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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娼妓有確實文字記載的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當時的貴族已開始蓄養妓女，稱之為“女樂”。“女樂”除了供主人玩樂之外，還需陪客人，且可作為禮物送人，諸侯之間，經常一送就是幾十個。關於封建貴族們和女樂們玩樂的情形，楚國的大詩人宋玉在《招魂》中描寫：士女雜坐，擊鼓敲鐘，吹竽弄瑟、弈棋賭博、酗酒不已、日夜尋歡作樂。那些飲酒飲得臉紅紅的妖艷女子，長髮飄甩、眼神流盼、女樂們瘋狂地跳起舞來，士女們怪呼亂叫，日以繼夜。
這只是妓女的雛形。正式設立娼妓制度的是春秋時齊桓公的大臣管仲，他曾設“女閭七百”。“閭”是巷口的門，“女閭七百”就是說這條街上住著700家（戶）妓女，用當今的話說有700的妓館門面。《戰國策·東周策》提到“齊桓公宮女中女市七，女閭七百，國人非之。”
齊桓公之所以設立妓院的原因有四：一是為了增加國家收入，例如清代的褚學稼在《堅瓠續集》卷中說：“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即教坊花粉錢之治也。”二是為了緩和減少社會矛盾。三是優待遊士、網羅人才，當時諸國爭雄競爭激烈，齊桓公為了能稱霸天下，通過以美女來招引人才。四是供齊桓公淫樂，齊桓公是一個好色之徒，這在很多文獻中均有所記載：“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但他仍嫌不夠，喜歡尋求刺激。
齊桓公和管仲首創市妓和妓院，對後世中國妓業的發展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管仲是中國古代的一位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在他的帶動下，春秋時期各國爭相效倣。位於南邊的越國，是效倣最先的國家之一，《吳越春秋》載：“越王勾踐曾經有過寡婦于山上，使士之憂思者遊之，以娛其意。”《越絕書》也載： “獨婦山者，勾踐將伐吳、徒寡婦置山上，以為死士，未得專一也。”這就是說，越王勾踐將要攻打吳國，為了“鼓舞士氣”而“勞軍”，將失去家庭的孤寡女子和有過姦淫劣跡的女子都集中在一個山上，用以慰問軍士及一些單身遠離鄉土的男子。到了戰國時代，城市進一步興起，許多諸侯國的都邑都設有妓院，名曰“軍市”，主要是慰問軍隊，但誰都可以去。
無獨有偶，西方正式設置妓院始於古希臘的政治改革家梭倫，但齊國的改革家管仲對妓院的創設，要比梭倫至少早半個世紀以上。
身份有別的妓女
中國古代的妓女，她們就像市場上供交易和收藏的物品，可以隨意地買賣和隨意地被虐殺，這是男權至上社會裏婦人的悲哀。在這些類似商品的婦女中，由於她們的出身不同、素質不同、服務對象也不同，因而她們在古代中國的娼妓業中分成不同的種類，大致上可分為以下幾種：
宮妓是指被蓄養于深宮，為帝王提供性服務的女子，她們往往數以萬計，包括一些沒有什麼名份的宮女與大批歌舞伎。她們由宮廷供給衣食，生活條件很優裕，也都有向皇帝獻身的可能性，但由於宮中美女如雲，能得到皇上“恩寵”的機會是很少的。她們最大的痛苦是幽閉深宮，缺乏人身自由，而且青春虛度，性慾和愛情得不到滿足。
官妓官妓與宮妓都屬於國家、政府所有，但區別於服務對象不同，宮妓只為皇帝及其家屬服務，而官妓則為各級官吏所佔有。對於官妓，官員們可以共用，可以做人情，或命官妓招待某個過境官員以侍寢，或給某個朋友狎玩。這是官妓的義務，她們只能隨人支配，不得拒絕，也不得收費。不過狎玩她們的官員有時送她們一些財物，類似現在的小費。有的出類拔萃的官妓，往往被高級的官員所獨佔，有些官員還會因爭奪某個名妓而爭風吃醋。在漢代，宮廷權貴使用官妓（又名官奴婢）的地方也很多。《漢舊儀》記載：“丞相官府奴婢傳漏起居。宮中乳母取官婢。宮殿中宦者署郎署皆官奴婢傳言。太官湯官婢各3000人。”這是屬於宮廷及京城內衙署的奴婢。對於官妓而言，如果可以出錢千萬，則可以免為庶人，但很少有成功贖身的，無奈其何的只能終身為奴為妓。
營妓營妓類似官妓，但她們是對兵將提供性服務的，她們的身體屬於兵將們“公有”，兵將們可以任意召喚，但其中的佼佼者在一定時期內也可能被將帥所獨佔，成為變相的姬妾。有的歷史專家認為軍妓最早可追溯到漢代：“古來有妓，至漢武始置營妓，以侍候軍士之無妻室者。”有些兵將殺人如麻，野蠻粗暴，所以有些營妓的處境和下場甚為悲慘。例如在唐代，嶺南的一名營妓有一次在席上得罪了賓客，被長官處以棒刑，在她受刑疼痛哭叫時，官吏們還賦詩拿她開心：“綠羅裙下標三棒，紅粉腮邊淚兩行。”唐末富州駐軍長官的手下有一個叫羅虬的官員，在宴席上看中了一個叫杜紅兒的營妓，要她唱歌，並贈以繒採（即禮物），長官因為副帥早已中意紅兒，所以不讓她接受饋贈，羅虬惱羞成怒，竟當場拔刀殺了杜紅兒。
家妓家妓屬於官宦、豪富的家庭，只為主人及其家屬服務，屬於私人所有，而不像官妓、營妓是“公有”的。家妓最早見於史籍記載的是西元前562年晉悼公賜給魏絳的8名女樂。西漢、東漢、三國時期，貴族、官僚蓄養家妓已蔚然成風。到了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時，家妓的發展進入興盛時期，有些大貴族、大官僚蓄家妓成百上千，其規模幾乎可與宮廷女樂媲美。家妓是關鎖在家庭這個籠子裏供主人玩弄的性奴隸。她們不是人，只是工具。歷史上曾記載有些官僚、貴族在冬天手冷，不近火，卻把手伸進家妓的懷中取暖，稱之為“肉暖爐”；在冬天時讓一群家妓圍著他，叫“肉屏風”；吃飯時不用桌子，而叫家妓手捧菜肴，站在周圍，叫 “肉臺盤”；吐痰不用痰盂，而讓家妓用口來承盛，美其名曰“香痰盂”。甚至還有的把家妓出售、贈人、換馬兌物等，而任意虐待與殺害家妓的事就更多了。
私妓所謂“私妓”，一是指相對於官妓而言，由私人自發經營的妓館；二是指在城市妓院出賣肉體的婦女，她們不是屬於少數官僚、貴族、地主所有，不是對某一特殊階層提供性服務，而是面對社會上所有男子，主要不是以歌舞技藝來博取男子的歡心，而只是以盈利為目的的一種娼妓。
歌舞伎宮妓、官妓、營妓、家妓都是以服務的對象來區分的，若以妓女的行業來分，則又可以出現歌舞伎這一類型。與單純賣身、供男子發泄性慾的妓女不同，歌舞伎要經過較嚴格的藝術訓練，掌握歌舞技藝，為主人提供聲色服務，當然，有時也要提供性服務。在中國古代，歌舞伎代表了當時歌舞藝術的最高水準，這是妓女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歷史上很早就有歌舞伎了。如“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晨噪于端門，樂聞于三野”；在春秋戰國時，楚莊王“淫于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齊景公當政時是“左為倡，右為優”；魏王飲宴時有“楚姬舞于前，吳姝歌于後，越女鼓瑟于左，秦娥泛箏于右”。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就把從六國掠來的宮人女樂據為己有，共達“數鉅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到了漢朝，也是同樣，“五侯群弟，爭為奢侈……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磐，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到了隋朝，隋煬帝設立教坊樂舞制度，“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唐朝時，唐玄宗設立了“梨園”這一樂舞機構，到了五代十國，後蜀、南唐等，這在歷史上都是很揚名了的，這些皇宮裏的達官貴人，終日和妃嬪宮妓以及歌舞伎尋歡作樂，甚至在國破家亡時，還沉浸在酣歌醉舞之中，樂不思蜀。
青樓會館高級妓
在古代中國，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又稱為“三教九流”，妓女是屬於下九流中的第八位，地位低於乞丐，但高於戲子。在妓女中也有高低之分，低級妓女出沒街頭巷尾，高級妓女多住在青樓會館裏。
高級妓女中有一部分是來自落難的豪門，像抗金英雄韓世忠的妻子梁紅玉，明末清初“秦淮八艷”中的董小宛、寇白門等。她們曾經有過顯赫的家庭背景，但因祖上得罪了皇帝或重臣，被朝廷抄了家，女眷們悉數被賣入娼門。對這類妓女，老鴇們一般不敢太得罪她們，擔心有朝一日她們的祖上平了反。也不太強行要求她們陪客人上床。因此她們往往只是陪客人說說話、唱唱曲、聊聊詩詞之類的，文人雅士多喜歡這類女子。
低級妓女就是那些出身窮苦人家的女孩子，她們家境貧寒，沒有受過教育，一旦入了娼門，因文化素質不高，完全是陪人上床。但她們中也有一些憑自己的姿色和天分，在琴棋書畫上出類拔萃的，同樣會博得文人雅士的欣賞，從而躋身高級妓女之列，成為一代名妓，如李師師、杜十娘、陳圓圓、李香君等。
在中國民間流傳的學士與名妓的故事裏，最廣為傳頌的要數南宋抗金名將韓世忠與梁紅玉的愛情故事。梁紅玉原籍池州（安徽省貴池縣），生於宋徽宗崇寧元年，祖上幾代都是武將出身，受家庭的影響，梁紅玉自幼就隨父兄學武，且熟知兵法。宋徽宗宣和二年方臘起義，朝廷派兵鎮壓，梁紅玉的祖父和父親因貽誤戰機被處死，梁家從此衰落，梁紅玉也淪落為官妓。後來起義被鎮壓下去，方臘被韓世忠所捉，在一次慶功宴上，英雄韓世忠與陪酒的官妓梁紅玉意外相遇，兩人一見鍾情，雙雙墜入愛河，並最終結為夫妻。婚後，他們相親相愛，並肩作戰，共同殺敵。當時金軍大舉進犯中原，韓世忠留守秀洲，建炎四年元宵節金兀術下戰書與韓世忠，約定第二天開戰。韓世忠聽從妻子梁紅玉的計策，兵分兩路，以中路軍搖旗為號，對金軍進行夾擊包圍。結果金軍大敗而逃。梁紅玉因功被封為安國夫人。不久，金軍渡江再犯，韓世忠用梁紅玉的計策，屢敗敵軍，迫使金軍不敢輕易渡江。岳飛被害後，韓世忠也被罷去兵權，夫妻兩人索性不問世事，白頭偕老度過晚年，善始而善終。
“枯楊生蒂”狎雛妓
在中國古代，年事已高的人，如果仍混跡于風月場中，縱情聲色，一味追求年輕異性會被稱為“枯楊生蒂”，它反映了某些老年嫖客的變態性愛心理及行為。
一生風流倜儻的清代文學才子袁枚，曾撰文記錄了一段“枯楊戀”的趣話：某老翁年已80歲，仍喜歡狎妓。有一次，他嫖了一個才18歲的妓女，臨別時，偶發感慨，贈那妓女一首小詩：
我年八十卿十八，卿自紅顏我白髮。
與卿顛倒恰同庚，只隔中間一花甲。
其實，袁枚本人也是一個典型的“枯楊戀”者。據說有一次，已是花甲之年的袁枚在船山上與一叫蕊仙的妓女相遇，他主動上前戲弄蕊仙道：“老夫吟詩題字，須要美人磨墨才佳。”蕊仙當然趕緊應承。在這個過程中，蕊仙的一顰一笑和袁枚的一顧一盼，互為呼應，可謂靈犀暗通，於是袁枚賞她一把碎銀。蕊仙離開後，在旁的朋友們戲謔袁枚白白浪費筆墨和碎銀，連個手都沒有牽成，有點得不償失。袁枚卻說：“今夜艷遇，乃真風流，千載難逢，非皮肉之淫可比也。”
袁枚的結發夫人王氏一直沒有生育，他便納了第一房侍妾陶姬，可惜只生下一女便病故了，此後一連又納了三房妾，結果不是妾流產了，就是兒子一齣生就夭折了，或者是妾根本就不孕，直到62歲時，又納了第五位才19歲的叫鐘姬的官妓，次年才生下一子，取名“袁遲”，袁枚為此寫詩道：“六十生兒太覺遲，即將遲字喚吾兒。”為了得到子嗣，袁枚連娶五位妙齡女子，期間還常常以“無子為名又買春”，為此曾受到上司的責問，但他並未收斂，總是振振有詞地為自己狡辯。
在古代，像袁枚這樣“枯楊生蒂”的事是屢見不鮮的，從袁枚身上，我們從另一側面看到了男權是建立在妾、妓的悲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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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1-4-28 14: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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