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心動魄晚清書生暗殺案

Kick Off

清末民初的革命党人的悲壯暗殺活動，突現革命党之暗殺以民主與自由為鵠的、迥異於恐怖主義的性質，再現了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形象。

　　張文祥刺馬案的內外隱曲

　　党人猛擊之風，雖以1900年以後演成巨瀾，然于近世最早之胎息，則可溯及譚嗣同變法之心跡。百日維新毀於一旦，康、梁逸走海外，譚嗣同卻安如磐石，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他拒絕了民間及海外志士的營救，靜候衙門武裝人員衝進會館。譚氏為後人尊為聖者，他一以貫之的理念是不怕被人殺，但亦不怕殺人。嗣同為人意氣發舒，慷慨善陳論，其名著《仁學》引法蘭西革命家創造民主之言曰：“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泄人民之恨。”仗義行俠的政治暗殺在三代、秦、漢以後，流於民間江湖如唐代之虬髯客之屬；至宋元明皆顛躓不振。南明最後一個吏兵兩部尚書瞿式耜戰敗于桂林獨秀山下，清人竊國，二三百年，寂無聲息。清末党人暗殺風潮之前，乏善可陳，唯張文祥刺馬一案，騰于眾口，影響震及全國。

　　張文祥刺馬案，發生於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廿六日，這一天，兩江總督馬新貽赴督署旁邊不遠的操場巡閱騎射。事畢，步行回衙。甫至督署東側門，張文祥快步接近之，做上遞狀子的樣子，一邊拔刀突刺，其人眼疾手快，只在一剎那間，刀身已沒入馬總督脅骨深處，並緊握刀柄轉動之，此勢必致死之術。整個過程，從容不迫。可見恨既不少，且蓄意已久。其刀經藥物淬礪，刃薄如紙，受者刃到必死，難以解救，馬新貽果在次日以不救告終。而張文祥被執，首先由漕運使張之萬主審，後由刑部尚書鄭敦謹、江寧將軍魁玉、袁保慶（袁世凱之父，時為江南候補道）及由直隸新調兩江總督曾國藩等相繼刑訊，“張文祥終無一詞”，但在魁玉主審期間，說過一句話：“我為天下剪除一通回匪者”。

　　由此張文祥刺馬新貽背景模糊，莫可究詰，故天下猜測四起，訛傳周布。

　　在民間流傳最盛的一種說法是，當張文祥、馬新貽、吳炳燮三人年輕時，曾歃血為盟，結為金蘭之好。後來，張文祥、吳炳燮之妻各以美艷之故，俱為馬新貽所姦污霸佔。這樣一來，張文祥所報則為佔妻之仇。如政論家湯增璧先生即持此說，“馬新貽督于兩江，穢行昭著，戕賊舊交，艷其室而奪之。有義烈沉毅如張文祥者，磨刀霍霍，天鑒其衷，大仇已復，從容自首，決腹屠腸，神色為之不撓。”（《民報》1908年第23期《崇俠篇》）。此說即就報仇意義而言，把政以賄成及高官之淫昏聯結起來，“酬死友於地下”，以其富有感性，極易契合下層民眾心理，而以其事可感可想，更易招集更大仇恨。

　　章士釗則在考察張、馬二人的籍貫、經歷以後將此說斷為傳奇誣妄之詞。他認為真正的導因還在於政治問題。“夫文祥，官書明明宣稱為洪秀全余党，粵、捻兩通，而其報仇遠因，則在南田圍剿一役。”蓋浙江象山南田有洪秀全殘部，馬新貽為浙江巡撫時，捕殺其首要，余部星竄，由張文祥所召集。馬氏新署兩江總督後，仍襲前規，捕殺無算，“似此民族仇恨之深，致文祥手刃仇人之胸，以身試法而不悔，釀成案中之重大性，安有有心人覺察不到之理？”此則見道之論矣。

　　清末報刊群起議論這樁已過去三十余年的暗殺案，蓋以党人暗殺風潮未起，故藉此發論，大作波瀾，實因人心激憤，無可發泄，而由舊事牽出頭緒。此後不久，暗殺風潮即形抬頭。

　　比較特殊的個案：刺殺孫傳芳


晚清暗殺案之刺殺孫傳芳

　　民國建立以後，時局限于混沌交錯之中。新舊軍閥之間殺伐頻仍，其暗殺亦多而且濫，但是豬拱雞刨、鴨飛狗跳，手段曖昧而目的低下，早與晚清革命党的狙擊毫無干係。但其間孫傳芳的斃命值得一提，早年他曾謂：“秋高馬肥，正好作戰消遣。”可見其性格質材之一斑。生死善惡的觀念，或後天教育之不足，表現在人性上面，極易出現道德悖離的場面。後來淡出政壇不久，即死於弱女子施劍翹之手，說報應太玄，但其間確有事物發展之因果律在調控。

　　孫傳芳氏早年畢業于北洋陸軍速成學堂步兵科，1904年入日本士官學校六期，1909年歸國在北洋政府所轄陸軍近畿第二鎮任教官。1917年升任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長，後逐漸坐大，至1925年，控制了蘇、皖、贛、浙、閩五省，成立五省聯軍，任總司令。其後更聯絡奉、魯等北方軍閥，與北伐軍作戰二年，1928年在北伐軍強大攻勢下全軍覆沒，三十年代初避居英租界。

　　他之被暗殺，胎因于1925年秋與奉、魯作戰時，捕殺山東軍幫辦、七旬老人施從濱。軍閥無常性，殺人如兒戲，冤魂不可勝數，當是時施從濱身著中將軍服，還以為對方可以網開一面，誰料捕到即殺，其後更懸頭城門示眾。

　　施從濱的長女施劍翹是位烈性女子，其父死後痛不欲生，即發誓籌措復仇事宜。在長達十年的過程中，求助於堂兄（時任煙臺警備司令）、丈夫（閻錫山部諜報股長）均告無效，痛感求人不如求己，下深心自作準備。先做手術矯正自己的小腳，然後設法購得槍彈，再往天津偵察，隨時揣摩孫傳芳照片，熟其形容，先欲混入孫公館擊殺之，未果。1935年秋，孫傳芳常在天津草廠庵清修禪院參禪聽經，恰為也來誦經超度亡靈的施劍翹偵知，她立即託人介紹加入居士林當了居士。1935年11月13日下午，眾居士冒雨陸續在佛堂入座。孫傳芳（時年51歲）坐在說法高僧身邊不遠處，其間施劍翹兩次移動座位，引起響動，但別人以為她是為了聽講清楚，無人在意。這樣她已將座位移到了孫氏背後，就在這樣的清寂境況之中，施女士拔出槍來，向孫氏後腦連射兩彈，向後背射一彈，三聲槍響，孫氏已腦漿外溢，當即如枯樹倒地斃命。施劍翹隨即自首。次日新聞紙上所刊其《告國人書》簡明道出為父報仇之心志，並向居士林居士、道長致歉，以其血濺佛堂之故。

　　其後孫氏家屬及其北洋故舊敦請律師具呈地方法院，請求嚴懲刺客。但國民政府黨政大員如馮玉祥、于右任、宋哲元、李烈鈞等聯名上書國府主席林森，請求赦免施劍翹。次年10月，國民政府頒令特予赦免。解放後，施劍翹曾任北京市政協特邀委員，1979年辭世。

  　狙擊袁世凱，袁氏醜態


袁世凱

　　當南方臨時政府已經成立，袁世凱猶奔走于清皇室。一天奉召入朝謁見隆裕太后。出宮時乘輿出東華門，衛隊前護後擁，兩旁軍警林立，行到丁字街，茶樓上拋下一物，距袁世凱乘輿數尺，一聲巨響，炸彈爆炸，衛隊長一，巡警一，衛匹二，當時立斃。傷有10余人，而袁世凱的坐輿竟未損分毫。衛隊當即包圍茶樓，捕獲3人，即楊禹昌、張先培、黃之萌，自承為行刺者，問何人主使則至死不語，隨後殺之。

　　有人懷疑為革命党主使，有人則說是宗社党（清廷大臣頑固派）主使，當時不得知，但都有可能，因為袁世凱的心理，是要北制清廷，南制民党，雙方都歸他掌握，終由任其所為。袁世凱的兒子袁克文所著《袁世凱紀》以此遇刺事美化其父：“一日，先公入朝，有宄徒懷彈，伏東安門外道左樓中，俟先公歸邸，乃擲彈向車……且傷駕車之馬，馬被彈，力馳而歸，入邸，馬亦斃，先公神色自若，微言耳震微聾耳。”也未說擲彈者之背景，這時，垂死掙扎竭力主戰的清大臣軍咨使良弼也遇刺被轟去一足，旋斃命。袁世凱不禁嘆息暗殺党的厲害。即使如此，他還是從其民政大臣趙秉鈞之勸，認為中國人民只配專制。以後竟利令智昏，當起皇帝來。此事他兒子同樣為他辯護，把責任完全推到其左右身上。

　　1912年在北方活動的革命志士暗殺袁世凱未遂，但震動極大，幾年後袁世凱驚悸而死，其子袁克文為其所著傳略于暗殺党人語焉不詳，實則由張、黃、楊三烈士主其事。

　　張先培，貴州人，時在北京貴胄學堂學習，共和會北京分會會員。黃之萌，原籍直隸，生長于貴州貴定，1910年夏遊學北京，與党人結交。楊禹昌，四川資州人，曾在北京攻讀文學專業，時在保定師範學堂任國文教習，武昌首義後辭職往北京，鼓動革命。三人窺破袁氏大姦巨詐，集合十數人組成刺袁暗殺團。1912年1月15日以通州革命組織遭破獲，情形緊急，決定在次日袁氏入宮早朝時發動狙擊，地點在今東安門以東，王府井和八面槽之間。暗殺團分四組。第一組張先培率五人隱于一茶樓，16日正午袁氏出宮路經樓下，張先培擲彈正中車轅，馬車炸翻，袁氏扣于車底。馬匹驚逸四散，第二組黃之萌即於此時由另一酒樓上再投一彈，炸倒警衛數人，第三組楊禹昌在東安門街面上，在第一組投彈時發彈轟擊，惜功虧一簣。警笛四起，三烈士均未能逸脫，17日淩晨即由袁世凱下令綁赴刑場殺害。黃之萌留下絕命詩有句謂：

　　在昔頭皮拼著撞，而今血影散成斑。紅點濺飛花滿地，層層留與後人看。同年8月29日，三烈士並彭家珍烈士遺骨遷葬北京西郊萬牲園，孫中山先生親臨致祭。

　　袁克文給他父親袁世凱所撰行狀中，把做皇帝引致天怨神怒的責任推給袁世凱周圍的人。這在藝人兼志士劉藝舟所編京劇《皇帝夢》中，也有表現。其中一場戲袁氏唱了一段西皮：“孤王酒醉新華宮，皙子（楊度）出來好玲瓏，宣統退位孤的龍心動，哪怕它革命党的炸彈兇……”戲中又寫袁氏次子袁克定精神失常，瘋瘋癲癲揮拳欲擊他老子，並責備他父親不該殘殺革命党，不該做了總統還想做皇帝，袁氏則大聲分辯，說是身邊的人各各勸進，各人都想陞官發財，因而架弄他。這是很貼切他的心理及事實的。但主要責任還在他自己。袁世凱大處貪婪，小處亦極惡劣。1894年的狀元張謇是他老師，教他詩詞和八股文，袁做到北洋大臣後，就改口稱張為仁兄了！不再以師禮相待，其勢利如此（事見《辛亥革命回憶錄》1卷400頁）。至於今有某作家，為袁氏作大傳，意在翻案，玩弄虛假辯證那一套，取弄機鋒，則未之敢信也。

kong123

thank you so much!

assusys

清末民初革命暴力是唯一獲取權力方法, 亂世濫殺無孤很難避免, 只能盡量減少. 唯是現代, 藉口洩露國家機密, 濫捕濫監禁, 動輒十年八載, 與亂世濫殺無異. 令人搖頭不已.

sicc

horr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