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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葡萄酒是外來文化,因而它長期被列入“洋酒”之列,但實際上,我國是世界人類和葡萄的起源中心之一,因此,葡萄酒應是“古而有之”了。
從漢武帝建元年間張賽從西域引進歐亞種葡萄,到清末民國初的二千多年,我國的葡萄酒業和葡萄酒文化的發展大致上經歷了以下五個主要的階段:漢武帝時期 ——我國葡萄酒業的開始和發展;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葡萄酒業的恢復及葡萄酒文化的興起;唐代——燦爛的葡萄酒文化;元代——我國葡萄酒業和葡萄酒文化的鼎盛時期;明代——我國葡萄酒業的低速發展時期;清末民國初期——我國葡萄酒業發展的轉折期。
縱觀漢武帝時期至清末民國初的2000多年,中國的葡萄酒產業經歷了從創建、發展到繁榮的不同階段,其中,有過繁榮和鼎盛,也有過低潮和沒落,與之相隨而行的是綿延不斷、流傳至今的燦爛的中國葡萄酒文化。她豐富和發展了中華的民族文化,並成為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她真實地記載和再現了中國葡萄與葡萄酒產業的發展歷程,同時也有力地促進了我國葡萄酒業——傳統民族產業的繁榮。
考古發現,在敘利亞的大馬士革附近出土的壓榨機的年代為西元前6000年,而中美科學家對距今9000年——7000年的河南舞陽縣賈湖遺址的研究結果,卻使世界葡萄酒的人工釀造歷史推前了3000年。他們用現代分析方法,證明在該遺址中發掘的陶器中裝的是葡萄酒。
這不僅說明人類至少在9000年前就開始釀造葡萄酒了,而且也說明中國人可能在世界上最早釀造葡萄酒。
因而,葡萄酒在中國經歷了一個漫長而緩慢的發展過程,葡萄酒應是中國“土酒”,而不是“洋酒”。
葡萄,我國古代曾叫“蒲陶”、“蒲萄”、“蒲桃”,“葡桃”等,葡萄酒則相應地叫做“蒲陶酒”等。此外,在古漢語中,“葡萄”也可以指“葡萄酒”。關於葡萄兩個字的來歷,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寫道:“葡萄,《漢書》作蒲桃,可造酒,人酺飲之,則醄然而醉,故有是名。”“酺”是聚飲的意思,“醄”是大醉的樣子。按李時珍的說法,葡萄之所以稱為葡萄,是因為這種水果釀成的酒能使人飲後醄然而醉,故借“酺”與“醄”兩字,叫做葡萄。
我國是葡萄屬植物的起源中心之一,原產于我國的葡萄屬植物約有42種。例如分佈在我國東北、北部及中部的山葡萄,產于中部和南部的葛藟,產于中部至西南部的刺葡萄,分佈廣泛的蘡薁等等,都是野葡萄。
我國最早有關葡萄的文字記載見於《詩經》。《詩·周南·蓼木》:“南有蓼木,葛藟累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詩·王風·葛藟》:“綿綿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詩·豳風·七月》:“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從以上三首詩,可以得知在《詩經》所反映的殷商時代,人們就已經知道採集並食用各種野葡萄了。
《周禮·地官司徒》記載:“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鄭玄注:“果,棗李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桃、批把之屬。”這句話譯成今文就是:“場人,掌管廓門內的場圃,種植瓜果、葡萄、批把等物,按時收斂貯藏。”這樣,在約3000年前的周朝,我國已有了家葡萄和葡萄園,人們已知道怎樣貯藏葡萄。在當時,葡萄是皇室果園的珍異果品。
我國的歐亞種葡萄是在漢武帝建元年間,歷史上著名的大探險家張騫出使西域時從大宛帶來的。《史記·大宛列傳》:“宛左右以蒲桃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年不敗”。“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桃。”在引進葡萄的同時,還招來了釀酒藝人。
據《太平禦覽》記載,漢武帝時期,“離宮別觀傍盡種蒲萄”,可見漢武帝對此事的重視,並且葡萄的種植和葡萄酒的釀造都達到了一定的規模。
我國的栽培葡萄從西域引入後,先至新疆,經甘肅河西走廊至陜西西安,其後傳至華北、東北及其他地區。
到了東漢末年,由於戰亂和國力衰微,葡萄種植業和葡萄酒業極度困難,葡萄酒異常珍貴。《三國志·魏志·明帝紀》中,裴松子注引漢趙岐《三輔決錄》: “佗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孟佗是三國時期新城太守孟達的父親,張讓是漢靈帝時權重一時、善刮民財的大宦官。孟佗仕途不通,就傾其家財結交張讓的家奴和身邊的人,並直接送給張讓一斛葡萄酒,以酒賄官,得涼州刺史之職。漢朝的一斛為十斗,一斗為十升,一升約合現在的200毫升,故一斛葡萄酒就是現在的20升。也就是說,孟佗拿26瓶葡萄酒換得涼州刺史之職! 可見當時葡萄酒身價之高。
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葡萄酒業的恢復
到了魏晉及稍後的南北朝時期,葡萄酒的消費和生產又有了恢復和發展。從當時的文獻以及文人名士的詩詞文賦中可以看出當時葡萄酒消費的情況。
魏文帝曹丕喜歡喝酒,尤其喜歡喝葡萄酒。他不僅自己喜歡葡萄酒,還把自己對葡萄和葡萄酒的喜愛和見解寫進詔書,告之於群臣。魏文帝在《詔群醫》中寫道:
“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非長者不別也。……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為說蒲萄。當其朱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渴。又釀以為酒,甘於鞠蘗,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況親食之邪。他方之果,寧有匹之者”。”
作為帝王,在給群醫的詔書中,不僅談吃飯穿衣,更大談自己對葡萄和葡萄酒的喜愛,並說只要提起葡萄酒這個名,就足以讓人唾涎了,更不用說親自喝上一口,這恐怕也是空前絕後的。
有了魏文帝的提倡和身體力行,葡萄酒業得到恢復和發展,使得在後來的晉朝及南北朝時期,葡萄酒成為王公大臣、社會名流筵席上常飲的美酒,葡萄酒文化日漸興起。這在當時的不少詩文裏都有反映。
陸機在《飲酒樂》中寫道:
蒲萄四時芳醇,琉璃千鐘舊賓。
夜飲舞遲銷燭,朝醒弦促催人。
春風秋月恒好,歡醉日月言新。
陸機是三國時東吳名臣陸遜的孫子。《飲酒樂》中的“蒲萄”是指葡萄酒。詩中描繪的是當時上流社會奢侈的生活:一年四季喝著葡萄美酒,每天都是醉生夢死。這時的葡萄酒是王公貴族們享用的美酒,但已比較容易得到,決非漢靈帝時孟佗用來賄官時的價格,否則誰也不可能一年四季都喝它。
在一百多年的南北朝時期,常有文人名士歌葡萄酒的詩作。庾信在他的七言詩《燕歌行》中則寫道:
蒲桃一杯千日醉,無事九轉學神仙。
定取金丹作幾服,能令華表得千年。
庾信在詩中表達了自己的想法:不如去飲一杯葡萄酒換來千日醉,或者為了長生去學煉丹的神仙。若能取得金丹作幾次服食,定能像千年矗立的華表,永享天年。詩中將飲用葡萄酒與服用長生不老的金丹相提並論,可見當時己認識到葡萄酒是一種健康飲料。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種植張騫引進的歐亞種葡萄的同時,也人工種植我國原產的葡萄,這可從當時的詩文中反映出來。曹操的小兒子曹植在《種葛篇》中有“種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陰。與君初婚時,結發恩義深。”的詩句。
唐代——燦爛的葡萄酒文化
盛唐時期,葡萄酒趕上了真正的發展機遇:在國力強盛,國家不設酒禁的情況下,唐高祖李淵、唐太宗李世民都十分鐘愛葡萄酒,唐太宗還喜歡自己動手釀制葡萄酒。據《太平御覽》:“(唐)高祖(李淵)賜群醫食於御前,果有蒲萄。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干,求之不能得。高祖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流涕嗚咽,久之乃止,固賜物百段。”由此可見,在唐初,經過戰亂,葡萄種植與釀酒基本已萎縮,連朝中大臣的母親病了想吃葡萄而不可得,只有在皇帝宴請大臣的國宴上方有鮮葡萄。
《太平御覽》記載,唐太宗貞觀13年(640年),唐軍在李靖的率領下破高昌國(今新疆吐魯番),唐太宗從高昌國獲得馬乳葡萄種和葡萄酒法後,不僅在皇宮御苑裡大種葡萄,還親自參與葡萄酒的釀制。釀成的葡萄酒不僅色澤很好,味道也很好,並兼有清酒與紅酒的風味。
盛唐時期社會穩定,人民富庶。由於帝王、大臣喜好葡萄酒,民間釀造和飲用葡萄酒也十分普遍。這些在當時的詩歌裡都反映。
李白不僅是喜歡葡萄酒,更是迷戀葡萄酒,恨不得人生百年,天天都沉醉在葡萄酒裡。《襄陽歌》就是他的葡萄酒醉歌。他在《襄陽歌》中寫道:“鸕鶿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江鴨頭綠,恰以蒲萄初酦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曲便築糟丘台。……”詩人李白幻想著將一江漢水都化為葡萄美酒,每天都喝它三百杯,一連喝它一百年,也確實要喝掉一江的葡萄酒。從詩中也可看出,當時葡萄酒的釀造已相當普遍。
在唐代的葡萄酒詩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王翰的《涼州詞》了,此詩作為千古絕唱載入中國乃至世界葡萄酒文化史。詩中寫道: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邊塞荒涼艱苦的環境,緊張動蕩的軍旅生活,使得將士們很難得到歡聚的酒宴。這是一次難得的聚宴。酒,是葡萄美酒;杯,則是“夜光杯”。如此美酒,如此盛宴,將士們莫不興致高揚,准備痛飲一番。正值大家“欲飲”未得之際,馬上琵琶奏樂,催人出征。這酒還喝不喝呢? 這時,座中有人高喊,男兒從軍,以身許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有酒且當開懷痛飲! 醉就醉吧,就是醉臥沙場也沒有什麼丟臉的,自古以來有幾人能從浴血奮戰的疆場上生還呢! 於是,出征將士豪興逸發,舉杯痛飲。
宋代——發展的低潮期
宋代葡萄酒發展的情況可以從蘇東坡、陸游、元好問等的作品中看出來。蘇東坡的《謝張太原送蒲桃》寫出了當時的世態:
冷官門戶日蕭條,親舊音書半寂寥。
惟有太原張縣令,年年專遣送蒲桃。
蘇東坡一生仕途坎坷,多次遭貶。在不得意時,很多故舊親朋都不上門了,甚至連音訊都沒有。只有太原的張縣令,不改初哀,每年都派專人送葡萄來。從詩中,我們還知道,到了宋朝,太原仍然是葡萄的重要產地。
到了南宋,當時的臨安雖然繁華,但葡萄酒卻因為太原等葡萄產區已經淪陷,顯得稀缺且名貴,陸游的《夜寒與客燒干柴取暖戲作》:
稿竹干薪隔歲求,正虞雪夜客相投。
如傾瀲瀲蒲萄酒,似擁重重貂鼠裘。
一睡策勛殊可喜,千金論價恐難酬。
他時鐵馬榆關外,憶此猶當笑不休。
詩中把喝葡萄酒與穿貂鼠裘相提並論,說明葡萄酒可以給人體提供熱量,同時也表明了當時葡萄酒的名貴。
比陸游稍後的金國著名文學家元好問( l190—1257)曾作《蒲桃酒賦(並序)》:“吾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釀酒法。少日,嘗與故人許仲祥摘其實並米炊之,釀雖成,而古人所謂甘而不飴、冷而不寒者固已失之矣。貞祐中,鄰裡一民家避寇自山中歸,見竹器所貯蒲桃在空盎上者,枝蒂已干,而汁流盎中,熏然有酒氣,飲之,良酒也。蓋久而腐敗,自然成酒耳。不傳之密,一朝而發之,文士多有所述。今以屬子,子寧有意乎?”予曰:“世無此酒久矣。予亦嘗見還自西域者雲:‘大石人絞蒲桃漿,封而埋之,未幾成酒,愈久愈佳,有藏至千斛者。’其說正與此合。物無大小,顯晦自有時,決非偶然者。夫得之數百年之後,而證數萬裡之遠,是可賦也”……
經過戰亂,真正的葡萄酒釀酒法在中土差不多已失傳。除了從西域運來的葡萄酒外,中土自釀的葡萄酒,大體上都是按《北山酒經》上的葡萄與米混合後加曲的“蒲萄酒法”釀制的,且味道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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