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與兩廣獨立:一次流產的黃袍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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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嶺南的氣候一向潮濕溽熱，對一個年過七旬、經常咳血的老人而言，廣州顯然不是久居之地。然而，當朝廷調任他回北方擔任直隸總督的時候，李鴻章卻沒有表現出任何喜悅之情，相反，他乾瘦的身子在寬大的藤椅裏越陷越深。

    雨後清新的空氣裏夾雜著聲嘶力竭的蟬鳴。與靜謐的南方相比，帝國的北方此刻正受到一種狂熱的支配。離開紫禁城的時日已久，李鴻章一時間也很難判斷出這艘衰腐古老的帝國航船究竟發生了怎樣的偏向。催促他北上的電報雪片般飛來，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擊斃的時候，榮祿電報裏的語氣已經近乎于哀求。做了一輩子消防隊員的李鴻章，這一次的反應卻顯得相當遲鈍——帝國的航船無疑已經嚴重偏向，但他卻還不能確定，這種偏向是否已經嚴重到了船毀人亡的地步。

    北上之前，他決定順道先去一趟香港，見一見英國港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因為卜力希望他能夠以兩廣為基地，在中國南方建立一個新政府。

    回顧：一次流產的黃袍加身

    卜力不是第一個企圖給李鴻章“黃袍加身”的外國人，將李鴻章推上帝國權力金字塔的尖頂，在西方列強那裏，是極有傳統的。早在甲午年間，美國人就曾經策劃過一場密謀，企圖趁日本攻陷北京之機，在中國實現改朝換代，由李鴻章父子取代清朝統治中國。

    這場密謀涉及到的三個美國主角分別是：李鴻章的私人秘書兼顧問畢德格（w.pethick），美國陸軍軍官、鐵路工程師兼承包商威爾遜（j.h.wilsion），以及美國前任國務卿、馬關議和期間擔任李鴻章顧問的科士達（j.w.foster）。時間是1894年9月。

    當時國勢累卵：清政府在平壤、黃海兩次關鍵性的戰役中遭到了沉重打擊，軍事上已經處於十分被動的局面。在將清軍驅逐出北韓和控制了黃海的制海權之後，日軍又分兩路大舉入侵遼東半島；日本國內輿論也大造聲勢，宣言要讓“旭日軍旗”“進入北京城”。

    畢德格此刻正在美國籌措對華鐵路開發事務，他向好友威爾遜言及當前的中國局勢，認為遭到日本沉重打擊的清政府已經無法繼續生存下去。畢德格斷言：要使中國從 混亂中擺脫出來，李鴻章是最合適的統治者。因為事關機密，畢德格給威爾遜的信沒有署上真名，而用的是“月中人”，並囑咐威爾遜“閱後燒燬”。

    畢德格和威爾遜都參加過美國的內戰。威爾遜畢業于西點軍校，內戰之後成為一名鐵路工程師和企業家。甲午年之前他曾到中國作過鐵路考察，還在頤和園架設過一條供慈禧娛樂用的火車軌道，一直懷有在中國拓展其鐵路業務的雄心。畢德格1874年就來到了中國，做過美國駐天津領事館的副領事，後來成了李鴻章的私人秘書和顧問，同時還是李鴻章之子李經方的英文老師。二人1886年相識，並很快成為至交，為美國資本開拓中國市場，是他們的共同志向。

    威爾遜很贊同畢德格在信裏提到的“倒清擁李”的設想，但他認為，要做成這樣一件大事情，需要幾個具有一定身份的人的合作。威爾遜心目中的首選合作者是科士達。他建議畢德格去訪問科士達，爭取他的贊助。

    科士達曾擔任過哈裏遜總統的第二任國務卿，享有美國“專家外交第一人”的美譽，對中國一直興趣濃厚，與李鴻章、張蔭桓、曾紀澤等晚清重臣都有過密切的交往。 國務卿卸任之後，一度擔任過中國駐美使館的法律顧問。科士達對李鴻章評價甚高，稱之為中國“第一位最進步和開明的政治家”。

    畢德格與科士達做過一番長談之後，寫信給威爾遜說：科士達親口對他說：“最好是改朝換代，推李鴻章掌握權力”。隨後，科士達又給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寫了一封信，含蓄地透露這個擁護李鴻章稱帝的計劃。

    在此前後，威爾遜和畢德格已經開始為他們的大膽設想進行具體的部署。威爾遜給日本駐華盛頓使館的顧問史蒂文斯（d.w.stevens）寫信，他在信中說： “統治中國的滿族集團已經失去了他們祖先征服漢帝國的那種能力，除非日本迅速採取行動改變這種狀況，否則英、俄就將瓜分中國，使日本喪失勝利果實。”

    威爾遜在信裏自問自答：“如果清廷覆滅，誰來繼承皇位？哪個國家來決定這個混亂國家的命運？”“只有讓李鴻章或他兒子李經方當皇帝和由日本來控制這一局面”。威爾遜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來實現他們的計劃，故而在信中，極力鼓吹日本控制中國的好處。

    一個星期之後，威爾遜接到史蒂文斯的回復，說他已經把信交給了日本駐美特命全權公使栗野深一郎，並準備再抄送一份給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陸奧宗光。

    畢德格對諸事順利感到甚為滿意。他寫信給威爾遜說：“將軍，您的偉大計劃——改朝換代，讓您的朋友李鴻章當君主——隨著每天從中國傳來的新消息而越來越可行了。”威爾遜在給駐華公使田貝的信中說得更露骨：“我要你在時機來臨時充當華瑞克這一角色”——華瑞克是英國伯爵，玫瑰戰爭中的重要人物，曾擁戴過亨利六世和愛德華四世兩位國王，因而獲得了一個“king-maker”（國王擁立者）的綽號。此時日軍正兩路大舉入侵旅順、大連，威爾遜等人已經確信，清政府的覆滅指日可待。

    但是，日本軍隊沒有如威爾遜等人所願，繼續向北京挺進。伊藤博文做出了“進攻威海、略取台灣”的決策——他擔心日軍攻下北京，會招來列強的強勢干涉；日本也有可能陷入“暴民四起”的困境。

    日軍的“克制”讓畢德格等人相當失望。史蒂文斯在給威爾遜的一封信裏曾經說道：“當初，如果日本要攻打北京，那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它之所以沒有這樣做，是擔心清廷覆滅之後，列強之間會出現一場權力之爭，日本在這場爭奪中將有相當可觀的利益會被列強奪走，所以日本人感到，更明智的做法是，不拿現有的戰利品去為威爾遜的計劃作冒險式的賭博”。日軍沒有攻陷北京，畢德格等人的“國王擁立者”之夢也隨之破產。

    使畢德格等人深感失望的另一事件事情是李鴻章的失勢。旅順失陷之後，李鴻章被革職留任，同時還被褫奪了黃馬褂。畢德格從美國返回天津時，李鴻章正處在一生政治生涯的最低谷，他雖然極力鼓勵自己這位垂頭喪氣的老闆，但卻始終未曾透露他們立他為帝的密謀。

    光陰流轉，轉眼已是庚子年，這一回，準備給李鴻章黃袍加身的，變成了英國人。

    迷霧重重的兩廣獨立

    劉學詢是近代史上一個極具傳奇色彩的人物，能文能武，亦官亦商。在晚清的風雨飄搖裏，劉學詢懷抱著強烈的帝王夢而四處奔走，與孫中山、康有為、李鴻章等人瓜葛頗深。他視自己為朱元璋、洪秀全，而將孫中山視為徐達、楊秀清，為了支援孫中山的起義，他可以“慷慨”地將自己作為官商應該呈繳給朝廷的稅銀的行蹤相告，建議革命黨中途“智取生辰綱”；出於個人恩怨，他也可以從北京到東京，千里追殺曾經對自己暗施冷箭的康有為。

    因為政見各異，孫中山與劉學詢曾數年不通音訊，庚子年夏，二人突然再度恢復聯繫，據馮自由《革命逸史》記載：“總理在東京忽接劉（學詢）自粵來書，謂粵督李鴻章因北方拳亂，欲以粵省獨立，思得足下為助，請速來粵協同進行。”

    劉學詢此時正是兩廣總督李鴻章幕府裏當紅的心腹幕僚。孫中山懷著將信將疑的態度，與平山周、宮崎寅藏等人離開日本，于當年六月六日抵達香港。此刻，李鴻章正受到幕僚劉學詢和港督卜力的雙重鼓動。

    為人謹慎的李鴻章沒有留下太多關於這一事件的直接資訊。但可以肯定，劉學詢給孫中山的書信得到了他的默許，這一點可以通過一些間接的證據予以證實：孫中山離日赴港的時候，駐日公使李盛鐸隨即就給李鴻章派發了一封急電，內容如下：“逆犯孫文，前日由橫濱赴港，恐謀滋事，乞嚴防”，奇怪的是，在由其幕僚吳汝綸編纂的《李文忠公全集．電稿卷》裏，這條電報卻被刻意地抹掉了。

    聞知孫中山已經抵港，劉學詢等人又派船來迎，邀孫中山過船商談。出於安全考慮（擔心被誘捕），孫中山指派宮崎寅藏等人赴粵，自己則乘船避往法屬西貢。宮崎寅藏抵達廣州之後，與劉學詢一夜密談，結果是：劉學詢代表李鴻章當場答應貸款10萬兩給孫中山，但對兩廣獨立，則言語晦澀地表示在“各國聯軍未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顯然，李鴻章在等待來自北京方面的消息，在等待一個時機：京城陷落，清帝國土崩瓦解。宮崎自然是失意返港。

    劉學詢將與孫中山聯絡的結果報告給李鴻章的時候，這個擔負著維持帝國南方政局穩定的大員，既沒有砍掉孫中山使者的頭，也沒有作出任何實際的承諾，他躺在深深的藤椅裏，半閉著眼睛，做出了一個“頜之”的動作——這個動作的含義是如此模糊，甚至還帶著些許的傲慢與慵懶。

    聯軍的攻勢越來越猛烈，老太后也自知捅下了一個天大的簍子。老糊棚匠李鴻章又一次成了她最後的救命稻草，一道又一道聖旨接踵而來，催促他北上，替帝國去擦屁股。

    北上之前，李鴻章乘坐的平安號輪船先在香港靠岸。

    卜力在碼頭上已經等了很久，他的心情的迫切程度和他呈給英國政府殖民部的電報一樣焦躁。他在電報裏分析：反滿起義預計將於兩周內在南方爆發，信任他的中國紳士向他保證，造反者並不排外，並且希望在取得一定的勝利之後得到英國的保護；卜力還說：“如果贊成孫中山和李鴻章總督締結一項盟約，對英國的利益將是再好不過了”；在李鴻章是否會“背叛”清政府這個問題上，卜力的判斷是：“這個李總督正向這個運動賣弄風情，謠傳他想自立為王或是當總統。”

    李鴻章被從輪船請入密室。在表演了一番避重就輕的外交辭令之後，李鴻章突然不做任何鋪墊，直截了當地問卜力：“英國希望誰做皇帝？”

    卜力說：“如果光緒皇帝對這件事情沒有責任的話，英國對他在一定條件下繼續統治不會特別反對。”

    李鴻章繼續逼問：“我聽說洋人們有這樣一個說法：如果義和團把北京的所有公使都殺了，列強就有權力進行干預，並宣佈‘我們要立一個皇帝’。如果事情變成這樣，你們將會選擇誰？”

    停頓了一下，李鴻章又補充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也許是個漢人？”

    這句話暴露了所有漢人內心深處從未消亡過的一個隱痛，自滿人入關之日起，這種隱痛已經折磨了漢族知識分子數百年，也許皇帝的恩寵會讓它暫時收起自己蜇人的芒刺，但它卻從未消失過。無論一個漢人在清帝國政府裏面做了多大的官，這種念頭永遠都是揮之不去的——岳鐘琪有過，曾國藩有過，左宗棠也有過……族裔之別， 忠奸之分，李鴻章也逃避不了這種煎熬，尤其是在他對滿人帝國的前途感到痛苦和失望的時候。

    如此解讀李鴻章對卜力的試探，可以說，雖不中，亦不遠矣。也許還可以找到一些輔證：他最信任的幕僚劉學詢，就經常以明末將領後裔自居，時刻懷著“反清復明”之志，李鴻章不可能對此一無所知，但他卻從未表現出對劉學詢的不滿；他願意和孫中山的使者接觸，而孫中山此刻喊出的口號恰恰正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種一致性，顯然不是巧合。

    很難說卜力是否聽懂了李鴻章的弦外之音，但至少他的答覆沒有令李鴻章滿意：“西方大概會徵求他們所能找到的中國最強有力的人的意見，然後作出決定。”

    卜力注意到李鴻章瞇起了眼睛，他覺得這是一種微笑。當內心的波瀾平息，李鴻章才緩緩睜開眼睛，用一種緩慢沉穩的語調，告訴卜力：“慈禧皇太后是中國最強有力的人。”

    最擅長破譯中國人的外交辭令的卜力也弄不清楚李鴻章這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他只感覺到：這個老態龍鍾的老人，說這句話時口齒異常地清晰。

    海面上的孫中山也在焦急地等待著會談的結果。但卜力傳來的消息令他倍感失望：“他無意冒險搞什麼‘兩廣獨立’，而正準備扮演他將來在北京的角色，即充當中國的和平使者或者是它的新統治者。”

    皇帝夢熾烈的劉學詢也深感失望。他本來已經和卜力達成協定，將李鴻章扣留在香港，然後宣佈兩廣獨立——當然，卜力的算盤是：趁勢將兩廣也劃入他的治下。卜力甚至都已經為李鴻章準備好了囚室。然而倫敦方面卻有新的指示：不得扣留李鴻章。

    ——李鴻章此次北上，職責是與眾多列強交涉“分贓”事宜，倫敦方面擔心扣留李鴻章，會成為眾矢之的，引來一連串的外交麻煩。

    輪船繼續往北方駛去。七月的海風中夾雜著的燥熱不適合體弱多病的老人，隨從們不時地提醒李鴻章回艙房休息，但他卻執意要在甲板上多坐一坐。他已經快八十歲了，欣賞帝國的大好河山的日子已經不多。同時，他還在內心深處不斷地懷疑著自己是否有能力應對這場百年未遇的大變局：北上的平安號，能夠給這個千瘡百孔的老朽帝國帶來平安嗎？

    繼續做糊棚匠

    儘管歷史沒有假設，但卜力和李鴻章的談話仍然惹人遐想不止——如果卜力明確表示英國政府會支援一個漢族政權，李鴻章是否還會繼續北上？

    時間倒退到1900年7月17日，平安號從廣州起錨北上的日子。李鴻章坐在甲板上的藤椅裏，所有人都在熱汗淋漓中等著他下達開船的命令，但他很久都沒有開口，半閉著眼睛，仿佛睡著了。

    沒有人敢過去提醒他。

    南海知縣裴景福，李鴻章的一位私交很深的老同鄉，在這種壓抑的氣氛裏登上了輪船。他祝賀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外洋有電，諸領事皆額手稱慶。（裴景福《河海崑崙錄》，下同）”

    李鴻章緩緩地睜開了眼睛，用一種極為頓挫的音調說出了四個字：“舍我其誰！”

    ——此後的許多個日子裏，人們在評價李鴻章的時候，這四個字將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只是分歧迥異：人們或者津津樂道地談論李鴻章“做漢奸做得當仁不讓”，或者為他國勢糜爛之際的敢於擔當而感慨不已。

    可是，當裴景福問及國事時，“舍我其誰”的李鴻章卻哽咽了起來：“日本調兵最速，英國助之，恐七八月間不保矣！”當裴景福問到有什麼辦法可以讓國家儘量減少損失的時候，李鴻章已是淚流滿面：“不能預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緩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幾年？一日和尚一日鐘，鐘不鳴，和尚亦死矣！”敲鐘的和尚 在預言自己的死期。可悲的是，他說對了。

    有了“兩廣獨立”這樣一場風波作為我們的解讀前提，很難想像，李鴻章此次北上仍然是出於對愛新覺羅氏的忠誠。他和裴景福德這段讖言式的對話也許可以被解讀為：懷抱著放棄挽救滿清王朝的李鴻章，卻仍然沒有放棄挽救中國的努力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