員朱國楨所說，如果不平定播州，四川周邊的少數民族就要紛紛效仿楊應龍，非但四川不保，雲南、貴州也可能不保。後來，瞿九思編《萬曆武功錄》，稱平定楊應龍是“唐宋以來一大偉績”，大概也是從確保西南版圖的效果來說的吧。

從萬曆三大徵看來，神宗絕不是一個平庸的皇帝。雖然他好大喜功，但是他在給朝鮮國王的信中卻始終強調朝鮮要力求自保的事實。實際上，神宗對於每一次軍事行動，似乎都充分認識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戰爭過程中對於前線將領的充分信任、對於指揮失誤的將領的堅決撤換，都顯示了神宗的膽略。當然，神宗的荒怠、好色，也是不容否認的。但在這些的背後，是明神宗的心機。在48年朝廷鬥爭中，神宗對朝政依然無微不至。到了萬曆四十七年，明神宗身體極不好，已經沒有經歷，將領的荒涼，是明朝喪失大量精兵。但可以說，明神宗雖然表面上怠政，實際上卻萬曆一朝比任何一朝都忙。明朝是否亡於明神宗，還不能下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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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夢之期

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講義》內稱神宗晚期為“醉夢之期”，並說此期神宗的特點是“怠於臨朝，勇於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那麼，神宗是什麼時候從一個立誌有為的皇帝變成一個荒怠的皇帝呢？又是什麼東西讓皇帝墮落得如此厲害呢？雖然，按照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的說法，神宗怠於臨朝的原因，先是因為寵幸鄭貴妃，後是因為厭惡大臣之間的朋黨鬥爭。但是，學者們也以為，神宗之怠於臨朝，還因為他的身體虛弱的原因。當然，身體虛弱的背後，是酒色財氣的過度。

萬曆十七年（1589）十二月，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評神宗縱情於酒、色、財、氣，並獻“四箴”。對皇帝私生活這樣干涉，使神宗非常惱怒。幸好首輔大學士申時行婉轉開導，說皇帝如果要處置雒於仁，無疑是承認雒於仁的批評是確有其事，外面的臣民會信以為真的。最後，雒於仁被革職為民。在處理這件事的過程中，神宗曾召見申時行等人於毓德宮中，“自辨甚悉”。神宗對內閣大學士們說：“他說朕好酒，誰人不飲酒？……又說朕好色，偏寵貴妃鄭氏。朕只因鄭氏勤勞，朕每至一宮，她必相隨。朝夕間她獨小心侍奉，委的勤勞。……朕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財皆朕之財。……人孰無氣，且如先生每也有僮僕家人，難道更不責治？”看來，神宗根本不承認雒於仁的批評。的確，明末社會好酒成風。清初的學者張履祥記載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習：“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無群飲之禁，至於今日，流濫已極。……飲者率數升，能者無量。……飲酒或終日夜。朝野上下，恆舞酣歌。”意思是說，明代後期對於酒不實行專賣制度，所以民間可以自己製造酒，又不禁止群飲，飲酒成風。喝酒少的能喝幾升，多的無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神宗的好酒，不過是這種飲酒之風的體現罷了。神宗在17歲的時候，曾經因為醉酒杖責馮保的義子，差點被慈聖太后廢掉帝位。這件事他倒是承認。至於說到好色，神宗雖然似乎不及他的祖父，但卻一點也不遜色於他的父親。他在萬曆十年（1582）的三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間大選嬪妃，一天就娶了“九嬪”。而且，神宗竟然還玩起同性戀的勾當，即玩弄女色的同時，還玩弄小太監。當時宮中有10個長得很俊定陵出土的刺繡百子女夾衣秀的太監，就是專門“給事御前，或承恩與上同臥起”，號稱“十俊”。所以，雒於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開騙門”的批評。這一點，神宗與當初荒唐的武宗有一點類似。至於貪財一事，神宗在明代諸帝中可謂最有名了。他在親政以後，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就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為了掠奪錢財，他派出礦監、稅監，到各地四處搜括。

酒色的過度，使神宗的身體極為虛弱。萬曆十四年（1586），24歲的神宗傳諭內閣，說自己“一時頭昏眼黑，力乏不興”。禮部主事盧洪春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虛則頭暈目眩，腎虛則腰痛精洩”。萬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神宗自稱“腰痛腳軟，行立不便”。萬曆三十年（1602），神宗曾因為病情加劇，召首輔沈一貫入閣囑託後事。從這些現像看來，神宗的身體狀況實是每況愈下。因此，神宗親政期間，幾乎很少上朝。他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萬曆三大徵中邊疆大事的處理，都是通過諭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們所希望的“召對”形式。在三大徵結束之後，神宗對於大臣們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興趣了。所以，神宗荒怠的情形，還真有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不願意上朝聽政；後一階段是連大臣們的奏章也不批覆，直接“留中”不發。

但是，按照明朝的製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決策者。一旦皇帝不願處置但又不輕易授權於太監或大臣，整個文官政府的運轉就可能陷於停頓。到十七世紀初期，由於神宗不理朝政，官員空缺的現象非常嚴重。萬曆三十年（1602），南、北兩京共缺尚書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撫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66名、知府25名。按正常的編制，南、北二京六部應當有尚書12名，侍郎24名，這時總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萬曆四十一年（1613）十一月，南北兩京缺尚書、侍郎14名。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時必須由一個縣的知縣兼任鄰縣的知縣。由這樣的情形，可以想見萬曆後期政府運作的效率。神宗委頓於上，百官黨爭於下，這就是萬曆朝後期的官場大勢。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門戶之爭日盛一日，互相傾軋。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眾多。正如梁啟超說，明末的黨爭，定陵就好像兩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這樣的惡果，未嘗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而《明史》對於明神宗的蓋棺論定是這樣表述的：“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還是有爭議的。因為明神宗身體不好，在這種情況下，依然能大體的掌控著朝廷，已經非常好了。

萬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神宗朱翊鈞病逝，十月葬於定陵。 300多年以後，他的墳墓定陵被發掘。 1958年，在考古學大師夏鼐的指揮下，神宗的梓宮（棺槨）被開啟。在厚厚的龍袍下面，掩藏著神宗的屍骨。屍骨復原後的結論是：“朱翊鈞生前體形上部為駝背。從骨骼測量，頭頂至左腳長1.64米。”1966年8月24日下午，“地主階級的總頭目”神宗的屍骨被砸爛、焚燒。這位曾經統治中國48年的駝背皇帝，終於化作一縷青煙遠去。

評價

《明史·神宗本紀》：“故論考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趙翼《廿二史札記·萬曆中礦稅之害》：“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楨而亡於萬曆。”清高宗乾隆在《明長陵神功聖德碑》中則道：“明之亡非亡於流寇，而亡於神宗之荒唐，及天啟時閹宦之專橫，大臣志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鑽營阿諛。及思宗即位，逆閹雖誅，而天下之勢，已如河決不可複塞，魚爛不可複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懷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無告，故相聚為盜，闖賊乘之，而明社遂屋。嗚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懼哉？”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一書將萬曆皇帝的荒怠，聯繫到萬曆皇帝與文官群體在“立儲之爭”觀念上的對抗。怠政則是萬曆皇帝對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黃仁宇說：“他（即萬曆皇帝）身上的巨大變化發生在什麼時候，沒有人可以做出確切的答覆。但是追溯皇位繼承問題的發生，以及一連串使皇帝感到大為不快的問題的出現，那麼1587年丁亥，即萬曆十五年，可以作為一條界線。這一年表面上並無重大的動盪，但是對本朝的歷史卻有它特別重要之處。” 但若站在心理學的角度，朱翊鈞的這種怠政也可以被理解為習得性失助或憂症的臨床表現。

在《萬曆十五年》文末總結，“1587年，是為萬曆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值得說明的是，現在對神宗的評價基本是基於清朝初年投降滿清的東林黨文人編輯的史料，基本上反應的是文官集團對神宗的態度，而不是單純的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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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光宗朱常洛

明光宗朱常洛（1582年8月28日－－1620年9月26日，明神宗萬曆十年八月十一日至明光宗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日卯刻）是神宗朱翊鈞長子，明朝第十四位皇帝，廟號光宗，諡號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

朱常洛的母親是王恭妃。明神宗朱翊鈞寵愛鄭貴妃，有意立鄭貴妃之子朱常洵為太子，但有明一代傳統以立長子為太子，為此神宗與群臣爭論達15年之久，這就是著名的「國本論」。直至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在朝臣的極力諫爭和慈聖皇太后的支援下，朱常洛被冊立為皇太子。出閣讀書時，正值寒冬，太監不給太子生火取暖。朱常洛凍得渾身發抖，講官郭正域怒斥太監，太監們才給他生火。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朱翊鈞駕崩，朱常洛在八月初一登基，年號泰昌，是為光宗。他在登基前的七月廿二日及廿四日，兩次發內帑共計一百六十萬兩，賞賜在遼東前線防軍，緩解薩爾滸之役後前線的困境。光宗在其短暫執政生涯中，特別重視內閣和東林黨的地位。

光宗是一個好色的皇帝，鄭貴妃向他進獻8位美女（據《明史》，《明史紀事本末》說是4名），意圖取悅他。光宗照單全收，「退朝內宴，以女樂承應」，「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由於淫慾過度，八月初十日就病倒了，太監崔文升進以瀉藥，連瀉三四十次；八月二十九日，又因服用李可灼的紅丸，九月一日五更時猝死，時年39歲，廷臣紛紛議論，是為著名的「紅丸案」。光宗自格里曆1620年8月28日（泰昌元年八月初一日）至9月26日在位僅二十九天，死後葬慶陵。

光宗未等及次年改元已駕崩，其子明熹宗朱由校繼位後，以當年八月以後為泰昌元年，次年改元天啟。



簡介

明光宗朱常洛（1582--1620），漢族，年號泰昌，明代第14位皇帝，在位一個月。明神宗萬曆帝長子，母王恭妃。

朱常洛是明代傳奇色彩最濃的一位皇帝，明宮三大疑案都與他有關，萬曆皇帝並不喜愛這位太子，他的位置曾一度岌岌可危，苦熬了三十九年之後，他終於得到了夢寐以求的皇帝寶座，但是就在他即位的第三十天清晨，這位剛要展翅高飛的皇帝就莫名其妙地去世了。死後諡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葬於慶陵。

生平

朱常洛的身世和他父親萬曆皇帝差不多，也是父皇偶然臨幸宮女而生，不過雖然都是臨幸，朱載垕要比朱翊鈞負責任。朱翊鈞是打心眼裡不喜歡這位皇子，認為這個皇子的出生是他的一件醜事。這一觀念持續了三十九年，直到萬曆皇帝去世。皇長子朱常洛出生後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萬曆皇帝寵愛鄭貴妃，更是將鄭貴妃的兒子福王朱常洵視若掌上明珠，加上鄭貴妃整天在萬曆皇帝枕邊吹風，萬曆皇帝早就有廢長立幼的想法。萬曆先是封了鄭氏為貴妃，而長子的母親王氏卻只封為恭妃，這是不合古制的；其次是在朱常洛長大後遲遲不讓他上學，然後又想出了三王並封的主意，將眾皇子都封為王以降低長子的地位，好在這些伎倆被大臣們識破，總算沒有得逞。之後爆發國本之爭，眾大臣用生命和鮮血為皇長子朱常洛爭來了這個太子之位。

當上太子之後的朱常洛並沒有就此安定下來，宮內、宮外的鬥爭始終都在威脅著他的地位，甚至生命。好在朱常洛在殘酷的鬥爭中已經漸漸成熟，各方面表現中規中矩，讓萬曆皇帝也無話可說。就在太子之位漸漸穩定下來之時，最著急的要算鄭貴妃了，為了讓他的兒子能夠座上皇帝的寶座，他不惜孤注一擲。

梃擊案就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發生了。一天中午，一個壯漢手持棗木棍闖入太子宮，準備行刺，好在被值班太監當場抓住，朱常洛才算躲過一劫，一個農民如何能闖進戒備森嚴的皇宮，又如何能輕易找到太子居住的宮殿，看來此中必有內情。

經過反複審理，案情牽涉到了鄭貴妃，但沒有進一步追查，兩個太監做了替死鬼，此案草草結束。不過究竟此案是否為鄭貴妃指使，沒有定論。此案成為了明宮三大案之一。

不管如何，萬曆四十八年，朱常洛歷盡千辛總算登上了皇位，成了君臨天下的帝王。在他即位的前十幾天，朱常洛進行了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改革。他發內帑犒勞邊關將士，雖則杯水車薪，也是萬曆朝很難見到的。他罷了萬曆朝的礦稅，這種稅收曾一度使民不聊生，叛亂疊起。他撥亂反正，將由於進諫而得罪皇帝的言官都放了出來，恢復了官職。面對萬曆中後期官員嚴重不足的情況，他重振綱紀，提拔了一批新的官吏，補足了缺額，使國家機器能夠正常運轉。

正當百姓望治之時，皇帝卻突然病倒了。什麼原因呢？泰昌帝未即位的時候就好女色，即位之後鄭貴妃不知出於什麼目的，向皇帝進獻美女，泰昌帝的身體本來就不好，年齡又不饒人（40歲左右），即位之初處理政務非常繁忙，加上回到后宮的縱慾，他終於倒下了。

本來不是什麼大病，吃幾副補藥，靜心調養一段時間因該可以復原，但是掌管禦藥房的太監崔文升向皇帝進了一濟瀉藥，泰昌帝當天晚上腹瀉三四十次，身體一下就垮了下來，再也起不了床了，而且病情日趨惡化。

就在這時，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獻兩粒紅丸，泰昌帝用了第一粒後後，病情稍見好轉，用了第二粒後泰昌帝昏昏睡去，於第二天清晨駕崩。由於皇帝服用紅丸斃命，紅丸到底是什麼藥，是否有毒，崔文升為什麼要向皇帝進瀉藥，這些都已無法弄清，這件事史稱紅丸案，此案最後不了了之，成為了明宮又一大案。

泰昌帝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走了，沒當皇帝之時處處小心，當了皇帝沒幾天又抱憾而終；生前命運坎坷，死后陵寢也是採用當年明代宗朱祁鈺的廢陵（康陵），命運對帝王竟也如此捉弄。

評價

明光宗朱常洛初即位的時候，是想做一個有為之君的。當初神宗大行斂財，宮中留有大量銀兩。朱常洛在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一日之間，連續兩次發內帑共計160萬兩，用來賞賜在遼東及北方的前線防軍。同時，朱常洛命令撤回萬曆末年引起官怨民憤的礦監和稅監，召回在萬曆一朝因為上疏言事而遭處罰的大臣，補用空缺的官職。 像鄒元標、王德完等一些正直敢言的大臣，先後下詔召回。這一切，都預示著新的政治面貌即將出現。然而，宮中的鄭貴妃似乎仍是朱常洛無法擺脫的陰影。他非但沒有膽量去追查當年鄭貴妃對自己的迫害，反而處處以先皇為藉口，優待鄭貴妃。神宗彌留之時，曾遺言於朱常洛，要朱常洛封鄭貴妃為皇后。神宗離世的次日，朱常洛傳諭內閣：“父皇遺言：'爾母皇貴妃鄭氏，侍朕有年，勤勞茂著，進封皇后。'卿可傳示禮部，查例來行。”此時，神宗原來的王皇后以及朱常洛的生母王氏都已經去世，鄭貴妃一旦變成皇后，在接下來的泰昌朝中，她就可能變成皇太后。禮部右侍郎孫如游上疏給朱常洛說：“臣詳考歷朝典故，並無此例。”既然朱常洛另有生母，鄭貴妃怎麼能封為皇后呢？朱常洛對此感到十分為難，於是將奏疏留中不發。後來，在八月二十日，朱常洛收回了封鄭貴妃為皇太后的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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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熹宗朱由校

明熹宗朱由校（公元1605－1627年），明末皇帝，漢族。 1620年陰曆九月—1627年陰曆八月在位，年號天啟（1621—1627年）。明光宗朱常洛長子，父親光宗在位僅29天便因“紅丸案”而暴斃，朱由校經過“移宮案”的風波，為群臣擁立繼位。在位7年，因嬉樂過度成病（一說曾落水，留下病根），於1627年服用“仙藥”而死，終年23歲，諡號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悊皇帝，廟號熹宗，葬於德陵（今北京市十三陵），是明朝營建的最後一座皇陵。明熹宗有三男二女，無一長成。終無子，遺詔立五弟信王朱由檢為皇帝，即後來的明思宗。


登基過程

在明熹宗的父親明光宗於公元1620年9月病死後，熹宗被宣布即帝位，但是撫養朱由校的皇妃李選侍以明熹宗生母早逝為由，將熹宗扣留。

群臣非常著急，紛紛上書請李選侍放還熹宗。但是李選侍根本不聽，仍舊將新皇扣留，幸虧太監王安從大局出發，將皇子騙了出來，交給了群臣。

李選侍見此，就賴在乾清宮不走，以此要挾群臣給他皇太后的封號。按古制皇帝即位後，應該立即遷入乾清宮居住，但是無人奈何的了李選侍。勸李移宮的奏章如雪片飛來，李選侍根本不理。群臣終於被激怒了，楊漣代表眾大臣向李選侍下達最後通牒，讓她即日離宮，新皇朱由校也下旨，讓李選侍移宮，加上大太監王安對李選侍百般威嚇，李選侍只好帶宮女灰溜溜遷出了乾清宮，9月庚辰日奉朱由校繼位。第二年改年號為“天啟”，是為大明熹宗皇帝。史稱此事件為“移宮案”，為明朝宮廷三大案之一。

明熹宗時期的政治

明熹宗即位後令東林黨人主掌內閣、都察院及六部，東林黨勢力較大，眾正盈朝。楊漣、左光斗、趙南星、高攀龍等許多正直之士在朝中擔任重要職務，方從哲等奸臣已逐漸被排擠出去，吏制稍顯清明。由於楊漣等人在幫助天啟帝即位時盡心盡力，因此，天啟帝對這些東林黨人也是非常信任，言聽計從。

在東林黨人的輔佐下，朱由校在位初期他迅速提拔袁崇煥，天啟二年(1622)下詔為張居正平反，錄方孝孺遺嗣，優恤元勳，給予祭葬及諡號。在澳門問題上態度強硬，還與荷蘭殖民者兩次在澎湖交戰，並且獲勝。且有罷礦監，安撫遼東的之舉。但是誰知不久之後就出了事。

這時的后宮之中，兩顆毒瘤正在悄悄的生長。這兩個毒瘤就是魏忠賢與客氏。魏忠賢原為一市井無賴，大字不識，卻善於鑽營，很快攀上了大太監王安的關係，並結識了當時還是皇太孫的天啟帝，天啟帝繼位後，他的地位自然直線上升，升任司禮秉筆太監。客氏是天啟帝皇帝的奶媽，其奸詐而貪權，客魏兩人很快結成了同盟，成為了后宮不可一世的力量。王安等太監在后宮逐漸被排擠，客魏的權力覆蓋了整個后宮。但魏忠賢並不滿足，決心成為權傾朝野，名副其實的大太監。

一方面，魏忠賢引誘天啟帝玩樂，使天啟帝整日沈浸在木工活之中。另一方面，魏忠賢與朝堂上的一些文臣如崔呈秀之流相勾結，排擠東林黨人，逐漸掌握了內閣和六部。魏忠賢常常趁天啟帝在專心製作木器時啟奏，這時天啟帝總是厭煩地說：“朕知道了，你去照章辦理就是了。”魏忠賢據此濫行賜賞，大施刑罰，造成空前的宦官專政。天啟五、六年間，屢興大獄，誣殺東林黨人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並毀天下東林書院。凡正直的大臣，都被以東林黨的罪名慘遭橫禍，東林黨人被貶、被殺不計其數，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楊漣、左光斗為首的東林六君子。天啟六年，天啟帝還命顧秉謙等人修《三朝要典》，為魏忠賢等歌功頌德。

明熹宗時期的社會

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不僅殘酷地排除異己，而且加深了對百姓的盤剝，使得民不聊生，政治極度黑暗，其時，國內土地兼併劇烈，苛捐雜稅繁重，各種社會矛盾激化，這必然導致了人民的反抗。天啟元年，白蓮教在山東揭竿而起，奢崇明、安邦彥起事於西南，天啟七年，國內還爆發了山東的徐鴻儒起義和陝西的王二之起義。

天啟年間，明熹宗不但面臨內憂，還有外患。山海關外，女真叛亂政權步步進逼。明熹宗卻聽信讒言，不辨是非，即位後罷免遼東經略熊廷弼，致使後金勢力逐漸壯大，攻陷瀋陽、遼陽，進逼寧遠(今遼寧興城)，遼東局勢日趨嚴峻。天啟元年(1621年)三月，為穩定遼東，明熹宗不得不再次起用熊廷弼為遼東經略。熊廷弼根據遼東實際情況，制定了三方佈置策。而掌握遼東實際兵權的巡撫王化貞，卻不顧當時敵強我弱、容易被各個擊破的危險，力主分兵把守，全面進攻。明熹宗優柔寡斷，沒有主見，不對經、撫之爭作出合理決斷，以致後金軍各個擊破，攻陷廣寧及其周圍40餘城。在閹黨策劃下，明熹宗殺了堅持正確方略的熊廷弼，忠臣良將孫承宗亦遭猜忌被革職，遼東戰局陷於重重危機。同時，荷蘭人於1624年登上台灣島，大明王朝很快又失去了台灣。

黃藥師

技藝高超的“木匠皇帝”

明熹宗時，外有金兵侵擾，內有明末起義，正是國難當頭，內憂外患的時期。明熹宗卻不務正業，不聽先賢教誨去“祖法堯舜，憲章文武”，而是對木匠活有著濃厚的興趣，整天與斧子、鋸子、刨子打交道，只知道製作木器，蓋小宮殿，將國家大事拋在腦後不顧，成了名副其實的“木匠皇帝”。

明熹宗不僅貪玩，而且還玩得很有“水平”，朱由校自幼便有木匠天份，他不僅經常沉迷於刀鋸斧鑿油漆的木匠活之中，而且技巧嫻熟，一般的能工巧匠也只能望塵莫及。據說，凡是他所看過的木器用具、亭台樓榭，都能夠做出來。凡刀鋸斧鑿、丹青揉漆之類的木匠活，他部要親自操作，樂此不疲，甚至廢寢忘食。他手造的漆器、床、梳匣等，均裝飾五彩，精巧絕倫，出人意料。據《先撥志》載：“斧斤之屬，皆躬自操之。雖巧匠，不能過焉。”文獻載其“朝夕營造”“每營造得意，即膳飲可忘，寒暑罔覺” 。

史書記載明代天啟年間，匠人所造的床，極其笨重，十幾個人才能移動，用料多，樣式也極普通。明熹宗經自己設計圖樣，親自鋸木釘板，一年多工夫便造出一張床，床板可以折疊，攜帶移動都很方便，床架上還雕摟有各種花紋，美觀大方，為當時的工匠所嘆服。

明熹宗還善用木材做小玩具，他做的小木人，男女老少，俱有神態，五官四肢，無不備具，動作亦很惟妙惟肖。熹宗還派內監拿到市面上去出售，市人都以重價購買，天啟帝更加高興，往往下到半夜也不休息，常令身邊太監做他的助手。

明熹宗的漆工活也很在行，從配料到上漆，他都自己動手，並喜歡創造新花樣，讓身旁太監們欣賞評論。明熹宗還喜歡在木製器物上發揮自己的雕鏤技藝。在他製作的十座護燈小屏上，雕刻著《寒雀爭梅圖》，形象逼真。 《明宮雜詠》上有詩吟道：“御製十燈屏，司農不患貧。沈香刻寒雀，論價十萬緡。”天啟帝雕琢玉石，也頗精工，他常用玉石雕刻各種印章，賜給身邊的大臣、宮監。

明熹宗喜歡看傀儡戲，當時的梨園弟子用輕木雕樓成海外四夷、蠻山仙聖及將軍士卒等形象。明熹宗情緒高時，也施展自己的手藝。他做的木像男女不一，約高二尺，有雙臂但無腿足，均塗上五色油漆，彩畫如生，每個小木人下面的平底處安一拘卯，用長三尺多的竹板支撐著。另外還有一個用大木頭鑿訂成的長寬各一丈的方木池，上面添水七分滿，水內放有活魚、蟹蝦、萍藻之類的海貨，使之浮於水面。再用凳子支起小方木池，周圍朋紗囤成屏幕，竹板在圍屏下，游移拽動，這樣就形成了水傀儡的戲台。在屏幕的後面，有一藝人隨劇情將小木人用竹片托浮水上，游斗玩耍，鼓聲喧大。當時宮中常演的劇目有《東方朔偷桃》《三保太監下西洋》《八仙過海》《孫行者大鬧龍宮》等，均裝束新奇，扮演巧妙，活靈活現。天啟帝做得是如醉如痴，看得也是如醉如痴。

每到冬季，西苑冰池封凍，冰堅且滑。明熹宗便命一群太監隨他一起玩冰戲。他親自為自己設計了一個小拖床，床面小巧玲攏，僅容一人，塗上紅漆，上有一頂篷，周圍用紅綢緞為欄，前後都設有掛繩的小鉤，明熹宗坐在拖床上，讓太監們拉引繩子，一部分人在上用繩牽引，一部分人在床前引導，一部分人在床後推行。兩面用力，拖床行進速度極快，瞬息之間就可往返數里。整個工程中明熹宗都親臨現場。

明熹宗親手製作的娛樂工具也頗為精巧。他用大缸盛滿水，水畫蓋上圓桶，在缸下鑽孔，通於桶底形成水噴，再放置許多小木球於噴水處，啟閉灌輸，水打木球，木球盤旋，久而不息，天啟帝與妃嬪在一起觀賞喝彩。有一次他做了個花園，裡面的可以走路，鳥可以唱歌，水能流動。

除木工活外，天啟帝還醉心於建築。吳寶崖在《曠園雜誌》中寫到天啟帝曾親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宮殿，形式仿乾清宮，高不過三四尺，卻曲折微妙，小巧玲瓏，巧奪天工。他還曾做沉香假山一座，池台林館，雕琢細緻，堪稱當時一絕。天啟帝喜歡蹋球，常與太監在長樂宮打球，天啟帝覺著玩起來不過癮，就親手設計，建造了五所蹴園堂。天啟帝酷愛建築，還表現在對朝廷建築工程的關心上，天啟五年(1625)到天啟七年(1627)間，明朝對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進行了規模巨大的重造工程，從起柱、上樑到插劍懸牌，整個工程中天啟帝都親臨現場。天啟帝常常在房屋造成後，高興得手舞足蹈，反复欣賞，等高興勁過後，又立即毀掉，重新造新樣製作，從不感到厭倦，興致高時，往往脫掉外衣棵作，把治國平天下的事，早就拋到腦後，無暇過問。

面對這樣的主子，奸臣魏忠賢當然不會錯過這個良機，他常趁天啟帝引繩削墨，興趣最濃時，拿上公文請天啟帝批示，天啟帝覺著影響了自己的興致，便隨口說道：“我已經知道了，你盡心照章辦理就是了。”正如《酌中志餘》所述：“當斫削得意之時，或有急切章疏，奏請定奪，識字女官朗誦職銜姓名畢，玉音輒諭王體乾輩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諸姦於是恣其愛憎，批紅施行。”

明朝舊例，凡廷臣奏本，必由皇帝御筆親批；若是例行文書，由司禮監代擬批問，也必須寫上遵閣票字樣，或奉旨更改，用朱筆批，號為批紅。天啟帝潛心於製作木器房屋，便把上述公務一慨交給了魏忠賢，魏忠賢藉機排斥異己，擴充勢力，專權誤國。而天啟帝卻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可嘆他是一名出色的工匠，卻使大明王朝在他的這雙手上搖搖欲墜。

就在整個大明王朝風雨飄搖的時候，一手製造了客魏專政的天啟帝皇帝還在后宮玩樂，在盛夏季節，他喜歡穿上冬裝，模仿明太祖雪夜戎裝巡遊，有時扮成宋太祖上台演戲，遊山玩水。因嬉樂過度，釀成了一身的疾病，面無血色，虛弱乏力。

大字不識的“文盲皇帝”

明天啟帝朱由校是明光宗朱常洛的兒子、明神宗朱翊鈞的孫子。因神宗在位時只顧自己尋歡作樂，無暇顧及皇太孫的讀書問題，光宗又是一個短命的皇帝，因此，16歲的天啟帝繼位時，文化程度很低，堪稱“文盲皇帝” 。

由於沒有文化，天啟帝發布命令指示，只能靠聽讀別人的擬稿來決斷。天啟帝又不願意全聽別人擺佈，往往不懂裝懂，一紙草詔、半張上諭，經多次塗改，往往弄得文理不通，頒發出去，朝野人士看了啼笑皆非。

有一次，江西撫軍剿平寇亂後上章報捷，奏章中有“追奔逐北”一句，原意是說他們為平息叛亂，四處奔走，很是辛苦。皇帝身邊的一個叫何費的太監胸中也沒有多少墨水，念奏章時，把“追奔逐”北讀成“逐奔追比”。解釋時，把“逐奔”說成是“追趕逃走”，把“追比”說成是“追求贓物”。天啟帝聽了大發雷霆。江西撫軍不但未得到獎賞，反而受到“貶俸”的處罰。

一年，扶餘、琉球、暹羅三國派使臣來進貢。扶餘進貢的是紫金芙蓉冠、翡翠金絲裙，琉球進貢的是溫玉椅、海馬、多羅木醒酒松，暹羅進貢的是五色水晶圍屏、三眼鎏金烏槍等。邦國的進貢，而且進的是貴重禮物，天啟帝原本應隆重接待。在金殿上，儘管使臣遞上的是用漢文寫的奏章，宦官魏忠賢接了，由於也是目不識丁，忙轉手遞給天啟帝，天啟帝裝模作樣地看了半晌，把進貢的奏章當成是交涉什麼問題的奏疏，不由大怒起來，將奏章往地下一擲，說：“外邦小國好沒道理！”說罷拂袖退朝。

明熹宗之死

公元1627年八月，天啟帝在客氏、魏忠賢的陪同下到宮中西苑乘船遊玩時，在橋北淺水處大船上飲酒。然後，又與王體幹、魏忠賢及兩名親信小太監去深水處泛小舟蕩漾，卻被一陣狂風刮翻了小船，不小心跌入水中，差點被淹死。雖被人救起，經過這次驚嚇，卻落下了病根，多方醫治無效，身體每況愈下。

後來，尚書霍維華進獻一種“仙藥”，名叫靈露飲，說服後能立竿見影，健身長壽。天啟帝依言飲用，果然清甜可口，便日日服用。飲用幾個月後，竟得了臌脹病，逐漸渾身水腫，臥床不起。

到了天啟七年夏，天啟帝的病更重了。八月十一日，他預感到自己來日不多，便召弟弟朱由檢入臥房，說：“來，吾弟當為堯舜。”命他繼位，次日，召見內閣大臣黃立極，說：“昨召見信王，朕心甚悅，體覺稍安。”8月乙卯日，天啟帝駕崩於乾清宮，終其一生。 《明史卷二十二•天啟帝本紀》評價說：熹宗“在位七年，婦寺竊權，濫賞淫刑，忠良慘禍，億兆離心，雖慾不亡，何可得哉？”

　朱由校死後葬於北京昌平德陵。廟號為熹宗，又稱為天啟皇帝。卒後諡號為“達天禪道敦孝篤友張文襄武靖穆莊勤悊皇帝”。天啟帝專心致志地蓋著他的“宮殿”，奸佞們卻在悄悄地挖著他的牆腳，熹宗死後僅十多年，明朝就滅亡了。

　歷史評價

天啟帝在位期間縱容奶娘客氏，重用客氏相好的宦官魏忠賢，任他二人胡作非為，在朝則陷害忠良，在后宮則荼毒妃嬪，而熹宗卻不加規制。魏忠賢遍樹黨羽，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他們沆瀣一氣，排斥異己，尤其將東林黨人視作眼中釘，必欲除盡。楊漣、左光斗等皆慘死於其手，而熹宗絲毫不覺，連高官楊漣被害多日，都不知道他已死。熹宗酷愛做木工活，在宮中樂此不疲。世傳魏忠賢往往於皇帝全神貫注幹活時呈上奏章，於是上諭多是“知道了，你們用心行去”這類話語，魏忠賢始得肆意妄為。朝廷上正人君子殆盡，政治黑暗已極，大明江山岌岌可危，熹宗就是將這樣一個爛攤子留給了繼位的弟弟崇禎。彌留之時，還不忘叮囑崇禎帝要重用魏忠賢，然而志在振興的崇禎在三個月後就剷除了這個大害。

縱觀天啟帝的一生，固然荒唐昏聵，究竟是一個欠教育的頑童的行徑，不是惡人（雖然他的昏聵對明朝造成的禍害無窮）。歸根結底應歸罪於天啟帝的祖父萬曆皇帝，萬曆不喜長子，不關心他的教育，長子自身難保，自然導致長孫的教育更被忽視，乃至熹宗繼位時據說大字不識幾個，遑論朝政。熹宗終究是“凡事憒憒”（太監王體乾語）而已，對待夫婦手足的情誼不薄。病重時，信王入見，熹宗拍著榻說道：“來！吾弟當為堯舜。”熹宗對張皇后也很愛惜，使客魏終不能動搖皇后，臨終時，熹宗道出心中對張皇后的歉疚，囑咐信王要善事中宮，足見結髮情意。

黃藥師

　
明思宗朱由檢

明思宗朱由檢：多疑擅殺假慈悲，亡國活該！

在我看來，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個朝代，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沒一個說得過去的，可以說是黃鼠狼下崽，一窩不如一窩。明朝自始至終，外有邊患，強鄰壓境，蒙古、瓦剌、滿州相繼而起，戰事紛紛；內有姦宦，政治黑暗，官匪橫行，孳生出劉瑾、魏忠賢等相繼把持朝政的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姦佞之臣，又有了閹黨與朝黨之間的黨爭，使朝政內耗不歇，可謂內外交困。到崇禎帝即位時，明朝已是風雨飄搖，奄奄一息了。

　　但最後亡國的崇禎皇帝朱由檢，現在卻有不少人說他的好話，說他多麼勵精圖治，多麼勤儉節約，多麼勤政愛民，他亡了國只是明朝氣數已盡，剛好讓他趕上了。其實在我看來，朱由檢絕對是個昏君，而且是昏君裏頭挺可怕的一位，他既生性多疑又剛愎自用，既貪婪吝嗇，動不動濫殺一氣，又要把自己打扮得多麼寬仁，明明把百姓剝削到脫褲子，卻口口聲聲一句一個“愛民”……他是一個神經質到極點的人。這樣的人越勵精圖治，對國家和人民的禍害其實就越大，反而比那些不理朝政貪圖享樂的昏君更糟糕。

　　誅滅魏忠賢

　　朱由檢生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是當時的太子朱常洛的兒子。5歲時，他母親死了。當時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並不穩固，萬曆皇帝曾想廢掉他改立鄭貴妃之子。後來，朱常洛曆盡坎坷而位尊九五，但在即位的當年就因縱欲過度病死了，皇位傳到朱由檢的哥哥朱由校身上。朱由校對治理天下根本沒有興趣，將朝政大權一股腦兒地交給了自己的奶媽客氏和太監魏忠賢。

　　魏忠賢很快結成了幾乎包括大多數宰相和政府官員的“閹黨”，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五虎以兵部尚書崔呈秀為首，五彪以錦衣衛都督田爾耕為首。而魏忠賢要打擊的是東林黨以及反對閹黨的人物。他採用特務手段，以皇帝的名義隨便抓人，然後拷打至死，包括左都禦史楊漣、都給事中魏大中等人都死於非命。當楊漣的屍體被家屬領出時，全身已經潰爛，胸前有一個壓死他時用的土囊，耳朵裏還有一根橫穿腦部的巨大鐵釘。魏大中的屍體則一直到生蛆之後，才被拖出來。

　　閹黨一面血腥鎮壓，一面命各地官員為魏忠賢建立祠堂。浙江巡撫潘汝禎，於天啟六年（1626）第一個建立魏忠賢的生祠，魏忠賢對這個無恥之徒大為欣賞。各地紛紛跟進，生祠遍佈天下。閹黨到處貪污納賄，魚肉百姓，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如果不是天啟皇帝朱由校在位才7年就死了，閹黨一定會把明朝鬧亡。

　　天啟七年（1627）八月二十一日，朱由校駕崩，遺詔由他弟弟信王朱由檢繼位。當時朝廷內外自內閣、六部乃至四方總督、巡撫，遍佈魏忠賢的死黨。魏忠賢不敢公然加害朱由檢，但是暗中的毒害還是有可能的。所以，17歲的朱由檢在八月二十三日入宮當天，一夜未眠，取來巡視太監身上的佩劍以防身，又牢記皇嫂張皇后的告誡，不吃宮中的食物，只吃袖中私藏的麥餅。登基之後的朱由檢，深知要除去魏忠賢，必須先穩固自己的地位並保證自己的安全。他一面像他的哥哥朱由校一樣，優待魏忠賢和客氏，一面將信王府中的侍奉太監和宮女逐漸帶到了宮中，以保證自己的安全。

　　魏忠賢對於朱由檢，始終無法揣透他的心意。他的策略，就是送一些美女給朱由檢。崇禎帝將送來的4名絕色女子照單全收，但很仔細地搜了身。結果，4名女子的裙帶頂端都係著一顆細小的藥丸，宮中稱為“迷魂香”，實際上是一種能自然揮發的春藥。朱由檢命4人將藥丸毀去。魏忠賢一計不成，另生一計，派一個小太監坐在宮中的復壁內，手持“迷魂香”，使室中自然氤氳著一種奇異的幽香，以達到催情的效果。這一招，同樣被朱由檢識破，並大發感嘆說：“皇考、皇兄皆為此誤矣！”

　　這時，一些無恥的臣工們仍然不停地上疏為魏忠賢大唱頌歌，朱由檢讀這些奏疏的時候，總是“且閱且笑”。他還不斷地嘉獎魏忠賢、王體乾、崔呈秀等人。但當時朝廷中的大臣們有的看出端倪，都在尋思保全自己的良策，最先倒魏的竟然是魏忠賢的黨羽。十月十三日，禦史楊維垣上疏彈劾崔呈秀，於是，朱由檢免除崔呈秀的兵部尚書一職，令他回鄉守制。敏銳的官員們覺察到政治局勢的動向，揭發和彈劾魏忠賢的奏疏開始接二連三地出現。朱由檢一直不動聲色，任由著臣工們攻擊魏忠賢的高潮一浪勝過一浪，中間還得面對魏忠賢的哭訴，依然無動於衷。十月二十六日，海鹽縣貢生錢嘉徵上疏攻擊魏忠賢十大罪狀：一，並帝；二，蔑后；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八，掩邊攻；九，傷民財；十，褻名器。應當說，錢嘉徵此疏並不是空洞的議論，十條罪名大都可以坐實。於是，朱由檢召魏忠賢，命令太監宣讀了錢嘉徵的奏疏。次日，魏忠賢請求引疾辭爵，得到朱由檢的允許，後又下詔將他貶往中都鳳陽祖陵司香。

　　然而，魏忠賢是過慣了有權有勢生活的人，出京的時候竟然還帶著衛兵1000人、40餘輛大車浩浩蕩蕩地向南去了。一個戴罪的太監竟然還敢如此跋扈，無疑進一步刺激了朱由檢敏感的神經。於是，朱由檢命錦衣衛旗校將魏忠賢緝拿回京。十一月初六日，得到消息的魏忠賢在旅館中繞房疾走，自縊而亡。他死後，朱由檢下令將其磔屍於河間，同時客氏也被賜死。此後，朱由檢將閹黨260餘人，或處死，或遣戍，或禁錮終身，氣焰囂張的閹黨一舉被剷除。同時，平反冤獄，起用天啟年間被罷黜的官員。他全面考核官員，禁止大臣結交朋黨，力戒廷臣交結太監。還整飭邊政，以袁崇煥為兵部尚書，賜尚方劍，託付其收復全遼重任。

　　這一系列有膽有識的舉措，使得朝野上下精神為之一振，人們仿佛看到了明朝中興的希望。這位年僅17歲的小皇帝，在清除閹黨中表現出的老練成熟，的確應該給人們這樣的期待。但不幸的是，朱由檢隨後卻又因對外廷大臣不滿，又重用了王承恩等另一批太監，還給予太監行使監軍和提督京營大權。大批太監被派往地方重鎮，淩駕於地方督撫之上，甚至派太監總理戶、工二部，而將戶、工部尚書擱置一旁，致使太監權力日益膨脹，朝臣越來越寒心。

　　錯殺袁崇煥

　　到崇禎帝即位時，在關外的東北，後金貴族早已崛起，努爾哈赤的子孫正虎視眈眈覬覦著關內的大明朝。從萬曆四十七年（1619）的薩爾滸之戰後，在明軍與後金軍隊的力量對比中，後金軍隊明顯佔據優勢。所以朱由檢登極伊始，就起用了抗遼名臣袁崇煥。

　　之所以稱袁崇煥為“名臣”而不是“名將”，是因為袁崇煥其實是科舉出身的文人，並沒有武功，但他的確很有軍事指揮才能。天啟六年（1626），他就做上了肩負東北防務重任的遼東巡撫。寧遠一戰，袁崇煥用新式武器紅衣大炮打了一次勝仗，使遼東戰局出現轉機。但是，他很快被魏忠賢罷免。朱由檢即位，在處理完魏忠賢後，便全力應付遼東戰局。十一月，重新召還了袁崇煥。次年（1628）元月，任命袁崇煥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等於是將遼東的防務全部委託給了袁崇煥。

　　袁崇煥在遼東寧遠、錦州一線的防衛佈置得很好，但後金軍隊選擇進攻的路線是繞過寧遠、錦州一線，從薊門南下，進逼京師。崇禎二年（1629）十月下旬，後金軍隊10萬到達遵化城下，距京師不過二三百里。十一月初一日，京師戒嚴。袁崇煥立即命山海關總兵趙率教增援，自己也於十一月初五日率兵入關。按照當時總督京城防衛的大學士孫承宗的意見，明軍應當拒敵於順義、薊州、三河一線，而不應退守通州、昌平。但是，袁崇煥先是沒有設法阻截後金軍隊，接著又退守京城。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煥的大軍到達京師廣渠門外。這樣，袁崇煥無異於縱敵深入，而京城內外的官民都受到騷擾。一時間，謠言四起，說袁崇煥與後金有密約在先，是故意引後金軍隊入關的。皇太極及其謀臣範文程策動了除去袁崇煥的反間計，也許正是受當時謠言的啟發。

　　袁崇煥在崇禎元年（1628）七月接受皇帝召對時，誇下“五年平遼”的海口。在當時明朝與後金的對抗中，明軍能在遼東抑制住後金軍隊的進攻已屬不易，“五年平遼”無異夢囈。袁崇煥這麼說，據他自己講，不過是為了暫時寬慰寬慰皇帝而已，卻引起了朱由檢無端的猜忌。另外，他曾擅殺大將毛文龍，也讓朱由檢不安。而後金皇帝皇太極效倣《三國演義》中周瑜利用蔣幹盜書的模式，讓被俘的太監楊某偷聽到“袁經略有密約”的對談，再放楊某逃跑。楊某一回京城向皇帝彙報，朱由檢對於袁崇煥的容忍與信任也蕩然無存了。

　　十一月二十日，滿桂在德勝門，袁崇煥在廣渠門，同時與後金軍隊開戰。滿桂退守德勝門之甕城，而袁崇煥身先士卒，將皇太極逼退。二十三日，袁崇煥入城晉見皇帝，請求像滿桂一樣，讓士兵入城休整。遭到朱由檢的斷然拒絕。二十七日，袁崇煥擊退了皇太極的軍隊，京師週邊局勢趨於平靜。

　　十二月初一日，朱由檢在平臺召見了袁崇煥、祖大壽、滿桂三人，著錦衣衛拿下袁崇煥監禁起來。祖大壽是袁崇煥部將，奉命節制遼兵，率部東返。袁崇煥別囚禁後，他唇亡齒寒，不太聽朝廷號令。後來還是靠著獄中袁崇煥的親筆書信，才將祖大壽及守遼軍隊召還，並收復永平、遵化一帶。但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想利用袁崇煥來整倒內閣輔臣錢龍錫，說錢龍錫與袁崇煥兩人早就密議與後金議和。此論一齣，袁崇煥算是死定了。崇禎三年（1630）三月十六日，崇禎帝命將袁崇煥淩遲處死，妻妾兄弟流放到福建。

　　袁崇煥千里迢迢率領將士冒著極度嚴寒前來保衛京城，經過浴血廝殺才擊退強敵，最後卻落得這樣的下場，明朝將士怎能不與崇禎帝離心離德？袁崇煥一死，遼東的戰局更無人可以收拾。因此，當崇禎三年（1630）農民起義聲勢明顯壯大後，明王朝便陷入內憂外患的雙重困境之中。但是，在此之後，朱由檢還曾密令孫傳庭在崇禎十五年（1642）殺了李自成的同鄉賀人龍，等於殺了一名在鎮壓農民起義中頗為悍勇的將領。賀人龍被殺後，農民起義軍酌酒相慶：“賀瘋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崇禎帝的多疑、擅殺，無異於自毀長城。

黃藥師

多疑與擅殺

　　袁崇煥只是個開頭，頻繁地更換和濫殺大臣，是崇禎朝的特點之一。崇禎一朝17年，設內閣大學士如弈棋一般，輪換了50人，變換之快，讓人目瞪口呆。其中任期較長的兩人，分別是溫體仁和周延儒。

　　溫體仁是一個城府極深之人。崇禎元年（1628），他通過攻擊錢謙益在主持會試中有舞弊嫌疑而得到崇禎帝的賞識。次年（1629），禦史任讚化攻擊溫體仁娶娼受賄，反而被崇禎帝以為是錢謙益黨羽而罷免。崇禎帝有鑒於萬曆、天啟朝的黨爭，對於大臣結黨最為反感。他對於溫體仁的欣賞，是因為溫體仁孤立無黨。崇禎三年（1630）六月，溫體仁入閣為大學士，此後一直當了8年。周延儒比溫體仁早一年入閣，兩人在內閣中並不相讓，相互傾軋。崇禎六年（1633）六月，周延儒被溫體仁逐出京城，溫體仁把持了內閣，於是民間遂有民謠說“內閣翻成妓館，烏歸王巴篾片，總是遭瘟”。這是指當時內閣中的三位大臣：溫體仁、王應熊和吳宗達。溫，烏程籍，歸安人；王，巴縣人；吳，因無所作為，人稱“篾片”。一時間，這首民謠在京城街頭成為笑談。堂堂內閣大學士被人如此譏笑，可見其人品之劣。就是這麼一個溫體仁，卻一直執政8年，直到崇禎十年（1637）才被罷免。之後，周延儒復入閣。但是，崇禎十六年（1643），周延儒被勒令自盡。

　　在周延儒之前，內閣大學士薛國觀也被崇禎帝處死。總共17年間，被殺的大學士有兩人，被譴戍的大學士也有兩人，即錢龍錫、劉鴻訓。作為皇帝最親信的大臣，內閣大學士輕易落到這樣的下場，實在令大臣們寒心。在六部尚書中，刑部尚書換了17人，這17人中，薛貞被處死，韓繼思、鄭三俊、劉之鳳、李覺斯、徐石麒等先後下獄，獄中瘐死2人，大部分不得善終。兵部尚書中，王洽因崇禎二年（1629）清兵入關而下獄瘐死，陳新甲因泄漏議和之事而被處死。在地方督撫中，總督中被誅者7人：鄭崇儉、袁崇煥、劉策、楊一鵬、熊文燦、範志完、趙光忭；巡撫被戮者11人：薊鎮王應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養衝、登萊孫元化、大同張翼明、順天陳祖苞、保定張其平、山東顏繼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潘永圖，另外還有河南巡撫李仙鳳被逮自殺。這些大臣，都是應對遼東戰事和平息農民起義的將領，他們動輒遭罪被殺，也就很容易說明崇禎朝軍事上的大潰敗了。

　　到了崇禎朝後期，隨著局勢的日益嚴峻，朱由檢的濫殺也日趨嚴重。一個城市淪陷，就把守城的將領殺掉，一個地方淪陷，就把守地的首長殺掉。陜西省華亭縣（今甘肅華亭）縣令徐兆麟，到任只七天，照樣依法處斬。朱由檢對饑餓的武裝群眾恨入骨髓，堅決地指控只是一撮姦邪份子煽動起來的，有人向他提及饑懂和官員鄉紳貪暴，他就發怒，發怒的原因是他無法解決，所以他不願聽到。他不斷地宣佈“避殿”、“減膳”、“撤樂”，不斷地聲言流寇也是他最親愛的赤子，不斷地下令政府官員自我檢討。有一次還把宰相們請到金鑾寶殿上，向他們作揖行禮，說：“謝謝各位先生，幫助我治理國家。”然而不久就大發雷霆，把被他謝謝的“各位先生”殺掉。朱由檢的急躁性格，使他迫不及待地追求奇跡，並且認為重刑是促使他部下創造奇跡的動力。但有才幹的部下又使他如芒刺在背，他其實只能用恭謹無能之輩，在這種人面前，他才心情愉快。朱由檢經常嘆息他無緣得到岳飛那樣的將領，其實，恰恰相反，他已得到了一位岳飛，那就是袁崇煥，結果卻用冤獄酷刑對待他。就像一個勤快的笨蛋總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幹出更多的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樣，一個自以為是而又事必躬親的專制君主給這個千瘡百孔的帝國造成的傷害，遠遠要大過一個平庸、惰怠、無所事事的皇帝。

　　明末農民大暴動

　　為了支援對後金的戰爭，崇禎帝不得不大幅增加賦稅，名曰“三餉”——遼餉、剿餉和練餉。三餉是賦役徵收之外的掠奪性的財政措施，依軍需決定徵收額，其加派額直線上升，結果造成“舊徵未完，新餉已催，額內難緩，額外復急，村無吠犬，尚敲催追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燐，夜夜常聞鬼哭”，從而引起廣泛的社會不滿，起義不斷。

　　也就是在錯殺袁崇煥的崇禎三年（1630），農民起義軍的聲勢壯大起來。當時陜西連年發生可怕的旱災和蝗災。老百姓先是爭著採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就剝樹皮吃，樹皮吃完，就挖掘山中的石塊來吃，最後腹脹而死。幼年人或獨行人，一齣城外，便告失蹤。以後見城外的貧民用人的骨頭當木柴燒，烹煮人肉，才知道失蹤的人都被饑民吃掉了。一些不甘願餓死的人就集結起來當強盜。另一些稍有積蓄的家庭，被搶劫一空，也變成饑餓的群眾。武裝群眾的領袖中，以安塞的張獻忠和米脂的高迎樣最為著名，高迎祥稱“闖王”後被明軍生擒送到北京，用酷刑磔死，他的外甥李自成被推舉繼任闖王。

　　李自成攻城掠地，每遇頑抗，都要大肆殺戮，對方堅守一兩天，城破以後要殺十之三四；堅守五六天，城破以後差不多要斬盡殺絕，還要毀平城墻。每破一城他就棄之不顧，繼續向前進攻。他曾三度圍攻開封城不下，最後挖開黃河大堤，淹死沿岸兵民數十萬人。後來他的隊伍中加進了河南杞縣舉人李岩、舉人牛金星、算命先生宋獻策等人作謀士，建議他停止報復性的屠殺，發出“迎闖王，不納糧”的政治號召，才逐漸得到民眾的擁護。

　　崇禎帝用兩種傳統的老方法對付起義軍，一是討伐，一是招降。討伐是軍事行動，但腐敗的明政府軍隊所到之處，大肆姦淫燒殺。山西總兵張應昌兵團所殺的，一半以上是逃難的鄉民，用他們的人頭冒功領賞。民間有一首歌謠：“盜賊（饑民）好像梳子，軍官好橡蓖子，士兵好像剃刀。”

　　 勤政無功，反貪可笑

　　 面對危機四伏的政局，崇禎帝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為。每逢經筵，恭聽闡釋經典，毫無倦意，經常召對廷臣，探求治國方策。勤於政務，事必躬親。他對朝務的勤勉和生活上的簡樸在中國幾千年皇帝史上都是罕見的。他總是雞鳴就起床，深夜都不睡覺，往往焦勞成疾。他節儉自律，不近女色，宮裏從來沒有宴樂之事。”崇禎十五年（1642）七月初九，他因為“偶感微恙”而臨時傳免早朝，遭到了內閣輔臣的批評。崇禎帝既感激又羞愧，特親筆寫了手敕，對輔臣進行褒獎，對自己進行批抨。

　　崇禎帝曾把宮中萬曆時所儲藏的上等遼參在集市上賣掉，換回數萬兩銀子聊補國用。某日聽講官給他講書時，所穿內衣袖子已破損，留在外面很不雅觀，不時把它塞進去遮掩。崇禎帝的這種節儉，有時發展到吝嗇的地步了。他小時候用倣影的方式練字，如果紙張較大而範本的字較小的話，他一定會先將紙的一邊對齊範本，寫完後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寫滿，以免浪費。儘管身為帝王，他無法隨意出入於民間，但為了節約起見，常派人到宮外去從民間採買物品，然後仔細地詢問價格。但同當時“竭澤而漁”的沉重稅收相比，皇帝個人的這些小節約對人民生活毫無幫助，甚至還是有害的。

　　崇禎初年，為了節省帝國開支，他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驛站，因為他認為驛站的存在，既使來往的官員揩了國家的油，同時還得養大量的驛卒。裁撤的結果是導致大批因失業而無法生存的驛卒紛紛加入了農民起義的行列，在這些默默無聞的驛卒中，有一個就是後來聞名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禎帝裁撤驛站，據統計，所節約的開支僅僅為30萬兩銀子，大約相當於皇宮一個月的支出。

　　明朝官員薪水之低是歷朝罕見的，一個知縣的月薪是7．5石，約折價10兩銀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書，也只不過區區61石，還不到100兩銀子，一個官員要想維持正常的開支（遠遠不是花天酒地窮奢極欲），這點薪水連杯水車薪也算不上。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禎早幾十年的萬曆年間，他為其母作壽時，只能買兩斤豬肉而已，連總督胡憲宗聽了也覺得甚是不忍。等到海瑞晚年東山再起，被任命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禦史時，為了置辦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變賣家產。

　　在這種超級低薪的前提下，官員們如果不集體貪污受賄，絕對無法生存下去。而明朝的官僚制度，本身對一定程度的受賄是默許的。如地方官員向京官例行的炭敬、冰敬，以及官員出差時成了慣例的打秋風等等均被視作正常。因而在明代，各個州縣在徵收上交國家的正稅以外，還得向百姓多徵不少錢糧，一個下級地方官每年應該向上司進幾次貢，每次的數額大約是多少，都有一定的慣例可循，這本身也已成為明代官僚體制的一部份。

　　崇禎帝本身擁有豐厚的內帑，不入國庫，甚至到李自成大軍逼近北京城的時候，也不肯拿出來，可以說是要錢不要命，吝嗇到極點。但他卻大談節儉，要求所有官員都廉潔，真是迂闊可笑。

　　崇禎元年（1628）七月，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在上疏給崇禎帝時指出，說到害民，就將這歸咎於知府和知縣等地方官的不廉潔，是很不公平的，因為這些人沒法廉潔。他們薪水極低，而上司卻想方設法要勒索，過往官紳要打秋風，進京朝覲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兩銀子，這些錢又不能從天而降，叫他們如何廉潔呢？韓一良舉證說，他本人兩個月以來拒收的贈金就有500兩。而他還不喜歡交際，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議，只有嚴懲少數罪大惡極的貪污受賄者，讓大臣們把錢當作禍水，才有可能出現廉潔愛民的情況。

　　崇禎帝對韓一良的說法深以為然，專門為這一奏折開了一次現場會，他讓韓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搖頭晃腦地朗讀了這一奏折，然後又讓大臣們互相傳閱，並決定要破格提拔此人，當場就要任命他為右僉都禦史。負責官員升遷的吏部尚書一面連連稱善，一面卻別有用心地說：韓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請皇上命他挑出最嚴重的貪污受賄案例來，以便以此為例進行重處。韓一良哪敢觸眾怒？他只得支吾著說折中所言俱是風聞，並沒有一個準確的事實。這下崇禎帝不高興了，限他五日內奏明。五天后，韓一良只得糾彈了幾個已被打倒了的閹黨死老虎交差，崇禎帝看出他在打馬虎眼，再次責令他當著眾臣朗讀那本奏折，當韓讀到他兩個月收到贈金500兩時，崇禎帝立即打斷他，厲聲追問這500兩銀子到底是誰送的？韓一良推說記不清了。崇禎帝龍顏大怒，韓一良的右都僉禦史沒做成不說，還差點丟了命。

　　要錢要面子不要命

　　崇禎帝深感國庫空虛，手頭拮據。可老百姓已經榨幹了，怎麼辦？無可奈何之下，崇禎帝號召皇親國戚、文武百官助餉募捐。

　　崇禎十二年（1639），崇禎帝找上了富甲一方的皇親武清侯李國瑞，要他貢獻四十萬銀兩為餉。李國瑞死活不肯出，最後耍開了無賴，將自家的房屋標價出售，家用器皿什物都拉到外面變賣，以示一無所有。崇禎帝怒不可遏，將李國瑞入獄，奪其爵位。李國瑞哪禁得起這個，不久便驚怒而亡。如此一來，外戚譁然，紛紛抱怨崇禎帝不顧恩義親情，更聯合起來抵制募捐。崇禎帝本人事後也頗為後悔，加封李國瑞7歲的兒子李存善為侯，所追繳的40萬銀兩最後也全部退還。皇親既然反悔，官員自不會熱心，募捐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崇禎十六年（1643），發展壯大的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順政權，百萬大軍相繼攻陷了平陽和太原，大明帝國的心臟北京城已指日可下。無計可施的崇禎帝特地召見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和戶部、兵部的官員們，討論放棄寧遠，調吳三桂軍隊緊急入衛北京。但吳襄提出，如果讓吳三桂進衛北京，大約需要100萬兩銀子的軍需。崇禎帝向戶部提出要解決這一問題，但國庫裏的存儲竟然僅有區區40萬兩。戶部的官員面對崇禎帝嚴峻的責罵無計可施，而與此同時，崇禎帝個人的財產卻豐厚無比。為此，大臣們反復上疏懇請，希望崇禎帝能拿出屬於他個人的內帑以充軍餉。崇禎帝向大臣哭窮說：“內帑業已用盡。”左都禦史李邦華真著急了，也顧不得是否當眾頂撞聖上了，他說社稷已危，皇上還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嗎，皮之不存，毛將附焉。話已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崇禎帝卻顧左右而言它，始終不肯拿出一分一厘來保衛他的江山。

　　等李自成攻佔北京後，從宮內搜出的白銀即多達3700多萬兩，黃金和其他珠寶還不在其中。這麼多錢，若真是放出來賑災助餉，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進不來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盡了。

　　在萬般無奈之中，崇禎帝又要求文武百官無償捐助，但天下最富的皇帝對拿錢來保自己的家天下都不樂意，又有幾個官員肯拿出他們手裏的錢呢？崇禎帝派太監徐高通知周皇后之父、國丈嘉定伯周奎，讓他捐10萬兩，起個表率作用。周奎一個勁地哭窮，堅稱沒有。最後答應勒緊褲帶捐獻一萬兩，崇禎帝認為少一點，要他拿出二萬。周奎不敢再討價還價，卻暗地裏進宮去向女兒求援。皇后答應幫他出五千，並勸他盡可能滿足崇禎帝要求的數額。

　　可就是這本身出自崇禎帝內帑的五千兩銀子，周奎也只捐了三千兩，餘下的二千兩反倒成了他的外快。其他後臺不如周奎那麼硬的大臣們，儘管個個富可敵國，卻紛紛裝窮。大學士魏藻德僅僅拿出百金，已被批准退休的內閣首輔陳演則專程入宮表白自己在任期間如何清白廉潔。還有一些官員則傚法李國瑞，在自己門上寫著：“此房急賣。”表示他們家裏已窮得只能賣房子了，再拿出一些不值幾個錢的器皿什物擺在市上兜售。

　　宮裏的太監以王之心最富，但也僅獻萬金。王永柞、曹化淳則捐金三萬至五萬。後來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後，嚴刑拷打王之心，追出15萬兩白銀，其家藏金銀器物亦均為上品。周奎被抄掠之後，現銀就有52萬，家中奇珍異寶，綾羅綢緞價值數十萬。

　　最後為搞平衡，乾脆來了個攤派，比如浙江出六千，山東出四千等等。個人的最高限額是三萬，但滿朝竟然無人達標，僅有太康伯張國紀一人出到了兩萬。就這樣，本次靖國募捐最終募集到了一筆鉅款：20萬兩。

　　這筆“鉅款”作軍費實在沒辦法看，所以崇禎帝全部用來犒賞慰勞了京城守軍，吳三桂返京護衛的事也就不了了之。這一天，小民百姓痛哭捐金者甚多，多者有三百金、四百金。

　　有錢不出錢，崇禎帝只好又改個法子，號召有力出力，令眾人各輸糧草供給官軍，或贍養將士們的妻子兒女，使京城守軍無後顧之憂，但反應更為冷漠，無人響應，只好作罷。

　　當李自成的大軍在崇禎十七年（1644）四月到達北京時，明政府用以保衛首都、但卻五個月不發給薪餉的十萬防衛部隊，馬上叛變。在宣府（今河北宣化）投降的監視太監杜勳，告訴城上的太監同僚說：“我們的富貴，另有地方，不要太死心眼。”

　　四月二十三日，起義軍在隆隆的炮聲中對北京全城發起攻擊，只一夜之間，北京外城就被攻破。李自成決定給崇禎帝最後一次投降的機會。已投降義軍的太監杜勳，奉命進城，代表“大順王”入宮談判。崇禎帝接見了這位太監，他曾是皇上的親信，首輔魏藻德也在場。杜勳說明了交換條件：明朝封李自成為王，賜銀100萬兩，承認陜西和山西為其封國；李自成則負責平定國內其他起義軍，並為明朝抗擊滿清，保衛遼東。

　　這些條件很有誘惑力，崇禎帝轉向魏藻德問道：“此議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決之。”魏藻德卻一言不發，皇上頓感不快，再次問道：“此議何如？”魏藻德仍沉默不語，拒絕為此決定分擔責任。皇上氣得發抖，轉身打發了杜勳。杜勳剛一離開，皇上就當著魏藻德的面猛擊龍椅，將其一把推倒。他在這一天下了最後一道聖旨，一方面痛罵諸臣誤國，一方面輕描淡寫地作了自我批評。最後卻無異於癡人說夢似地宣佈，他赦免除李自成以外的所有起義人員，而如果有誰能將李自成生擒或殺死，則封萬戶侯。魏藻德慌忙退出，談判之事也不了了之。

黃藥師

眾叛親離吊死煤山

　　次日夜幕降臨時，李自成的軍隊已佔領了北京南城。大勢已去的崇禎帝，命周皇后、袁貴妃和3個兒子入宮，簡單叮囑了兒子們幾句，命太監將他們分別送往外戚家避藏。在與16歲的太子、11歲的永王、9歲的定王哭別後，讓他們化裝成平民，逃出紫禁城。他又哭著對周皇后說：“你是國母，理應殉國。”周皇后也哭著說：“妾跟從你18年，陛下沒有聽過妾一句話，以致有今日。現在陛下命妾死，妾怎麼敢不死?”說完解帶自縊而亡。朱由檢轉身對袁貴妃說：“你也隨皇后去吧!”袁貴妃哭著拜別，也自縊。朱由檢忙又召來15歲的長公主，流著淚說：“你為什麼要降生到帝王家來啊!”說完左袖遮臉，右手拔出刀來砍中了長公主的左臂，接著又砍傷她的右肩，她昏死過去。朱由檢又砍死了妃嬪數人，並命令左右去催張皇后自盡。張皇后隔簾對朱由檢拜了幾拜，自縊身亡。

　　但朱由檢自己並不想死，在昏暗的夜色中，他帶著一批太監衝出宮門，想逃出北京城。逃到東華門時，守門的太監用亂箭阻止他逃走。再跑到齊化門，齊化門的守將是朱由檢最親信的公爵朱純臣，朱由檢找到朱純臣的住宅，朱純臣聽說皇帝駕到，這在平時是稀世的榮耀，他會狂奔出來跪在門口迎接，可是現在卻下令不準開門。朱由檢再奔向安定門，安定門的守軍已全部潰散，沒有人在那裏，城門封閉得很堅固，朱由檢手下太監們的利斧也無法把它劈開。這時已到了十九日的拂曉，大火四起，起義軍搜索前進的聲音漸漸逼近，逃既逃不掉，只得重返宮中。如果想逃，也該早幾天做決定，朱由檢優柔寡斷的性格再次暴露無疑。

　　淩晨，崇禎帝登上鐘樓，鳴鐘召集百官，但無一人前來。眾叛親離的崇禎帝與太監王承恩一起溜出紫禁城，登上了後面的煤山(今景山)。崇禎帝嘆了口氣，用衣帶草草地寫好遺書，恨恨地上吊自殺，時年34歲。他死時，只有太監王承恩陪著他，吊死在他的對面。不知道臨死前，他是否想起了當年袁崇煥兩晝夜急馳三百餘裏來救他的事呢。

　　三天後，人們在壽皇亭發現了崇禎帝的屍體。只見崇禎帝髮發覆面，身穿藍衣，左足赤露，右著朱靴，衣帶上書寫了一段文字：“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這段話，可以歸結為三層意思，一是“諸臣之誤朕”，再次強調他不是亡國之君，只因他的臣子們皆是亡國之臣，有推卸責任之嫌；二是“無面目見祖宗”，這是真正痛心的事；三是“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臨死還把自己打扮成愛民的仁君，可他對民眾抽的稅，比任何一個明朝皇帝都重。“死要面子”這句話，用在他身上再恰當不過了。有人不忍目睹他的慘狀，將他葬在了3個月前死去的田貴妃墓中，後來又遷移到現在的思陵。

　　縱觀朱由檢的一生，他17歲當皇帝，當了17年，死時年僅34歲，人生剛好分成兩截，而這兩截是有必然聯繫的。少年時的經歷使他漸漸養成了人格分裂式的雙重性格：一方面，他身為位尊爵重的親王，自可以呼奴喚僕，形成了他性格中嚴急而刻薄、既對手下人薄情寡義又自以為是的一面；另一方面，從小的孤獨寂寞和難於主宰自己命運的無奈處境讓他敏感、多疑，從而因內心深處的過分軟弱和自戀造成極度的自尊，一意孤行而完全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後來，他在重大關頭常常首鼠兩端，既怨天尤人又懷疑自我，最後往往是毫無主見地把一切交給命運安排。

　　一個皇帝如果低智商，如西晉惠帝，當然要亡國。如果智商不低，但是不通政治，沒有治理國家的起碼素質，如胡亥，當然也要亡國。如果智商不抵，素質也有，甚至能力還頗強，但是性格中有作為帝王的致命弱點，如王莽，如楊廣，那也還是要亡國。朱由檢成為亡國之君，固然是歷史趨勢使然，但也有其性格因素。他只是同楊廣完全相反，楊廣荒於朝政，四處巡遊，而他卻勤民聽政，旰衣宵食；楊廣窮奢極欲，鋪張浪費，他卻艱苦樸素，乃至於吝嗇；楊廣窮兵黷武，到處惹事，他只希求茍安，長年救火……但他的性格弱點作為帝王來說同樣是致命的，首先是多疑擅殺，薄情寡恩，導致臣子們無所適從，離心離德。他性子很急，急於求成，根本不切實際，導致官員動輒得咎，腦袋隨時可能搬家，根本沒法幹好工作。他愛面子，不是像楊廣那樣講排場，而是死也放不下皇帝的架子，到李自成兵臨城下之時，還不肯談判求和，似乎面子比命還重要。身為皇帝，居然在最後的危急關頭，還不肯拿出私房錢來救國家，似乎私房錢比江山社稷還重要，比命還真重要，真不知他是怎麼想的……

歷史評價

崇禎即位，正直國家內憂外患之際，內有黃土高原上百萬農民造反大軍，外有滿洲鐵騎，虎視耽耽，山河冷落，風煙四起。他決事果斷，雷厲風行，如處理庵黨一案，也有心細多疑，優柔寡斷之一面，如關於是先攘外抑或先安內，一直那不定，遂誤國家；既有刻薄寡恩翻臉無情之一面，也有多情柔腸之一面，對周後互敬互愛；他自製極嚴，不耽犬馬，不好女色，生活簡樸；他也經常徵求左右的意見，但剛愎自用，不能做到虛懷納諫；他知人善任，如袁崇煥楊嗣昌，洪承疇，具一代文武全才，任用他們時，言聽計從，優遇有加，一旦翻臉，嚴酷無情，果於殺戮，導致用人不專，出現崇禎朝五十相局面；他憫卹黎民疾苦，常下詔罪己，但搜刮民膏，加派無度，趣百姓於水火；他勵精圖治，經常平台招對，諮問政之得失，與臣下論討興亡之道，為政察察，事必躬親，欲為中興之主主，但求治心切，責臣太驟，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斷絕常謂所任非人，終成孤家寡人，至於煤山殉國，從死者唯一太監耳。

明思宗是一個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極詔》也說「君非甚暗（崇禎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煬灶恆多（即便他被孤立，卻頗能為人民國家做出許多打擊貪官污吏好事）；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思宗的性格相當複雜，在除魏忠賢時，崇禎表現得極為機智，但在處理袁崇煥一事，卻又表現得相當愚蠢。如學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機智和愚蠢，膽略與剛愎，高招與昏招，兼而有之」，《明史》說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由於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後期的多數皇帝，思宗治國救國的責任感與雄心強上許多，故史家對於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為崇禎帝的一生實是「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 《明史》評價思宗說：「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歎，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復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迨至大命有歸，妖氛盡掃，而帝得加諡建陵，典禮優厚。是則聖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歷史學家孟森說：「思宗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思宗雖有心為治，卻無治國良方，以致釀成亡國悲劇，未必無過。孟森也說思宗「苛察自用，無知人之明」 、「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過重、馭下太嚴，史稱「崇禎五十相」（在位十七年，更換五十位內閣大學士、首輔），卻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思宗的性格相當複雜，在除魏忠賢時，崇禎表現的超乎機智，但在袁崇煥一事上卻又表現的相當愚蠢，袁崇煥跟崇禎說五年之內收復遼東，簡直就像個瘋子。崇禎也瘋，他真就相信了。直到三年後，袁崇煥終於為自己的大話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如學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機智和愚蠢，膽略與剛愎，高招與昏招，兼而有之”。史家對於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為崇禎帝的一生實是“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

為剿流寇，明思宗先用楊鶴主撫，後用洪承疇，再用曹文詔，再用陳奇瑜，復用洪承疇，再用盧像升，再用楊嗣昌，再用熊文燦，又用楊嗣昌，十三年中頻繁更換圍剿農民軍的負責人。這其中除熊文燦外，其他都表現出了出色的才幹。但是他不斷地加稅，民間稱呼他為“重徵”以代替“崇禎”，這也使得明末農民起義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雖然明思宗期盼著明朝能在他手中迎來“中興”，無奈前幾朝的積重難返，當時天下饑饉，疫疾大起，各地民變不斷爆發，北方皇太極又不斷騷擾入侵，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剛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屢鑄大錯：前期剷除專權宦官，後期又重用宦官；在眾大臣的吹捧下，崇禎高估了袁崇煥，誤信了袁崇煥“五年复遼”的大話，以傾國之力打造了一條寧錦防線，結果滿清從蒙古繞了過來，明王朝面臨沒頂之災。

乾隆大帝親自修訂的《明史•流賊傳》中說：“莊烈之繼統也，臣僚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疆之搶攘已甚。莊烈雖銳意更始，治核名實，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於中，不搖於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當夫群盜滿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撫兩端，茫無成算。內外大臣救過不給，人懷規利自全之心。言語戇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為閫帥者，事權中製，功過莫償。敗一方即戮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於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於不能製。加以天災流行，饑饉洊臻，政繁賦重，外訌內叛。譬一人之身，元氣羸然，疽毒並發，厥症固已甚危，而醫則良否錯進，劑則寒熱互投，病入膏肓，而無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於流賊，而其致亡之本，不在於流賊也。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於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

清朝編纂的《明史》依舊承認他兢兢業業，勤勉勤儉。崇禎的一生可以說充滿了悲劇色彩，他擁有極強的政治手腕，心思縝密，果斷幹練，並且精力充沛，幾乎擁有歷史上所有明君的特徵：崇禎的是非功過充滿爭議，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悲劇色彩的皇帝之一，“無力回天”這四個字，可以概括崇禎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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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安宗朱由崧

生平簡介

明安宗（1607年—1646年）朱由崧，漢族。明神宗朱翊鈞孫。明思宗堂弟，是福恭王朱常洵的兒子。 1643年襲王位。 1644年明亡後，在南京監國，不久即位。改元弘光。在位2年，1645年，清軍攻克南京，與清軍作戰中被叛將田維乘出賣，後來被押送至北京斬首。明遺臣上諡號聖安皇帝，永曆皇帝追諡安宗簡皇帝。清時明遺老上尊諡號處天承道誠敬英哲纘文備武宣仁度孝簡皇帝，廟號安宗。近人修南明書，則上尊諡奉天遵道寬和敬穆修文布武溫恭仁孝簡皇帝，廟號安宗。

父親遇害

1617年，十歲的朱由嵩被封為德昌郡王，後來又立為福世子。本以為可以像他的老爸一樣，錦衣玉食，無憂無慮終其一生。沒想到天不遂人願。明末崇禎時，洛陽被李自成的農民軍佔領以後，朱常洵因體胖不能翻過城牆，被農民起義軍殺死。福王妃鄒氏及世子由崧卻在大臣的護衛下越城而逃到淮安。崇禎十六年秋七月（1643），由崧襲王位。朱由崧和母親鄒氏好不容易逃出一死。儘管後來襲了福王的虛封，可那時天下大亂，朱由崧自然在洛陽站不住腳，只好四處流串，生活無著。破落王孫，在權貴眼裡跟乞丐沒什麼兩樣。真是“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誰能想到，這個一敗塗地的破落親王，竟然有一天時來運轉，繼承了他那命運多舛的老爸未竟的事業，終於登上了明帝國的寶座。

時來運轉

1644年3月19日，崇禎帝自盡於煤山。這對大江南北的明朝諸臣來說，無疑是一個晴天霹靂。事已至此，原來形同陪村的南京留都的政治作用就凸現出來。很顯然，擺在留守諸臣面前的首要任務是擁立新君，組織政權。說到血統親近，福王，桂王，惠王成為不二人選。而由於福王在三藩中年齡最大，又加上沒頭蒼蠅一樣亂跑亂撞，流串到南京附近（淮安）。比起其他兩個遠在廣西的藩王來，自然近水樓台先得月。然而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江南士紳中部分東林黨人從狹隘的一己私利出發，以福王昏庸為名，堅決反對。但內中隱情卻要追溯到天啟朝時，為反對老福王繼統和老福王之母鄭貴妃干政，東林黨人已和福藩結下不解之仇。為防止朱由崧登位之後趁機報復。以東林領袖錢謙益為首，以立賢為名，大張旗鼓地推出了一個莫名其妙的繼承人——潞王。

潞王血統偏遠，自然缺乏繼立的理由。但他的所謂賢名，卻贏得了許多人的同情和支持。直至今天許多不明內情的人還以為憾事。其實，拋開潞王是否真賢不說，封建王朝的嫡長子繼承製，自有其現實考量。當時政治以內閣負責，即使皇帝昏庸，負責的臣下仍可以維持政治機構的正常運轉。以局勢而論，留都諸臣需要的只是一個形式上的精神領袖。而並不一定非要雄才大略的賢君不可。歷史上司馬睿能偏安東晉，他也只不過是一個懦弱無能的君主而已。關鍵在於臣下齊心協力。方能維持危局。現在以立賢為名拋開福王。明王朝散居各地，小有賢名及野心才具的龍子龍孫，大有人在。既然潞王可立，何人不可立？他們自然不可能要求進行全國范圍內的普選，卻總有大批的野心家趁機上下其手，借擁立爭功。南明的局勢勢必將土崩瓦解，一發不可收拾了。

南京的擁立大會正開得熱鬧不堪之時，遠在淮安的朱由崧卻慌了神。作為三大熱門侯選人之一，卻沒有人來請他發表競選演說，施政綱領。前來表忠心，搞投機的也寥寥無幾。這一切都使朱由嵩感到情況不妙。而實際上，史可法，馬士英等南明重臣一開始就是把他們所挑选和準備擁立的皇帝看作土偶木像的。不論是誰為君，重要的是不會妨礙他們掌握手中的權力。從心底深處，曾經天威凜然的皇帝對這些重臣不過是一個像徵，一個擺設。在史可法指出福王不可立的七大理由中，其一就是“干預有司”。是的，重臣忌諱的正是一個“干預有司”的皇帝。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大家看來腦滿腸肥，糊塗昏庸的朱由崧竟走出一著妙棋，一舉擊潰了南京城內自以為得計的袞袞諸公。據《南渡錄》記載：“時王（朱由崧）聞，懼不得立，書召南竄總兵高傑與黃得功、劉良佐協謀擁戴。劉澤清素狡，先附立潞議，至是以兵不敵，改計從傑等。”朱由崧竟懂得槍桿子裡出政權的真理，直接向雄踞江北的三鎮總兵求助。高傑，黃得功本人本來就是野心勃勃的流串軍閥，見有“定策擁立”的大買賣可做，真是無本而有萬利的好機會。於是一拍即合，甩開他們的頂頭上司——正與史可法密商的鳳陽總督馬士英。做起了定策元勳。消息傳到南京，所有人無不大驚失色。馬士英老於官場，見自己部將窩裡反，想來爭也沒用。連忙向朱由崧表白心跡，成為從龍文臣第一人。史可法一開始還蒙在鼓裡，指手畫腳的不服，又在寫給馬士英的信中痛罵朱由崧昏聵糊塗。沒想到卻成為落在別人手中的把柄。隨即馬士英便帶領大軍殺氣騰騰的護送朱由崧來到南京浦口。大勢已定，滿心悔恨的史可法和東林黨人也只好接受這個現實了。

朱由崧求助於三鎮軍閥擁立，對以後的局勢變化產生了重大影響。最直接的作用即是使他自己得償心願，順利地登上了至尊的寶座。而間接影響，則是江北諸鎮以“天子恩人”，“從龍元勳”自居，南京從皇帝到重臣再沒有人可以控制這支飛揚跋扈的軍隊。從此開了南明軍閥勳鎮勢力尾大不掉的濫觴。其實，高傑與黃得功、劉良佐等都是出自行伍的悍勇匹夫，其部下各懷心事，卻不乏良將猛士。倘若朱由崧稍有他祖上太祖，成祖的權謀閱歷，只要駕馭得當，完全可以在仰仗三鎮擁立之時，施加手段影響，使三鎮為己所用。可惜，朱由崧繼承了乃父的心寬體胖，卻沒有繼承乃祖的雄才武略。求助於三鎮而得帝位，已算得上是他的超常發揮，想做皇帝心切，一開始就高開了價錢，自貶了身價。三鎮也看清了這位“承天啟運”之人乃是阿斗。從此對他的權威再也不屑一顧。

登基為帝

五月一日，王入京，以內守備府為行宮。各官朝見。於是以初三日監國。十五日即位，改明年乙酉為弘光元年，是為南明弘光帝。用可法、曰廣及南儲高弘圖為閣臣。升呂大器吏部左侍郎，李沾太常少卿，郭維經應天府丞，進韓贊週司禮監秉筆，餘各加恩有差。起徐石麟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國維兵部尚書協理戎政，週堪賡戶部尚書，顧錫疇禮部尚書，黃道周、何楷、張有譽、王心一、何應瑞、高倬、解學龍、賀世壽各部侍郎，劉士禎、侯峒曾、鄭碹、許譽卿各寺卿。而一時人望建言科道章正宸、熊開元、姜採、莊鰲獻、裘愷、馬兆羲、楊時化、詹爾選、李模、張碹、鄭友玄、喬可聘、李日輔、李長春等原官起用。徐、曹勳、吳偉業俱以少詹兼侍讀。升左懋第僉都御史，巡撫應安；田仰僉都御史，巡撫淮揚。調總兵官鄭鴻逵、黃蜚駐守鎮江，鄭彩分管水師，吳志葵駐防吳淞，黃斌卿駐防上江。敕御史祁彪佳等分行安撫江浙。從史可法等議，分江北淮、揚、徐、泗、鳳、壽、滁、和為四鎮，以總兵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海、邳、贛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帶。高傑轄徐、泗，駐泅水，徐、泗、宿、亳、豐、碭十四州縣隸之，經理開、歸一帶。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壽、潁等九州縣隸之，經理陳、杞一帶。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廬、巢、無為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光、固一帶。每鎮額兵三萬人，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悉聽各屬自行徵取。晉得功侯爵，封傑興平、澤清東平、良佐廣昌俱伯爵。得功素忠勇，建功河北，與寧南伯左良玉先得封。良玉恢復湖廣，並晉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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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淫無能

一開始，大家見他作風低調，進城時還戴著又髒又舊的角巾，搖著白竹扇，看起來像個和藹可親的鄉下土財主，並非傳說中驕氣逼人的紈絝子弟，還自我安慰了一番。哪裡知道其實是這位皇帝半生顛沛流離，窮困潦倒。一時還講究不起他老爸福王的排場。

果然，在裝了幾天表面文章之後，弘光帝就放出話來：天下事，有老馬在。然後迫不及待的縱情聲色，享受起來。在這方面，也許是受教於他父親“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享樂主義哲學。卻完全忘了他父親的悲劇。弘光帝以好色縱酒著名。即位之初，就派太監到處收羅美女以充宮掖，無遠弗屆，一直鬧到以美女著稱的蘇州、杭州等地，嚇得有女兒的人家雞飛狗跳，趕緊把女兒一嫁了事。直到滅國前兩個月，他還忙於計較后宮妃嬪的人選。據談遷筆記：“上體魁碩，一日斃童女二人，厚載門月裹骸出。”實在駭人聽聞。除夕之夜，朱皇帝突然悶悶不樂，急著召集群臣入見。大家以君子之心度聖明之腹，還以為是前線屢吃敗仗弄得皇上心情煩悶，紛紛指天誓日的以恢復自任，哪想到這位老兄悶了半響，憋出一句話來：“眾卿家阿，朕還沒時間考慮那個，朕只是看現在梨園唱戲的沒有什麼長得像樣的。想多選一些佳麗來充實后宮，你們一定要早點幫我辦這件事啊！”大家沒想到他操心的竟是這個。面面相覷半晌，只好一哄而散。

弘光帝的好酒也是趣聞多多，據說劉宗周曾勸他戒酒，為革命總要保重身體嘛。弘光帝話說得很討人喜歡：“為了先生這樣勸我，以後再不喝了。”想來長期顛沛流離，這點嘴皮子功夫還是有的。可臉上卻晦氣的像有人欠了他十萬兩銀子一般。老劉一看覺得不好意思，又改口說：“要是每次只喝一杯也沒什麼。”弘光帝馬上借坡下驢，沒口子的答應：“您都這麼說了，以後就只喝一杯罷。 ”沒想到以後喝酒，太監就給他準備了一隻特大號的金杯。這還不算，喝道一半，他就不喝了，旁邊的人當然知趣，趕緊給滿上，說，沒喝完就不算一杯。上下通同作弊，配合默契，酒卻是喝的比以前還多。

弘光帝昏聵不理事，當時朝政紊亂，賄賂公行。但這帳卻不能完全算到老朱頭上。他早已把治國大權完全交卸給馬士英等人。其實，南明重臣中只要有一個擁有與當初張居正相仿的權謀心機和治國手段，完全可以在皇帝放心讓權的基礎上振作精神，整頓朝綱。可惜，放眼南明，高居權位的大臣們燕雀處堂，全無半點警醒。馬士英，阮大鋮固然是賣官鬻爵，拼命撈錢。那些自命與馬，阮政見不同的官紳大抵也是荒淫不羈。尋歡作樂。真是應了肉食者鄙的老話。

弘光帝拼命享樂，日子卻過得併不舒心。江北諸勳鎮擁兵自雄，忙於勾心鬥角，寸土未復，卻成天逼著他要糧要餉。就連史可法為了見好於四鎮，也不惜用威脅的口氣上書稱自己未有寸功，是因為糧餉不足。要求皇帝籌集糧餉，才好上陣殺賊，否則就連長江也守不住。那麼江北四鎮是不是真缺糧餉呢？據載，江北四鎮定額合計每年共二百四十萬，而南京朝廷在當年四個月內就已發了一年半的餉，合計三百六十萬。難怪就連弘光帝也不滿的說：“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田仰與劉澤清不得全事乎？”

政權覆滅

馬士英等以擁戴有功，把持朝政，起用閹黨餘孽，貪贓枉法，與高弘圖等東林餘黨針鋒相對。清順治二年三月，寧南侯左良玉稱奉太子密詔，入誅奸臣馬士英以清君側，起於武昌，進逼南京。時清軍迅速南下，連續破徐州，渡淮河，兵臨揚州城下。 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揚州失守，史可法殉難。消息傳到南京，弘光帝方寸大亂，顧不上通知其他人，就與馬士英和少數宦官倉皇出逃，一路輾轉來到蕪湖。蕪湖守將正是擁立有功的江北四鎮之一——黃得功，他尚對京城變故一無所知。當知道自己的“天子門生”是張惶失措，棄都而來時。內心不勝感慨，但仍然決定以死報國，對這位昏君效忠到底。

五月十五日大臣趙之龍、王鋒、錢謙益等獻南京城投降。五月二十八日，在尾隨而來的滿洲重兵壓迫下，黃得功部將田雄，馬得功策謀降清。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黃得功被暗箭射中，隨即自刎而死。弘光帝則被田雄活捉，獻給清軍邀功，解至北京，弘光政權覆滅。據鄭達《野史無文》記載：當時田雄背著朱由崧，馬得功在後面緊緊抱著朱由崧的雙腳，生怕這個活寶貝飛掉，朱由崧痛哭流涕的哀求兩人，卻毫無效果，於是恨得咬住田雄的脖子，血流滿衣。當時朱由崧的痛悔憤恨之情，可見一斑。但亡國之君，總是難逃一死。次年五月，這位南明天子，就在北京被加以謀為不軌的罪名凌遲處死，年僅四十歲。

“失德”駁議

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向來以“失德”著稱，後人多秉當年諸多文獻繪聲繪色之記述，謂其乃腐朽王朝的最昏庸的帝王，唯知享樂，不問政事，沉湎酒色，荒淫透頂。雖間亦有不同聲音，而難撼通識，幾成定讞。然而細檢史籍，可知最令人作嘔的內容，竟傳聞難據，透過渲染的迷霧，其顯現的卻是並非昏庸且頗有個性的政治家形象。

初現政治舞台，即聲譽不佳

朱由崧，神宗之孫，福恭王朱常洵之子。常洵乃神宗寵妃鄭貴妃之子，神宗備極珍愛，擬立為太子，招致眾臣的堅決反對，“爭國本”之事，持續了很長時間，終迫使神宗改變初衷。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常洵至封國洛陽，其所受寵賜甲於諸藩，久負驕奢淫逸之名。由崧隨父居處，四十六年，封德昌王，進封福世子。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大順農民軍攻下洛陽，常洵被殺，由崧倉皇出奔，避居懷慶。崇禎十六年七月，襲封福王。崇禎十七年二月初三日，懷慶府夜變，由崧出逃，“狼狽走衛輝府依潞王”。三月，京師破，與潞王常俱避難至淮安。四月，南京諸勳貴大臣，以北京陷落，崇禎帝自殺，緊急集會議立新君。以就近而言，有福、潞二王。而按倫序首推福王由崧，然東林派大臣以其“有在邸不類事”，史可法謂:“在藩不忠不孝，恐難主天下。”“非天子器。”呂大器、張慎言、姜曰廣、錢謙益等大臣，更明確提出其有:“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的“七不可”立之說，從人品上否定了他。而馬士英雖以福王“非人望所歸”，但獨念其“昏庸可利”，乃決心推戴。總之，幾無異議的是，由崧初次登場即以品行不端名世。

亂政、怠政及荒淫無恥。

由崧被馬士英等搶先擁戴稱帝后，其荒淫怠政之惡名隨之而起，且愈傳愈廣，被描繪成乾盡了敗國亡家之勾當，成為人人痛罵的靶子。時人張岱說:“自古亡國之君，無過吾弘光者。漢獻之孱弱，劉禪之癡呆，楊廣之荒淫，合併而成一人。”又說:“弘光痴如劉禪，淫過隋煬，更有馬士英為之顛覆典型，阮大鋮為之掀翻鐵案，一年之內貪財好殺，酒宣淫，諸凡亡國之事，真能集其大成。”江南人董含也說:“由崧質性暗弱，有蜀後主、晉惠帝之風，而荒淫過之。”

亂政諸端:用中旨，翻逆案

最引起爭議和朝臣憤慨的是，以中旨起用所謂名在逆案、已被廢錮多年的閹黨人物阮大鋮。六月，當馬士英上奏稱臣“冒罪特舉知兵之臣阮大鋮，當赦其往罪，即補臣部右侍郎”後，由崧即立加准許，賜冠帶陛見。隨後，於八月末，乃以中旨起用為添注兵部右侍郎，舉朝大駭。本來朝中任命官員的正常途徑是會推，即經內閣會議後提名，再由皇帝頒旨。現在由崧竟改變這一相沿成習之法，以口傳的方式自行任命，即用中旨，破壞了常規。於是部院大臣科道官員等紛紛上奏，各言逆案乃先帝(崇禎帝)所欽定之大案不可翻、阮大鋮不可用。如翻此案“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此乃濁亂朝政，萬不可行，然由崧不聽。閣臣姜曰廣、兵科給事中陳子龍接連上疏，極論其危害。姜曰廣所奏尤為言辭激切，中有:“臣聞王者奉三無私以治天下，故爵人於朝，與眾共之，祖宗會推之典，所以行之萬世無弊也。昨者翻逆案之舉，導內傳而廢會推，此尤不可之大者也。……臣觀先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為盛美;先帝之害政間有，而以頻出口宣為亂階。用閣臣以內傳，用部臣、勳臣以內傳，選大將、選言官以內傳。……陰奪會推之柄，陽避中旨之名，此可為訓哉！先帝既誤，皇上豈堪再誤哉！”俱不聽。除阮大鋮外，由崧以中旨起用名列逆案之人還有袁宏勳(任侍御)、楊維垣(任通政使)等多人。

復廠衛

東廠、錦衣衛是明初以來設置的特務機構，皆司偵緝刺探，乃皇帝之耳目。它是皇帝親自操縱，超越正常的法律途徑的一種嚴酷統治方法。以緝事、詔獄、廷杖為主要手段。其專政對像是一切臣民，重點是朝臣，造成了社會空前的災難、恐懼和極大的混亂，反對及取消的呼聲迄未間斷。但皇帝為加強對臣民的控制總不願放棄。七月，由崧在內監的慫恿下決定設廠衛，招致閣臣高宏圖、姜曰廣、王鐸，及眾臣的連章反對。痛言此乃害民誤國之舉，必不可設，由崧一概不聽。且將阻諫的禮科給事中袁彭年，降級調外;而戶科給事中熊汝霖因上疏中憤激道:“廠衛之設，飛章告密，內外交通，神器互借，兵餉戰守四字改為異同恩怨四字，不亡何待？”被罰俸一年。

重頒《三朝要典》。 《三朝要典》天啟時修，乃魏忠賢及閹黨攻擊陷害東林黨之作。書中所載萬曆、天啟間梃擊、紅丸、移宮三大案，極盡顛倒羅織之能事。崇禎帝懲治閹黨，從編修倪元璐之請，下令禁毀。十二月十五日，通政使楊維垣遽轉副都御史，請重頒《三朝要典》稱，當年三大案之成，皆東林黨人顛倒黑白，欺騙君父的造謗之作，今“重頒天下，必不容緩也”。並請昭雪追卹因三案被罪諸臣。隨之侍御袁宏勳等複請追論焚《要典》諸臣之罪。九江總督袁繼咸上疏言:“《三朝要典》為先帝所焚，不宜存。”而左良玉亦上疏諫阻。由崧皆不聽，遂命禮部訪求《三朝要典》送史館，並命吏部察明因修《三朝要典》而獲罪諸臣，即崇禎時所定的閹黨人物，分別復職，把翻逆案由個別擴大到全面。

歷史評價

朱由崧從少年起就到處漂泊，顛沛流離，昔年福王府的榮華富貴一度對他來說，只不過一場春夢罷了。想不到在臨近不惑之年時來運轉，出於偶然的機遇接近了最高權力的殿堂。似乎源自人性本身最深處的慾望和渴求，也許是對在落魄中飽受冷眼與輕視的恐懼，他迫不及待的伸出雙手來迎接它，利用自己僅有的韜晦去爭取它，終於如願以償。而此後他的皇帝生涯，似乎只是他那充滿悲劇色彩的父親一生的翻版。至尊無上的皇權寶座，在他看來只不過是恢復曾經本該為他享有的王府溫柔富貴的工具而已。在醉生夢死之中，他渾然忘卻了自己拼命抓到的權力在風光無限的背後隱藏的重重殺機。享有權力必然要付出相應的代價。在為帝的短短一年之中，他從不曾對自己的國家負責，也不曾對自己的子民負責，更不曾對自己的家族負責，甚至不曾對自己負責。而他身邊的大小臣工，也絕沒有人對他負責。這部帝王將相連台大戲的第一幕，就此在金陵城外的寒風中哄然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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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紹宗朱聿鍵

朱聿鍵(1602～1646年)，乳名長壽，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三子唐定王朱檉八世孫。明崇禎五年(1632年)，襲封唐王，立國南陽。崇禎九年(1636年)八月廢為庶人，幽禁於鳳陽。

崇禎十七年(1644年)五月，清軍入京。福王朱由崧稱帝南京，赦出聿鍵，命往廣西平樂就藩。清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軍攻占南京，福王政權瓦解，聿鍵行至杭州，由鎮江總兵官鄭鴻逵、戶部郎中蘇觀生奉送入閩。同年閏六月七日，由南安伯鄭芝龍、福建巡撫張肯唐與禮部尚書黃道周等擁立為監國，二十七日，於福州稱帝，建號“隆武”，改福州為天興府。擬以福建為基地，出兵江西，收復失地。但朝廷軍政實權掌握在鄭芝龍等人手中，難有所為。聿鍵屢次督促芝龍出兵，芝龍皆以餉詘推辭。黃道周深知困守必敗，前往江西，號召義兵近萬人，三路出擊，皆失利。幸得何騰蛟收容李自成殘部二三十萬人，稱臣受封。於是，分守兩湖，與武昌、荊州清軍對抗，隆武王朝領土從福建、兩廣、雲貴五省，擴展到江西、湖南、湖北一部分。聿鍵從騰蛟之請，決定遷都長沙。

隆武二年(1646年)初，離開福州，因清軍攻入江西，逗留延平。八月，從延平往汀州，擬與騰蛟部會合。時清兵攻陷延平，一路直逼福州，芝龍奉表降；一路追趕聿鍵。二十八日，聿鍵與曾妃在汀州被俘，押至福州被害。存在15個月的南明唐王政權宣告滅亡。

成長經歷

朱聿鍵朱聿鍵1602年(明神宗萬曆三十年四月初五日申時)生於河南承宣布政使司南陽府的唐王王莊。他是明太祖朱元璋二十三子唐定王朱桱八世孫，他的祖父唐端王朱碩熿不喜歡長子（即朱聿鍵之父朱器墭)，有立愛子之意。因為朱器墭嘴舌上長個大瘤子，又愛小妾生的兒子。幸得朱聿鍵的曾祖母魏氏維護他們，在他8歲的時候為他請老師教書，到12歲能夠讀懂文章的時候，他的曾祖母去世了。於是他的祖父便把他和他的父親一起囚禁在親王府的內官機構承奉司內，想活活餓死他們。幸虧暗中有人幫忙送飯，父子二人才不至於餓死。在囚禁中朱聿鍵藉著佛燈日夜苦讀，掌握了一身經世致用的本領。

1629年（崇禎二年）2月，朱器墭被朱聿鍵的叔叔毒死。端王於是便立次子為世子，被明廷右參政陳奇瑜勸阻，遂立聿鍵為世孫。朱聿鍵到此時已經28歲了，才恢復自由之身。

襲封唐王

崇禎五年(1632年)十二月十二日端王薨。朱聿鍵繼承王位，殺死叔父為自己的父親報了仇。

隆武政權

順治二年閏六月初七，明福建巡撫張肯堂、禮部尚書黃道周及南安伯鄭芝龍、靖虜伯鄭鴻逵等，奉唐王朱聿鍵稱監國於福州。閏六月二十七日稱帝，改福州為天興府，以是年為隆武元年。朱聿鍵，朱元璋九世孫，端王朱碩熿之孫。崇禎五年嗣立唐王，九年因率兵勤王擅離南陽獲罪，弘光時獲釋。順治二年五月避亂經杭州，適南都已亡，鄭鴻逵等迎之入閩。隆武政權建立之初，儼然有所作為，集廷臣議抗清戰守。即位不及半月，即下詔親征，影響頗大。江浙、安徽、江西各地義軍紛起，響應抗清號召。然而軍政大權掌握在地方實力派鄭芝龍手裡，隆武本人也為其挾制，實際並無建樹。三年七月，清軍攻下浙東浙南，即揮師南下。鄭芝龍暗中與清軍洽降，撤兵還安平鎮。福建門戶敞開，清軍長驅直入。隆武帝出奔汀州，八月二十八日被清軍追及擒殺，隆武政權滅亡。

治績

朱聿鍵稱帝後，振作精神，一心試圖恢復明朝江山。他生活檢點，宮中沒有什麼寵妃，只有皇后曾氏。她也知書達理，是一位賢內助。朱聿鍵任用金聲、楊廷麟、何騰蛟等抗戰派，收納李自成農民軍餘部，屢次打算出兵北伐，曾收復了安微旌德、寧國等失地。但他主要依靠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的兵力，而鄭芝龍又懷有二心，為保存實力而拒絕發兵和供應糧餉，北伐終無所成。此時，在浙東的魯王朱以海政權又為爭奪所謂正統地位而派兵攻打朱聿鍵，使朱聿鍵四面樹敵，忙於應付。

公元1646年，清朝貝勒博洛率軍攻福建，朱聿鍵苦於自己無兵，命大學士黃道周外出募兵，黃道周於半途被清兵俘殺，朱聿鍵只得親自從福州抵達延平，準備冒險去湖南，而為鄭芝龍所阻留。不久鄭芝龍降清，鄭成功與其父決裂，率部南下。以致隆武朝廷門戶大開。此時清軍越過仙霞嶺直入福建，攻陷建寧，直撲延平。 8月21日，朱聿鍵逃出延平，到汀州城外時被清軍追上，他帶著曾皇后和忠誠伯週之藩等躲入關帝廟。清兵在門前厲聲呼喝：“朱聿鍵出來。”忽然，一個人手持鋼刀跳出廟門，高喝我就是隆武帝，揮刀殺向清兵，清兵急忙髮亂箭將他射死，原來此人是周之藩，他捨身想掩護朱聿鍵脫險。清兵也懷疑他不是隆武帝，進廟搜查，只見後門洞開，廟內空無一人，知朱聿鍵和曾皇后已從後門逃入汀州城內。清軍前鋒統領努山命令幾百個兵士穿上明軍服裝，打著明軍旗號，直奔城門。汀州守軍以為是敗退下來的明軍，讓清軍一擁而入，俘獲了朱聿鍵和曾皇后，並將他倆分別押入轎子送往福州。到閩江支流九溪邊停下休息時，曾皇后猛然竄出轎子，哭喊一聲，陛下宜殉國，妾先去了。縱身跳崖身死。朱聿鍵也幾次想自盡，都因清兵的嚴密監守而未成，於是絕食而死在福州囚處。不過另有一說是朱聿鍵是被清軍亂箭射死在汀州城衙的大堂上。

評價

鄭成功隆武朝廷建立後頒詔各地，得到兩廣、贛南、湖南、四川、貴州、雲南殘明政權的承認。

朱聿鍵即位後所製定的一系列大政方針政策和舉措也體現出他是一位有恢復大志的君主。

第一，在總體戰略上，他將弘光朝廷以“平寇”（即鎮壓農民起義）為主改為“禦虜”（即抗清）為主，聯合農民軍共同抗清，是值得稱道的。歷史證明，如果沒有大順、大西農民軍的聯明抗清，南明政權絕對延續不了近二十年之久。

第二，他針對萬曆以來黨爭給國事帶來的危害，提出了消除黨爭，“用舍公明”的方針。就任監國時，他親自撰寫了“縉紳”、“戎政”、“儒林”三篇《便覽》，其中說：“蓋國家之治，必文武和於上，始民兵和於下。不然，立敗之道也。”隆武帝在用人取捨上力戒門戶之見，不咎既往，只要參與抗清就量才錄用。在這一點上，不能不承認隆武帝的見識高超。

第三，他在南明諸統治者中是比較關心百姓的。為了減輕民間疾苦，他施政的一個重點是整頓吏治，嚴懲貪污。規定“小貪必杖，大貪必殺”。關心百姓還在他聽說被清朝逼勒剃頭的軍民遭到南明官軍誅殺時，特別下詔“有發為順民，無發為難民”，嚴禁不分青紅皂白地濫施屠殺，這個政策同清廷的“留發不留頭”形成鮮明的對照，是很得人心的。

第四，朱聿鍵的個人品德在南明諸君中也是很罕見的。黃道周曾描述他的為人：“今上不飲酒，精吏事，洞達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所未見也。”不少史籍中都說他喜歡讀書，無聲色犬馬之好。他做了皇帝之後，仍然自奉甚儉，身穿土布黃袍，安貧若素。行宮中不辦金銀玉器，只用磁、瓦、銅、錫等價，不用錦繡，只用尋常布帛。件件俱從減省，恬淡愛民，有違者以不忠不敬治罪。

以上四點都說明朱聿鍵銳意恢復，頗有中興之主的氣概。

只因為朱聿鍵以遠藩子孫入繼大統事屬偶然，出現爭論，被擁上帝位之後，號召力也不很大，處境困迫，難以施展抱負。

影響

南明隆武帝朱聿鍵是一位胸有恢復大志的君主，他具有精史事，洞達古今，好讀書，儉樸愛民等許多優良品德。在他監國和稱帝的初期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措施。民族英雄鄭成功在青年時期初展才華就受到隆武帝的讚賞和倚重，這對鄭成功一生抗清、復台的英雄壯舉起了很大的影響。 

朱聿鍵史稱隆武帝，也稱唐王，是南明政權中的一位較有作為的帝王，只可惜個人的力量不足以改變整個局勢。南明政權的抵抗鬥爭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它的影響和意義是極其深遠的。

黃藥師

明昭宗朱由榔

南明永曆帝朱由榔（1623年－1662年4月），南明皇帝（1646年11月18日－1662年4月在位），在位16年。

朱由榔是明神宗的孫子，明思宗的堂弟。父桂王朱常瀛，是明神宗第七子，封湖南衡陽，天啟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就藩，弘光元年十一月初四日病死於梧州。第三子安仁王朱由（木愛）承嗣。隆武稱帝後，朱由（木愛）病重，不久由榔被封桂王，並在隆武被俘後，於當年十月初十日（一說十四日）稱監國於肇慶。

朱由榔於清順治三年（1646年）在肇慶正式即位，年號永曆，史稱永曆帝。永曆帝倚仗張獻忠建立的農民政權大西之餘部李定國、孫可望等在西南一帶抵抗清朝，因此維持時間較長，一度甚至收復湖南等地。

1661年，清軍攻入雲南，永曆帝流亡緬甸首都曼德勒，被緬甸王莽達收留。後吳三桂攻入緬甸，莽達之弟莽白乘機發動政變，殺死其兄後繼位。1661年8月12日，莽白發動咒水之難，殺盡永曆帝侍從近衛，次年將永曆帝獻給吳三桂。永曆十六年（1662年，清康熙元年）4月14日，永曆帝父子及眷屬25人在昆明篦子坡遭吳三桂絞死，終年39歲。其殉國處後改名為逼死坡。死後廟號昭宗，諡號匡皇帝。清乾隆年間上諡號出皇帝。

永曆帝是南明政權最後一個曾即帝位的領導人。他本身對天主教有很深厚的認識，其嫡母王太后、妻子王皇后、太子慈炫都入了洗，王太后曾經向羅馬教廷派遣使節，這在中國歷史中是非常罕見的（見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楊森富《中國基督教史》等）。

黃藥師

早年

朱由榔於明熹宗天啟三年生於北京。他的父親桂王朱常瀛，是明神宗第七子，封於湖南衡州(今衡陽)。天啟七年(1627年)就藩，崇禎十六年（1643年），張獻忠攻陷衡州，朱常瀛逃往廣西。清順治二年（1645）病死於蒼梧(今梧州)，諡號"端"。三子安任王朱由（木愛）承嗣。隆武稱帝后，兄桂恭王一病不起，不久朱由榔被封桂王。

稱帝

隆武二年(1646年)，隆武帝朱聿鍵在福建汀州被清軍俘虜，旋被害。國不可一日無主。按照明朝的當時的繼承製度，皇位應該由明神宗的直系男性後裔繼承。而當時明神宗的男性後裔只剩下朱由榔一人。於是在廣西巡撫瞿式耜等人的擁立下，隆武二年十月初十日（一說十四日）朱由榔稱監國於肇慶，以丁魁楚為首席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瞿式耜為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左侍郎管尚書事，同時任命了各部院官員。

監國七天之後，十六日贛州失守（十月初四日）的消息傳到肇慶。肇慶距離贛州還有相當一段路程，但舉朝洶洶，監國的喜慶氣氛消失得無影無踪。司禮監太監王坤主張立即逃難，首輔丁魁楚隨聲附和，大學士瞿式耜等力主鎮定，也只推遲了四天。十月二十日，朱由榔逃往梧州。這種行為無異於放棄廣東，導致永曆朝廷在廣東人心盡失。

十一月初二日，隆武朝大學士蘇觀生同廣東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等在廣州奉請隆武帝之弟唐王朱聿鐭監國，並且搶在朱由榔之前，在同月初五日正式稱帝，改明年為紹武元年。

十一月初八日，朱聿鐭在廣州即位的消息傳到梧州，為收拾廣東民心，朱由榔於十一月十二日東返肇慶，十八日宣布即皇帝位，改明年為永曆元年。同時，追尊其父朱常瀛為端皇帝，兄朱由(木愛)為桂恭王；嫡母王氏為慈聖皇太后，生母馬氏為昭聖皇太后。

十二月十五日，正當紹武政權在同永曆朝廷激戰正酣，並且佔據上風的時候。清軍在佟養甲、李成棟統率下，偽裝成明朝軍隊，出其不意地攻占廣州。紹武帝及首輔蘇觀生自殺殉國，廣東淪陷。

十二月二十六日永曆朝廷離開肇慶再度逃入廣西。永曆元年(1647年)正月初一日，朱由榔到達梧州，仍恐不安全，又經平樂府(今桂林市東南)逃到桂林。

順治四年(1647年)正月十九日，李成棟部於順治四年正月十九日由三水進至高明，留守肇慶的明兩廣總督朱治澗不戰而逃。李成棟即命部將羅成耀留鎮肇慶，自己領主力進攻梧州。梧州守將陳邦傅棄城而逃。二十九日，李成棟佔領梧州。二月間，明內閣首輔丁魁楚投降，被殺。

受制於軍閥

二月十五日，永曆帝逃奔全州，投靠軍閥劉承胤，從此被其挾持。大學士瞿式耜等人自請留守桂林，穩定局勢。四月十五日，朱由榔在劉承胤唆使下，遷入湖南武岡州，以岷王府為行宮，劉承胤迎駕有功進封武岡侯。五月，改武岡州為奉天府，晉封劉承胤為安國公，“政事皆決於承胤矣”。

順治三年（1646年）八月，清廷以大漢奸恭順王孔有德為平南大將軍，偕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續順公沈志祥、固山額真金礪、梅勒章京屯泰領兵往徵湖廣、兩廣。明軍堅強抵抗，無奈寡不敵眾。次年(1647年)八月，孔有德進逼武岡，劉承胤於挾持永曆帝降清。不過，在劉母出面乾預下。永曆帝和少數朝臣帶著宮眷匆忙出城逃難，逃往柳州。途中，太子及大學士吳炳為清軍截獲，被押至衡州，吳炳被俘後自縊。十二月初五日再次遷駐桂林。

1659年（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閏正月二十五日（丙子），朱由榔和小朝廷的文武官員在平陽侯靳統武護衛下，由永昌府（今雲南保山市）退到盞達土司，第二天行至布嶺，距離中緬邊境已經不遠了。馬吉翔認為只要進入緬甸國境就可以保住身家安全，同他的弟弟馬雄飛、女婿楊在秘密商議道：“我等百千謀議，方得車駕幸緬。今從官相隨又已至此。萬一得有寧宇，上意必悔不早入蜀；在廷又欲持文墨以議我弟兄。今護衛平陽侯右協孫崇雅與我極為同心。莫若先示以意，使之妄傳追逼，則乘輿今夜必兼程入關。伺夜半昏黑，車駕一過關，便將從官盡劫，則東奔西竄，流離萬狀，必無有隨駕者矣。”三人議定後即往告知孫崇雅。孫是靳統武的部將，本已感到前途黯淡，又有馬吉翔的慫恿，乘機發一筆國難財，何樂而不為？

於是在這天晚上縱兵大肆擄掠。在夜色籠罩之下亂兵搶劫，連永曆皇帝也未能倖免，光著腳上不了山，直到天威營等兵趕到，才在深夜竄到銅鐵關（指銅壁關和鐵壁關），隨行的文武官員在流離當中又遭搶劫，苦不堪言；不少將士也在混亂當中若鳥獸散。二十六日白天到曩本河，距緬關十里。黔國公沐天波先派人去通知守關緬兵。由於歷史的原因，明朝鎮守雲南的沐國公是緬甸當局熟知的人物，守關緬兵紛紛下馬以禮相待。當他們得知隨永曆帝避難緬甸的文武有近兩千人馬，要求“必盡釋甲仗，始許入關”。永曆帝同意，“一時衛士、中官盡解弓刀盔甲，器械山積關前，皆赤手隨駕去”。這一舉動曾經遭到一些忠於明室的人士的指責，認為自動解除武裝是“墮緬人計”，“向使馬吉翔、孫崇雅不暮夜兼程，則車駕入緬，護兵不散，猶易於出險而會兩藩（指晉王李定國、鞏昌王白文選），緬人不敢拘執，況敢獻清乎？”就當時形勢而言，緬甸是個比較弱小的國家，其當局接受南明皇帝入境避難而要求解除隨行人員武裝無可非議。問題在於朱由榔貪生怕死，在李定國等人還在雲南西部邊境地區組織兵力抗擊清軍時，就在馬吉翔之流竄撮下流入外邦，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以為這樣清朝就可以放過他們，從而苟且偷安。

作為實權人物的李定國在兵力不足以保衛昆明時，對朝廷的去向可能作了不正確的決策。他沒有堅持取道建昌入據四川，即便形勢危急還可以順長江而下同據守夔東的抗清義師會合，而贊成了馬吉翔等人向中緬邊境撤退的錯誤主張。然而，決策西撤併不等於同意流亡緬甸。事實上他自己當時沒有入緬，由他指派的護駕隊伍靳統武所轄兵員也只是到關為止，沒有跟隨永曆朝廷進入緬甸。當他接到靳統武的報告，緬甸當局禁止南明軍隊入境，永曆帝下令隨行人員自動解除武裝後，“慮緬情叵測”，派高允臣趕去，企圖追回永曆帝和隨行人員，不料，高允臣一入緬境即遭到緬方殺害。從後來的情況看，李定國同白文選等一再出兵緬甸想把永曆帝迎接回來，表明朱由榔的流亡緬甸根本未徵得李定國、白文選等最高將領的同意。從復明事業來看，永曆帝慌不擇路地進入外邦避難，標誌著旗幟半倒，給各地的複明志士在心理上蒙上了一層濃厚的陰影。對李定國、白文選等人來說，既要在窮山僻壤的邊境地區繼續抗擊清軍，又要耽心在緬甸的永曆帝的安全，弄得顧此失彼，心力交瘁。

入緬之路

朱由榔、沐天波和其他朝廷隨行人員在順治十六年閏正月二十六日進入緬甸以後，二十九日到蠻莫，當地緬甸土官思線前來迎接，永曆帝賜給了金牌、緞帛厚禮。當對，黔國公沐天波、華亭侯王惟華、東宮典璽太監李崇實三人頭腦還比較清醒，他們認為把朝廷命運完全置於緬甸保護之下，萬一緬甸當局態度發生變化，將帶來難以預料的後果。因此，經過商議後共同提出建議：“此地屬緬邊，尚未深入。我等若將文武將士一半隨大駕（指朱由榔）入緬，以一半導太子入茶山調度各營，即上在緬地亦有外援可恃。不然，深入夷穴，音耗內外不通，終於生困。”永曆帝覺得這個建議有道理，可以考慮；可是，中宮王氏卻捨不得愛子遠離身邊，堅持不肯。朱由榔惟恐清軍跟踪而來，自身難保，離開蠻莫時即諭土官思線砍倒樹木，阻塞道路。思線既得此諭，就在車駕啟行後，對關內外山箐搜括三天，碰上倉皇追駕的明朝官員一律加以拘捕，抄沒隨身財物，身強力壯者殺害於關前溝下，老弱者散給各土寨令其舂米，被折磨而死的即投入江中，銷屍滅踪。三十日，行至河邊（約為八莫，靠伊洛瓦底江）。二月初二日，緬甸國王派了四艘客船來迎接。由於船隻狹小，永曆帝挑選隨從官員六百四十六人扈從三宮由水道南下，其中有的官員還是自己出資僱買船隻隨行；剩下的九百多人由總兵潘世榮保護岷王世子等騎馬走陸路，其中有文書房太監江國泰、劉九皋、劉衡、段然忠、翟國禎等十四人，文官朱蘊金等，武官溫如珍、範存禮、姜承德、向鼎忠、高升、季大勝、謝安祚等。

永曆帝聞風喪膽、自亂陣腳從他即位以來已成司空見慣。逃入緬甸時，李定國還在組織磨盤山戰役，清軍不可能直接威脅到小朝廷的安全。然而，二月初四日馬吉翔、李國泰擁簇著永曆帝登上緬甸客船，不僅隨從文武官還有不少人船隻沒有著落，連太后和東宮都沒人料理。永曆帝坐船開行後，太后大怒，說道：“皇帝此時未至顛沛，即不顧親娘耶？”朱由榔等才停泊了兩天，到初六日水路人員草草準備就緒，陸續開船南下。一路上緬甸寨民供應物品，十八日船到井梗（地近當時緬甸都城阿瓦，今曼德勒）。二十四日，緬甸國王請永曆帝派兩位大臣過舟講話。朱由榔派中府都督馬雄飛（馬吉翔之弟）、御史鄔昌琦前往“宣諭南幸之意”。儘管永曆朝廷仍以宗主國自居，事實上卻是逃難而來，這點緬甸君臣自然非常清楚。為了避免禮節上難以處理得當，緬甸國王拒絕接見使者，只派漢人通事居間傳達信息。通事拿出明神宗時頒給緬甸的敕書同馬雄飛、鄔昌琦帶來的永曆敕書相核對，發現所蓋玉璽大小稍有出入，因此對永曆朝廷的正統地位產生懷疑。幸虧沐天波攜有歷代相傳的征南將軍印是明代同西南沿邊土司和接壤國家往來文書中經常使用，緬甸當局對比之後才解除了疑惑，允許永曆帝和他的隨行人員暫時居留境內。

由潘世榮帶領取陸路南行的明朝官員士卒在三月十七日就到達了緬都阿瓦城隔河對岸處。由於人馬雜沓，引起緬甸國王的不安，他說：“此等非避亂，乃是陰圖我國耳！”派出兵丁加以包圍，強行把這批南明人員不分男女老幼分別安插於附近各村民家看管，一家一人，禁止往來。這批南明人士頃刻之間妻離子散，家產蕩盡，失去了人身自由。通政使朱蘊金、中軍姜成德被迫自縊。

五月初七日，緬甸當局才把永曆帝及其隨從由井梗移到原陸路人馬到達的阿瓦城隔河相望的地方，用竹子圍造了一座城，裡面建草房十間作為永曆帝的住所，其他隨行官員人等自行構房居住。

朱由榔和他的隨從人員在緬都阿瓦城郊居住下來以後，同國內（包括邊境地區）的抗清實力之間已經很難保持聯繫，所謂“朝廷”、“正朔”不過虛有其名。緬甸當局雖然允許他們入境避難，卻始終沒有給予正式的官方接待。儘管緬甸國王住在阿瓦城中、流亡入緬的永曆君臣住於阿瓦城外，隔河相望，近在咫尺，各種文獻卻表明，兩人從來沒有見過面。

開初，緬甸當局還給予一些物資幫助，即所謂“進貢頗厚”。永曆帝也還攜帶了一點積儲，有意回贈一分厚禮，用明朝習慣的說法是居高臨下的“賞賜”。緬甸官員表示：“未得王命，不敢行禮”，意思是不願對明朝皇帝行藩臣禮。朱由榔既無實力，也只好聽其自然。

永曆朝廷暫時得到安置，多數文武官員毫無失國憂君之念，繼續過著苟且偷安，苦中作樂的生活。據記載，當地的緬甸居民紛紛來到永曆君臣住地進行貿易，這本無可非議，許多南明官員卻不顧國體，“短衣跣足，混入緬婦，席地坐笑”。一些緬甸人士也鄙夷這種醜陋行徑，私下說道：“天朝大臣如此嬉戲無度，天下安得不亡？”一位通事也說：“我看這幾多老爺越發不像個興王圖霸的人。”永曆帝為了維護小朝廷的安全和體統，決定派官員輪流巡夜，奉派官員即乘機“張燈高飲，徹夜歌號”。這年八月間，朱由榔左腳患病，晝夜呻吟。馬吉翔、李國泰於中秋節晚上會飲於皇親王維恭家內，維恭家有廣東女戲子黎應祥，吉翔、國泰命她歌曲侑酒，黎應祥流著眼淚說：“上宮禁咫尺，玉體違和，此何等時，乃欲行樂。應祥雖小人，不敢應命。”王維恭竟然拿起棍子就打。朱由榔聽到哄鬧哭泣之聲，派人傳旨道：“皇親即目中無朕，亦當念母死新喪，不宜聞樂。”王維恭等人才暫時收斂。此外，綏寧伯蒲纓、太監楊國明等大開賭場，日夜呼么喝六，一片喧嘩。永曆帝大怒，命錦衣衛士前往拆毀賭場，諸臣賭興正濃，那管什麼皇帝聖旨，換個地方重開賭場，喧嘯如故。

八月十三日，緬甸國王派人來請黔國公沐天波過江參加十五日的緬歷年節。沐天波攜帶永曆帝原擬贈送的禮品過江後，緬甸君臣不准他穿戴明朝衣冠，強迫他換上民族服裝同緬屬小邦使者一道以臣禮至緬王金殿前朝見。按明朝二百多年的慣例，鎮守雲南的黔國公沐氏代表明帝國管轄雲南土司並處理周邊藩屬國家的往來事務，體統非常尊貴。這時卻倒了過來，要光著腳身穿民族服裝向緬王稱臣，心中苦惱可想而知。禮畢回來後，沐天波對朝廷諸臣說：“三月在井亙（吉梗）時不用吾言，以至今日進退維谷。我若不屈，則車駕已在虎穴。嗟乎，嗟呼，誰使我至此耶？”說完大哭起來。禮部侍郎楊在、行人任國璽還上疏劾奏沐天波失體辱國，永曆帝只好留中不報。

到九月間，馬吉翔、李國泰對永曆帝訴說廷臣和隨從人員生活困難，有的人已經沒糧下鍋，意思是要朱由榔拿出“內帑”（這對流亡他國，自然不可能有任何財政收入）來救濟。朱由榔本來就沒有多少家產，這時屢經劫難，已經捉襟見肘，一怒之下把黃金製造的國璽扔到地上，讓他們鑿碎分給群臣。典璽太監李國用叩頭道：“臣萬死不敢碎此寶！”馬吉翔、李國泰卻毫無顧忌，當即將國璽鑿碎，分給各臣數錢至一二兩不等。這件事充分說明隨永曆帝入緬的多數官員已如行屍走肉，毫無共赴國難之意。不久，緬甸政府送來一批新收的稻穀，朱由榔指示分給窮困的隨行官員。馬吉翔卻視若己物，分給同自己交情密切的人員，引起小朝廷內部極大不滿。護衛總兵鄧凱大呼道：“時勢至此，尚敢蒙蔽上聽。升斗之惠，不給從官，良心何在？”馬吉翔命手下人把鄧凱打翻在地，傷足不能行走。

永曆帝進入緬甸，李定國在磨盤山戰役中失敗後引兵沿邊境南撤，互相間的聯繫逐漸削弱。受李定國派遣負有保護永曆皇帝和朝臣、家屬責任的靳統武、梁傑等將領眼看朱由榔和隨從已經進入緬甸境內，並且接受了緬方解除武裝的要求，他們既不敢阻止皇帝的行動，又不願自動解除武裝流亡異邦，因此，靳統武等也帶領部下兵將由銅壁關追隨李定國部主力向南撤退。

閏正月二十九日，鞏昌王白文選領兵由雪山平夷攀崖附木來到隴川。二月十五日，同李定國軍相會於木邦。兩人都認為雲南內地雖然被清軍佔領，散處在雲、貴、川的兵力還有不少。永曆朝廷的逃入緬甸，對諸將的堅持抗清必將在心理上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因此，他們感到當務之急是把永曆帝從緬甸接回國內。經過商議以後，由白文選先領兵進至磨整、雍會，這裡已是緬境地區。由於天氣炎熱，白文選命令部下卸甲解鞍，在樹陰下休息，派出兩名使者找尋緬甸地方官通知這次明軍入緬只是為了接回永曆皇帝。不料使者在途中被緬人殺害。白文選又派十名騎兵前往說明情由，又遭到緬兵擊殺。當時緬甸官員有一種錯覺，以為南明皇帝入境避難，明朝的軍隊大概剩下的不過是一些散兵游勇，已經不堪一擊。他們看到白文選軍中有不少馬匹，就派出一二百騎闖入明軍營中搶馬。白文選大為震怒，下令整頓兵馬，立即反擊。緬方搶馬的士卒被文選部下兵將追到河邊，紛紛溺水而死。緬軍主力（據文獻說有“數十萬”，可能失之誇張）在江對岸列陣，準備迎戰。白文選命令部下士卒砍伐樹木編造筏排，渡江作戰。緬軍自恃人多勢眾，對南明軍隊看不上眼，主事大臣變牙簡說：“漢人無狀，然亦不多，須俟其盡渡，然後扼而盡殲諸江中可也。 ”文選兵坐在木筏上魚貫而渡，剛渡過一百多騎兵，文選在對岸下令吹起號角，百騎一鼓而前，緬軍抵敵不住，陣勢大亂。明軍佔領灘頭前進基地後，文選主力陸續渡河，全面進攻，緬軍大敗，被殺傷兵據說在萬人以上。緬甸當局這才知道明軍強勁，收兵入城據守。白文選意欲攻城，又擔心城內的永曆帝的安全，不敢莽撞行事。緬甸官員質問朱由榔：“爾到我家避難，云何殺我地方？”永曆帝並不知道白文選率兵前來接駕的詳情，回答道：“既是我家兵馬，得敕諭自然退去。”隨即派官員齎帶敕令命明將退兵。緬甸當局惟恐永曆使臣同白文選見面後，各自了解對方情形和緬甸態度，不讓永曆官員出城，而自行派人將敕文送至白文選營。文選叩頭接受敕文，當天就下令退兵。

四月間，明將廣昌侯高文貴、懷仁侯吳子聖也率領一支兵馬入緬迎駕，但他們所取的道路同白文選不一樣，大致上就是永曆帝入緬的路線。高文貴、吳子聖的軍隊遭到緬甸當局阻止，他們自以為並沒有侵占緬甸領土的意思，不過接出永曆君臣罷了。於是，決心動武，殺入蠻莫。緬軍抵敵不住，又逼迫永曆帝發敕諭責令高、吳退兵。朱由榔一味遷就，派吏部郎楊生芳、錦衣衛丁調鼎前往敕令二將退兵。高文貴、吳子聖接到諭旨後被迫從布嶺退兵；文貴憂憤於心，不久病死；而楊生芳、丁調鼎回到流亡小朝廷後，竟以退兵有功，“升秩有差”。永曆皇帝甚至在馬吉翔和太監李國泰的慫恿下發出敕令給緬甸各守關隘官員說：“朕已航閩，後有各營官兵來，可奮力剿殲”，藉以換取緬甸當局的歡心。

黃藥師

當時，李定國、白文選部活動於滇緬邊境一帶，同據守福建海島的鄭成功、張煌言部等擁明勢力還斷斷續續保持著秘密聯繫，當然知道永曆帝仍在緬甸，並未“航閩” 。因此，仍然不斷地派遣使者甚至出兵迎接永曆君臣。 1660年（順治十七年，永曆十四年），白文選率領兵馬一直推進到緬甸都城阿瓦附近，九月間永曆朝廷收到晉王李定國迎駕疏和致廷臣書，其中寫道：“前此三十餘疏，未知得達否？今此緬王相約，何地交遞？而諸公只顧在內安樂，全不關切出險一事，奈何？奈何？”緬甸當局又要求永歷帝發敕書退兵，明軍等候多日，不得要領，只好拔營而回。

1661年（順治十八年，永曆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鞏昌王白文選托緬甸人秘密送上奏疏說：“臣所以不敢連破緬者，恐緬未破而害先及於皇上爾！為今之計，令多方委蛇，使緬送駕出來為穩著。”朱由榔當時在緬甸的日子已經相當不好過了，在璽書中懇切地盼望李定國、白文選能夠迎駕成功。過了五六天，緬甸百姓傳說白文選已經在七十里外搭浮橋準備渡江來救出永曆君臣。不料幾天以後消息傳來緬軍已把浮橋蔑纜砍斷，明軍無法渡河，最後一次挽救永曆朝廷的入緬軍事行動以失敗告終。這年三月間，沐天波見緬甸當局派兵看守永曆君臣，知道情況不妙，同原屬晉王的總兵王啟隆商議，歃血定謀組織敢死志士數十人殺掉馬吉翔、李國泰，保護太子突圍投奔李定國、白文選的隊伍。這一密謀很快被馬吉翔、李國泰察覺，他們謊奏永曆帝說，沐天波、王啟隆私下勾結緬甸準備謀害皇室。朱由榔沒有弄清情況，就下令把沐天波的家丁李成、王啟隆的家丁何愛各付其主立即處死。沐天波，王啟隆雖未因此遇害，他們為了挽救明室的最後一片苦心卻化作了泡影。

在這以後，還有黎維祚充當在緬的永曆帝與在邊境地區的李定國等營的秘密使者，作迎駕出緬的最後努力。黎維祚曾經任職永曆朝廷，朱由榔進入緬甸以後，諸將分別率領部下士眾轉入邊境土司管轄區。在勢同瓦解的情況下，黎維祚遍走各營，勸以大義，殘存各藩鎮都為他所感動，具表迎駕。黎維祚把諸將迎鑾表文藏在挖空的木棒之中，於1661年（順治十八年）九月十八日到達孟艮府，面呈晉王李定國。定國深表贊同，十月初六日發給令諭一道，其中云：“今皇上入緬，勢已危急，若能走通聲息，懋建奇功，決不負若。當即為若轉奏。 ”維祚隨即赴緬，歷盡艱辛到達阿瓦城，因緬人防範甚嚴，不能面見，託人轉呈永曆帝。朱由榔閱疏後，十月十五日給敕書云：“皇帝密敕瀝膽將軍黎維祚，據晉藩奏，爾忠肝貫日，義膽渾身，穿虎豹，趨辰極，烈風勁草，殊軫朕懷。茲授爾瀝膽將軍督理滇黔楚蜀，遍歷諸勳將士，山林隱逸等，謹慎圖防，枕戈以俟。候晉、鞏兩藩舉師，四路策應，旦夕是圖，勿遲勿忽。”另外還給予空白敕書百道、印三顆。黎維祚把敕印藏在小船底部夾板之內，船上設置神像，敲擊鉦鑼而行。到達孟艮後，定國大喜，命他轉報各營將領。聯絡初定，黎又於十一月動身入緬復命。行至騰越，緬方已經把永曆帝獻給清軍。黎維祚痛心疾首，在得到清將允許後入見永曆。朱由榔對他大哭，維祚淚流滿面地說：“事今至此，臣惟疾奔告諸營整兵於要道接駕。”他的意思是估計吳三桂、愛星阿等人將把永曆帝押送北京獻俘，計劃聯絡忠於明室的將領於途中救出。朱由榔說：“兒子，爾可致意十三家等，若能救我出，我只願修行去。”哽咽不能言。 “手剪禦衣一片，密寫敕付即行。”黎維祚“晝夜兼程抵荊侯營，謀共於貴州偏橋劫駕”。不料清方也考慮到路途遙遠，地方不靖，決定將朱由榔父子在昆明處死。黎維祚計劃落空，佯狂而遁。這件事在陳起相《瀝膽遺事》一文裡有比較詳細的記載。

佔領昆明和雲南大部分地區以後，清廷和前線統軍大帥在順治十六年五、六月間反复研究是否出兵緬甸捉回永曆帝朱由榔。由於路途艱險，雲南地方破壞很大，籌集糧草非常困難，滿洲兵將又不適應當地氣候，寧南靖寇大將軍羅托、安遠靖寇大將軍多尼、征南將軍趙布泰等都不願擔此重任，希望早日班師回京休息。因此，清廷兵部會商的意見是由多尼下固山額真宜爾德留鎮省會昆明，讓平西王吳三桂為統帥，以漢軍和綠營兵為主，會同固山額真卓羅帶領的少數滿洲兵一道進軍緬甸。六月初二日經清廷批准，命經略洪承疇部署具體進軍事宜。

洪承疇接到朝廷諭旨後，深感困惑。他上疏報告糧餉、兵力不敷，雲南地方“蹂躪至極，兵火殘黎，朝不保夕。糧米騰貴，買備無出，軍民飢斃載道，慘難見聞”。何況，李定國等“逃竄猛猛、孟艮等處”，“而各路土司、偽營殘兵各私受定國偽札、偽印，歃血立盟，伺隙起釁，已屢見告。茲若一聞大兵西追，勢必共思狂逞，避實突虛，以復竄內地。彼時追剿大兵相隔已遠，不能回顧，而云南大兵又以駐紮省城，未能遠追，倘致巨逆竄逸，所關匪小”。因此，他建議本年內不出兵緬甸，待明年（順治十七年）秋收以後八、九月間進兵。至於兵將的安排，洪承疇建議只留部分精銳滿兵由卓羅統領駐紮省城，吳三桂的軍隊則分駐於迤西永昌、順寧、雲州、景東各要害處所，做好穩定雲南地方的工作。這就是他針對當時雲南情況制定的基本方針：“須先有內安之計，乃可為外剿之圖。”

清政府為了彌補自己在兵力、物力、財力上的不足，還企圖通過緬甸當局和雲南邊境土司之手不戰而勝。 1659年（順治十六年）九月，洪承疇奉清朝“皇帝特諭”致書緬甸軍民宣慰使司和蠻莫宣撫司，要他們主動交出朱由榔、沐天波和李定國。兩件書信的措詞頗多類似之處，前半段均云：

照得明運告終，草寇蜂起，逆賊張獻忠流毒楚、豫、粵、蜀，屠戮幾無噍類，實為禍首。旋致闖賊李自成同時煽亂，破壞明室。我皇上原欲與故明講和，相安無事。惟因明祚淪亡，生民塗炭，不忍置之膜外，乃順天應人，殲滅群凶，復故明之仇，雪普天之恨。不兩年間，統一區宇，臣服中外，殊方絕俗，罔不慕義向風，梯航稽首。惟獻賊遺孽李定國自知罪惡滔天，神人共憤，鼠竄雲南，假借永曆偽號，蠱惑愚民。不知定國既已破壞明朝全盛之天下，安肯复扶明朝疏遠之宗支，不過挾制以自專，實圖乘釁而自立，橫肆暴虐，荼毒生靈，漢土民人，肝腦塗地，實難堪命。 ……倘或不審時勢，有昧事機，匿留中國罪人，不惟自貽虎狼吞噬之患，我大兵除惡務盡，勢必尋踪追剿，直搗區藪，彼時玉石難分，後悔無及。

在給緬甸當局的信中有一段說：“至聞永曆隨沐天波避入緬境，想永曆為故明宗枝，群逆破壞明室，義不共天，乃為其挾制簸弄，勢非得已。今我皇上除李自成、張獻忠、李定國，為明復不世之仇，永曆若知感德，及時歸命，必荷皇恩，彷古三恪，受福無窮。若永曆與天波執迷不悟，該宣慰司歷事中朝，明權達變，審順逆之機，早為送出，當照擒逆之功，不靳封賞。不然留匿一人，累及合屬疆土，智者必不為也。”給蠻莫土司札中則云：“凡土司有能擒縛定國解獻軍前，則奇功偉績，本閣部立奏上聞，必蒙皇上優加升賞，傳之子孫。”

洪承疇採取的措施，逐步鞏固了清朝對西南的統治，為最終結束永曆政權奠定了基礎。他本人則因老病昏花，於順治十六年十月間經清廷批准解除了經略職務，動身返回北京調理。

1660年（順治十七年，永曆十四年），清廷命吳三桂留鎮雲南，總管該省軍民事務。吳三桂大權在握，一心想繼承明代沐氏家族世鎮雲南的地位。據說，他在經略洪承疇回朝復命之前曾經請教“自固之策”，承疇回答道：“不可使滇一日無事也。”“三桂頓首受教”。吳三桂既以“雲南王”自居，就極力主張用兵掃滅逃入緬甸的永曆帝和南明在雲南一帶的殘餘勢力。清廷本意認為永曆帝逃入緬甸，李定國、白文選等避入邊境土司，不過是爝火餘燼，無妨大局，可以任其自生自滅。特別是連年用兵，財政困難（在順治十八年甚至背棄諾言重新徵收明末加派的“三餉”），要想出動大批軍隊征討邊遠地區，兵員、糧餉都難以為繼，因此並不熱心。吳三桂出於自身利益考慮，一再上疏力主用兵。順治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奏本充分錶達了他的意圖，疏中說：

臣三桂請進緬，奉旨一則曰：“若勢有不可行，慎勿強行。”再則曰：“斟酌而行。”臣竊以為逆渠李定國挾永曆逃命出邊，是滇土雖收，而滇局未結，邊患一日不息，兵馬一日不寧。軍費益繁，睿慮益切。巨荷恩深重，叨列維藩，職守謂何？忍以此貽憂君父。顧臣向請暫停進緬者，蓋謂南服新經開闢，人心向背難知，糧草不充，事多牽繫，在當日內重而外輕也。乃拜疏之後，果有元江之事，土司遍地動搖，仗我皇上威靈，一舉掃蕩，由此蓄謀觀望之輩始知逆天之法難逃，人心稍覺貼然。然逆渠在邊，終為隱禍。在今日內緩而外急也。臣恭承上諭，一則曰：若勢不可行，慎勿強行。再則曰：務必籌畫斟酌而行。大哉天語，詳慎備至，臣智慮粗疏，言無可採。惟是再三籌斟，竊以為邊孽不殄，實有三患二難，臣請畢陳其說。夫永曆在緬，而偽王李定國、白文選、偽公侯賀九儀、祁三升等分住三宣、六慰、孟良一帶，藉永曆以惑眾心，儻不乘此天威震赫之時，大舉入緬，以盡根株，萬一此輩立定腳根，整敗亡之眾，窺我邊防，奮思一逞，比及大兵到時彼已退藏，兵撤復至，迭擾無休，此其患在門戶也。土司反复無定，惟利是趨，有如我兵不動，逆黨假永曆以號召內外諸蠻，餌以高爵重祿，萬一如前日元江之事，一被煽惑，遍地蜂起，此其患在肘腋也。投誠官兵雖已次第安插，然革面恐未革心，永曆在緬，於中豈無繫念？萬一邊關有警，若輩生心，此其患在腠理也。今滇中兵馬雲集，糧草問之民間，無論各省銀兩起解愆期，難以接濟，有銀到滇召買不一而足，民室苦於懸磐，市中米價日增，公私交困，措餉之難如此也；凡召買糧草，民間須搬運交納，如此年年召買，歲歲輸將，民力盡用官糧，耕作半荒於南畝，人無生趣，勢必逃亡，培養之難又如此也。臣徹底打算，惟有及時進兵，早收全局，誠使外孽一淨，則邊境無伺隙之患，土司無簧惑之端，降人無觀望之志。地方稍得蘇息，民力稍可寬紓。一舉而數利存焉。竊謂救時之方，計在於此。謂臣言可採，敕行臣等遵奉行事。臣擬今歲八月間同固山額真卓羅統兵到邊養馬，待霜降瘴息，大舉出邊，直進緬國。明年二月，百草萌芽，即須旋師還境。 ……

吳三桂在疏中還具體講述了計劃進軍所需要的兵員和輔助人員，總數為“通計大兵、綠旗兵、投誠兵、土司倮及四項苦特勒約共十萬餘口”，兵餉總額“大約此舉共得銀二百二三十萬餘兩，乃可以告成事，雖所費如此，然一勞永逸宜無不可也”。這件有名的“三患二難”疏是吳三桂借清廷之箸為自己謀畫，說服清廷決策進軍邊境，迫使緬甸國王送出永曆帝。後來，吳三桂等發動三藩之變時，清廷打出的一張王牌正是把吳三桂這件奏疏內容公之於眾，使吳三桂難以擁立一位朱明宗室為傀儡號召天下，在政治上處於被動地位。這倒是吳三桂始料所不及的，也說明他本意不過是想在清廷統治下保有在雲南的世襲地位而已。就當時的形勢分析，吳三桂主張的“一勞永逸”確實符合清朝統治的穩定，只要永曆帝及其太子尚存，西南邊境、東南沿海、夔東山區的抗清武裝以及清統治區內的復明勢力在心理上就有所歸依，還存在一線復興希望。

四月三十日，清廷經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後，同意吳三桂相應進剿，由戶部撥給兵餉三百三十萬兩。為了慎重起見，順治帝派學士麻勒吉、侍郎石圖前往雲南，同吳三桂面商機宜。到這年八月十八日清廷終於決定採納吳三桂的意見，任命內大臣、公愛星阿為定西將軍，率領八旗兵由北京前往雲南，會同吳三桂進兵緬甸捉拿永曆帝，同時徹底摧毀西南邊陲的抗清勢力。

緬甸當局態度的轉變，也給清廷以可趁之機。朱由榔帶領隨從進入緬甸時，他們對南明朝廷多少持有善意。後來看到清朝的統治已經基本穩定，不願因為收留南明流亡政權開罪於中國的實際統治者。李定國、白文選一再進兵緬甸救主，弄成雙方兵戎相見，緬甸當局從維護本國利益出發，決定轉而配合清兵，消滅殘明勢力，以便保境安民。 1661年（順治十八年）正月初六日，緬甸國王莽達喇派遣使者來到雲南，提出以交出永曆帝為條件請清軍合攻李定國、白文選部明軍。吳三桂認為“雖機會甚佳，而時序已過”，不便出動大軍，玩弄策略，只命永昌、大理守邊兵至境上“大張旗鼓，號作先鋒”，虛張聲勢藉以牽制緬甸當局不要把永曆帝送交李定國、白文選軍。

1661年（順治十八年，永曆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緬甸國王的弟弟莽白在廷臣支持下發動宮廷政變，處死老國王，自立為王。新王派使者來向永曆帝索取賀禮，這時永曆朝廷飄泊異邦已經一年多了，坐吃山空，經費上業已陷入窘境，拿不出多少像樣的賀禮。但是緬甸當局的意圖顯然不是為了得到財物，而是藉僅僅具有像徵意義的明朝皇帝致賀來增強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永曆君臣“以其事不正，遂不遣賀”。南明流亡政府的這種僵硬態度使原已不佳的與緬方關係更形惡化。七月初六日，緬甸大臣來訪，當面責備道：“我已勞苦三載，老皇帝及大臣輩亦宜重謝我。前年五月，我王欲殺你們，我力保不肯。毫不知恩報恩”，說完懷恨而去。十六日，緬甸國王決定剷除永曆隨行官員，派人通知永曆廷臣過江議事。鑑於雙方關係緊張，文武官員心懷疑懼都不敢去。十八日，緬甸使者又來說：“此行無他故，我王恐爾等立心不臧，欲爾去吃咒水盟誓。爾等亦便於貿易。不然斷絕往來，並日用亦艱矣。”永曆廷臣明知其中有詐，即由世鎮雲南的黔國公沐天波答復道：“爾宣慰司原是我中國封的地方。今我君臣到來，是天朝上邦。你國王該在此應答，才是你下邦之理，如何反將我君臣困在這裡。……今又如何行此奸計？爾去告與爾國王，就說我天朝皇帝，不過是天命所使，今已行到無生之地，豈受爾土人之欺？今日我君臣雖在勢窮，量爾國王不敢無禮。任爾國兵百萬，像有千條，我君臣不過隨天命一死而已。但我君臣死後，自有人來與爾國王算賬。 ”在緬方堅持下，大學士文安侯馬吉翔、太監李國泰等提出要由黔國公沐天波一同前往，方能放心。沐氏為明、清及西南邊境各邦國、土司重視的人物，馬吉翔等認為有沐天波在場，不致變生意外。緬甸當局為實現計劃勉強同意。次日黎明，馬吉翔等傳集大小官員渡河前往者梗之睹波焰塔準備飲咒水盟誓，僅留內官十三人和跛足總兵鄧凱看守“行宮”。上午，文武官員到達塔下即被緬兵三千人團團圍定。緬方指揮官員命人將沐天波拖出包圍圈，沐天波知道變生肘腋，奪取衛士的刀奮起反抗，殺緬兵九人；總兵魏豹、王昇、王啟隆也抓起柴棒還擊，終因寡不敵眾，都被殺害。其他被騙來吃咒水的官員人等全部遇難，其中包括松滋王、馬吉翔、馬雄飛、王維恭、蒲纓、鄧士廉、楊在、鄔昌琦、任國璽、鄧居詔、王祖望、楊生芳、裴廷謨、潘璜、齊應巽，總兵王自金、陳謙、龔勳、吳承爵，總兵改授通判安朝柱，錦衣衛掌衛事任子信、金書張拱極、丁調鼎、劉相、宋宗宰、劉廣銀、宋國柱等，內官李國泰、李茂芳、沈猶龍、李崇貴、楊強益等，吉王府官張伯宗等數十名官員。緬軍謀殺明室扈從人員後，隨即蜂擁突入永曆君臣住所搜掠財物女子。朱由榔驚惶失措，倉卒中決定同中宮皇后自縊。侍衛總兵鄧凱規勸道：“太后年老，飄落異域。皇上失社稷已不忠，今棄太后又不孝，何以見高皇帝於地下？”永曆帝才放棄了自盡的打算。緬兵把永曆帝、太后、皇后、太子等二十五人集中於一所小屋內，對其餘人員及扈從官員家屬濫加侮辱。永曆帝的劉、楊二貴人，吉王與妃妾等百餘人大都自縊而死。緬兵搜刮已盡時，緬甸大臣才在通事導引下來到，喝令緬兵：“王有令在此，不可傷皇帝及沐國公。”可是，沐天波已經在“吃咒水”時被擊殺。

黃藥師

當時永曆朝廷住地一片狼藉，屍橫滿地，觸目驚心。緬甸官員請朱由榔等移往別處暫住；沐天波屋內尚有內官、婦女二百餘人也聚作一處，“母哭其子，妻哭其夫，女哭其父，驚聞數十里”。經過這樣一番徹底的洗劫，倖存人員已無法生活，附近緬甸寺廟的僧眾送來飲食，才得以苟延殘喘。二十一日，緬方把永曆君臣原住地清理以後，又請他們移回居住，給予糧米器物。二十五日，又送來鋪蓋、銀、布等物，傳言：“緬王實無此意，蓋以晉、鞏兩藩殺害地方，緬民恨入骨髓，因而報仇爾。”這只是在清兵到來以前，為防止永曆帝自盡而編造的敷衍之辭。因為李定國、白文選引兵入緬目的是接出永曆君臣，緬甸當局發兵阻擋，雙方才互有殺傷。不過，緬甸當局拒絕把永曆君臣送往李、白軍中，必然是考慮到了中國當時的局勢，清朝統治業已基本穩固，南明殘存軍隊恢復中原無望，勢必長期盤踞或轉戰中緬接境地區，把永曆帝掌握在自己手中或引渡給清方，對於遏制南明軍隊在緬甸境內活動更為有利。所以，在明清交替之際中緬關係上出現的一些問題應該受到指責的不是緬甸當局，而是永曆朝廷的決策流亡緬甸。

經過這番咒水之難，朱由榔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小朝廷實際不存在了，只有內地和沿邊的一些復明勢力仍然遙奉這位顧影自憐的天子。他受不了這個打擊，病了一場，稍好一點時太后又病了。十一月十八日，朱由榔對總兵鄧凱說：“太后复病，天意若不可挽回，韃子來殺朕，使太后骸骨得歸故土。當日朕為奸臣所誤，未將白文選封親王，馬寶封郡王，以致功臣隳心，悔將何及？”這表明他對前途已經完全失望，剩下的只是悔恨與惆悵。

順治十七年（1660）八月，在平西王吳三桂的請求下，清廷決定出兵緬甸，迫使交出明永曆皇帝，並且摧毀在雲南邊境地區繼續抗清的李定國軍。內大臣一等公愛星阿被任為定西將軍，率領滿洲兵馬赴滇，同吳三桂一道負責進軍事宜。敕書中說：“茲以逆賊李定國已經敗竄，怙惡不悛，宜盡根株，以安疆圉。特命爾愛星阿為定西將軍，統兵同平西王吳三桂相機征討。凡事與都統卓羅、鄂爾泰、孫塔、署護軍統領畢立克圖、護軍統領費雅思哈等會議而行。如進剿，則令卓羅守城……”次年（1661）四月，愛星阿軍至貴陽，餵馬十天后向雲南進發。八月二十四日，吳三桂、愛星阿部署滿、漢兵由昆明分兩路西進。十一月初九日，吳三桂所遣總兵馬寧、副都統石國柱以及降將祁三升、馬寶、高啟隆、馬惟興等由姚關推進到木邦。吳三桂、愛星阿致書緬甸國王，要求交出永曆君臣。清方記載中說：“偽晉王李定國先奔景線，偽鞏昌王白文選遁據錫波，憑江為險。官兵自木邦晝夜行三百餘里，臨江造筏將渡。白文選复奔茶山。吳三桂、愛星阿遣總兵官馬寧等率偏師追之，自領大軍直趨緬城。先遣人傳諭緬酋，令執送偽永曆朱由榔，否則兵臨城下，後悔無及。”

永曆帝得到清軍進入緬境的消息後，給吳三桂寫了下面這封信：

將軍本朝之勳臣，新朝之雄鎮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之於將軍可謂甚厚。詎意國遭不造，闖逆肆志，突我京師，逼死我先帝，掠殺我人民。將軍縞素誓師，提兵問罪，當日之本衷原未盡泯也。奈何清兵入京，外施複仇之虛名，陰行問鼎之實計。紅顏幸得故主，頓忘逆賊授首之後，而江北一帶土宇，竟非本朝所有矣。南方重臣不忍我社稷顛覆，以為江南半壁，未始不可全圖。詎鸞輿未暖，戎馬卒至。閔皇帝（指弘光）即位未幾，而車駕又蒙塵矣。閩鎮興師，復振位號，不能全宗社於東土，或可偏處於一隅。然雄心未厭，並取隆武皇帝而滅之。當是時，朕遠竄粵東，痛心疾首，幾不復生，何暇复思宗社計乎？諸臣猶不忍我二祖列宗之殄祀也，強之再四，始膺大統。朕自登極以來，一戰而楚失，再戰而西粵亡。朕披星戴月，流離驚竄，不可勝數。幸李定國迎朕於貴州，奉朕於南（寧）、安（隆），自謂與人無患，與國無爭矣。乃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創之豐勳，督師入滇，犯我天闕，致滇南寸地曾不得孑然而處焉。將軍之功大矣！將軍之心忍乎？不忍乎？朕用是遺棄中國，旋渡沙河，聊借緬國以固吾圉。出險入深，既失世守之江山，复延先澤於外服，亦自幸矣。邇來將軍不避艱險，親至沙漠，提數十萬之眾，追煢煢羈旅之君，何視天下太隘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竟不能容朕一人哉！豈封王錫爵之後，猶必以殲朕邀功哉！第思高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朕不能身受片地，以為將軍建功之能。將軍既毀宗室，今又欲破我父子，感鴟鴞之章，能不慘然心惻耶？將軍猶是中華之人，猶是世祿之裔也。即不為朕憐，獨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己身之祖若父乎？不知新王何親何厚於將軍，孤客何仇何怨於將軍？彼則盡忠竭力，此則除草絕根，若此者是將軍自以為智，而不知適成其愚。將軍於清朝自以為厚，而不知厚其所薄，萬祀而下，史書記載，且謂將軍為何如人也。朕今日兵單力微，臥榻邊雖暫容鼾睡，父子之命懸於將軍之手也明矣。若必欲得朕之首領，血濺月日，封函報命，固不敢辭。倘能轉禍為福，反危就安，以南方片席，俾朕備位共主，惟將軍命。是將軍雖臣清朝，亦可謂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負先帝之厚恩矣。惟冀裁擇焉。

這大概是永曆帝留下的最後一份文件了。其音哀愁如秋蟲鳴泣，無壯烈之氣，有乞生之念。語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南明志士寄希望於這樣的皇帝實現中興大業，真可說是緣木求魚了。

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清軍迫近緬甸阿瓦，緬甸國王大驚，決定送出朱由榔父子以避免本國捲入明、清之戰。劉健記載：“十二月朔，三桂至舊晚坡。緬相錫真約我兵往迎永曆。錫真持貝葉緬文納款，譯其文有：願送永曆出城，但求退兵扎錫坡，等語。蓋恐大兵襲其城也。”初二日未時，一隊緬甸士兵突然來到永曆住地，口稱：“中國有兵來近城，我國發兵由此抵敵，宜速移去。”說完，七手八腳把朱由榔連同座椅抬起就走，另外備轎供太后、皇后乘用，太子朱慈烺和其他隨從一併起行。在緬兵押送下陸行五里即抵河岸，戌時渡河，只聽見對岸兵馬往來，人聲嘈雜，也不知道是誰家兵馬。清軍先鋒噶喇昂邦擔心永曆帝室得知實情可能在渡河時投水自盡，事先安排了不久前降清的鐵騎前營武功伯王會到河邊等候，永曆座船抵岸時，他即上前拜見，自稱奉晉王李定國之命特來迎駕。朱由榔還蒙在鼓裡，對王會慰勞有加。直到王會把永曆一行人送入清軍營中，朱由榔才發覺上當，憤慨不已，斥責王會的叛賣行徑。王會內心有愧，無言而退。

參考諸書記載，吳三桂等所統清滿、漢軍主力進至舊晚坡，該處“去緬城（指緬京阿瓦，今曼德勒）六十里”，前鋒到達阿瓦城對岸河邊，“緬人謀獻桂王，請大軍留駐”。 《陽秋雜錄》記：“吳三桂標將有商於吳者。問以舊晚坡之事，據云：十二月初三日，三桂至舊晚坡，檄緬送王，並索從亡諸臣頭首。緬迫於兵威，亦遣人相聞。薄暮，緬人送人首三十七至三桂營（按：當即死於咒水之難之明臣），營中訛言王薨。及二鼓，言王至矣。隨眾出迎，見二艘渡江來，一為王及太妃、王妃、世子、郡主，一為遇害諸臣家屬。有緬相及蠻兵二百餘人俱至。三桂送王及宮眷於公所。王南面坐，達旦。三桂標下舊官相繼入見，或拜，或叩首而返。少頃，三桂進見，初甚倔傲，見王長揖。王問為誰？三桂噤不敢對。再問之。遂伏地不能起。及問之數至，始稱名應。王切責曰：'汝非漢人乎？汝非大明臣子乎，何甘為漢奸叛國負君若此？汝自問汝之良心安在？'三桂緘口伏地若死人。王卒曰：'今亦已矣，我本北京人，欲還見十二陵而死，爾能任之乎？'對曰：'某能任之。'王令之去，三桂伏不能起，左右扶之出，則色如死灰，汗浹背，自後不復敢見。”

初九日，吳三桂班師。回滇途中，吳三桂於下營時均將朱由榔一家置於附近地方帳篷內，由滿洲官兵嚴密看守。原先隨從永曆的明朝官員妻妾躲過咒水之難後，又被滿洲官兵搶去。侍候朱由榔的人只剩下小內官五人、面貌醜陋的小宮女三四人和跛足侍衛總兵鄧凱。

康熙元年（1662）三月十二日，清廷以擒獲永曆帝詔告天下，詔書中說：“念永曆既獲，大勳克集。士卒免徵戍之苦，兆姓省挽輸之勞。疆圍從此奠安，閭闔獲寧幹止。是用詔告天下，以慰群情。”五月，吳三桂因擒獲朱由榔有功，進封為親王。

在清廷詔告全國的同一天，朱由榔和他的眷屬被押回雲南昆明。昆明城中許多百性眼見皇帝蒙難，不免黯然神喪。當時一個目擊者說：“永曆之自緬歸也，吳三桂迎入，坐輦中。百姓縱觀之，無不泣下沾襟。永曆面如滿月，須長過臍，日角龍顏，顧盼偉如也。”清軍把朱由榔一家圈禁在世恩坊原崇信伯李本高宅內。吳三桂等人認為如果押解赴京獻俘，路途遙遠，恐怕發生意外，建議就地處決，得到清廷核准。四月二十五日，朱由榔、朱慈烺和國戚王維恭的兒子被處死。據記載，行刑前吳三掛主張拖出去砍頭，滿洲將領不贊成，愛星阿說：“永曆嘗為中國之君，今若斬首，未免太慘，仍當賜以自盡，始為得體”；安南將軍卓羅也說：“一死而已，彼亦曾為君，全其首領可也。”於是，把朱由榔父子和王維恭子抬到門首小廟內，用弓弦勒死。隨即命昆明知縣聶聯甲帶領員役搬運柴薪把三人棺木焚化於北門外。次日，清兵至火化處拾取大骨攜回作證。雲南人民不忘故主，以出城上墳為藉口，尋得未燼小骨葬於太華山。南明最後一帝至此煙消雲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