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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人們可以很自由地持幣購買米麵油等物品，但是很多年齡大一些的人們仍然還記得，在上世紀50年代末到80、90年代，糧票是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票證，如果需要買米麵油，必須出示糧票才成，甚至有人後來把糧票形容為“吃飯的護照”。可以說，糧票的出現、存在以及消失，也是新中國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頗具代表性的票證年代的一個特殊記憶。
方寸糧票看似平淡無奇，其實它蘊藏了許多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和藝術的深厚內涵，容納了繪畫、地理、民俗、歷史、度量衡等各門類知識。糧票具有史料和文物價值，它翔實真切地記錄了我國的那段歷史，是一種實物檔案資料。此外，糧票的文化、藝術價值也非常高，六十年代後，各地十分重視圖案設計，精心選用本地的名勝古跡、名山大川、工農業建設工程、風土人情為票面圖案，且採用多色印刷，從而使糧票有了獨特的收藏價值。在這些糧票票面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當年的毛主席語錄、農業機械、人物花鳥、火車輪船等圖案，還可以欣賞到那些展現新中國豐收的田野、沸騰的礦山、繁忙的海港、茫茫的草原的感人場面。
糧票史話
糧票是如何出現的呢？這還要從1953年談起。1953年的糧食問題成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由來已久，長期主管中央財經工作的薄一波曾說：“建國頭幾年，國家掌握糧食，以徵為主，以市場收購為輔。來自公糧徵收和市場收購的比例，1951年至1952糧食年度為 61:39；1952至1953糧食年度為56:44。”到了1953年農產品需求迅速增長而供給相對不足的情況加劇了，農產品成為稀缺資源，甚至一度引發糧食危機。當時的政務院副總理陳雲1953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到，目前全國糧食情況非常嚴重。一些主要產糧區未能完成糧食收購任務，而糧食銷售量卻在不斷上升，京、津兩地的麵粉已不夠供應，到了必須實行配售的地步。
如不採取堅決措施，糧食市場必將出現嚴重混亂局面。其結果必將導致物價全面波動，逼得工資上漲，波及工業生產，預算也將不穩，建設計劃將受到影響。這不利於國家和人民，只利於富農與投機商人。嚴重威脅新生政權的穩定和工業化戰略的實施。主持經濟工作的陳雲集中精力，深入研究解決糧食購銷問題，最後他認為，要解決糧食購銷問題，經過權衡利弊，參考英國經驗以及戰時經驗，他向中央建議採用農村徵購，城市配給的方案。名稱叫做“計劃收購”，“計劃供應”，簡稱“統購統銷”。
當時陳雲提出這個想法是很不容易的。他曾形象地說，我現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後面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採取徵購的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要選擇一個，都是“危險傢夥”。他強調，糧食不足是我國較長時期內的一個基本狀況，因此採取徵購的措施是不可避免的，越是拖得久，混亂的局面必然越嚴重，我們也就越被動。
在這一背景下，1953年，中共作出一項重大戰略決策，這就是對糧食等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1953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分別公佈了《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糧食流通體制從此進入長達31年的統購統銷時期，糧票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糧票的出現，“統購統銷”制度的出臺在那個年代是具有積極作用的。在歷史上，如果遇到災荒年代，國家無法通過統一調配糧食緩解危機。有時連都城的糧食都難以保障，從而造成政權危機。而新中國建立初期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糧食需求急劇擴大，而供給相對不足的時期。通過統購統銷，由國家直接控制農產品資源，大大提高了國家的行動能力，並促進了新生國家政權的穩固。薄一波對此評價說，統購統銷制度，“在那種條件下，確實是‘糧食定，天下定’，糧價穩定是整個物價穩定的關鍵。”物價穩，則國家穩。“後來，我們國家遇到‘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災難，這兩次大災難中所以沒有出現更嚴重的局面，應該說，與統購統銷制度發揮的積極性作用也是密切相關的。”
作為那個時代的重要票證，糧票種類繁多，大致可分為全國糧票、軍用糧票、地方糧票和劃撥糧票四種。糧票獲取的主要途經，由城鎮居民憑糧食戶口, 居民糧食供應本等等到指定國有糧店兌換。糧食關係與戶口緊密挂鉤，公安部在人口統計中把由政府計劃供糧城鎮居民劃為“非農業戶口”。最初的糧票採用16兩制計量，1959年改為10兩制計量，從1985年起改為公斤制，公斤和市斤並存、混用。面額有半兩,很少,、壹兩、貳兩、伍兩、壹斤、貳斤、拾斤，甚至百斤、千斤。
而糧票的票面設計均採取線條裝飾圖案，糧食發行機關印章均為方形，每套票的票幅規格一樣，糧票的上邊一般有齒孔。短短38年內，新中國所發行的各類糧票共約5000多種，上萬個版本。譬如說，第一套全國通用糧票1955年發行，由國家糧食部印製，面額有伍市斤、肆市斤、參市斤、壹市斤、半市斤等，票面色彩多樣，美觀大方。在所有糧票裏，面額最大的當屬1967年發行的一萬斤一張的糧票，而最小的僅有半兩。若單從票幅上來看，最大的是1957年國家糧食部發行的“軍用定額支票”，四枚票幅一致，均為150毫米×67毫米，竟與信封差不多大小；而最小的則是浙江省發行的10市斤糧票，為8毫米×9毫米，只有指甲蓋大小。更為有趣的是，“文革”期間，武漢市某區革委會糧食局曾發行了一種“糧票儲蓄存摺”，它可以自由存入全國糧票和省市糧票，作用與銀行儲蓄存摺一樣。
在那個年代，糧票堪稱是瘋狂。居民遷徙必須考慮它，在當年城鎮居民遷徙戶口時，有一個特殊的關係叫做“糧食關係”。對於擁有城鎮戶口的居民來說，“糧食關係”與城鎮戶口同等重要。倘若居民想到另外一個城市工作，除須辦理戶口轉移手續外，還必須辦理“糧食關係”的轉移。沒有糧食關係，等同於沒法吃飯。同樣，如果沒有糧票，只有錢也等同於沒有錢，因為沒有糧票就買不到糧食。上世紀50-80年代，中國城鎮居民物質生活水準不高，人們的肚中很難存下油水，有的人家裏甚至吃了上頓就惦記下頓。一般人家未到月底，家裏的糧食就吃空了，“糧票剛好夠花，根本攢不下來”。這種情況下，被俗稱為“糧本”的糧食供應證，和戶口、結婚證變得同等重要，往往被珍藏家中。
在那個年代，國內的各個城市往往上演著這樣一幕相似的場景。糧店是僅次於電影院的熱鬧場所，每月的固定某幾天，糧店的上級單位就會把糧票發放到糧店內，糧店再發給居民。每逢週末或月底，糧店門前總要排起長長的隊伍，居民家中有小孩的，往往打發孩子前來排隊。快排到時，大人再拎著面袋趕來。他們總要小心翼翼地觀察秤桿的準星，生怕遇到缺斤短兩。買到糧後，再小心翼翼地紮緊口袋離去。
而糧店職工的繁忙和辛苦勁兒也絲毫不亞於現在銀行裏的工作人員。他們在居民買糧時，首先要求對方出示糧食供應證來“驗明正身”，糧票回收後，工作人員會把糧票貼在報紙上，攢滿一張報紙後，再刷上一種特殊的紫色塗料，防止被人重復使用。在南方一些地區，糧票被人們視為生命票，當時下發各區縣的糧票都有專門的運票車運送，還有武警押運，回收的糧票也有專人清點，每半年送到造紙廠銷毀一次，負責監督銷毀的人要看著所有糧票打成紙漿才能離去。糧票享有的待遇簡直和鈔票一樣了。
50年代後期，糧票剛剛出現，六七十年代，糧票在那樣一個幾乎瘋狂的年代，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到了80年代初，糧票的作用同樣重要，而且那時候堪稱是一個票證瘋狂的年代。各地的商品票證通常分為“吃、穿、用”這三大類。食品類除了各種糧油票外，還有豬牛羊肉票、雞鴨魚肉票、各類蛋票、糖票、豆製品票及蔬菜票等。服裝和用品類的票證更為繁多。從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到手帕、肥皂、手紙、洗衣粉、火柴票等，應有盡有。一些貴重物品，如電器、自行車、手錶更是一票難求。
票證的種類五花八門，涉及各個領域。什麼樣的商品就用對應的票證去購買，對號入座，缺一不可。為了管理這些名目繁多的票證，部分地方的商業局還設立票證管理辦公室，專人負責票證發放。在80年代初期，想吃一次魚或者糖果，只能等到春節。那時，食品供應點前總要排起長龍。因為是憑票供應，所以人人有份。對於買到手的冷凍帶魚和過期糖果，也不會有人抱怨，反而會當作寶貝一樣珍藏起來，準備用來款待拜年的客人。
在當時的北京，因為旅遊業的緣故，在西單商場有時還可以買到“高級點心”和“高級糖”。和平裏的老居民告訴記者，所謂“高級”，不過是水果糖和核桃酥之類的，而且一市斤要五元錢；和一般職工每月四五十元的工資相比，價格昂貴，所以才稱為“高級”，“即使是這樣，大家也不得不搶著買。”
因為市場商品的稀缺，那時的票證制度對保障供應、穩定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時也給人民生活帶來嚴重不便。當年人們想買短缺商品時，不僅需要攢錢，而且還需要湊夠這些必需的票證，像現在超市裏什麼東西都能買到，大商場裏手錶和電器氾濫成災，這在以前是不能想像的。由於稀缺，和其他票證一樣，糧票有時被人們在黑市上買賣交易，這在80年代幾乎成了一個普遍的現象。不過，這樣的交易被稱之為“投機倒把”，是列入打擊對象的。輕者行政拘留、沒收非法所得，重者判處管制、勞動教養、有期徒刑等。受此牽連的人還是有不少的。
1985年，情況有了變化，主要是因為國家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政策有了鬆動，當年元旦，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規定“糧食、棉花取消統購，改為合同定購。”統購改成定購，統銷也逐漸轉變成人們可以不用糧票的話可以買到議價糧了。1985 年北京的糧食口工作人員就不用再挨戶發放糧票了，取而代之的是利用糧食局統一製作的糧票代存卡，在居民購買糧食時，所用糧票直接從卡裏扣除。此外，國營糧店開始有了議價糧出售。議價糧，與國家統一定價的平價糧不一樣，價格可按市場需求浮動。 最初，議價糧的價格是平價糧糧價的一倍，但購買議價糧不受糧票限制。
隨著居民手頭存積的糧票越來越多，糧票漸漸有了新的作用。人們半公開地把它當作一種流通貨幣，開始用糧票交易商品。在種類繁多的糧票中，1955年由糧食部發行的全國通用糧票，是公認的“硬通貨”。按照當時的規定，北京的糧票只能在北京使用，如果出差到外地，就必須用到全國糧票。當時對通用糧票的審批極為嚴格，如果出差到外地，只能按出差天數發放相應的通用糧票，開具時還需要所在單位的出差證明。
因為這種嚴格的發放制度，通用糧票在地下市場內受到追捧。在當時的北京，一斤全國通用糧票價值0.2元。1986年開始，一些南方的生意人開始在北京的小巷和衚同內銷售鋁盆和鋼鍋等物品。幾十斤全國通用糧票就可以換來一個鋁盆。隨著市場的發展，這種地下交易越來越公開化，在一些大型自由市場內，用糧票換物已成公開的秘密。除了商販們青睞糧票，一些農民也選擇用糧票交易。80年代末期，農民按照參加集體勞動的“工分”，可以分得“口糧”。當口糧不夠吃時，農民選擇了進城，用大米換取粗糧；或者用自家的雞蛋和蔬菜，與城裏人換糧票，以解決口糧不足的問題。一度“三斤糧票換一斤雞蛋”成為自由市場內的潛規則。
對此，國家糧食部、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曾下發通知嚴厲打擊。在當時糧食局有專門的檢查車輛，查抄倒賣糧票或者以糧票購物的行為。然而，國家的禁令與手段並未起到應有的效果。隨著農民的收成不斷提高，更多的農民把目光望向城市。他們希望用手中的糧食換來更好的生活。隨著市場經濟的進行，糧票作為計劃經濟的標誌性產物變得愈發另類，政府部門開始研究是否應該取消糧票。
變化最初發生在深圳經濟特區。那時，糧票的弊端有兩點：一是平價糧和議價糧價格差異給政府帶來負擔，二是由於各地糧票不通用，給人才流動和農民進城務工，造成了障礙。1983年，在日益依賴外來人口和人才的深圳特區，這種矛盾開始被政府重視。深圳經濟特區在設立初期，也是推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但隨著大量建築工人和外來人員涌入深圳，糧食定量開始變得不足。外來人口沒有深圳的糧票，只好到自由市場購入高價糧。資料顯示，1983年，深圳銷售糧食總量為1.1832億斤，其中從外省調入的需用糧票購買的平價糧佔60%，剩下40%的議價糧，議價糧總體價格比平價糧高出40%以上。
當時深圳市領導認為，這種糧食供應上的兩個市場、兩種價格、購銷倒挂、財政補貼，不利於生產、流通，也不利於群眾生活。 1984年11月，深圳市委召開會議，研究在深圳市取消糧食憑證定量供應問題。消息傳出後，曾有深圳市民認為，“取消糧票？要是有人拼命買糧食怎麼辦？” 深圳市領導下令糧食部門多儲備一些糧食，取消糧票，提高價格，敞開供應。如果發現周圍地區大量搶購，再提高糧價和研究其他對策。由於發揮了價格機制和供求平衡機制的作用，深圳取消糧票後，預料中的風波並未發生。
深圳經驗影響了全國。此後，由於全國改革開放形勢的發展，再加上糧食連年豐收，全國其他地方也逐步取消了糧食定量供應。在糧票謝幕之前，更早開始銷聲匿跡的是各類商品票證。此時，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各類商品開始供應充足，市民手中的票證已經名存實亡，越來越多的票證退出歷史舞臺。就北京而言，1984年，北京市停用牛奶供應證。1987年，北京市停用僑匯券。1991年，北京市停用糖票，並於第二年開始停用肉票，蛋票、肥皂票、居民購貨證等等。在全國來看，1993年4月1日起，按照國務院《關於加快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通知》精神，取消了糧票和油票，實行糧油商品敞開供應。從此，伴隨城鎮居民40年曆程的糧票、油票等各種票證完成了謝幕演出，轉而進入了收藏者的藏冊。到了1994年，全國各地基本取消糧票，票證時代徹底終結。
新時代，新角色
糧票推出了歷史舞臺，但是並沒有淹沒在塵埃，而是轉而進入了收藏業，成為了收藏者的新寵。糧票雖然失去了使用價值，卻被一些人用於收藏，形成了一個不小的集糧票市場。遼寧省1955年發行的第一套糧票，2004年市價超過1500元。全國各地都成立了集糧票協會，民間還不定期出版《中華糧刊》、《糧票》等集藏刊物。由於糧票是特殊經濟條件下的歷史產物，票面題材廣泛，印製精細，具有時間性、地域性的特點。經年累月的歲月侵蝕，更使這種具有不可複製性的票證文物日漸稀少，珍品迭出，長期為海內外收藏愛好者所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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