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覆儒家史學體系的《竹書紀年》- 舜堯禪讓并非史實

rockman

這是一部在地下沈睡了500多年的史書，當戰國時代魏國的那位史官在用冷靜客觀，甚至可以說冷酷的筆觸寫下這部史書的時候，他必定不會想到，自己的這部作品卻成了顛覆儒家主流史學話語的驚世之作。
　　
　　 西晉太康二年（281年），也有種說法爲太康元年或者咸寧五年（279），在汲郡（今河南衛輝市西南）有人盜掘魏國古墓，結果發現了一大批寫在竹簡上的古書，據統計有十幾萬字，這就是對後世學術史有重大影響的“汲塚書”，西晉政府相當重視，派一批學者進行了整理研究，從這批竹簡中整理出來的就有這部著名的《竹書紀年》。
　　
　　 這部編年體的史***載了從皇帝到戰國魏襄王20年（前299）之間的歷史，是古代唯一一部未遭秦火和儒家篡改的編年體通史。其記載能與甲骨文、金文、《史記》、《春秋》等多方面的資料相印證，真實可信，並且能夠糾正現存史書的謬誤，如《史記》中關於戰國年表中的混亂錯誤，後世史學家通過《竹書紀年》重定年表，成爲重建戰國年代學不可或缺的主要依據。《竹書紀年》的出土和整理，還刺激了晉代史學的發展，編年體史書大量出現，比如習鑿齒的《漢晉春秋》、孫盛的《晉陽秋》、檀道鸞的《續晉陽秋》、幹寶《晉紀》、陸機《晉紀》、劉謙之《晉紀》、裴松之《晉紀》等等，史學徹底從經學中獨立出來，在南朝時成爲獨立的學科，《竹書紀年》在晉代這一學術轉變中與有功焉。
　　
　　 然而更大的意義是：《竹書紀年》的發現，是對以儒家歷史觀爲根基的春秋——左傳——國語系統和後世的《史記》——《漢書》系統的一次重大顛覆（《史記》作者司馬遷雖然並非儒家，但其歷史觀受儒家影響至深卻是事實）。根據《晉書·束皙王接列傳》記載，與後世儒家經典大異的有：益幹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這是對儒家的上古史學體系的一次八級地震般的顛覆。原先被儒家形容得穆穆雍雍、***謙讓的所謂“禪讓”，竟然是“堯之末年，德衰，爲舜所囚”；“舜囚堯，複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舜篡堯位，立丹朱城，俄又奪之”。其實這也不是儒家的謊言第一次被揭穿了：“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韓非子·說難》）
　　
　　 商代的伊尹是有商一代著名的輔臣，儒家的歷史評論中是這樣描寫他的：新繼承王位的太甲不聽伊尹的勸諫，暴虐亂德，於是伊尹將他放逐到桐宮三年,自己攝政，後來太甲悔改從善，於是伊尹將他迎回而授之政（《禮記·緇衣》）。伊尹也就這樣成了賢相忠臣的典範。然而《竹書》一下揭穿了這個天大的謊言：伊尹想篡位自立，於是***太甲，在桐宮被關了兩年的太甲找機會逃回王都，殺了伊尹，恢復了王位！將一個篡位謀政的梟雄說成是大公無私的聖人，儒家史學在這裏簡直是指鹿爲馬，顛倒黑白！
　　
　　 這種情況其實也並非沒有人懷疑，以厚黑學聞名於世的李宗吾就對儒家的史學體系提出過質疑：“世間頂怪的東西，要算聖人，三代以上，産生最多，層見疊出，同時可以産生許多聖人。三代以下，就絕了種，並莫産出一個……三代上有聖人，三代下無聖人，這是古今最大怪事。”僅僅用“禮崩樂壞”來解釋恐怕更是難以自圓其說。真實原因現在已經昭然若揭了：上古時代根本不是儒家說的那麽淳樸，而是與後世宮廷政治一樣的血腥，但是儒家根據自己的見解，孔子爲了宣傳古世的“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與今世的“禮崩樂壞”相比較，不惜篡改古史，搞什麽“一字褒貶”、“爲尊者諱”等等，孔子因此就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依照我的理解，或許有部分原因正是對自己“春秋筆法”的某種愧疚。
　　
　　
　　 歐陽修自負“上法春秋”，在《新五代史》唐本紀上赫然寫著“契丹立晉”，成了後世的笑柄，春秋筆法誤人，一至於斯。儒家所謂“爲聖者諱”，“爲尊者諱”，“一字褒貶”等等手法爲後世史學家所法，歷史的真相也在這些史學家橡皮泥式的筆法中變得面目全非，信史需要後世的史學家費大力氣去考證，這是儒家史學觀給傳統史學帶來的惡果之一。
　　
　　 《竹書紀年》如此重要的一部學術著作，在傳承了六百年之後，爲何會在宋代又一次亡佚呢？我們考察一下思想潮流的轉變趨勢就會得出答案。完全可以想象的出來，當《竹書紀年》出土之後，給當時的思想學術界會帶來何等巨大的震動。“非湯武而薄周禮”的名士們看到《竹書紀年》會有多麽高興，早在出土整理的過程中，許多的晉代學者，如王接、王庭堅、潘滔、摯虞、謝衡等人相互間就曾經發生過論難。自從東漢“黨錮之禍”以來，儒家思潮已經在魏晉時期不再居於主導地位。玄學與印度佛教大興其道，《竹書紀年》恰恰符合了這一歷史潮流，又給了儒學的歷史系統一記悶棍，此後三百年間，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期是中國自先秦時代以來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時期，《竹書紀年》在這一潮流的影響下順利得以傳承，直到唐中期以前，儒家思想雖有起色，但更吸引士人的無疑還是禪理精深、體系嚴密的佛學，《竹書》自然可以流傳，但自從韓愈舉起“道統”的大旗之後，儒學復興，“起八代之衰”，在宋儒吸收了佛教嚴密的論證方法之後，儒學在宋代開始重新居於統治地位，二程、朱熹一派的理學與陸九淵的心學體系雖有矛盾，但在維護儒家思想體系的根本目的上則肯定是一致的。與儒家史學體系衝突極大的《竹書》理所當然地被宋儒視爲異端邪說，必欲除之而後快，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塚紀年存真》序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學者錮于所習，以與《太史公書》及漢世經師傳說乖牾，遂不復研尋，徒資異論。越六百餘歲而是書複亡。”與這一趨勢相吻合，《竹書紀年》在安史之亂到唐末五代傳抄本逐步開始散佚，宋代的《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已不加著錄。可以說，《竹書》在宋代的亡佚絕非偶然。
　　
　　 由於汲塚《竹書紀年》在研究先秦史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後世學者對此書的研究極盛，今本《竹書紀年》存兩卷，許多學者認爲是元明時代的人搜輯，並用《史記》、《通鑒外記》、《路史》等書而成的，因此清代學者從史書中輯收《竹書紀年》的各種引文，遂成《古本竹書紀年》，有洪頤煊、陳逢衡、張宗泰、林春溥、朱右曾、王國維五家，最後的兩家一般被認爲是最爲完善的輯本。
　　
　　 追尋《竹書紀年》的流傳與亡佚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出這本具有重大史學價值的著作在歷史中的浮沈，讓我們反思史學在儒家獨白話語體系中有意模糊甚至歪曲的歷史真相，爲後人修史、探索歷史的真實帶來啓迪。

[ 本帖最後由 rockman 於 2009-10-18 15:47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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