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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中最早好穿男服的女子是夏桀的寵妃末喜。末喜,不同記載或叫“妺嬉”、“末嬉”、“妹喜”、“未喜”。《晉書·五行志》說:“末喜冠男子之冠。”明確說明末喜戴男人的官帽。《漢書·外戚傳》師古注說末喜“美於色,薄於德,女兒行,丈夫心。桀常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於是湯伐之,遂放桀,與末喜死於南巢。”古人把桀、紂看作是中國歷史上的壞皇帝的典型,他們之所以無道和亡國,是由於末喜和妲己,這兩人又是壞女人的代表。從師古的話可知,末喜像男子一樣,願意過問政治,夏桀還聽了她的話。她應該是一個政治人物了,盡管是失敗者。為此她不安心於後宮生活,既要從事政治活動,就要像男人一樣裝束。應該說她是女子男妝的先行者。
春秋時齊靈公喜見身邊的婦女作男子妝扮,於是媵妾侍婢穿男人服裝,戴男人裝飾。國中婦女紛紛效法,都城滿目皆是男裝女子,於是他又看不順眼,下令禁止民間女子穿著男服,惟獨宮女照常是男子打扮。民間女子對靈公的做法不滿,仍然喜穿男裝,靈公生氣,下令凡見男裝女子就撕裂她的衣服,剪斷衣帶,給人難堪。但是還有少數女子不怕凌侮,照舊穿男裝。晏嬰深知強迫改裝行不通,向靈公建議:若要禁令通行,最好先從宮內做起,如果宮中婦人都穿女子的服裝,民間女子的男子打扮會不禁自絕了。靈公照晏嬰的主意辦,女子愛好男子裝束的風潮就過去了(《晏子春秋》卷六)。
唐朝前期是婦女著男裝的盛行時代。一次唐高宗和武則天舉行家宴,他們的愛女太平公主一身男性裝束,身穿紫衫,腰圍玉帶,頭戴皂羅折上巾,身上佩戴著邊官和五品以上武官的七件飾物,有紛(拭器之巾)、帨(拭手之巾)、礪石(磨石)、佩刀、刀子、火石等,以赳赳男子的儀態歌舞到高宗面前,高宗、武後笑著對她說:女子不能做武官,你為什麼作這樣的打扮(《新唐書·五行志》)。太平公主男妝,就其個人來講也不是偶然的,她是一個“多權略”的女子,是唐初在武後、韋後之下的第三個有權干預政治的女人,而韋後自知智謀不及她,因而對她有所畏懼。她參預武則天的謀議,武則天也最喜歡她。武則天末年,她與唐中宗、張柬之誅殺武則天男寵張易之等,使中宗繼位,以後又與唐玄宗清除韋後勢力。玄宗初年有七個宰相,其中五位是她的人,因此“軍國大事,事必參決,如不朝謁,則宰臣就第議其可否”。這種情況為玄宗所不能容忍,乃誅其黨,賜死公主(《舊唐書·太平公主傳》)。太平公主的男妝,一是她的性格像男人,故喜著男服;一是干預政治,不願脂粉氣太重,以男妝具其威儀,助其施展政治才能。
《舊唐書·輿服志》記載,唐玄宗時宮中婦人,“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內外,斯一貫矣”。即宮內宮外,貴族民間,多有女子身穿男式衣衫,足蹬男人皮靴,女子服裝男性化了。唐武宗時也有女子身著男裝。武宗妃子王氏,善於歌舞,又曾幫助武宗獲得帝位,是以深得君王的寵愛。王妃體長纖瘦,與武宗的身段很相似,當武宗畋獵時,她穿著男子的袍服陪同,並騎而行,她與武宗的形像差不多,人們分不出來哪個是皇帝,哪個是妃子。武宗還想把王妃立為皇後,宰相李德裕以妃子娘家寒素和本人無子為理由,反對冊立,遂使王妃失去執掌後宮的機會(《新唐書·後妃傳》)。王妃的男裝顯然是武宗所欣賞的,至少是被武宗接受的。
元人繪女性化男子像男人女人生理不同,服飾式樣有差別也是自然的事情。但古人的傳統觀念,把男女服裝絕對分開,不得摻雜、逾越,否則將要遭到譴責。如男子穿婦人服,三國時以清談著名的思想家何晏“好服婦人之衣”,被另一思想家傅玄指斥為穿“妖服”。女子穿的男裝,也被視為妖服,所以正史《五行志》裡往往設有“服妖”一目,責備女子的男裝,如《新唐書·五行志·服妖》在寫出太平公主男裝事實後,接著說“近服妖也”,加以貶責。
男女裝混穿,在正統的觀念裡是嚴重的政治問題,而不是生活小事,更不是個人興趣的事情。傅玄說:“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原來統治者認為男子主於外,女子主於內,故有男女的服飾制度,使男女各守本分,不得僭越,若女子男裝,會出現牝雞司晨的事,是家庭的不幸,國家的不幸。傅玄還舉例子,說夏桀因寵末喜戴男子冠亡國,又說何晏本身遭到殺身之禍,而且三族皆被夷滅(《晉書》)。所以封建時代,男女服制的不同,是男尊女卑的反映,不許女子著男裝是統治女子的一種手段。因此那些敢於男裝的女子,在一定意義上說是反抗的行動,絕不能以“服妖”視之。指責人家裝束“男不男,女不女”的傳統觀念,並不是天經地義的,不可改變的,那種服制上的尊卑貴賤男女的等級制度和觀念應當徹底清除。再從審美角度觀察,巾幗而著男裝有的頗有須眉之氣,有何不好!為何要搞服裝的一統天下,清一色豈不令人厭煩!再說禁止女子男裝,也是徒勞之舉,且看歷史上輿論反對,朝廷禁止,到頭來還是不時出現,禁又何益? 何必去辦這種蠢事,還是聽從民便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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