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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與馮玉祥(左)、閻錫山合影(1930)
1929年,在經濟上,閻錫山有兩件事同蔣介石的矛盾很深:一件是閻錫山兼任平津衛戍總司令後,將平津兩市的稅款留用。1929年11月,民國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到北平,要求明確劃分國家稅與地方稅。閻答應了照辦,遂將平津稅收機關的晉方人員全部撤出,同時向宋提出平津衛戍部隊的餉項由財政部撥發。宋子文也答應了照辦,可是實行了一個月,就停止撥付了。
這件事的大背景是:1928年11月,國民政府通過了《劃分國家收入地方收入標準案》及《劃分國家支出地方支出標準案》,將財政收入劃分為國家和地方兩部分,並且具體劃分了國家稅與地方稅的來源。財政部長宋子文認為,當時普遍存在著的各地軍隊和非財政機關辦理稅收,截奪稅款的狀況是整理財政的最大障礙,也是導致國民政府財政困難的主要原因。
為了防止中央與地方發生稅收衝突,《劃分國家收入地方收入標準案》明確規定:“一、地方性質的收入與國家收入重複時,財政部禁止地方徵收,優先保證國家收入;二、國家與地方兩稅劃分後,各自自行整頓,不得添加附加稅;唯所得徵收附加稅,但不能超過正稅的20%;三、新稅實行時,凡舊稅收入與之相抵觸的部分,應即廢止;性質相同的捐稅,應即歸並;四、厘金及一切國內通行稅,定期裁撤,時限為6個月,由中央負責實行;在未裁撤之前,暫由中央接管;五、田賦收入雖歸地方,但關於土地稅法的大綱,仍由中央制定頒行,等等。”
“分稅制”的實施,民國政府寄望以此扭轉自清末以來財權分散於地方的不利局勢,達到收回中央財權的目的;但各地諸侯的要求,則是借此擺脫地方政府承擔的國費開支(主要是指軍費),雙方的矛盾、衝突不可避免。
閻錫山生氣的另一件事,是他向蔣介石提出:北伐時,山西省銀行曾墊付3000萬元作為軍費,申請發行省公債3000萬元以資彌補,但蔣介石不准其發行。
閻錫山為這兩件事,對蔣介石恨極了。有一天,閻錫山怒氣衝衝地把桌子一拍說:“現在蔣要用經濟手段把咱們困死!”他又對人說:“中國人我最怕的是袁世凱,因為他是最聰明、最凶惡的一個家夥。他把辛亥革命時期的都督不是殺掉,就是趕走,而我卻能夠把袁世凱應付過去。以前,我以為蔣介石還可以相處,不料他這樣排除異己,現在居然逼到我的頭上來了!”
據楊樹標版《蔣介石傳》稱,這兩件事,是閻錫山決心“聯馮打蔣”的重要經濟原因。1930年3月,閻錫山被反蔣聯盟推舉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中原大戰”一觸即發。蔣介石派方本仁、何成浚、吳鐵城等到太原,勸閻錫山不要發動戰事,閻錫山提出:一、要發清平津衛戍部隊的欠餉,並以後按月發放;二、中央同意山西省發行公債。蔣介石對這些條件不作確切答覆,閻十分生氣地說:“蔣介石毫無一點誠意。”
1930年5月1日,蔣介石發表了《討閻誓師詞》。11日,蔣、馮、閻中原混戰正式打響。這場大戰持續7個月,雙方投入兵力逾百萬,戰線綿延數千里,官兵死傷三十多萬人。最後,在張學良揮師入關的支持下,中原大戰以蔣介石的取勝,馮、閻失敗而結束。為了應付這場戰事,民國政府財政到了接近破產的邊緣。更嚴重的是,張學良為助蔣介石戰勝馮、閻,將東北軍主力大部分開進關內,自己也長期住在北平,造成關外防務空虛,間接成為日後發生“九一八”事變,東三省淪陷於日軍的原因之一。
中央政府與地方諸侯的平衡,尤其是財政稅收的平衡,對國家局勢的穩定向來至關重要。軍權和財權,向為國家政權的兩大基石。清王朝覆亡前,受到的最沉重一擊,來自於地方諸侯在軍事上向中央叫板,一省連著一省宣布脫離清王朝,建立軍政府。國民黨政府統治大陸期間,也始終沒有做到在軍權和財權上真正統一於中央政府。
新中國成立後,強調“黨指揮槍”的原則,軍隊由黨中央直接指揮調遣,不允許有任何獨立於中央的地方武裝存在,從而為政權穩定提供了有力的保證。但是,近年來,地方在財權上向中央叫板的跡象漸有出現,值得關注。
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經過30年來的高速發展,尤其是2001年加入WT O後,高速發展十年,但亦導致國家財政支出急劇增長,難以約束,必得以持續之經濟快速增長為支撐。當經濟增長速度漸次慢下來時,中央政府的管理就會遇到極大考驗。
1994年稅費改革,實行“分稅制”後,客觀上造成中央和地方的財權、事權不對等,地方財力不濟,不僅無力向社會提供足夠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且自身負債快速增加,如滾雪球般越來越大,不可逆轉,尤其是縣、鄉鎮一級政府債務纏身,無法解脫。2011年6月27日,國家審計署發布2011年第35號審計結果公告顯示,截至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餘額107174.91億元。有學者估計全國地方政府債務的實際規模在12萬億至20萬億元之間。目前各地方政府普遍依靠出讓土地使用權的收入來維持地方財政支出,在很多地方,第二財政早已超過第一財政。有些地方政府不惜憑借公權力和專政機關力量強行徵地拆遷,牟取暴利,造成民怨沸騰,群體性事件不斷,難穩難度越來越大。
未來,地方在財政上與中央叫板的傾向日益明顯,因此而產生的矛盾與摩擦越來越大,將構成影響中國今後發展方向的關鍵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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