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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樓選美有個很優雅的名字:“花榜”或“花案”。花榜,便是品評妓女的等級優劣;花案,即指評定妓女優劣的名單,這可能與古人喜歡以花喻女人有關。既然是花,必然是美艷的,因而不論綠肥紅瘦,她們都必須才貌雙全,是牡丹與月季的比拼,而非野花與稗草的較量。中國的青樓選美有較悠久的歷史,據說早在宋代就有民間組織的妓女選美比賽,叫“評花榜”。所謂花榜,是花界的選美活動,是歌妓們的聲色大比拼,通常由當地的文人名士和富商擔任評委。文人名士,看重的是他們的評花鑒色的眼力;而富商,則更多是因為他們是贊助商的緣故。明代中葉以後,品艷風氣盛行,一時金陵、蘇杭為其中翹楚。明嘉靖年間,金壇人、嘉靖進士曹大章創立“蓮臺仙會”與當時社會名流吳伯高、梁伯龍等品藻名妓,一時稱為盛況。當時甚至有人評選出了“金陵十二釵”,只不過她們不是《紅樓夢》中的林黛玉薛寶釵之流,而是分別姓劉、董、羅、葛、段、趙、何、蔣、王、楊、馬、褚的十二個金陵青樓名
此後,萬曆時期冰筆梅史以燕都妓樂四十人配葉以代觥籌,曹大章復作《秦淮士女錶》,判別諸妓才情色藝,分別劃分等級,有女狀元、榜眼、探花、解元及女學士、太史之稱。清軍入關以後,因整頓世風的需要,花榜一度沉寂。順治年間,蘇州有個叫沈休文的浪蕩文人,終日浪跡于青樓楚館,對青樓女子多有閱歷,於是選定虎丘梅花樓為花場,品定高下,選舉朱雲為狀元,錢瑞為榜眼,余華為探花,另外列優勝者二十八人,一時盛況空前。可惜清初的社會風氣沒有明末那麼開放,最終,沈休文被當地的地方長官李森先以有礙風化的罪名“斃于杖下”。如此一來,青樓選美便成為文人雅士們不務正業有礙風化的標誌,花榜便漸漸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不過,隨著享樂思想的流行與人們思想觀念的開放,晚清至民國期間,青樓選美又死灰複燃,並有愈演愈烈之勢。同、光年間,前兔癡道人摘紅雪詞題《二十四女花品圖》于海上,畫眉樓主復偕同人為《續花品》以李佩蘭為群芳之冠。《續花品》之後,又有公子放所定《上海書仙花榜》,列名妓二十八人,而以一花比一妓,如王逸卿被喻為芍藥,獨擅風華 。
真正將青樓選美做成品牌的是李寶嘉與奚燕子。1897年至1899年間,上海《遊戲報》主筆李寶嘉仿傚朝廷科舉制度,開艷榜三科:一為花榜,以色取勝,類似于現代的世界小姐與中國小姐選美大賽,共評出一甲張四寶、金小寶、祝如椿三人,分別為狀元、榜眼、探花。二甲蔡新寶等三十人,其餘則為三甲。二為武榜,以歌擅場,類似于現代的全國青年歌手大獎賽,評出一甲王秀蘭、金小卿、小如意,二甲王秀林等十八人,三甲王藹卿等十八人。三為葉榜,以丫環侍兒為對象,取紅花還須綠葉襯之意,也評出一甲阿三妹妹阿毛三人,二甲薛寶釵等三十六人,其餘皆屬三甲。現在看來,李寶嘉這一舉措意識超前,現代意義上的選美大賽和歌唱大賽,恐怕便要追溯到他這裡。
如果說李寶嘉以超前意識取勝,那麼奚燕子便以規模宏大取勝。1917年,上海新世界遊戲場為擴大影響力,別出心裁舉行花國選舉,他們聘請《新世界報》總編輯奚燕子為主任,創辦群芳選舉大會。具體操作辦法是:選票每人一張,一張選票售價一元,選票上填寫妓女住址及優點。該年12月23日在新世界開票, 1918年元旦公佈人選,最後選舉出花國大總統冠芳,副總統菊第、貝錦,花務總理蓮英。因此時是民國時期,故而青樓選美也緊跟時髦,由原來的狀元榜眼變成了總統、總理。本次選美驚動滬上,普通百姓均加入其中,成為舊中國規模最大的一次青樓選美。
青樓選美是文人的一種閒情逸致,一種雅好,不過是好事文人的嘲風弄月之舉。但對於參加評選的青樓女子來說,卻是她們改變命運的大好時機。因為一旦走紅,便如女明星一般,不但身價上漲,財源滾滾,而且找到了踏入上流社會的捷徑,甚至有嫁入豪門做闊太太的機會。如此一來,參評的妓女便絞盡腦汁,千方百計想博得個榜上有名,如果能成為花魁,那是再好不過。而最好的契機,便是請自己的相好出面幫襯一把。如此,光明正大的青樓選美便暗藏許多貓膩,黑幕重重。
青樓選美的評委很重要,參評妓女的命運便操縱在他們手裏,而評委們又是主辦方花錢邀請的,故而選舉的最終結果由主辦者來圈定。不過,主辦方有時也要照顧到贊助商的利益,因為只有他們肯出錢了,選美活動才會有可靠的資金保障。故而每一次選美活動,其實是主辦方與贊助商的較量,最終的結果反映了他們較量的勝敗。
余懷《板橋雜記》曾記載過一次頗負盛名的選美比賽。這次比賽的時間和地點都選得恰到好處。時間選在傳說中天上牛郎與織女七月初七相會之日,正好是中國的情人節;而地點則更妙,挑的是金陵最有名的青樓“八百居水閣”;再加上當地的戲臺班子也來友情演出,自然引得四方的百姓扶老攜幼前去觀看,以致當天晚上,通往“八百居水閣”的路上車馬喧囂,甚至連秦淮河上的船隻都擠得個水泄不通。經過預賽層層選拔,決賽時選出二十位佳麗。最終,名妓王月拔得頭籌,成為本次選美比賽的花榜狀元。然而明眼人一下就發現其中的貓膩:狀元王月是主辦者孫武公的相好。看來,比賽的名次只怕早在賽前就擬好了,其他的佳麗,只不過做了王月的陪襯,這倒和現在的某些選美比賽如出一轍。最初的青樓選美主觀性很強,大多由某個文人擬定一個選美名單,是為“花案”。這樣便會影響評定的公正性,因為任何一個評判者,即便他再大公無私,終究是一家之言,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後來的青樓選舉普遍公開進行,但公開並不代表公正,因為一旦由評委決定結果,便不免有評委被收買的可能,王月之所以當選,便是評委被主辦方收買的活生生例子。後來人們發明瞭新的選舉辦法,由大眾投票來選定,如此便可反映大眾的心聲。不過問題又來了,選票需要錢來買,非普通人所能承受,故公正性要打個折扣。如1917年的那次選舉,每張選票要一個大洋,那可是普通老百姓半個月的薪水。如此,參加投票的多是巨賈士紳,故而最後的結果只能是他們審美標準的反映。
青樓選美當初源於文人墨客們的雅好,一博美人一笑。其後,青樓選美逐漸成為一種時尚,為普通大眾所認同,並津津樂道。這當然與娼妓業在近代的興盛有關,當金錢侵蝕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時,舊的道德觀念土崩瓦解,而新的道德觀念又沒有建立,價值觀與道德觀的多元真空讓許多人無所適從,空虛無聊。青樓選美的出現,正滿足了他們的心理與情感需要。再加上小報小刊等媒介的推波助瀾,狎妓幾乎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種文化形態,與喝酒打牌無異。建立在此基礎上的青樓選美因此成為人們社會生活中的一大樂趣,以致每逢青樓選美之時,數千粉黛躍躍欲試,各家報刊大登妓女玉照,妓院門前車水馬龍,風流騷客捧場遊說,盛況空前。 而對知識階層來說,不僅收穫了許多的樂趣,填補了內心的空虛,更重要的是,他們通過這種手段抒發了內心的憤懣,在嘻笑怒罵中完成對當權者的攻擊。如當時上海《中華新報》評論曰:“舉行花界選舉,社會中之心理約可區分為四類。其一,謂民國總統未愜民意,因欲推之,以行選政。今借花國舉行酒杯壘塊,別有用意。其二,謂此次選舉皆屬行政部之官吏,民國不可無立法部之國會,擬於大世界選舉國會議員,即以野雞有被選資格而名之曰在野黨,以符名實。其三,謂名不可以假人,以勾欄中人而明目張膽冒用總統之名,宜科以大不敬之罪,否則澆風流播為害胡有底止。其四,則謂中國名分之說,為剝奪自由之惡魔,試觀外人日用之物,且襲用其國中偉人之名,並未以為褻,今以公名冠之於妓女,一可打破名分之說,二可減少競名之風,實為進化,而非退化。”簡單歸納之,它其實反映了人們兩種不同的社會心態:一派認為青樓選美是人們思想腐化墮落的標誌,以青樓女子而明目張膽冒用總統之名,簡直是褻瀆神聖,以下犯上。一派認為青樓選美正好表達對民國總統的不滿,因為他是沒有經過真正的民主選舉產生的,另外,青樓選美其實是對傳統的等級制度的反撥,代表了自由的呼聲。事實上,兩派觀點正反映出當時中國由舊入新過程中人們新舊思想的激烈碰撞。青樓選美,最初是文人雅士們的業餘愛好,代表著風流文人們的審美趣味,雖然在這次活動中,許多人沉醉於青樓選美的喧鬧與夢境,然而事後看來,它終究是新生事物,頗領風氣之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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