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衍鎏:末代探花紅霞滿天

諸葛神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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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衍鎏自題88歲生日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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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商衍鎏(左)、商衍瀛兄弟同入翰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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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春節商衍鎏(左下)接受親友賀年

    清代最後一次科舉考試距今已經105年了。那次考試殿試一甲前三名中，除狀元劉春霖籍屬直隸外，第二名榜眼朱汝珍、第三名探花商衍鎏都是廣東人。商衍鎏于三人中最為長壽，經歷也最傳奇，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他被視作科舉制度的活化石，受到廣泛關注和重視。他于1956年完成《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一書，1958年由三聯書店出版；隨後又寫作《太平天國科舉考試紀略》，1964年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1956年，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拍攝《探花的晚年》紀錄片，將他晚年寫作及日常生活情景攝入鏡頭，公之於眾。

    末代科舉高中探花

    商衍鎏生於1875年1月(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廣東番禺人。他自幼在廣州蓮花巷玉蓮園讀書，及長考選入府立羊城書院正課外生，其後又轉讀學海堂、菊坡精舍、越華書院和應元書院，這些書院都是廣州當年著名學府。商衍鎏孜孜以求，皆以科舉考試為目標。他于1890年以童試第十名中秀才，比他年長3歲的哥哥商衍瀛同時考試，高中第一名。

     1894年他參加鄉試，中舉人第二十四名，其兄商衍瀛同時中舉，時有“禺山雙鳳”之稱。

     1903年，商衍鎏與其兄同時進京會試，結果他名落孫山，其兄中進士入翰林院。清代會試每三年一屆，按理他已經沒有希望繼續科舉這條道路。但1904年，慈禧太后70壽辰時，清朝增開一科會試(甲辰恩科)，商衍鎏得到最後的機會，幸運地中了探花。1905年9月2日，清廷頒布上諭：“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科舉制度被廢除，商衍鎏也成為末代探花。

    商衍鎏確實幸運。他會試時中第129名貢士，接著參加殿試，考官最初擬定的一甲名次是：朱汝珍、劉春霖、張啟後、商衍鎏。但光緒皇帝看完試卷後，認為第二卷比第一卷好，第四卷比第三卷好，於是欽定狀元劉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

    甲辰科殿試結果出來後，有傳說慈禧因恨洪秀全、康有為等而不喜廣東人，見朱汝珍為廣東籍，劉春霖名字有吉祥之兆，於是將狀元、榜眼互換。商承祚認為這一說法明顯站不住腳，因為：一、欽定者是光緒皇帝而非慈禧，二、根據清代科舉制度，送呈欽定的是貼有浮簽的密封卷。

    出洋日本學習法政

    中探花之後，商衍鎏先後任過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等職。不久，清廷欲推行新政，由吏部尚書張百熙組織癸卯、甲辰兩科進士會考，選拔一批人到日本學習法政，商衍鎏與劉春霖、朱汝珍即在其列。這樣，1906年，商衍鎏東渡扶桑，入東京法政大學學習，科目有經濟學、憲法、行政法、民法、商法、外交史等。商承祚在《我父商衍鎏先生傳略》一文中說：“這些新的科目，對於過去只熟讀四書、五經、‘聖賢古訓’的學子來說，大大擴展了視野，開拓了新的知識空間。”

    這年冬天，他還參加過《民報》週年紀念會，孫文、章炳麟和《民報》主筆汪兆銘先後演講，其內容都是主張革命的，這在他內心引起極大震動。兩年後畢業歸國，朝廷又進行考核，商衍鎏被評為最優列一等，晉陞翰林院侍講。他曾向清廷提出過一些改革建議，但都未被重視。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帝遜位。一個龐大而陳舊的國家機器徹底崩壞，商衍鎏作為其中的一個部件被拋進新社會的汪洋中。

    受聘德國漢堡大學

     1912年，商衍鎏受德國漢學家福蘭閣(Otto Franke)之邀，前往漢堡大學任教。福蘭閣曾在德國駐華使館工作，著有《吐魯番出土的一個佛教碑刻》等文，1909年返回柏林後不久出任漢堡大學殖民學院漢學系主任教授。該學院旨在為政府官員和其他願意到海外殖民地工作的德國人提供預備教育，學院給福蘭閣配備兩名助教的名額，可以聘用一名德國人和一名中國人。

    據商承祚回憶：“1912年德國漢堡大學派員來華為該校東亞係招聘漢文教師，我父鋻於當時國內軍閥混戰，局勢很亂，決定應聘出國，並攜長兄承祖、二堂兄承謙去讀中學。與該校簽訂四年的合同，年薪6000馬克，旅費1200馬克(當時一馬克不到五角大洋)，是年5月乘火車取道俄國轉達漢堡，行程半月(如青島乘船則需六個星期)。”

    商衍鎏在漢堡大學任教期間為德國漢學及中德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他除了為東亞係學生講授漢語外，還為德國漢學教師講授高級漢學課程，他剛一到校，就應教師們邀請講解《列子》，經他傳道授業，這批年輕教師日後成為德國漢學界的中堅力量。

    他還積極參與漢堡大學中國語言文化係及漢學研究中心的籌建工作。漢堡大學董事會撥款2萬馬克，由商衍鎏與福蘭閣採購中文圖書，並以商衍鎏的名義向中國國內定購，他首選了《古今圖書集成》及《永樂大典》等一批明清古籍，為德國漢學日後的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如今漢堡大學圖書館擁有近十萬冊中文藏書，庫內明清古籍藏量甚豐，大都是商衍鎏當年採購之功。

     1916年秋，4年合同期滿，漢堡大學仍想續約，但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商衍鎏考慮到中德之間可能開戰及戰時生活的困難，終於決定回國。

    避難四川鬻字為生

     1917年，商衍鎏曾擔任馮國璋副總統府顧問兼江蘇督軍署秘書，負責處理禮節性的應酬文字。後來他還擔任過財政部秘書和江西省財政特派員等職，據說在江西上任期間，有商人請求他在修訂某條例時能照顧他們的利益，並許以重金酬勞，被商衍鎏嚴詞拒絕，此事一時傳為美談。

    商衍鎏為舊時文人，終於不能忍受時政的腐敗而離開政壇，並教育子女以治學為本。好在他經數十年科舉訓練，得以“通文史、善詩書、妍書法”，其書法造詣尤深，於是決定以鬻字為生。

    商衍鎏書法早負盛名，其楷書初學褚、顏，中年以後轉而致力草書，因勤習諸名家範本，其書體變化自如，飛逸多姿，60歲以後逐漸形成自己風格，評者謂其書法兼有顏魯公的沉著端莊、褚河南的秀勁超逸。他亦喜畫竹，曾著《畫竹一得淺說》，是其研究心得。

    抗日戰爭時期，商家分散避難，商衍鎏避居四川，即以硯田耕耘自力更生。當時求其揮筆者甚眾，時人喜分請甲辰科三鼎甲及傳臚各寫一條幅，合為清末四進士的四屏，珍藏鑒賞。商衍鎏的字多通過榮寶齋收轉聯繫，代為賣出。商承祚回憶：“由於戰時經濟不振，潤金不可能定得太高，扣除中間費用之後，所得不多，但畢竟開闢了一條財路，生活得以改善。”

    商衍鎏也擅詩歌，在四川時，他常與當地文士交往，以詩會友，每有佳作，輒轉抄傳誦。

    晚年幸福美滿

    抗戰勝利後，商衍鎏回到南京，寓住長子商承祖處。商承祖早年隨父赴德學習，獲漢堡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在中央研究院從事少數民族調查，是中國民族學先驅之一，當時任教于中央大學。

     1948年冬，商衍鎏回到闊別已久的廣州，商承祚回憶其心情極為愉快。不久廣州解放，在此前後他還曾客居港澳等地。1950年他又往南京長子商承祖家，一住6年。1956年他再返廣州，與次子商承祚一家同住在中山大學東南區一號，一樓，商承祚是著名古文字學家，其樓上所住即是著名史學家陳寅恪。中山大學校園原是嶺南大學康樂園，商衍鎏晚年因以康樂老人自稱，與晚輩學人時相過從，詩歌唱和，其樂融融。

    商衍鎏晚年幸福美滿，可謂“紅霞滿天”，跟政府對他的禮遇有關。他在南京時，即被安排擔任江蘇省政協委員、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1956年，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探花的晚年》一片，即是在南京所拍。

    他回到廣州後，更是為政府所重視，被安排任廣東省政協常委、廣東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並曾一度擔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他曾作詩曰：“癡願淘將渣滓凈，此身與世共光明。”

    商衍鎏一生著述不多，1960年，他決定將精選詩作356首、書畫作品26幅結集出版，這就是1962年自費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的《商衍鎏詩書畫集》。商衍鎏最重要的兩部著作是《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和《太平天國科舉考試紀略》，前者費時三年在南京寫成，1958年由三聯書店出版，是後世研究科舉制度的重要資料；後者是1956年回廣州後所作，寫成後曾送太平天國史專家羅爾綱閱覽，1964年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

    商衍鎏一生經歷了中國歷史上最複雜的時期，也即李鴻章等人所言“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嶺南文化史上，他也是一位不容忽視的重要人物。

     1963年商衍鎏以90歲高齡在廣州去世，商承祚總結其父一生時說：“我父一生的遭遇，起伏很大。他少年艱辛，青年得志，中年迍邅，晚年幸福美滿，可謂否極泰來，紅霞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