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京師籌辦自來水廠的曲折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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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自來水已經與人民生活和國民經濟發展息息相關，人們對它的存在已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了。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一百年前自來水廠在北京創建時，其經歷堪稱曲折。

    據歷史記載，前直隸按察使，長蘆鹽運使周學熙(1866—1947，著名實業家、民國初曾兩任財長)于光緒三十四年三月(1908年4月)經外務部尚書、軍機大臣袁世凱舉薦，自天津奉調入京籌建京師自來水，以農工商部丞參上行走的官職，主持籌建工作。當月，周便擬定了《創設京師自來水公司大概辦法文》呈交農工商部。與此同時，還草擬了公司《三年收支預算》，對公司盈利預期相當樂觀，其時以成本210萬元(後實招股270萬元)計，估算年可入售水款39萬元，除去各項費用，第一年便可得凈餘利10萬元，第二年凈餘利16萬元，第三年凈餘利23萬元，且“以後逐年銷售增旺，其餘利更多”。以“人性莫不趨利而避害”的判斷，且出於自來水事業有“宮保(袁世凱)提倡于上”，“朝中大佬，應者必多”的考慮，認定集股並非難事。

    據此，公司在《招股啟示》中做了頗有吸引力的宣傳。首先宣稱“京師為首善之區，飲料乃衛生所重”，但自然環境不佳，食用“土井”之水，“使用不便，質味惡劣”，“損生民之發育”；一旦遭遇火警，“杯水車薪”更難應對。而自來水的興建，則可“補天時地利之不逮”，“既利民生，尤便民用”。隨後列出9大“特色”，如從自然條件看，京師不比津、滬，“附近無名川大河，自來水可永久專利”；成本低廉，因“自來水取諸自然”，工程告竣，即可“一勞永逸，坐收巨利”；且自來水為 “日用之消耗品”，人人需要，其售水之款必“源源而來”等等。同時，規定給以“股息八厘”的厚利，前三年每年更有“官款”銀15萬兩“保息”，即無論盈虧，概由官方保障投資者的股息收益；又規定對優先認股者，加贈十分之一“紅股”。在這些優惠條件之外，還以“專集華股，不附洋股”的愛國主義作為集股創業的旗幟，策劃可謂相當週密。招股事項通過周學熙曾擔任督辦的天津銀號(即官銀號)一手操辦，遂經天津、上海、漢口、張家口、唐山、保定等該號的機構，以及委託廣東日升昌“收股”。因“交股踴躍”，300萬元股本很快集齊。後經核算，並避免“官利吃重”，退回天津銀號30萬元，即實募股本270萬元。京師自來水的建設，在周學熙的謀劃指揮下，招股集資，勘測水源，購辦設備，組織施工，克服了諸多困難，歷時22個月，工程告竣，1910年初，實現通水。然“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一原本惠濟民生的事業，從投入營業開始，便遇到了未曾料到的難題。如周學熙日後回憶所言，自來水“招股雖易而營業則甚難。因內城旗人謂為洋水，疑畏不敢飲。山東水夫又把持之，出種種阻力以相刁難”。

    上個世紀初，晚清為內憂外患所困，已經氣息奄奄。近代文明雖有所傳入，但從社會整體看，仍屬“風氣初開”的狀態。自來水為新事物，其時不止是“旗人”，社會上對自來水的奇談怪論也在所多有。諸如，因自來水龍頭乍放，帶一點白色，便說是“洋胰子水”；由於水管埋于地下，便說什麼它“專走地道，不見陽光”，是“陰水”；又傳言“水裏有藥”，“有煤油、石灰”；更有傳言稱，因自來水設備都來自外國，便認為“洋人沒安好心”，當水井被填死，將自來水總管道一關，就要把老百姓“渴死”；甚至荒唐到對關於自來水的事情，只敢站在遠處看看，“聽到自來水三大字”，便“掩耳狂奔”！總之，“為謠言所惑”，懷疑觀望者眾多。這些很荒唐的事情就是當年的現實。

    至於“山東水夫”的“阻力”、“刁難”，則既是歷史遺留問題，又是一個現實的社會問題。晚清有一首《竹枝詞》做過形象的描述，“晉人勢弱魯人強，若輩兇威孰與當，壟斷把持官莫制，居然水屋比皇堂”。其社會背景是，當年北京街頭的水井都是“官井”，亦多由清軍兵營中的山東籍火夫經管，時間一長就成為了“井主”，他們又招募原籍鄉民為水夫，專司賣水送水；水夫為謀生，井主則為謀利。井旁搭建窩棚為水夫住所，俗稱“井窩子”。清末民初，這一群體約有2500 人。水夫本質上是勞動者，而井主則已經異化成了“水閥”、“水霸”，他們壟斷水源，稱霸一方，與舊時北京掏糞業的“糞霸”，成為百姓不敢招惹的“兩霸”。而由於自來水的建成，特別是當自來水初建，與他們的利益格局尚不明確的情況下，依靠“官井”謀利為生的這一群體，便以為斷了他們的財源與生路，出現矛盾與衝突也就不足為奇了。

    面對“食戶之觀望”，“井戶之把持”，引起公司管理層的嚴重關切。公司從一開始便注意對民眾的宣傳，特別是利用報刊輿論來解除人們的種種疑慮。如在《白話報》等報刊上用文言、白話兩種文字形式刊登廣告，大力宣傳自來水清潔衛生的科學道理，並以它“全集的中國股，全用的中國人”的民族情感，乃至針對旗人的皇權觀念，抬出自來水是“奉皇上旨意”興辦，不厭其煩地勸導民眾。公司還利用“官督”的有利條件，動員京城巡警廳的民政職能，編寫《勸食自來水白話淺說》，向居民宣傳。從一份1911年的《提倡自來水試行辦法》的史料，更可窺見當年千方百計推廣自來水所做的努力。如利用廟會聘宣講員“專講自來水所以然處”；于“各區宣講所”“加講自來水利益一堂，講畢略分送水票”；“聘用有理化知識之人”，做講演“試驗”；中秋節向社會開放水廠，組織民眾遊覽參觀；繪製圖畫“注解明白”，印數千張散發，“務使婦孺皆曉飲水衛生之關係”。同時，要使水管龍頭佈置得當，方便用戶，化解井戶、水夫“阻力”，“不使其捏造謠言，把持水利”；在水價上規定不得超過“甜水”(井水)價，並立字據，以增強信用；要堅持自來水的“商業性質”， “不得帶有官習”，應善待用戶……等等。此外，安排水夫看管街頭龍頭，給用戶送水，為其謀生計，並制定獎罰辦法，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對聚眾鬧事者，則由警方出面調停，以至“彈壓”。由於當年社會大環境動蕩不定，“水霸”問題竟延續到上世紀30年代方漸平息。

    1911年，辛亥舉義，滿清覆亡。京師自來水雖經上述種種努力，卻收效甚微。1912年，“保息三年已滿”，雖又加一年，“營業仍賠累不振”。股東會決定改組，厲行整頓，裁員減薪，這一年才止住了虧損。

    京師自來水從1908年開建，歷經晚清、北洋政府、首都南遷、日偽統治、日本投降等幾個歷史階段，始終處於慘澹經營的狀態，從未達到售水款“源源而來”， “坐收巨利”的預期。有統計顯示，自1910年通水，經過漫長的三十多個春秋，至1946年，城內也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居民可以用上自來水。不過，它畢竟為這座城市的自來水事業奠定了基礎，到1949年解放前，能夠維持40年之久，已實屬不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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