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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9-9-14 10: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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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績
任賢
孝宗在位期間,勤於理政,選用賢臣,當時被任用的徐漙、劉建、李東陽、謝遷、王恕、馬文升等人(包括後來的劉大夏、楊一清),都是正直忠誠的大臣,在弘治一朝發揮了較大作用。孝宗常召閣臣至文華殿,讓大家共議大臣的章奏,寫出批詞後,自己再批改頒發。所以,閣臣李東陽高興地說: “天順以來,30餘年間,皇帝召見大臣,都只問上一二句話,而現在卻是反复詢問,討論詳明,真是前所未有啊!“弘治十三年(1500年),大學士劉健上奏說,晚朝散歸後,天色已黑,各處送來的文件往往積壓內閣,來不及處理,如有四方災情,各邊報警等事務,就有耽擱的可能。於是,孝宗特定除早、晚朝外,每日兩次在平台召見有關大臣議事。從此出現了“平台召見”這一新的朝參方式。
待臣
孝宗對臣下寬厚平和。早朝的時候,孝宗親禦奉天門,大臣們言事,要從左右廊廡人門內面君而奏。有的大臣因地滑,行走失儀,孝宗從不問罪,奏本中有錯字也不糾問,經筵講官失儀,他還寬慰數詞,不使其慌恐。有一年冬天,孝宗夜晚坐在宮內,覺得天氣寒冷,就問左右內臣:“現在官員有在外辦事回家在路途的嗎?”左右回答說:“有。”他又說: “如此凜冽且昏黑,倘廉貧之吏,歸途無燈火為導,奈何?”遂傳下聖旨,命今後遇在京官員夜還,不論職位高低,一律令鋪軍執燈傳送。這些事雖不算大,但作為一個皇帝能如此曲體臣下,也確屬不易了。
勤儉
孝宗在生活上也能注意節儉,不近聲色。弘治元年(1488年),出使明朝的朝鮮使臣盧思慎,曾對朝鮮的國王說: “先皇帝(憲宗)或於用人,間以私意,今皇帝(孝宗)則銓注登庸一出於正。又性不喜寶玩之物,雖風雪不廢朝會,臨群臣皆以喪服,惟祀天祭用黃袍,臣等慰宴時不奏樂,不設雜戲,勸花置於床上而不簪。大抵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張矣。”憲宗生前愛穿用松江府所造大紅細布裁制的衣,每年要向那裡加派上千匹。而这种织品,用工繁浩,名虽为布,实际却用细绒织成。孝宗當時還是太子,內侍給他送來新裁制的衣服。他說:“用這種布縫製的衣服,抵得上幾件錦鍛衣服。穿它,太浪費了。”遂謝而不用。他當了皇帝后,下令停止為皇宮織造此佈。
用人唯賢的有道之君
孝宗開創了明代的中興盛世,其治國方面可值稱道的東西很多。要詳盡地展開敘述這些政事,卻不容易。簡要言之,孝宗的治國方略,核心即在任用大臣。
弘治一朝,名臣輩出。內閣的大學士、六部的尚書,都是賢明有能的道德君子。劉健、謝遷、邱濬三位大學士,六卿之長吏部尚書王恕,都是著名的學者與能臣。成化年間有一句諺語:“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那意思很明白,大學士萬安、劉吉、王翊以及六部尚書,都不過是一些無能之輩。反觀弘治朝的閣、部大臣,則是人才濟濟。
我們看到,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月,即位才一個月,就罷免了品格不好的萬安,選用徐溥入閣;十一月,又錄用劉健入閣;弘治四年(1491年)邱濬入閣;弘治八年(1495年),邱濬死後任用謝遷、李東陽為閣臣;弘治十四年(1501年)九月秦濬入閣。徐溥是當時的南直隸宜興人,弘治五年(1492年)後任首輔大學士。徐溥的輔政風格,講究“安靜、守成法”,與孝宗的性格有契合處。而且,徐溥與同僚謝遷、李東陽等人之間,不存在權力鬥爭,相互間配合得很好。
大臣之間的和睦相處,自然能夠形成一種與皇權相制衡的“文官”權力。這種格局,在弘治十年(1497年)曾經非常《大明會典》有效地糾正了皇帝的出軌行為。弘治十年(1497年)二月,徐溥等人向皇帝上疏,要求皇帝遠離誘使皇帝齋醮的宦官李廣,而將更多的精力放在處理朝政和接觸儒臣上。原來,從弘治八年(1495年)起,已經做了8年好皇帝的孝宗,據說“視朝漸晏”,就是上朝上得晚了一些。這在儒臣們看來,是皇帝走向墮落的初步。但是,與絕大部分明代皇帝不同,孝宗能夠非常謙虛地接受大臣們的意見,就在弘治十年(1497年)的三月於文華殿召見了內閣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集聚一堂共商政事。議事完後,皇帝賜諸位大臣喫茶,然後散去。召見大臣,面議國事,在當時被稱作為“盛事”。終弘治一朝,從《明史·孝宗本紀》中的記載看,除這一次首開先例外,大概先後還有過四次。像這樣召見閣臣面商國家大事,其對於大臣們的激勵作用是可以想見的。所以,一方面,可以看出弘治一朝君臣關係之和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孝宗對於儒臣的信任。
內閣大學士之外,弘治一朝的六部大臣,也都是正人君子。例如,吏部尚書王恕在弘治一朝的政治中就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王恕,字宗貫,號石渠,陝西三原人。他在成化朝的時候就因平大藤峽瑤民起義、安撫荊襄流民而名滿天下了。但因為敢於直言,得罪了汪直,一直只能在南京做官。南京雖然也是明代的兩京之一,但是南京的六部,實際上只是閒官。嘉靖朝的吳廷舉,曾經因授職南京工部尚書上疏辭職,就引了白居易和張泳的詩來說南京官職之閒———“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作閒人”、 “幸得太平無一事,江南閒煞老尚書”。
但是,王恕在南京尚書任上仍然是敢於言事。成化末年,官場上有“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之說。所以,孝宗一即位,就听從群臣的推薦,召王恕為吏部尚書。在不設宰相的明代,吏部尚書是諸卿之長,掌管對官員的考察與任命,權勢頗重,高於其他各部。王恕在吏部,所薦用的都是正人君子。據說,王恕曾帶著他的第七個兒子王承裕到京城。王承裕每天為父親接待來訪的朝臣名士,和他們交談,然後將自己的觀察原原本本地告訴父親。所以,從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一月至弘治六年(1493年)王恕退休回家,他得人善用,培養了許多人才。繼王恕之後任吏部尚書的大臣中,馬文升也聲名甚盛。李東陽後來有詩,稱讚孝宗之善待人臣,其中有一句說:“近臣常造膝,元老不呼名。”說明孝宗對待大臣總像是對待家人一般親切。
在信任大臣之外,孝宗又要求加強對臣工們的考察,這便涉及到一個完善考察制度的問題。孟森曾說:“明之一代立法創制,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舉。”意思是說,明代的製度基本上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統治的時候就已經奠立,後來的皇帝中能夠提出較賢明的政治制度的,也就是孝宗。所以,孝宗一直被視為中興之主。弘治一朝中的製度建設,主要體現為會典的編修與京官六年一察制度的設定。
會典是一種典章制度的彙編。弘治十年(1497年),他下令編撰《大明會典》。編修的總裁為當時的大學士徐溥。經過5年的時間,《大明會典》在弘治十五年(1502年)完成。應當說,會典的編定,為弘治朝的製度建設提供了一個基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孝宗有過許多的製度創設。例如,太廟制度即規定太廟的廟制為“各室一帝一后”。
當然,在製度建設中,對明代後來的政治發生最重大影響的,無疑是京官六年一察的製度。在弘治以前,京官的考核是10年進行一次。弘治十七年(1504年)六月,命南北兩京五品以下的官員六年一考察。這項製度,一直沿用到了明亡。六年一次的考察,在明代後期往往成為黨派鬥爭的焦點。因為,一旦經由考察而落職的官員,就很難有機會再做官了,等於是再無翻身的機會了。因此,各種政治力量總是利用把持考察的機會打擊對立面。當然,這是初設製度的孝宗所沒有想到的後果。但是,在當時,京官六年一察制度的實施,對於整頓官場的頹弊,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明代的皇帝中,孝宗最為仁慈。他對於救荒的工作非常重視,要求各級官府都要設立常平倉,以應付災荒。在刑罰方面,他要求慎重施刑。在他的這種要求下,一些素以殘酷聞名的特務機構如錦衣衛都變得仁慈起來。所以,弘治一朝,政治清明,經濟發達,文化上則出現了李東陽的茶陵詩派、邱濬的理學,號稱太平盛世。
婚姻
孝宗自幼經歷坎坷,九死一生。所以即位後廉潔而賢明,尤其是在私生活方面,終其一世身邊只有張皇后一人,再無一個嬪妃。孝宗和張皇后是患難之交,一對恩愛夫妻。兩人每天必定是同起同臥,讀詩作畫,聽琴觀舞,談古論今,照夕與共。這不經意間的舉動,創造了古往今來一個特殊的紀錄,也算是朱佑樘作為一代明君的佐證之一。
踐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黃宗羲曾寫過一篇專門批評專制君主的文章《原君》,其中有“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一句。大概中國古代的成年皇帝,很少有不淫蕩的,大都三宮六院,嬪妃成群。明代的皇帝尤其如此。但有一個明代皇帝例外,那便是孝宗朱祐樘。有人說,他可能是中國皇帝中惟一實行一夫一妻制的帝王。他的一生中只有一個皇后,而且沒有其他明孝宗像的嬪妃。皇后張氏,興濟(今河北滄州市北)人。按照明代中期以後選後的製度,皇后一般都出身於平民之家。張氏的父親張巒,原只是一個秀才,以鄉貢的名義進入國子監,也就是說從地方學校保送進了國立最高學府讀書,成為國子監生。張氏出身於這樣的讀書人家庭,家教自然還可以。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二月初六日,張氏與時為皇太子的孝宗成婚。
同年的九月,張氏被正式立為皇后。張皇后在弘治四年(1491年)的九月二十四日生下了皇長子朱厚照,即後來的武宗。朱厚照一生下來,面貌非常清秀,“粹質比冰玉,神采煥發”,舉止非常。因此,孝宗對這個兒子非常疼愛,對於張皇后自然更是寵愛。晚明學者黃景昉說:“時張后愛最篤,同上起居,如民間伉儷然。”皇帝、皇后像民間的夫婦一樣,每天一同起居。這在封建皇帝的私人生活中,真是少見。
身處粉黛成群的后宮中,孝宗這樣的情形的確讓人費解。原因可能有以下幾種:
第一,孝宗本人性格溫和,又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對於男女之事沒有特別強烈的興趣。
第二,孝宗幼年為避萬貴妃的迫害,6歲以前一直是秘密養育於宮中的安樂堂內。他對於嬪妃之間的爭寵吃醋以及隨之而來的宮闈鬥爭,可謂體會深切,有切膚之痛。所以,這可能是他不願有過多嬪妃的一個原因。
第三,張后本人的性格也許較為活潑,對孝宗有足夠的吸引力和約束力。史稱張后“驕妒”,從後來她在政治鬥爭中扮演的角色來看,張后確實絕非庸常之輩。
第四,大臣謝遷的勸諫。本來,皇帝廣納嬪妃是極正常的事情,一般情況下大臣也不會反對。例如,成化朝的時候,群臣因為憲宗二十八九歲還沒有兒子,竟紛紛上書要求皇帝廣納嬪妃。那麼,謝遷何以會多此一舉呢?事情是這樣的。弘治元年(1488年)二月,御馬監左少監郭鏞請預選淑女,等孝宗服除後在其中選兩名女子為妃。當時的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謝遷就上言說:“六宮之製,固所當備。而三年之憂,豈容頓忘。今山陵未畢,諒陰猶新,奈何遽有此事?”意思是說,皇帝選妃,自然是應當的。但是,憲宗的陵墓尚未完工,皇帝居喪的草廬還是新的呢,怎麼就談起選妃的事來了?孝宗號稱以孝治天下,曾經定下了為憲宗皇帝守孝三年之製———“三年不鳴鐘鼓,不受朝賀,朔望宮中素服”。因此,謝遷既有這麼一說,選淑女以備嬪妃之選的事情就擱置下來了。
後來主編《孝宗實錄》的焦芳藉此非議謝遷,認為謝遷這樣的舉動是為了討好當時的中宮張皇后。但是,也有人為謝遷辯張皇后像解說,謝遷諫選淑女,不是禁止孝宗這麼做,而是請皇帝緩一緩再做,其實也合情合理。但無論如何,因為謝遷這麼一來,後來選妃的事雖屢經提起,卻都沒有得到孝宗的同意。因此,成化二十三年始成為太子妃的張氏,非但在同年孝宗即位後正式成為皇后,而且集專寵於一身,直到孝宗去世。
孝宗夫婦的伉儷情深,雖然令人羨慕,卻對弘治朝以及後來的政治格局,發生了一些影響。從孝宗本人的意願看來,這些影響應當都不是他所想看到的。
第一,弘治夫婦感情之專一,造成了皇帝的子嗣相對地較少。張皇后一生中為孝宗生了兩子三女。但是,皇二子朱厚煒與皇長女太康公主,先後夭折。因此,孝宗只有朱厚照一個傳人。後來朱厚照又沒有兒子,所以孝宗的血脈便絕了。這在16世紀初期的一些大臣們看來,一個如此賢明的皇帝竟然無後,實在是令人痛心。後來,一幫大臣非要繼朱厚照之位的世宗稱孝宗為“皇考”,不無有這種為孝宗立後的心態在。孝宗單傳,武宗無子,世宗以藩王身份入繼,這種情況引發了明代中期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大禮議,對明中後期的歷史影響深遠。
第二,孝宗夫婦感情的專一,造成了弘治朝外戚張延齡、張鶴齡的跋扈。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張氏成為皇后且受寵於孝宗,給張家帶來了極大的榮華富貴。父親張巒在弘治四年(1491年)進封為壽寧伯,不久封侯,死後追贈為昌國公。張皇后的兩位弟弟,也先後受封。
張鶴齡繼承了父親張巒的封爵為壽寧侯。張延齡初封建昌伯,在弘治十六年的時候(1503年)也進封為建昌侯。孝宗還在皇后的家鄉興濟為張家立家廟。據說張巒還未因女兒的大富大貴而跋扈,仍然非常尊重讀書人,禮敬士大夫。但是,張鶴齡、張延齡兄弟以外戚驟然富貴,不免氣焰囂張,縱容家人掠奪民田,魚肉鄉里,乾一些犯法的事情。大臣們紛紛向孝宗提意見,要求追查張氏兄弟的違法之事。於是,孝宗派侍郎屠勳和太監蕭敬去查實。但是,事情查實了,卻沒有辦法處理,因為皇后不同意處理她的兄弟。
而且,皇后生氣了,孝宗也得跟著假裝生氣。事後,孝宗將蕭敬找來,對他說:“你們說的我都相信。”然後,賜給了蕭敬一些銀子,這件事情就算不了了之。當時的大臣中,像李夢陽、吳世忠,都差點因為彈劾張氏兄弟而獲罪。
也許,在孝宗看來,張氏兄弟雖然有過錯,但畢竟是皇后的弟弟,所以一般的小過錯能寬免就寬免了。當然,他也知道放任張氏兄弟的後果,所以希望通過自己的教誨來使二人收斂。有一次,皇帝遊幸南宮,皇后、太子、皇后的母親金夫人以及張氏兄弟陪同。席間,皇后、太子及金夫人離席。孝宗便將張鶴齡單獨叫來。人們遠遠地看到張鶴齡摘下烏紗帽向皇帝叩頭。從此以後,張氏兄弟的行跡較為收斂。張氏兄弟,後來在正德朝和嘉靖朝之交接期間,因為擁護明世宗登位,曾經非常受世宗的寵幸。但是,二人最後的命運讓人嗟嘆:張鶴齡被關在獄中死去,張延齡被殺於西市。這固然有世宗忘恩負義的因素,但二人的驕橫無法,無疑是授人以柄。
張氏的晚景淒涼,不堪言說。先是失去了丈夫孝宗,而後失去兒子武宗,再遭侄子世宗之逼迫,不得不哀求世宗放過自己的兩位弟弟。但是,在她生前,張鶴齡死於獄中。她死後的第五年,張延齡被殺於西市。皇權的尊貴與無常,她都有切膚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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