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從來沒有在香港受聘,但他在1937年獲上海一間律師事務所邀請出任初級合夥人。結果,我首次踏足香港是當我只有4歲前往上海途中的時候,但這只維持短暫的時間,因為我的母親和姐姐在日本侵華之後被疏散,當時指令婦女和兒童首先坐船離開。那就是我逗留在香港的時間較長的原因,我們與娘家姓氏為堪富利士的姑婆Dora住在一起,直到我的父親與我們會合。她嫁給了一名 Butterfield and Swire(即太古集團前身)的行政人員,在戰爭期間以及在被日本佔領之前,她似乎成為堪富利士家族在香港的唯一倖存者,但在戰爭結束後便再沒有她的音訊,相信已經過身。
因此,為香港作出貢獻的下一代不是我的父親,而是他的兄弟 Oliver Measor,他是土木工程公司的一名合夥人,他曾積極參與啟德機場擴建和海底隧道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