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籌軍費，清政府廣設厘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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賒旗店厘金局大門


賒旗店厘金局內院


　　“天下店，數賒店”。明清時期，現在的社旗縣社旗鎮古稱賒旗店，是遠近聞名商業古鎮。該鎮初建於春秋戰國時期，清康乾年間最繁盛，是水旱碼頭，南北九省交通要道，全國13個省商人在此經商，號稱“天下第一店”。

　　來到社旗縣瓷器街，這是一條明清古街，如從歷史深處漂浮而來，青石板鋪出街道如河，兩岸停泊的古屋參差，多青磚灰瓦兩層閣樓，門前有柱廊，黑漆板門、花格窗。其間，有座奇特建築——清代賒旗店厘金局。

　　一眼看去，它和兩邊老屋一般模樣。細看之下，從大門開始，就顯現出奇特來了。

　　它的門頭上有一長方形牌匾，上雕金燦燦異獸，似虎非虎，似龍非龍，仰頭欲吞朝日，渾身火苗亂竄。“此獸名貪，最愛吃金吞玉，貪婪成性，因欲吞日被燒死。它懸于大門之上，是告誡官員戒貪。”賒店歷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徐東講道。清代官場貪賄成風，唯有這一政府機關進門就忠告“戒貪”，足見它和錢的糾結。

　　自夏代建國，中國歷朝賦稅主要有三項：土地稅、人口稅和抵算勞役金錢。清康乾盛世時，奉行“藏富於民”國策，輕徭薄賦，康熙五十一年曾宣佈“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當時全國應納稅人口2464萬人，人口稅為335萬兩，加上土地稅等，全國財稅年收入不到3000萬兩。

　　鴉片戰爭後，中國戰敗賠錢，太平天國運動爆發，橫掃江南數省，清廷重兵鎮壓，三年軍餉3000余萬兩，江南財稅大省為義軍佔據失去稅源，清政府財政極困窘。沒辦法的情況下，清政府在全國普設厘金局，收厘金為軍費。

　　河南開設厘金局是咸豐八年，即1858年。賒旗店厘金局管南陽、唐河、泌陽、方城(古稱裕州)、桐柏五縣厘金徵收，稱為“南裕分司”，直屬河南省巡撫，“局長”為三品道臺，比四品南陽知府職位還高。

　　如今，對厘金制度我們很陌生，而其間也有名人，能多少讓我們產生記憶關聯。如原國家副主席、“紅色資本家”榮毅仁，其祖父、父親是廣東三水縣厘金局總辦和會計；“鑒湖女俠”秋瑾之父是湖南湘潭厘金局總辦，秋瑾隨父在湘潭厘金局生活了八年。

　　隨著時光流逝，全國厘金局大多已消泯無跡。“全國保存完好的厘金局，除了賒旗店厘金局還有湖南洪江厘金局，但洪江是個縣級卡點，不像賒旗店是三品道臺衙門。賒旗店厘金局可稱全國厘金文物遺存中保存最完整且級別最高者，是中國厘金史難得的標本。”徐東道。

　　厘金制創意來自林則徐

　　清代厘金制，大大緩解了清政府財政軍事危機，是中國稅收史上的重要一章。它的創辦過程中，有三位關鍵人物——林則徐、雷以誠、錢江。

　　雷以誠時任左副督御史，相當於現在的國家監察部副部長，他被朝廷派到揚州幫辦軍務。為籌軍餉，他公開賣官。清代賣官成風，僅道光執政30年，賣官收入達三千余萬兩。但兵荒馬亂中，賣官市場也蕭條，咋辦呢？

　　雷以誠的師爺錢江，獻上“捐厘助餉”之法，並親自在揚州附近仙女廟、邵伯等集鎮，勸諭米行，值百捐一，捐厘助餉。不到一月，徵餉銀數十萬兩。這就是厘金制之首創，首創日期為咸豐三年(1853年)九月。

　　厘金制試辦成功，雷以誠在咸豐四年三月奏報朝廷。咸豐下旨，所有“用兵省份普行抽厘”，也就是“典型引路，全面推廣”。

　　其實，厘金制真正創意人是林則徐。鴉片戰爭失敗後，林則徐被遣往新疆伊犁屯田，他倡行類似勸捐的“一文願”法，籌款墾田。因此，雷以誠在奏折中說道，厘捐係錢江倣林則徐“一文願”法。

　　錢江與林則徐是啥關係呢？

　　錢江是浙江長興縣人，自幼穎悟不群，成人後屢試不第，投筆出遊，輾轉至廣東欲投林則徐，而林則徐已被革職戍疆。在廣州時，錢江曾聯合紳商，招募義兵3萬人，攻打英人商館。清政府把他抓去充軍新疆，錢江在那裏與林則徐相聚，成為林的幕客，輔佐他治理水利。後轉投雷以誠帳下，獻計捐厘。

　　錢江曾到賒旗遊歷，對山陜會館讚賞有加，至今會館懸鑒樓前還高懸他所題對聯，一副是“幻即是真世態人情描寫得淋漓盡致；今亦猶昔新聞舊事扮演來毫發無差”。另一副是“還將舊事從新演，聊借俳優作古人”。聯意絕佳，筆鋒雄健。

　　厘金是清後期“影響最深”新稅種

　　關於厘金的起源，通行說法是彌補軍費缺口，且籌軍費也確是其開徵的重要原因。但放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它的起徵還有更深層面的因由。

　　近代名學者羅玉東，在其《中國厘金史》中分析道，清代稅制結構中，商稅明顯偏弱，財政收入缺乏彈性。因而，在太平天國運動蓬勃興起，以往捐納報效等臨時籌款措施難以為繼的情況下，重在徵商的厘金制度興起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開徵厘金時，五口通商已過十年，清朝商品經濟有一定發展，為商業稅產生提供了物質條件。其實，太平天國運動前，就有人請徵商稅，充實財政。道光二十三年，有人認為徵商太輕，僅“關有徵而市無徵”，富商大賈擁資營利而不納賦稅，與農人比較，負擔過於不均，於是奏請徵商稅。羅玉東認為“新商稅厘金的產生，是清廷鎮壓革命的需要和此時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厘金制在全國是何等狀況？

　　中國社科院專家鄭起東在《轉型期的華北農村社會》中分析：“論厘金者，首重江南。因為江南厘金，實佔全國厘金總數絕大部分。在光緒二十九年 (1903年)，江蘇、浙江、江西、福建、湖北、廣東六省即佔全國厘金總數的64%。華北厘金，絕對值上一直較江南為小。”至於河南，所佔比例更小。原因是“河南商品經濟不發達，同時河南又是平原，受限于地理，只有幾個地方可設卡收費”。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員徐春燕分析。

　　整個華北地區徵收厘金，是在咸豐八年(1858年)從河南開始，背景是因捻軍活動，清軍糧臺支應不繼。於是勝保(內閣學士充軍事將領)和毛鴻賓 (清名臣，曾為兩廣總督)駐兵週口，借商捐以資軍食，並奏請河南巡撫英桂，“設立省局，抽取商捐，統名厘稅，後因其法，以次推廣”。河南省第一批設三個，即賒旗店、陜州、開封。

　　到同治四年(1865年)，河南如荊紫關、往流集、烏龍集、蔣家集、周家口等水陸市鎮，如河內、新野等州縣，“一律分設厘卡，委員經收”，之後在全省鋪開。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直隸、河南二省還同設厘金局於安陽，稱直豫厘金局，河南、湖北二省同設厘金局于漢口，稱為鄂豫厘金局。

　　河南厘金數量，據《中國厘金史》記載，從咸豐八年(1858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除二三年略增減外，每年都在五六萬兩間。從同治八年到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在這34年間，每年都在六萬至十萬兩間。之後開始大增，光緒最後三年增至20余萬兩。到宣統元年(1909年)，更增至 40萬兩。宣統三年(1911年)，達到了67萬兩。

　　大增的原因是清廷危急，軍費大增。而厘金“大增”官逼民反，更加劇清廷危急之勢。

　　到了民國時期，河南厘金仍因舊制，只是在1912年改名為統稅。1916年，河南厘金收入為60余萬元，1923年激增至200余萬元，原因是火車貨捐大為增加。

　　厘金是清後期徵收範圍最大、苛擾最重、影響最深的一個新稅種，它共分四類：百貨厘、鹽厘、洋藥厘(進口鴉片)和土藥厘(國產鴉片)。按清戶部規定，四類厘應各自成系統，實際上除鹽厘自成體系外，洋藥厘土藥厘都與百貨厘相混，故一般所說厘金，都指百貨而言。

　　百貨厘舉辦最早，範圍最廣，凡一切日用所需物品，都在徵稅範圍。百貨厘稅厘本為1%，故名厘金。後來各省稅率越來越高，一般為4%到10%，最高達20%以上。

　　厘金開始是通過稅性質的稅收，其後發展為產、運、銷三個環節同時徵收，又具有出產稅、交易稅和營業稅性質。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哲美森在《中國最新度支全錄》中說：“近來各省官吏，利用厘金之名，推廣其義張其欲壑。落地稅之設，是其一也。此外內地所設之製造工廠，亦向之徵課重稅，而混合於厘金之中。”

　　賒旗店厘金局是河南首開的一家厘金局，它是個鎮，卻設三品道臺管理的厘金總局，破格之至，這又是為什麼？小鎮大衙門到底是何模樣？在近80年時光中，又發生了哪些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