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之君-崇禎

王重陽

一、風雨飄搖 立志中興
　　天啓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病危，召信王入宮受遺命。不久，信王即帝位，大赦天下，改明年爲崇禎元年。熹宗撒手而逝，留給崇禎帝的是一個風雨飄搖的王朝。正當年盛的崇禎帝躊躇滿志，想憑藉自己的滿腔熱血力挽狂瀾，重建太平天下。然而，時局的危機又令他不寒而慄，深爲惕備。
　　崇禎入宮時，整個朝廷幾乎都把持在權閹魏忠賢之手。魏堂“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孫”之輩遍佈朝野，專橫跋扈，無惡不作，濁氣沖天。正直的官僚叠遭殺戮、貶斥，就連崇禎帝本人也有自危之感。他不敢食宮中之物，生怕一朝不明不白地死去；入夜，令燭光通亮，深恐暗藏刺客。崇禎的警惕並非多餘，蓋因魏忠賢其人確有權傾朝野，呼風喚雨的勢力，暗藏殺機、陰謀篡位的野心。魏忠賢及其閹黨這股逆流，成爲崇禎皇帝即位後所面臨的棘手問題之一。

　　然而，真正令崇禎寢食不安的還是來自危機四伏、江河日下的局勢。萬曆以來，黨爭愈演愈烈，朝政混亂不堪，東林黨與齊、楚、浙三黨爭鬥，閹党獨收漁翁之利。整個官僚集團日趨腐敗，士大夫甘願仰承權璫鼻息而苛活。國家財政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更爲嚴重的是，朝廷的遼餉加派，官僚地主的侵吞刻剝，土地的高度集中，使老百姓供輸不叠，陷入赤貧困境，加上天災頻仍，許多地方“村落爲墟，田畝盡廢”，小規模農民起義此起彼伏。作爲維繫王朝安穩的軍隊部伍而言，時下的景象是，將多而貪而驕，士寡而情而弱，軍紀鬆弛，缺餉少糧，紛紛嘩變作亂。天啓二年(1622年)，山東徐鴻儒起義剛被鎮壓不久，就在崇禎即位前夕，即天啓七年(1627年)二月，陝西澄城縣民又揭竿而起，王左挂、王嘉胤等隨即舉兵回應，預示著一場更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即將來臨。與此同時，後金在東北地區日漸強大，威脅著明朝安全。總之，內憂外患，積弊已非一朝一夕，要真正做一個“中興”之主，勢須逐步緩和這些日已尖銳的矛盾；如何穩妥地邁出第一步，尤其是至關重要的。

　　崇禎帝的總體設想是清除閹党，建立清明吏治，恢復朝廷機構的運行生機；選派幹練之臣經略遼東，收復失土；加強控制地方，隨時撲滅農民反抗之火。其中，又以清除閹黨爲當務之急。

　　正如崇禎在《即位詔》中所說：“朕以沖人統承鴻業。祖功宗德，惟只服於典章；吏治民艱，將求宜於變通。”吏治、民艱是兩個基本的問題，但首先還是如何搬除魏忠賢這塊頑石的問題。對此，崇禎帝表現得十分沈穩而具膽識，表面上信守皇兄“忠賢宜委用”的囑託，絲毫未露驅逐之意，實際上潛移默奪，一步步清除閹黨。爲此，他採取的步驟是：

　　去其羽翼，孤立臣奸。如：批准李朝欽、裴有聲、王秉恭、吳光成等乞休；命魏家閣黃立極歸裏；遣散內丁，新選一些宦官入內侍奉。天啓七年(1627年)八月末的一天，崇禎帝偶然想起魏忠賢用事，“動以立枷示威，前後斃死者以千計”，便問侍立的魏忠賢和王體乾，王趕緊答話：“大奸大惡，法所不能治者用之”。崇禎帝默然良久，感歎道：“雖如此說，殊覺太殘慘，非國家盛事也。”崇禎帝的言語使魏忠賢感到氣氛不對，意識到新天子不會像熹宗那樣可以任意擺佈。魏忠賢乞求辭去東廠提督印，以試探新主態度。崇禎感到時機未到，沒有允諾。

　　崇禎的有條不紊、出奇的冷靜，使閹黨頗感緊張與事態不妙，內部也在發生分化。新任南京通政使楊所修與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等疏劾“崔呈秀奪情，周應秋貪墨”，意在將多年的劣迹推到崔呈秀一人身上。閹黨散佈謠言，並奏請皇上，稱“東林餘孽，遍佈長安，欲因事生風，憂不在小。乞敕下廠衛、五城緝訪”。崇禎有諭：“群臣流品，經先帝分別澄汰已精。朕初禦極，嘉與士大夫臻平康之理，不許揣摩風影，致生枝蔓。”只因時機未到，沒有打草驚蛇。不久，原來追隨魏閹而未受重用的雲南道禦史楊維垣連連上書彈劾兵部尚書兼左都禦史崔呈秀，斥崔“內諛廠臣，外擅朝政，貪淫橫肆”。此疏一出，有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十月，崔呈秀父親去世，崇禎帝溫旨令乘傳歸家守制。

　　此後，直指魏忠賢的奏疏紛紛進呈，其中尤以貢生錢嘉徵之疏犀利、尖銳。他歷數魏忠賢“並帝”、“蔑後”、“弄兵”、“股民脂膏”等10大罪。崇禎得疏，即召魏氏，令內侍讀之，魏忠賢深爲惶恐，急求原信王府邸太監徐應元緩解，並請求辭職。崇禎借水推舟，准魏、徐二人“私家調理”，命王體乾掌東廠印，高時明掌司禮監印。同時，改甯國公魏良卿爲錦衣衛指揮使、東安侯魏良棟爲指揮同知、安平伯魏鵬翼爲指揮僉事；將崔呈秀罪交吏部勘處；罷免工部尚書吳淳夫、太仆寺卿白太始、尚寶司卿魏撫民及東廠太監張體乾等官職。天啓七年(1627年)十一月初一日，崇禎告諭：“朕聞去惡務盡，馭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位之炯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懲大憨，典至重也。朕覽諸臣屢列逆惡魏忠賢罪狀，俱已洞悉。竊思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假恩寵，忠賢不報國酬遇，專逞私植黨，盜弄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朕思忠賢等不止窺攘名器，紊亂刑章，將我祖宗蓄積貯庫傳國奇珍異寶金銀等朋比侵盜幾空，本當寸磔，念梓宮在殯，姑置鳳陽。二犯家產，籍沒入宮。其冒濫宗戚，俱煙瘴永戍。”於是將魏忠賢貶謫至鳳陽祖陵司香，不久下令逮治。魏忠賢在途徑阜城時驚悸萬分，自縊而死。消息傳至京師，士民歡聲雷動。爲解民憤，崇禎元年(1628年)正月，崇禎帝下令磔忠賢屍於河間，斬崔呈秀於薊州，又斬客氏屍。

　　與此同時，崇禎先後處死、罷免、削籍、降用魏忠賢、客氏的黨羽和爪牙，包括內閣首輔黃立極，閣臣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桔；吏部尚書周應秋，戶部尚書張我續，禮部尚書孟紹虞，兵部尚書崔呈秀、田吉、閻鳴泰、劉詔，刑部尚書蘇茂相，工部尚書楊夢袞、孫傑、孫貞、薛鳳翔、劉廷元、吳淳夫、李夔龍，錦衣衛左都督田爾耕、孫雲鶴，巡撫單明翊、朱童蒙等一大批文武要臣。崇禎帝在朝野歡慶的氣氛中第一次嘗到了行使至高無上權力的欣悅，於是信心大增，開始進一步大刀闊斧地清除閹党和削弱宦官勢力。

　　首先，盡撤各處鎮守內臣，邊政由各地督撫專理。他希望督撫大臣在沒有內臣的監鎮下，“殫精忠畫”，使邊務煥然一新。崇禎元年(1628年)正月，又令內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門。二月，又戒廷臣交結近侍。他說：“朝廷設官分職，內外各有攸司，人臣守正奉公，交通甚爲非法。”試圖通過切斷朝廷內外交結，以使內臣回到規矩道上，限制其勢力的擴大。這說明他對宦禍之源有了深刻的認識。

　　對閹黨的清除使崇禎帝頗費心計。這是因爲閹黨遍佈朝野，內閣、六部等重要部門基本上在他們控制之中。他們盤根錯節，相互庇護，排斥異己，蒙上欺下。監生胡煥猷疏請查究那些爲魏忠賢建祠的總督、巡撫，但閹党禦史楊維垣“擬與群奸共收餘燼，力持殘局”，迅即上疏參駁，並且請將胡氏下法司究問。閣臣來宗道也欲嚴旨譴責。崇禎帝意識到楊維垣的目的是想殺一儆百，鉗制輿論，於是朱批“不必苛求，以滋葛藤”，使閹黨大失所望，氣焰頓挫。崇禎元年正月，翰林院編修倪雲璐上《世界已清方隅未化疏》，又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倪元璐之意在於爲東林翻案，力辟東林爲“邪黨”之說，並推薦舊輔韓爐、錢謙益及姚希孟參政。崇禎同意韓爐入閣。楊維垣不甘心，特上疏攻擊倪氏“持論荒謬，居心叵測，爲害政綱”。崇禎帝雖然贊同倪元璐之說，鄙夷楊維垣護持閹黨，尤其不滿楊氏稱魏忠賢爲“廠臣公”，及“廠臣不愛錢”，“廠臣爲國爲民”之說，但是，他更擔心由此引起黨爭，因而他在兩派的爭執中強調抛棄門戶之見，“化異爲同”，“天下爲公”，冀圖調和矛盾。事實上，弄清閹党與東林黨的孰是孰非已是當時不可回避的問題，是無法“化異爲同”的。以倪元璐爲代表的一方，不滿這種調和的做法，於是，他再次上疏，力申前說。崇禎帝讀後大爲感動，決意加快清除閹黨的步伐。

　　崇禎清除閹黨之意愈決，閹黨抵觸愈力。崇禎二年(1629年)二月會試，施鳳來、張瑞圖爲考試官。崇禎帝本希望通過這次會試，選拔一批人才，卻不料所取350人幾乎都是中官、勳貴的姻戚門人。“海內正人，概不得登啓事”。崇禎帝大爲惱火。次月，命施、張二人致仕。此時，朝野要求廢毀《三朝要典》的呼聲越來越高。《三朝要典》是魏忠賢等爲美化自己，排斥異己而編輯的，內容包括萬曆末年的梃擊案、泰昌時的紅丸案和熹宗即位之初的移宮案。《三朝要典》的編行使東林黨人及一批正直官員慘遭迫害。四月，倪雲璐再疏，請求廢“魏氏之私書”《三朝要典》。大學士來宗道票旨：“這所奏關係重大，著禮部史館諸臣詳議具奏。”崇禎帝在其下增“聽朕獨斷行”。說明他對這一事件的重視以及對客、魏集團勢力和影響的嚴重程度的認識。五月，諭旨焚毀《三朝要典》，“天下各處官府學宮所有書版，盡毀不行。自今而後，官方不以此書定臧否，人才不以此書定進退……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異論，務衷，朕清平之治”。熊熊烈火將《要典》化爲灰燼，套在東林黨人頭上的緊箍咒失去了它的威力，爲重振士風廓清了道路。《要典》一毀，閹黨如喪考妣。侍講孫之獬更是痛哭流涕，聲震庭掖。不久，崇禎將楊維垣等閹党分子革職，令速回原籍。崇禎二年正月，始命裁定逆案。最初，閣臣韓爐、李標等不想將事態擴大，廣搜樹怨，只呈上一份四五十人的名單。崇禎不悅，令再議。又以數十人上，崇禎仍嫌少。他認爲魏忠賢只不過是一名宦官，倘若不是外廷助虐，怎麽會發展到如此地步。於是，他親自分列“贊導”、“擁戴”、“頌美”、“諂附”等名目．並告誡務必將內廷同惡者也列入。韓爐回答說不知內侍，崇禎帝一語道破天機：“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三月，《欽定逆案》頒示天下，以魏忠賢爲首，分爲六等，或殺，或戍，或禁錮終身，共260餘人。昔日不可一世的閹黨而今威風掃地。崇禎此舉贏得了朝野士人的擁護，同時也顯示了自己果斷、敢作敢爲的氣質。崇禎帝一反神宗怠政，熹宗昏聵的做法，令朝野士民刮目相看，呼爲“明主”。

　　崇禎除去閹黨，爲恢復國家正常機制掃清了道路。早在即位之初，他就爲天啓時遭陷害廢黜的大臣平反，該複官的複官，該起用的起用。崇禎元年正月，又對天下官吏進行考核；二月，舉行會試，四月廷試，且詢問士子如何治理天下。目的是想通過考核整頓吏治，通過科舉爲腐朽的官僚政治灌輸新的血液。

　　中樞內閣的人選更是惹人注目。閹党黃立極、李國稽被迫致仕後，崇禎帝命沿襲廷推舊例，由九卿科道從公博議，但不稱意，便突發奇想，採取枚蔔法以選用閣臣。他召集大臣和科道官到乾清官，先拜天祈禱上蒼佑護，再將推薦的閣臣姓名一一寫出；裝入金甌之中，然後用箸挾出。這次有幸被“夾”點人閣有前南京吏部侍郎錢龍錫、禮部侍郎李標、禮部尚書來宗道、禮部侍郎楊景辰、禮部侍郎周道登和少詹事劉鴻訓，俱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務。遺憾的是，來、楊、周等人與閹黨瓜葛太深，每每與崇禎帝的意圖相悖，不到一年時間便相繼罷職而去。接著韓爐、成基命、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等人先後人閣。這些人中以東林黨人居多，當時被稱爲東林內閣。老臣韓爐屍先後作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黨，天下稱其賢”。但崇禎三年(1630年)，韓爐因袁崇煥案而被劾致仕。

　　考察崇禎初年間閣臣的政績，便不難發現，他們大都辦事謹小慎微，瞻首顧尾。好在秉旨辦事還算說得過去。崇禎帝求治的精神令這些大學土深爲感動。每當經筵開講之時，他總是毫無倦意；召對廷臣，更是刻意訪求治國良策。崇禎元年八月，他又下詔：“非盛暑祁寒，日禦文華殿與輔臣議政”(《明史》卷二三《莊烈帝本紀》)。有時深夜仍召見閣臣謀畫。崇禎帝對廉明、和諧政治的殷切期望，又使他最忌朋黨，以及外廷與內廷的勾結。一旦察覺，他都嚴懲不貸。

　　崇禎帝注意整飭邊政，最重要的措施是起用天啓年間軍功顯赫的袁崇煥，以袁崇煥爲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崇禎元年(1628年)七月，他在平臺召見袁崇煥，細問平定遼東方略。袁答道：

　　“如果戶部在轉輸軍餉方面配合，工部在供給器械方面配合，吏部、兵部在用人及調兵選將方面合作，而且朝廷不從內掣肘，五年之內全遼可複。”當袁侃侃而談時，崇禎帝起立傾聽良久，不時投以溫和的目光，表示贊許。對於袁崇煥的要求，他…一應允，並欽賜尚方劍，以專事權，便宜應事。崇禎向袁崇煥保證，朝廷方面“卿勿疑慮!朕自有主持”。確實，對於袁崇煥的倚重高於其他朝臣，這不僅因爲袁崇煥深孚時望，更主要的是因爲崇禎帝寄希望于袁氏收復全遼，一洗前朝遼左恥辱。袁崇煥本著“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著，戰爲奇著，和爲旁著”的戰略思想，履任不久即開始佈防，整頓兵備，以祖大壽駐錦州，何可剛駐甯遠，趙率教駐山海關，相爲犄角。崇禎二年六月，袁崇煥在雙島(今屬大連市)誘斬總兵毛文龍，將原駐皮島(今朝鮮稱之椴島)的二萬多精兵分爲四協，置於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儘管崇禎帝過去對袁崇煥有求必應，但乍聞此訊，也驚駭萬分，因爲毛文龍雖然求餉太多，令人不悅，但他時常率兵深入後金腹地，對後金具有很大的牽制作用。不過崇禎帝最後還是褒揚了袁崇煥的這次行動，並傳諭四方，逮捕毛文龍在京的親信，以安袁氏之心。

　　在西邊，崇禎帝採納了宣大總督王象乾的建議，每年撥給勢力最強的察罕部金81000兩，以示羈縻。又命楊鶴爲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崇禎帝在召見楊鶴時，問他對於陝西“土寇”蜂起有何主張。楊鶴答道：“清慎自持，撫恤將卒而已”。崇禎帝深以爲是。可見，崇禎在西部主要是想以撫爲主，而集中精力對付東北邊的後金政權。鑒於各邊鎮兵餉匱乏的情形，崇禎帝又對戶部進行整理。他認爲過去工役繁興，濫建生祠，支付錢，糧過多，如今大工完了，生祠毀了，錢糧不應不足，於是，他令戶部尚書畢自嚴徹底查清新舊錢糧，詳細稟報。崇禎帝當然不知道各地的“備邊”、“備倭”或修生祠的銀兩多半入了撫按司道的私囊。但他深知，糧餉不濟，士兵就會鬧事，於是接受裁減驛站冗卒的建議，以節省銀錢，紓燃眉之急，他未曾料到，日後將他逼上煤山的正是被裁驛卒中的一員。

　　從天啓七年八月即位到崇禎二年七八月間，崇禎帝清除閹黨，平反冤獄，整頓吏治，留意邊防，整頓錢糧，確實做了不少事情。他覺得經過這一番新的整飭與佈局，形勢會有所好轉；尤其是這批新任的文武大臣，如果悉心辦事，忠於職守，同心協力，是會讓整個朝廷辦事機構圍繞他自己的意志有節有奏、效率顯著地運轉，從而消弭內外之亂的。但是，由於崇禎帝所採取的措施仍有嚴重的缺陷，閹黨餘孽仍然活躍，並時刻準備翻案，排擠正直之士，真正的社會危機仍然潛伏著。

　　崇禎元年(1628年)，會推閣臣，名單上有禮部侍郎錢謙益等¨人，而禮部尚書溫體仁、侍郎周延儒不在其中。因此，溫、周二人利用崇禎的心理，攻擊錢謙益“結黨受賄”。崇禎帝早就憎恨廷臣結黨，當即罷了錢氏官職。吏科給事中周允儒、瞿式耜，禦史房可壯等因反對溫體仁誣陷錢謙益，彈劾他借“黨”之說行小人陷君子之實，結果被說成與錢氏一黨，或降職，或譴戍，而溫、周二人漸漸取得崇禎帝的寵信。溫體仁本屬閹黨，崇禎帝卻大加寵用，雖然他一再告誡大臣，“務消異同，開誠和衷”，實際上由於這種失當之舉，大大削弱了他消除閹黨的積極作用，也預示著朝廷內部的鬥爭將愈益複雜、尖銳。此外，當時閣臣不敢面陳己見的現象也令崇禎多少有些失望。如，崇禎元年十月，蒙古插部人犯大同，四處劫掠，如人無人之境。崇禎帝召集閣臣，說：“著實整飭，難道中國就勝不得他?”大學士劉鴻訓回答：二三十年來“邊備廢弛已久，一日猝難整頓”。崇禎帝再問：“而今何如?”大學士錢龍錫等奏：“而今比前，大不相同。”崇禎帝一下子火了，怒道：“此俱是讚揚之詞，尚未見行一實事，如何便見不同?”崇禎帝對於如何調動閣臣們的熱情，已露出明顯的笨拙與急躁，對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也提不出任何緩和的辦法。結果，崇禎帝通向“中興”的理想之途已埋下了種種可怕的危機。

[ 本帖最後由 王重陽 於 2009-10-9 13:37 編輯 ]

王重陽

二、重用內臣 原非得已
　　雖然崇禎帝在內外施政上離不開文臣集團，但在崇禎二年(1629年)十一月以後，他對文臣集團的態度有了驚人的改變，對他們愈來愈失望；與此同時，宦官再次交上好運，備受皇上重用。一反即位初的做法，於是“重宦官輕文臣”的人事格局重新形成。

　　崇禎元年至三年間，接二連三發生了幾起令他惱火的事情：

　　一是大學士劉鴻訓公然聲稱，“皇上畢竟是沖主”，竟敢輕視皇帝的“英明”，而且，在殊批上擅自增改禦言，這樣的輔臣使崇禎感到不能倚賴。

　　二是首次會推閣臣，溫體仁出其不意，攻擊錢謙益爲“蓋世神奸”，結黨受賄，而且群臣紛紛爲錢謙益辯解。崇禎於是對群臣也感到不能信任。

　　三是崇禎二年十二月，袁崇煥“叛變投敵”、“謀反朝廷”的事更給崇禎帝以沈重的一擊。這年十月間，皇太極率10萬精騎，避開袁崇煥把守的錦州、寧遠、山海關，繞道蒙古，入長城，攻佔遵化。袁崇煥聞信，急馳入援，沿途分兵防守撫甯、永平、丘安、豐潤、玉田、薊州，並于後金之前趕到通州。袁崇煥突然出現在通州，後金軍懼敗，於是西犯京師。袁崇煥不顧士馬疲勞，馳抵京師，在廣渠門外與後金軍鏖戰，最後打退後金軍，勝利保衛了北京。後金於是用反間計，言袁崇煥與之早有密約，將爲城下之盟。崇禎帝信以爲真，不禁感歎：“邊臣不足任矣”，於是冤殺了袁崇煥。

　　崇禎帝當然不會意識到，真正的奸臣不是錢謙益，而是溫體仁一夥。也沒有想一下，後金之所以避開袁崇煥，繞過寧遠、由大安口、龍井關、洪山口入逼北京，正因爲袁崇煥防守遼東是後金不可逾越的長城，殺袁崇煥無疑是自毀長城。溫體仁等閹黨餘孽的倡狂，後金反間計的成功，正是崇禎帝多疑性格的結果。上述三件事後，崇禎帝認爲“外廷皆不足恃”，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朕禦極之初，撤還內鎮，舉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圖，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疏無通，己巳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驚，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內臣監視”(《明季稗史初編》卷上)。“士大夫負國家”，於是成了崇禎帝思維中的一個新的主要因素。

　　崇禎二年十一月，清兵再次南下，崇禎帝派乾清官太監王應朝監軍。十二月，以司禮監太監沈良佐、內官太監呂直提督九門及皇城門，司禮監太監李鳳翔提督京營。這次宦官行使監軍和提督京營大權，表面上是因爲清兵南下，不得已而爲之，實際上是崇禎對文臣集團的偏頗看法的必然歸宿。從此宦官勢力重新擡頭。在這次抵禦後金的戰役中，宦官實際上並沒建立什麽奇功殊勳，相反，他們處處給督撫、總兵以制約。如滿桂屯兵安定門，宦官一再催促出戰，滿桂不得已列兵安定門外，與幾倍於己的清兵激戰。最後終因寡不敵衆，與總兵孫祖壽、參將周鎮等殉難。儘管如此，崇禎帝認爲宦官比文官可靠的心理並未改變。

　　更大規模地起用宦官是在崇禎四年(1631年)九月至十一月間，主要的任命有：太監張彜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劉文忠、劉允中、吳直等分赴宣府、大同、山西監視兵餉；另外，王應朝、張國元、王之心、邵希韶等太監分別被派往關寧、薊鎮東協、中協、西協監軍。自此各地重鎮都派有太監監軍，職權在督撫之上。其中令人驚詫的是，崇禎帝派內臣張彜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將堂堂的兩部尚書擱置一旁。這是前所未有的做法，因而遭到文臣們的極力反對。首先是給事中宋可久、馮元飆等10餘人上諫；接著，崇禎五年(1632年)，工部右侍郎高弘圖又上言張彜憲淩居二部之上，是“辱朝廷而褻國體”，崇禎帝對此置若罔聞。南京禮部主事周鑣再上疏，曆陳任用內臣之害，懇求皇上加以裁抑。崇禎帝聽罷，暴跳如雷，即令將他削職。又一次，大臣們聯合上疏，請收回成命。崇禎帝只是淡淡地說道：“諸臣欲實心任事，朕又何需此輩?”毫不掩飾他對文臣的輕視。至此，宦官更加有恃無恐，氣焰囂張。崇禎六年(1633年)，閱視宣府的太監王坤抵任不滿一月，即疏劾巡撫禦史胡良機。崇禎帝不容分辯，就將胡降職，並命王坤按治。給事中魏呈潤疏爭不可，說：“我國家設立禦史巡九邊，秩卑而任巨。良機在先朝以糾逆削籍，今果有罪，則有回道考核之法在，而乃以付(王)坤，且邊事日壞，病在十羊九牧。既有將帥，又有監司；既有督撫、有巡撫，又有監視。—宦出，增一官擾。”乞召還胡良機。崇禎帝視之爲黨比，將魏呈潤降職三級，謫爲外官。此後，王坤更是目空一切，競上疏彈劾大學士周延儒，使宦官與官僚之間的鬥爭更趨激烈。宦官公開上疏，無所忌憚地攻擊內閣首輔，這是罕見的現象。於是，給事中傅朝佑、左副都禦史王志道上疏力言其非，認爲“近者內臣舉動，幾於手握皇綱，而輔臣終不敢廣問。至於身被彈擊，猶忍辱不言，何以付明主之知?玉坤內臣，不宜侵輔臣”(《明史》卷三O五《張彜憲傳》)。崇禎帝在平臺召見大臣時，特意對王志道說：“遣用內臣，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議論之多也!昨天王坤之疏，朕已責其誣妄，乃廷臣舉劾，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爲內臣焉?”王志通連忙解釋說：“王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爲紀綱法度之憂。臣爲法度惜，非爲諸臣地也。”崇禎帝聞言滿臉怒色，斥之“廷臣於國家大計不之言，惟因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要挾朝廷，誠巧佞也”，“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憲論”(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五)。傅、王二人均遭削職而去。面對崇禎帝偏袒內臣，內閣諸臣緘默忍受，廚延儒本人也忍辱不言。至於溫體仁，則幸災樂禍，暗地與宦官勾結。也就是說，文臣集團內部派別林立，勾心鬥角，分散了自己一方的力量，以致從崇禎二年底信用宦官，至崇禎六七年間，凡是進言攻擊內臣的文臣輕則遭到呵斥；重則被削職、譴戍。

　　崇禎五年(1632年)，命檢命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次年，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等四人分監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和鄧記軍，“監功紀過，督催糧草”；命司禮太監張其鑒、郝純仁等赴各倉儲，與提督諸臣盤驗收放；命太監高起潛監視寧(遠)、錦(州)兵餉。

　　宦官幹政的種種劣迹，歷朝屢見不鮮。他們的專橫、暴戾、貪婪、無恥，令人切齒痛恨。前朝大圮魏忠賢更是臭名昭著。難道崇禎帝竟然如此健忘?當然不會。他之所以寸磔魏閹，清除閹黨，正是因爲他認識到了這些。崇禎三年(1630年)八月，袁崇煥被殺後，有人想藉此翻剛定的逆案，禦史田維嘉、通政使章光嶽更極力推薦楊維垣、賈繼春、霍維華、徐楊光、傅槐、虞廷陛、葉天陛等7名閹党分子，崇禎帝嚴旨指責，認爲：“逆案奉旨方新，居然薦用，成何政體?”他們的陰謀才未得逞。但是，崇禎爲何又偏偏重用宦官，而且不惜貶斥大臣來保全內臣呢?按照崇禎帝自己的解釋是“原非得已”，而“原非得已”的原因又在於諸臣不“實心任事”、“土大夫負國家”。此外，他還認爲，宦官能否爲害，關鍵在於皇帝的英明與否，成祖用宦官不是照樣天下大治嗎?以他的英明，宦官是會爲自己所用的。崇禎四年(1631年)十一月，張彜憲進言：“征天下逋賦以佐軍餉。”崇禎帝頗爲欣賞。崇禎六年，宣府巡撫馬士英剛剛上任，即侵吞餉銀6000兩，鎮守太監王坤上疏揭發。崇禎帝將馬士英革職遣戍。他喜不自禁，認爲內臣能夠不顧情面，力除積弊。於是，內臣進言，言無不從。崇禎八年(1635年)七月，崇禎帝命張元佐爲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當時提督內臣即日前往。崇禎帝因而對閣臣們說：“內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崇禎帝以此來證明自己重用內臣的正確。但在另一方面，崇禎帝也並未完全擺脫士大夫集團，徹底委政于宦官。崇禎帝知道，內臣可以起耳目的作用，但真正出謀劃策，協助處理國家大事還是要依靠一般文臣。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崇禎帝在用宦官的同時，對如何取得文臣的支援，又是頗費心機的。可以說，在依靠宦官，還是重用文臣上，這時期的崇禎帝內心始終是矛盾的。

　　在崇禎帝看來，內臣可以委用，是因爲他們易於對付，對皇帝忠心，“三尺在我，此曹(宦官)義何能爲”!只要威柄自操，太監即可供隨意使用。太監們也深知皇上心理，更不把文臣們放在眼裏。總理太監張彜憲甚至請人覲官向他投冊致好，“以隆體統”，崇禎帝居然聽之任之。給事中袁繼成疏言：“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今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恥乎?逆擋方張時，義子、幹兒昏夜拜伏，猶以爲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所以太息也。”(《明季北略》卷一O)崇禎帝責之越職言事。

　　崇禎八年(1635年)八月，他卻作出了一個讓文臣們吃驚的決定，即下詔撤回監視總理內臣。其詔雲：

　　朕禦極之初，撤還，內鎮，舉天下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疏無通論。己巳之秋，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各鎮監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也欲諸臣自知引罪。今經制粗立，兵餉稍清，諸臣也應知省，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張彜憲俟漕竣即回監供職，惟關、寧密邇外境，高起潛兼監兩鎮，暨內臣提督如故。

　　其實，所謂形勢好轉，只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說法。在遼東，自袁崇煥被冤殺後，軍紀渙散，人人自危，沒有強有力的人物能加以約束，戰鬥力低下。在西北，對付農民軍方面雖然督撫頻頻報捷，崇禎帝也派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等分別監視圍剿“流寇”的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圮之軍，還發庫銀4萬兩，以及大量的紵緞、蟒緞，隨軍賞賜，但仍然沒能撲滅農民軍的戰火；相反，農民軍起于陝西，橫掃中原，連中都鳳陽也被攻破。可見，太監監軍也未必能扭轉局面。因此，崇禎帝對宦官多少有些失望。這次詔罷內臣是崇禎帝這種情緒的一個反映，他又一次把注意力轉向官僚。但崇禎帝還留有一個尾巴，即太監高起潛仍然監視錦州、寧遠二鎮，以及京營提督太監不變。

　　從崇禎八年八月至次年六月間，基本上再沒有內臣外出監軍活動。可以說，士大夫取得了一個小小的勝利。正當他們爲之陶醉慶倖之時，七月間，清兵又一次南下，兵至居庸關。崇禎帝一看形勢不妙，不假思索，即派太監李國輔、許進忠等分守紫荊、倒馬、龍門諸關。不久，清兵人昌平，直接威脅京師。崇禎帝令兵部尚書張鳳翼總督各路援軍，太監高起潛爲總監，遼東前鋒總兵祖大壽、山海關總兵張時傑俱歸屬高起潛指揮。此後又以太監張雲漢、韓贊周爲副總監，提督巡城、閱軍；魏國征總督宣府，鄧良輔爲分守；盧維甯總督天津、通州、臨清、德州，孫茂霖爲分守。從這時中官的委任來看，已不僅僅是監紀，而且是總督、分守，直接指揮人馬。在這次京城保衛戰中，高起潛畏懼不前，即使在清兵退歸之時，部將請戰，仍怯於追擊。但崇禎帝卻認爲太監張國元、曹化淳守城有功，大加賞賜。此時，崇禎帝心中的天平已完全傾向于宦官。鎮守通州的兵部右侍郎仇維楨請罷內臣督兵，崇禎帝大爲震怒，認爲仇是“借題沽名”，擬加重懲，只是忽然雷電交加，大雨傾盆，才處以滴戍。工部侍郎劉宗周進言：“今天下即乏才也，何至盡出二三中官下”；“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于何地?”崇禎帝對此則不理不睬。崇禎十年(1637年)，總督高起潛巡視邊鎮，永平兵備劉景耀、關內守備楊于國覺得對這樣一個宦官行屬禮是一種恥辱，於是，上疏自請免官。當時內閣首輔溫體仁擬旨，說總監與總督的禮儀體統是一致的，劉、楊二人“徇私瞻顧，殊屬藐玩”，遂將二人降職三級。自此之後，各地文武大臣俯首屈膝，一聲也不敢吭，大多數官員不得不苟安於現狀，內閣對於皇帝也只是揣測、附和與奉’承。同年十月，太監楊顯名總理兩淮鹽課，抵任不久，即疏參巡鹽禦史張養、高欽舜各侵吞稅銀幾十萬兩。從此，崇禎帝更加深信宦官，此後多年，他對宦官始終寵信有加。但到了崇禎十三年(1640年)三月，崇禎又對太監的權力加以限制，下詔撤回各鎮內臣。次年十二月，又令停止內操，不准內臣神宮等監及司局庫干預外政。十五年(1642年)正月，再罷提督京營內臣。崇禎帝這幾次對太監權力的限制並不能說明他已恢復了對文臣的信任。文臣們面對庸碌國君，時局日蹙，離心傾向愈益突出；而農民起義軍聲勢更大，清兵的威脅也日益緊迫了。

王重陽

三、官逼民反 八旗南下
　　從崇禎即位初年即存在的農民起義與清兵威脅，在他即位後幾年間，便已發展成爲明廷心頭的兩大憂患，而崇禎並未能採取有力措施平息下來。

　　天啓七年(1627年)，白水王二起義後，巡撫陝西都禦史胡廷宴以爲這不過是饑民搶劫，不久即會平息，殊不知起義軍步步壯大。府谷人王嘉胤、安塞人高迎祥等揭竿而起，攻陷城池。崇禎三年(1630年)前後，張獻忠、李白成也加入了起義的行列。崇禎帝召見兵部右侍郎楊鶴，問剿滅之計，楊鶴力主招撫，他認爲：“盜賊”之起，是因爲“饑荒之極，民不聊生”，所以只要政府著實賑濟，並資助他們歸農複業，讓他們有求生之道，必然會就撫。崇禎帝認爲可行，並說“寇也我赤子，宜撫之”。於是，任楊鶴爲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主管其事，發庫銀10萬兩，以禦史吳牲前往陝西放賑。果然，楊鶴招撫了勢力最大的神一魁，不久，陝西境內的小股義兵也受到招安。但是，好景不長，起義軍“旋撫旋叛”，對於這種情形，崇禎帝並沒有深思。他只是怪罪楊鶴聽任“流寇”倡狂，而不加撲滅。然而，他不曾想到，10萬兩銀子如果一人1兩，只可活10萬人，當時米價一鬥7錢，可食刃日，陝西“十室九空”，“人相食”的慘狀又豈是10萬兩銀子所能改變的了，更何況這些銀兩能否送到百姓手中還是個疑問。而且，一邊賑濟，略施恩惠，一邊卻在加派糧餉。崇禎三年(1630年)十二日，詔令增派遼餉，于原來的畝征9厘之外，再征3厘，這樣僅遼餉一項加派即至680余萬。兵部尚書梁廷棟說得好，“今日民窮之故，唯在官貪”。在朝廷征20余萬，那麽在民間征的要超過百萬。老百姓如何不反呢?曾經有人估計，該年二三月間，山西爲“賊”的人爲十之—，六七月間爲十之三，入冬至十之五六。起義軍又如何剿滅得了呢?

　　楊鶴主“撫”的失敗，驚破了崇禎帝的如意算盤。巡按禦史吳姓上書認爲：楊鶴主撫誤國，爲今之計：唯有調兵措餉，南北會剿，“殲渠魁而撫餘黨，秦地尚可救也”(《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四)。崇禎帝一怒之下，將楊鶴謫戍袁州衛，成爲崇禎帝處理農民起義問題的首例犧牲品，並以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率甘肅總兵楊嘉謨、固原總兵楊麒、臨洮總兵曹文詔、延綏總兵王承恩、寧夏總兵賀虎臣等重兵四面圍剿。“西壕之捷”後，陝西的農民軍基本被平息。

　　然而，山西的戰火又起。農民軍避開了陝西的明軍主力，入山西在晉東南開闢戰場，並入冀南、豫北流．動作戰，威脅明廷心臟地區的安全。崇禎六年(1633年)，崇禎帝採取了幾個重要措施，希望刻期平“賊”。第一，選精兵，由昌平副總兵左良玉率部專辦河南的農民軍。第二，命悍將曹文詔節制山西、陝西各路官軍討“賊”，限三個月平“賊”，並特諭山陝各地多積糧草，進行協助。第三，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等監曹文詔、左良玉等勁旅軍。果然，曹、左諸將連連進剿得手，以至於有民謠稱“軍中有一曹，西賊聞之心膽搖”。不久，崇禎帝又特遣京營總兵倪寵、王樸率部卒六千、馬五千，星夜兼程，馳赴河南，夾擊義軍。京兵與左良玉部很快在河南修武形成合擊之勢，並在林縣、涉縣、武安等地連敗義軍，義軍大有被圍殲之勢。崇禎六年十月，義軍詐降，監軍楊進朝深信不疑，人奏朝廷邀功，殊不知高迎祥率張獻忠、羅汝才等各部義軍十余萬人，乘天寒河冰之機，策馬涉河，突破黃河天險，進入河南、湖廣、山西、陝西、四川交界地帶，流動作戰，如魚得水，官軍莫可奈何。崇禎帝刻期平“賊”的夢想化爲泡影。

　　崇禎七年(1634年)正月，特進延綏巡撫陳奇瑜爲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諸省軍務，“視賊所向，隨方剿撫”。陳奇瑜事權歸一，遂即大舉進伐，“楚中屢捷，一時大盜幾盡”，將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義軍主力重重圍困于興安縣的絕境車廂峽。李自成用顧君恩詐降計策，重金賄賂陳奇瑜左右。陳奇瑜不明底裏，心想不動干戈而收大功告成之利，如此美事，何樂而不爲，即奏明朝廷，准予受降。起義軍每百人編爲一隊，凡三萬六千餘人，在安撫官護送下，“整旅出棧，與奇瑜兵揖讓酣飲，易馬而乘，抵足而眠。賊之無衣甲者皆整衣，無弓矢者皆礪矣，數日不食者皆飽腹矣”(《靈壽縣誌·文藝下》)。怎料李白成一出棧道，脫離險境，遂將50餘名安撫官通斬，併合他部連克麟遊、永壽、靈台、崇信等地，霎時間集衆至20余萬，成爲義軍實力最強勁的一支；隨後兵分三路，一路北向慶陽，一路南奔鄖陽，一路東插河南，縱橫于陝、甘、豫三省。崇禎帝憤而削陳奇瑜總督職。十二月，升洪承疇爲兵部尚書，兼督陝、晉、豫、川、楚諸省軍務，圍剿農民軍。

　　崇禎八年(1635年)初，義軍十三家七十二營將領在河南滎陽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決定分兵出擊；配合作戰，誓與官軍戰鬥到底。其中高迎祥部所向披靡，十余天內連克固始、霍丘、壽州、潁州等數十州縣，並乘勝一舉攻破明朝中都鳳陽，焚皇陵，斬守敵，氣勢如虹。“龍興之地”鳳陽被克的消息傳至京城，朝野震驚，崇楨帝更是悲憤不已，爲之素服避殿，哭告太廟，命百官修省，命將漕運禦史兼鳳陽巡撫楊一鵬下獄論死，棄首西市；巡按禦史吳振纓被遣戍。少詹事文震孟上疏，認爲“不亟滅賊，無以泄神人之憤，而不追溯亂源，亦無以施勘定之功”(《明史》卷二五一《文震盂傳》)。言辭剴切，切中時弊。崇禎帝雖然未對亂源作深入的反思，但在他心目中農民軍已擺到了與遼東戰場並重的地位，挖祖墳之仇是不共戴天的。

　　這年八月，洪承疇六月滅賊期限已過，不僅屢戰屢敗，且折損曹文詔勇將。崇禎帝見形勢嚴峻至此，在平臺召見閣臣及府部科道官，詢問平“流寇”之事。旋升湖廣巡撫盧象升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禦史，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湖廣五省軍務，特賜尚方劍，得便宜行事。以洪承疇剿西北，盧象升剿東南。還分別任戴東曼、苗祚土和史可法爲河南、湖廣、南直隸監軍禦史。然而，此時的形勢正如盧象升所說：“賊橫逞八年，狂奔七省，擁衆四五十萬，分股百十余營，氣候成矣。”(《盧忠肅公集》卷四)有諺雲：“賊兵如梳，官兵如櫛”，官軍紀律鬆弛，“各處淫掠”，被百姓視爲最可惡的強盜。如此，又談何刻期平“賊”呢?十月，崇禎帝以“流賊”未乎，陵寢震驚，特頒聖諭，避正殿，減膳撤樂，從初三日起移居武英殿，百官一律於公署、閣臣宿于朝房，日夜當值，並下罪己詔，終於邁出了這令人難堪的一步。其詔雲：

　　朕以涼德，纘承大統，意與天下更新，用還祖宗之舊。不期倚用非人，遂致劣猖寇起。夫建州本屬我夷，流氛原吾赤子。若使撫禦得宜，何敢逆我顔行。以全盛之天下，文武之多人，無奈誇詐得人，實功罕見，虜乃三人，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絀而徵調不已，閭閻凋支而加派難停。中夜思惟，業已不勝愧憤。今年正月複致上幹皇陵，祖恫民仇，責實在朕。幹是張兵措餉，勤限責成，仁望執訊殲渠，庶幾上慰下對。又不期諸臣失算，再令潰決倡狂。甚至大軍辱于小丑，兵民敢於無上。地方複遭蹂躪，生靈又罹湯火。痛心切齒，其何以堪!若不大加剿除，宇內何時休息!已再留多餉，今再調勁兵，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主客士卒，勞苦饑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安臥深宮；念其飲冰食粗，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茲擇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除典禮外…，，餘以青衣從事，以示與我行間文武土卒甘苦相同之意，以寇平之日爲止。文武官也各省察往過，淬勵將來，上下交修，用回天意，總督總理，遍告行間，仰體朕心，共救民命。密約聯絡，合圍大舉，直搗中堅，力殲勁寇……” (《國榷》卷九四)

　　《罪己詔》對於緩解危急局勢並無實際意義。淮安衛三科武舉陳啓新伏闕上疏，向皇上進呈醫治病根的三劑藥方，其一爲“速蠲災傷錢糧，以蘇屢歲無告之顛連”。崇禎深以爲是，令免山西被災州縣新舊二餉，免畿內崇禎五年(1632年)以前逋賦。又詔大赦“脅從諸賊”，以分化義軍。崇禎九年(1636年)，新任陝撫孫傳庭在盩厔(今陝西周至)伏擊闖王高迎祥部，高被俘，後押至北京殺害。此後，李自成接過“闖王”大旗，成爲義軍最高統帥。次年，崇禎帝起用楊鶴之子楊嗣昌爲兵部尚書。楊嗣昌爲人機警圓滑，深得事君之道，崇禎帝相見恨晚。楊嗣昌向崇禎和盤托出了自己“大舉平賊”的攻勢計劃，即“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戰略，具體做法是：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四個地區爲四正，作爲圍剿義軍的正面戰場；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六隅，作爲輔助戰場，分防協剿；如此結成十面之網，由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專征討”，企圖將義軍步步進剿，一網打盡。楊嗣昌力薦熊文燦去實施這一計劃，並立誓“下三個月苦功夫，了十年不結之局”。崇禎十一年(1638年)，農民軍在來勢洶洶的撫剿中連連遭挫，轉入低潮。張獻忠、羅汝才、劉國能相繼受撫。崇禎十二年(1639年)正月，崇禎命洪承疇總督薊、遼，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這兩年進攻農民軍雖有屢有捷報，但實爲時局變化的關鍵。“朝廷之失在用(熊)文燦，而剿撫垂成之秦督撫又移之辦它事，危亡之局，實決於此。”(吳偉業《綏寇紀略》卷六)

　　崇禎八年(1635年)初，義軍十三家七十二營將領在河南滎陽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決定分兵出擊；配合作戰，誓與官軍戰鬥到底。其中高迎祥部所向披靡，十余天內連克固始、霍丘、壽州、潁州等數十州縣，並乘勝一舉攻破明朝中都鳳陽，焚皇陵，斬守敵，氣勢如虹。“龍興之地”鳳陽被克的消息傳至京城，朝野震驚，崇楨帝更是悲憤不已，爲之素服避殿，哭告太廟，命百官修省，命將漕運禦史兼鳳陽巡撫楊一鵬下獄論死，棄首西市；巡按禦史吳振纓被遣戍。少詹事文震孟上疏，認爲“不亟滅賊，無以泄神人之憤，而不追溯亂源，亦無以施勘定之功”(《明史》卷二五一《文震盂傳》)。言辭剴切，切中時弊。崇禎帝雖然未對亂源作深入的反思，但在他心目中農民軍已擺到了與遼東戰場並重的地位，挖祖墳之仇是不共戴天的。

　　這年八月，洪承疇六月滅賊期限已過，不僅屢戰屢敗，且折損曹文詔勇將。崇禎帝見形勢嚴峻至此，在平臺召見閣臣及府部科道官，詢問平“流寇”之事。旋升湖廣巡撫盧象升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禦史，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湖廣五省軍務，特賜尚方劍，得便宜行事。以洪承疇剿西北，盧象升剿東南。還分別任戴東曼、苗祚土和史可法爲河南、湖廣、南直隸監軍禦史。然而，此時的形勢正如盧象升所說：“賊橫逞八年，狂奔七省，擁衆四五十萬，分股百十余營，氣候成矣。”(《盧忠肅公集》卷四)有諺雲：“賊兵如梳，官兵如櫛”，官軍紀律鬆弛，“各處淫掠”，被百姓視爲最可惡的強盜。如此，又談何刻期平“賊”呢?十月，崇禎帝以“流賊”未乎，陵寢震驚，特頒聖諭，避正殿，減膳撤樂，從初三日起移居武英殿，百官一律於公署、閣臣宿于朝房，日夜當值，並下罪己詔，終於邁出了這令人難堪的一步。其詔雲：

　　朕以涼德，纘承大統，意與天下更新，用還祖宗之舊。不期倚用非人，遂致劣猖寇起。夫建州本屬我夷，流氛原吾赤子。若使撫禦得宜，何敢逆我顔行。以全盛之天下，文武之多人，無奈誇詐得人，實功罕見，虜乃三人，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絀而徵調不已，閭閻凋支而加派難停。中夜思惟，業已不勝愧憤。今年正月複致上幹皇陵，祖恫民仇，責實在朕。幹是張兵措餉，勤限責成，仁望執訊殲渠，庶幾上慰下對。又不期諸臣失算，再令潰決倡狂。甚至大軍辱于小丑，兵民敢於無上。地方複遭蹂躪，生靈又罹湯火。痛心切齒，其何以堪!若不大加剿除，宇內何時休息!已再留多餉，今再調勁兵，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主客士卒，勞苦饑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安臥深宮；念其飲冰食粗，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茲擇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除典禮外…，，餘以青衣從事，以示與我行間文武土卒甘苦相同之意，以寇平之日爲止。文武官也各省察往過，淬勵將來，上下交修，用回天意，總督總理，遍告行間，仰體朕心，共救民命。密約聯絡，合圍大舉，直搗中堅，力殲勁寇……” (《國榷》卷九四)

王重陽

　　《罪己詔》對於緩解危急局勢並無實際意義。淮安衛三科武舉陳啓新伏闕上疏，向皇上進呈醫治病根的三劑藥方，其一爲“速蠲災傷錢糧，以蘇屢歲無告之顛連”。崇禎深以爲是，令免山西被災州縣新舊二餉，免畿內崇禎五年(1632年)以前逋賦。又詔大赦“脅從諸賊”，以分化義軍。崇禎九年(1636年)，新任陝撫孫傳庭在盩厔(今陝西周至)伏擊闖王高迎祥部，高被俘，後押至北京殺害。此後，李自成接過“闖王”大旗，成爲義軍最高統帥。次年，崇禎帝起用楊鶴之子楊嗣昌爲兵部尚書。楊嗣昌爲人機警圓滑，深得事君之道，崇禎帝相見恨晚。楊嗣昌向崇禎和盤托出了自己“大舉平賊”的攻勢計劃，即“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戰略，具體做法是：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四個地區爲四正，作爲圍剿義軍的正面戰場；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六隅，作爲輔助戰場，分防協剿；如此結成十面之網，由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專征討”，企圖將義軍步步進剿，一網打盡。楊嗣昌力薦熊文燦去實施這一計劃，並立誓“下三個月苦功夫，了十年不結之局”。崇禎十一年(1638年)，農民軍在來勢洶洶的撫剿中連連遭挫，轉入低潮。張獻忠、羅汝才、劉國能相繼受撫。崇禎十二年(1639年)正月，崇禎命洪承疇總督薊、遼，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這兩年進攻農民軍雖有屢有捷報，但實爲時局變化的關鍵。“朝廷之失在用(熊)文燦，而剿撫垂成之秦督撫又移之辦它事，危亡之局，實決於此。”(吳偉業《綏寇紀略》卷六)

　　崇禎帝每派一次總督都寄予了莫大的希望，他渴望即刻在京城舉行獻俘大典。尤其是農民軍焚祖墳、殺親王，他更刻骨仇恨這些流賊。每當他接到捷報，便歡欣鼓舞，而一旦這些被斷定必死無疑的“闖賊”再次復活時，他便氣急敗壞。結果必有一兩個督撫逃脫不了被處死的厄運。但是，崇禎帝並沒有接受教訓，他只是咒駡督撫圍剿不力，唯獨沒有設法堵塞這種致亂之源。相反，新的剿餉、練餉加派又相繼出籠。崇禎十年(1637年)十月，詔告天下，增剿餉280萬，允諾一年爲期。可是一年過去了，“流賊”並沒平定，只好續征剿餉。崇禎十二年(1639年)六月，他又批准了楊嗣昌抽練邊兵73萬的計劃，加征練餉730多萬兩。三餉加派，多達1600余萬兩。崇禎帝爲了刻期“平賊”，對於這種無異於飲鴆止渴的措施並沒深思。但是，正當朝廷加征“三餉”之時，上天也與他過意不去。自從即位至今，幾乎沒有一年無災荒。京畿、山東、河南、山西連續兩年大旱，蝗蟲蔽天遮日，以至於人相食。自崇禎十二年五月，張獻忠在穀城再次起義，李白成在河南如魚得水，才使崇禎帝真正預感到了形勢危急。

　　崇禎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命楊嗣昌回閣辦事；二十五日，即令楊以大學士之銜就任督師，賜尚方劍，節制督撫，前往征伐。九月四日，特地召見楊嗣昌，賜宴餞行，面授機宜：“張獻忠曾驚祖陵，決不可赦，其餘剿撫互用。”（《楊文弱先生集》卷四四）並親筆題詩相賜。詩雲：“鹽梅今暫作幹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把他的全部希望都寄託在楊嗣昌的這次督師上。但是，不到兩年時間，楊嗣昌見襄陽王、貴陽王被張獻忠處死，自度難免，自殺而亡。崇禎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由商雒山人河南，“行仁義，收人心”，“均田免糧”，成千上萬的饑民紛遝而至，擁衆至數十萬人。旋克洛陽，殺福王朱常洵。中原戰局由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崇禎帝鎮壓農民軍的全過程來看，崇禎帝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那就是他沒有找到農民之所以反抗的真正原因，只是拼命地圍剿，而爲了達到早日平定天下的目的，不惜加派於民，以致“餉加而田日荒，征急而民日少”(《春明夢餘錄》卷三五)，實際上等於自掘墳墓。導致這種錯誤的原因，除了他的階級偏見之外，急於求治的心理也是重要的一方面。

　　在東北地區，後金日益強大。尤其是崇禎九年(1636年)，皇太極稱帝，改後金爲“清”，意欲廓清宇內，取明代之，遼東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局勢。崇禎帝深信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將帥的無能與膽怯。自然他也沒有正視這樣一個現實，即此時的清政權已遠不同于後金，更不是所謂“建部跳梁”，而是一個煥發出勃勃生機與明廷對峙的新王朝，從而對於收復遼東的艱巨性與長期性缺乏充分的認識，急功近利的性格又一次使他錯誤地制定對待遼東的計劃。繼崇禎二年十月清兵攻擊北京城之後，於崇禎七年七月、九年七月、以及十五年十一月，又三次大舉進攻明朝腹地。第二次主要是攻明西北邊鎮，如宣府、上方堡等衛，一時“沿邊城堡多失守”。接著兩次主要是攻北京週邊諸府州縣。其中第三次攻下城池50多處，俘獲人口46萬，金銀百余萬兩。許多地方簡直是望風即降。每當清兵人犯之時，他除了令邊鎮速速入衛之外，通常是令內臣監守城門，催兵將快快出擊。他絲毫不考慮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應該先穩固防守。

　　崇禎十五年(1642年)二月，清兵攻寧遠、錦州，總兵祖大壽堅守。清兵無可奈何，只得撤退。崇禎帝見寧、錦吃緊，即命總督洪承疇率兵10萬往援。洪承疇採納了甯錦副總兵祖大弼的車營法戰術，步步進兵，使清兵無機可乘，再慢慢逼迫清兵出塞。崇禎帝認爲，出師已久，卻無所斬獲，大負所望。於是，命兵部職方司郎中方若麒去探視，審度機宜、方認爲清兵一鼓可平，嚴催出兵，結果全軍覆沒，洪承疇與祖大壽被俘。此後，明朝再沒有實力與關外清軍抗衡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崇禎帝還以爲洪承疇死難疆場，予以悼念，在都城外建祠，親自祭奠。直至後來知洪未死而降清，才停止了這幕滑稽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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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急躁偏頗 用人失策
　　崇禎帝身處這樣——個積重難返、國事日非、內外困窘的局面，急於重建太平盛世，弘揚朱家祖業，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雷厲風行，敢作敢爲本來也不是一件壞事，但由於他的基本指導思想是急功近利，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標不治本，結果只會是適得其反。而崇禎帝性格中的偏狹特點更使得這種急躁在施政中産生嚴重的消極作用，也使他喪失了許多抑或可以苟延殘喘的機會。

　　崇禎帝性格的急躁與偏頗形成已久。初即位時，有一些有識之士即提出要達到天下大治，必須注意培養元氣，穩紮穩打。崇禎元年(1628年)，左副都禦史楊鶴進言：自萬曆“三大征”起，加派頻仍，暴骨成丘；黨爭劇烈，善類誅譴一空。老百姓也好，封疆大吏也好，士大夫也好，元氣大傷。國家如同重病初起，百脈未調，易侵傷寒、求治的關鍵在於培養元氣。這是一種很有代表性的觀點。另一次，崇禎帝在文華殿召見大學士成基命，問他有何辦法整刷綱紀。成基命回答：這好比理亂絲，應先找出頭緒。驟然更變，只會越理越亂。崇禎帝則認爲：“慢則糾之以猛”，沒有一點猛烈之政改變不了局面。崇禎二年，順天知府劉宗周上疏，以當時士大夫中少有的膽量系統地抨擊崇禎帝的求治方略。他認爲皇上求治之心，操之太急，不免於見小利而窺近功。在以後幾年裏，他又屢次上疏，請皇上首除新餉，以收拾人心爲本。然而，崇禎帝聽不進，認爲忠心可嘉，但只是些空話，於時局沒什麽補益，仍然對水深火熱中的百姓不斷加派，無異於爲更大風暴的來臨不斷施加催化劑。劉鴻訓是崇禎帝首批親點入閣的，持政有爲，最初深得崇禎帝敬重，但意見常與崇禎帝相左。後來傳說劉鴻訓背地說“主上畢竟是沖主”，崇禎帝聞知，認爲劉有貳心，十分震怒，欲擬大罪。閣臣李標、錢龍錫認爲劉不會這樣，請皇上察訪後再說辯。崇禎帝斷然說：“事已大著，何更訪爲”。只是由於大臣力辯，才把劉鴻訓謫戍代州了事。

　　如果說性急是人的個性無可厚非的話，那由此而走向偏聽偏信或固執己見，則於政事影響很大。爲了監視大臣，崇禎帝所採取的辦法是：依靠廠衛，鼓勵告發。有些大臣居然也認爲廠衛不可少。戶部尚書孫居相家居時，在給友人的書信中有“國事日非，邪氛益惡”幾個字，不料被廠衛偵知，崇禎帝二話沒說，即把孫逮捕、謫邊。廠衛抓人、定刑，刑部不敢過問。有的明知是冤案，卻不敢平反，“若一翻廠招，異日借題羅織，官吏並命矣”。廠衛已爲社會公害，崇禎帝卻佯裝不知。一些進諫之臣也因此紛紛罷官而去。崇禎五年(1632年)，因彈劾宦官張彜憲而被削職的有工部郎中孫肇興、工部右侍郎高弘圖、南京禮部主事周鑣等。崇禎十五年，行人司副熊開元、給事中薑踩皆因直言觸怒皇上，崇禎帝令錦衣衛加以逮捕，並密諭衛帥駱養性將熊、薑二人殺死。左都禦史劉宗周疏請釋放二人，並說：即使二人有罪，也應當付之刑部，以錦衣衛行刑，“終於國體有傷”。崇禎帝怒道：“法司、錦衣衛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傷國體。”劉宗周竟被革職爲民。 崇禎帝選拔人才不拘資格，重視實際才幹。左都禦史劉宗周曾請求進賢才、開言路，崇禎帝說：“目下烽火變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回答道：“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土畏威者。”崇禎帝認爲“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大將別有才局，非獨操守可望成功”(《明史》卷二五五《劉宗周傳》)。“先才後守”的人才觀在特定的環境中有一定的道理。崇禎帝在位期間，曾多次諭令舉薦人才。崇禎七年(1634年)八月，詔舉堪任吏部尚書的人。吏部左侍郎張捷推薦名列逆案的呂純如和原兵部待郎唐世濟。不久，崇禎帝召集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官說：吏部尚書是用人的官，“須要天下第一才品”，並認爲呂純如屬逆黨，不可開此先例。崇禎九年三月，又令宗人府開列郡王子孫有文武之才，足以濟時者，由朝廷考驗授官，從而打破了兩百餘年來宗人不可任官的祖宗成例，足見崇禎帝求才之急。崇禎帝重視人才，自然難得．但實際情況並不盡如人意。崇禎十五年(1642年)五月，會推鳳陽、安慶總督，貪贓而被遣戍的馬士英也名列其中。起初，崇禎帝憤怒之極，認爲是吏部欺蒙，但刑部右侍郎徐石麒奏稱馬士英“頗有才略”。這才震怒頓息，說道：馬士英既然有邊才，那就試試吧。於是，命爲兵部右侍郎總督鳳陽、安慶等處軍務。以後南明的歷史證明，馬士英結黨營私，是斷送弘光政權的罪魁禍首。另外，在崇禎帝重用的對付農民軍的將領中，有的恰恰是他認爲才堪大任的，竟接受農民軍的賄賂，而坐失戰機。崇禎七年(1634年)，五省總督陳奇瑜圍李白成等於興安縣境車廂峽內達兩個月之久。李自成部人馬死亡過半，“指日束手就擒”，但因陳奇瑜貪得李白成重寶，答應接受李部投降。然而，李自成出了車廂峽，就“縱橫不可制”了。

　　當然，崇禎帝也引用過一些所謂的人才。但由於他急躁與偏狹，或用之不專，或刻薄寡恩，或嚴刑隨其後，所用之人往往不能施展其才，也就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穩定的政治核心。

　　崇禎帝在位17年，所戮大臣不計其數，僅總督就有7人。除督師袁崇煥因崇禎帝誤中後金反間計被殺外，崇禎八年(1635年)，漕運總督楊一鵬因鳳陽失守，遠救不及，被殺；崇禎十二年(1639年)，三邊總督鄭崇儉未失一城，未喪一師，卻因楊嗣昌推卸在四川戰敗的責任，被削職，不久被殺；崇禎十三年，總督熊文燦因招撫失敗被殺。巡撫被殺有11人，如：崇禎二年(1629年)，薊鎮巡撫王應豸以克扣餉銀被殺；同年，宣府巡撫李養沖以侵吞餉銀7萬兩被殺；大同巡撫張翼明以蒙古括漢部入犯時，未能抵禦被殺；崇禎十年(1637年)，順天巡撫陳祖苞因失城自殺，其子被禁錮終身；崇禎十二年(1639年)，山東巡撫顔繼祖以清兵克濟南執德王被殺。等等。這些督撫有的是冤屈而死，有的是崇禎帝一時恨起，量刑失重。兵部尚書陳新甲之死，更是崇禎帝偏狹、刻薄的明證。崇禎帝曾同意與清議和。即位之初，就贊同袁崇煥以議和作緩衝之計。崇禎十年(1637年)，兵部尚書楊嗣昌又欲行和議，崇禎帝私下允許楊嗣昌揣度機宜，但又下詔嚴禁邸報傳抄，主要是害怕外廷議論。崇禎十四年，清軍圍攻寧、錦，陳新甲因楊嗣昌推薦出任兵部尚書，亦主張和議。崇禎帝當時以邊兵靠不住，暫借和議以紓燃眉之急，但仍不准外廷知道。他之所以這樣做，一是看不起清政權，不願平等相待；二是怕因此影響軍民鬥志。次年，陳新甲把計劃向傅宗龍說了，傅又告知大學士謝升，崇禎帝十分生氣，降旨切責陳新甲。其實，當時舉朝之人多數是主張議和的。此後，崇禎帝將議和之事專門委之陳新甲辦理。不料，陳新甲派遣與清議和的職方司郎中馬紹愉的密報被泄露，爲外廷知曉。崇禎帝頓時雷霆大發，當即把陳新甲處斬，大臣們百般勸解也無濟於事。和議本是崇禎帝同意的，只因保密不嚴，陳新甲就身首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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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亂之時，用嚴刑殺一儆百是必要的，但一概嚴辦，沒有寬和，勢必怨氛四起，從而失去了嚴刑的懲戒作用。崇禎時內閣與七卿更替之繁是前所未有的。以刑部尚書而言，崇禎帝在位17年換了17任，其中有9人因審獄時與皇帝意見相悖而受處罰。有明一代，閣臣不過160餘人，而崇禎一朝即有50人之多，占三分之一。

與之相比，弘治帝在位18年，用相只有7人。任人不專，使人不安其職，難以克盡職守。崇禎帝自以爲知人善任，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這刃位輔臣中沒有一人有相才和相業，很難找出一個才業可與“三楊”相比的，更不用說與張居正相比。雖然劉鴻訓、錢龍錫、韓廣、李標、孫承宗、錢象坤、文震孟等不能說無才，爲人也較正直，然而他們任職一則主要在崇禎初年，二則在閣臣中的比例較小。他們想幹一番事業，卻由於過分耿直，既不能見容於皇上，更爲一批奸佞之徒所排斥。閣臣較多的是一批庸碌之輩，如周道登、鄭以偉、程國祥、劉宇亮、範複粹、吳宗達、方逢年、姚明恭、黃士俊、李建泰、方岳貢等。他們或拘于文墨，不通時變，或膽小怕事，委蛇其間，無所建樹。崇禎二年(1629年)正月，崇禎帝召見周道登時問：“‘宰相須用讀書人’，何解?”周答：“容臣到閣中檢閱回奏。”崇禎帝面有慍色，轉而嘻嘻竊笑。又問：“近來諸臣奏內，多有‘情面’二字，何謂情面?’’周答道：“情面者，面情之謂也。”就連旁邊的大臣們也忍俊不禁。崇禎五年(1632年)入閣的鄭以偉更是笑話百出，居然有一次將奏章中“何況”二字當作人名，以致擬旨時有“何況著撫按提問”句。崇禎十一年六月入閣的程國祥在召對奏事時，只知道回答“好”，“好”，餘皆一言不發。在閣臣中真正受寵信的恰恰是一些大奸似忠的人物，如溫體仁、周延儒、薛國觀、王應熊、陳演等。祟禎二年十二月周延儒入閣；崇禎三年溫體仁入閣。在這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大學士韓擴、李標、成基命相繼罷去。崇禎四年(1631年)六至八月間，與周延儒一起人閣的何如寵、錢象坤也致仕而去，從而宣告了崇禎初年所謂“東林內閣”的結束。溫體仁在閣8年多，入閣後即擠掉周延儒成爲首輔，是崇禎朝閣臣中輔政時間最長的。溫胸無大志，才識短淺，生性猜忌、陰險，而善於揣測上意。因此，儘管彈劾他的章奏屢上，而崇禎帝認爲溫本仁不結党，而常爲之庇護，反而對於上疏的人每每從重處治。溫體仁輔政期間，倪元璐、黃景防、陳子壯、劉宗周以及大學土文震孟、何吾騶等都因得罪首輔，或降職、或削籍，文震孟在閣的時間只有3個月。溫體仁、王應熊、吳宗達三人被時人譏爲：“內閣翻成妓館，烏歸、王巴、篾片，總是遭瘟。”溫，烏程籍，歸安人。王，巴縣人。吳，因無所作爲，人稱“篾片”。居於文官之首的內閣大臣竟然被目同“烏歸”、“王巴”，談何表率百官?這些人既不能團結百官，爲上選才，也不能有所作爲，補益時局，相反卻在崇禎帝急躁、嚴厲的性格上火上澆油。繼溫體仁之後，輔臣王應熊、張至發、薛國觀也都是平庸之輩，王應熊雖屢被彈劾，崇禎帝卻因王爲“己所拔擢，不欲以人言去也”。天下治亂，系於宰輔。崇禎帝任用的宰輔既多屬平庸、奸邪之輩，又怎能求得大治呢?明知失察，卻怕有損自己的“英明”形象，將錯就錯，又怎能正人心，舉大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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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殫精竭慮 內心苦悶
　　崇禎帝自即位之日起即試圖一改多年積弊，最初二年，厘革、規劃、擢拔，確有成效。他勉勵各地督撫“提起精神，殫精忠畫”；告誡大臣們擯棄門戶之見，恢復官吏久任制度；他督促整個朝廷機器跟上他的步伐，圍繞他的旨意有效地運轉。爲此，他事必躬親，不稍懈怠。

　　崇禎帝習慣於早起，哪怕頭天晚上披閱奏章已到夜深，照常早早起來，以便早朝時同他的大臣們商量事情。他不希望早朝只是一種形式。不定時的召對，他當政初期也十分頻繁。一次，他讀罷給事中韓一良《勸廉懲貪疏》，馬上傳令召見。讓韓一良再高聲朗誦一次。大學士劉鴻訓卻認爲疏中“有交際”、“有納賄”兩事不實。崇禎帝則言：“朕閱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鯁可嘉，當破格擢用，可加右僉都禦史、吏部尚書。”接著，令韓一良把“納賄”事解釋清楚，限韓五日內詳奏。五日後，崇禎帝再次召對，韓舉召參劾周應秋、閻鳴泰、張翼初等“受贈金五百”。崇禎帝追問五百金爲何人所贈，韓不肯實對，只回答是聽說的。崇禎帝大怒，指斥韓“豈有紙上說一說，就給個都禦史?前後自相矛盾，顯是肺腸大壞，本當拿問，念系言官，姑饒這遭”。當時，閣臣辦事在文淵閣，晚上也常留宿閣中，以備崇禎帝不時之召。到了崇禎八九年間，隨著農民軍與後金的威脅日趨嚴重，崇禎帝有時通夜不寐，向閣臣諮詢國是。

　　疆域多事，奏章也繁，崇禎帝怕大臣隱匿不報，或敷衍其事，大多自己過目。崇禎九年(1636年)二月，武舉陳啓新上疏，言當今有三大弊病：科目取人，資格用人與推知行取科道，並提出了停止科目，薦舉孝廉，蠲免災傷錢糧，專拜大將等建議。當時內閣不敢接納此疏，陳啓新於是帶上奏疏，在正陽門前連跪三日，後來被內臣發現，將此疏轉呈皇上。崇禎帝讀罷，深感詫異，特命外延授職；後來被授爲吏科給事中。對臣僚一些紙面上娓娓動聽，卻無實際價值的章奏，崇禎總是非常反感。曾應遴在兵科任事，上疏時喜歡從一至數十羅列，不分輕重。崇禎帝召來，加以詰責。崇禎九年(1636年)秋，清兵人犯，命大臣上策。張作楫上疏中有“提兵十萬，逗留不前”等話，崇禎帝即令張回話，問是指誰?張本來是誇大其詞，沒料到皇上如此精細，於是只好參劾總監高起潛縱兵殃民，同時涉及兵部尚書楊嗣昌。崇禎帝憤怒之極，“原疏被他塗抹多處，以致“皇上”二字也加上了一個大“X”，張被革職。由於崇禎帝不滿意閣臣的票擬，常常自己親擬；或在內閣擬旨上反復增刪更改。崇禎十年(1637年)六月，內閣票擬議罷首輔溫體仁，擬旨頗長，崇禎帝刪抹之後，批了三個字：“放他去。”同年，吏部尚書鄭三俊因曲庇侯恂下獄，盧象升等10餘人上疏言冤。內閣先後三次擬旨，每次崇禎帝都不滿意，於是親批：“可將三俊罪狀一一講明，不必更處奏事官。”工部侍郎劉宗周上疏，勸皇上不要徒倚風雷，輕易改作，應“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又令崇禎帝火冒三丈，大加申斥。

　　儘管案牘堆積如山；但崇禎帝對例行的經筵與日講仍照常舉行。經筵是皇帝繁忙政務之外，學習四書、五經及《資治通鑒》等典籍的重要機會，講官多是些飽學之土。崇禎元年(1628年)二月首次開經筵。每逢經筵，崇禎帝先是恭聽，講後則常向講官提出許多問題。崇禎三年，少詹事文震孟進講《魯論》“君使臣以禮”一章，反復規諷，崇禎帝當即降旨將系獄的刑部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釋放。又一次，文震孟進講《五子之歌》時，崇禎帝竟翹起了二郎腿，文講至“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時，用目光瞟向崇禎帝的腿，崇禎帝忙用袖子掩蓋，再慢慢放下。最初，經筵上不講《春秋》，崇禎帝則認爲它有裨於明治亂，於是命進講。，文震孟對《春秋》素有研究，進講之時又常巧妙地借古諷今，頗合崇禎帝口味。崇禎七年(1634年)，日講官由6人增至7人。崇禎八年六月，正逢增置閣臣之時，崇禎帝召廷臣數十人試以票擬，結果特擢文震孟爲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崇禎十一年二月十二日，經筵剛完，即召禮部左侍郎顧錫疇等20餘人，問保舉與考選那種方法最適合選拔人材?諸臣含糊其詞，崇禎帝很不滿意。崇禎帝求治心切，不自覺地把經筵與日講變成召對了。他之所以重視經筵與日講，主要是希望從先聖與古史中找到一些治國之策。

　　對殿試，崇禎帝並不怎麽看重士子熟悉經書的程度，而是希望從中選拔有用之才。崇禎元年三月第一次延試時，他考的是“策”，問考生對國家大事的看法。崇禎十三年二月會試，大學士薛國觀、蔡國用爲考試官，取士300名，名列前茅的有鄒式金、楊瓊。到三月廷試時，崇禎帝于文華殿召考其中的前48人。崇禎帝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魏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並陳說自己曾戍守通州的情況。崇禎帝認爲可用，即拔爲第一名。薛國觀拔爲第一名的鄒式金被抑爲二甲，楊瓊被抑爲三甲。崇禎帝對廷試如此認真，出乎主考官之料。薛國觀也因此事頓失恩寵，六月份就被罷職。

　　崇禎帝如此精細、勤勉，力求選拔真才。但是，他先後任命楊鶴、曹文詔、陳奇瑜、洪承疇、熊文燦、楊嗣昌等專剿農民軍，農民軍卻在一天天壯大；讓袁崇煥、孫承宗、洪承疇經略遼東，清朝的鐵蹄卻仍然攻至北京城下。崇禎帝對他們不吝封侯之賞並沒有改變日益動亂的局面，十分不滿；更使崇禎帝感到憤怒的是，許多大臣自恃清官，親召都不肯出仕。崇禎十一年(1638年)，崇禎帝倚重的楊嗣昌、陳新甲、方一藻，雖均有家喪，而“奪情”起用。可是，少詹事黃道周連上三疏，指責此三人不忠不孝，並詰問皇上爲何用這種人?崇禎帝在召對閣臣與黃道周時，問他用心何在?不料黃毫不讓步。崇禎帝怒極，將黃連貶六級，發配江西。有人把國事敗壞歸之於皇上“處分未當”，崇禎帝的脾氣愈益暴躁，乃至親自審證大臣。崇禎十六年(1643年)五月，首輔周延儒因貪賄、縱敵之罪貶歸故里。給事中郝昌、禦史蔣拱宸，疏劾吏部文選司郎中吳昌時“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勾結中官李端、王裕民，貪贓枉法。崇禎帝甚怒，七月，召文武百官于文華殿，親自審訊周延儒與吳昌時朋比爲奸一案。吳百般辯解，稱“祖宗之制，交結內侍者斬，法極森嚴，臣不才，安敢犯此?”崇禎帝命用刑打斷了吳的大腿猶不解恨，將吳論死。閣臣奏道：“殿陛用刑，實三百年來未有之事!”崇禎帝說：“吳昌時這廝也三百年來未有之人。”同年，崇楨帝還親審督師範志完貽誤軍機，縱兵淫掠一事，將範論死。

　　崇禎帝爲了解決財政拮据的困難，採納閣臣的建議，號召朝廷百官助餉。爲了籌餉，他把萬歷時宮中積留下來的上好人參拿出變賣，又令暫借民間房租一年。以致民怨沸騰，崇禎被說成“重征”。崇禎十二年(1639年)，他聽說皇親有錢，於是又向皇親籌借。他首先找的是他曾祖母家的武清侯李國瑞，數目是40萬兩。李國瑞死活不肯交，相反，拆毀房屋，把器什物品擺在大路上變賣，以示一無所有。周皇后之父、嘉定伯周奎害怕借到自己頭上，於是替李國瑞說情。崇禎帝怒不可遏，命逮李國瑞入獄，剝奪李爵位。李驚嚇而死，於是外戚們聯合起來抵制崇禎借錢。崇禎十三年(1640年)，崇禎帝最寵愛的年僅5歲的皇五子慈煥病死。病篤時，口中亂語，藉口九蓮菩薩(指神宗母，孝定李太后)責難崇禎待外戚家太薄。崇禎帝一邊痛悼不已，一邊深自詫異，當即封李國瑞7歲的兒子李存善爲侯，把追繳的銀兩全部退還。崇禎帝試圖令戚貴助餉的計劃於是落空。皇五子之死，更使他的精神受到極大刺激，他傳諭要素食終身。

　　崇禎帝的家庭生活也並不舒暢。他不喜歡周皇后，她體弱多病，又不善解人意。他比較喜歡田妃與袁妃。田妃不僅姿色過人，而且琴棋書畫樣樣通，連騎馬也在行。田妃在宮中建有一座別具風致的亭台。崇禎帝每當與她亭上賞月時，才稍感寬慰。他聽說田妃常竊竊撫琴，感到奇怪，便問是誰教的，田妃回答是她母親。第二天，崇禎帝召她母親人宮彈琴，崇禎帝聽罷，知道田妃沒有撒謊，更加恩寵有加。田妃是在江南長大的，人宮後，把江南的一些風俗習慣也帶進宮來。崇禎帝頗覺新鮮。於是，他的衣鞋之類也都用南方的。但是，宮中的生活並非風平浪靜，田妃與周皇后常爭風吃醋。有一年元旦，天氣甚寒，田妃來朝見皇后，皇后卻讓田妃在門外靜候了許久才請進讓座，言語十分冷淡。田妃大窘，泣訴於崇禎帝。崇禎帝本想訓斥一下皇后，但聽說皇后在他一時怒起而被推倒後，不進飯食，他轉而把田妃從承乾宮打入啓祥宮省愆，三個月不召幸。崇禎十三年(1640年)，田妃之子慈煥病故後，田妃也隨之染上大疾。崇禎帝遍請高師，親自爲她祈禱，兩年之後，田妃亡故，他悲痛欲絕，隆重葬之。愛子與愛妃的相繼逝去，對崇禎的打擊極大，幾乎不能自拔。

　　崇禎帝的宮廷生活如此風風波波，加之對時局的感傷，以致他時有孤寂之感。上天也偏不作美，他在位17年，從未有過風調雨順的時候，年年兵燹之外，不是乾旱、蝗災，就是疾疫流行。爲此，崇禎帝不停地反省，有時齋居在文華殿或永壽宮，撤樂減膳。崇禎八年(1635年)、十四年(1641年)二月、十五年(1642年)閏十一月、十七年(1644年)二月，他四次下罪己詔。崇禎八年正月，張獻忠陷鳳陽、焚皇陵；十月，崇禎帝以“流賊未平，震驚陵寢”下罪已詔，表示從初三日起，避正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如果不逢典禮之事，平日著黑衣理政，與將士共甘苦，至“寇”平之日爲止。崇禎帝希望自己對上天的虔誠能消弭災難。崇禎十二年(1639年)底，他感於無將可任，于宮中設壇親召天兵天將，並叩問上天明年平安與否。但是，召了許多也沒召至，最後“天帝”下臨，扶乩上有雲：“天將皆已降生人間，無可應召者。”次年三月，他又調壇禱雨。崇禎十四年因災異叠見，下詔責己。沒多久，他親率諸臣去祭祀太廟，正當行禮時，一陣狂風吹來，燈燭盡滅，大臣忙臥倒在地，崇禎帝也因此嚇出一場病來，下肢麻木無力，不能站立。三個多月後才痊愈。星變、災荒、疾疫、地震接踵而至，他真誠地向上天祈禱卻不見轉機。有時，他只好把這種絕望與孤獨之感轉爲對。母親的思念。很小的時候，他母親就去世了。崇禎十二年，請人畫了他母親遺像，挂在奉先別殿，此後不時去瞻仰，借此排遣心中的苦楚。

　　爲了解除苦悶，尋找希望，他曾對天主教産生過濃厚的興趣。西洋著名傳教士南懷仁、湯若望頗得崇禎帝的歡心，常被召人宮內，講解天主教義。崇禎五年(1632年)，崇奉天主教的徐光啓入閣辦事，就向崇禎帝宣揚天主教義。崇禎帝心喜，於是下令將宮殿內所雕佛像盡行撤除。玉皇殿、英華殿、隆德殿、乾清官原有佛像成千累百，盡行移往宮外，意在拆除這些與天主衝突的偶像。大理寺推官陳良謨，原名天工，因“莊烈帝虔事上帝，詔群臣名‘天’者悉改之”，於是陳天工改名良謨。直到崇禎十三年皇五子慈煥死，崇禎帝才改變自己的信仰。據說慈煥病重時，崇禎帝去探視，小慈煥曾指著天空九蓮華娘娘，歷數崇禎帝毀佛像之罪，說完就死了。崇禎帝十分痛恨，連忙把以前移往宮外的佛像又移了進來，恢復原來的模樣，從此不再遇事對天主祈禱，而變爲對佛祖懺悔，但內心的惆悵、痛苦從此有加無已，一個外強中乾的勤政者於是懷著諸般苦楚沿著孤僻的小徑一步步走向他生命的終點。

　　在崇禎皇帝所信的中國諸神中，有如下幾位是他所傾心的：

　　土地神。封建時代，以農立國，對於土地之神尤爲崇拜。明朝在北郊建地壇專供皇帝祀地之用，崇禎皇帝多次舉行盛大的祀地之禮。崇禎十五年(1642年)四月，動用將士30萬，旌旗飛舞，聲勢浩大，崇禎帝駕臨地壇行禮。有人記載了當時儀仗之盛：“龍旌、風旆、金鉞、銀瓜、鐙杖、骨朵、響節、儀鋥，奚啻數萬，行行隊隊，簇簇陳陳，聲從履出，氣從鼻息，遙聞簫韶之奏，中和之樂，紛遝入耳。其宮扇之方圓正側，長短橫斜，爲龍翔，爲鳳舞，爲針繡，爲梭織，爲日月雕鏤之體，爲山河繪藻之形，爲鬼神離奇之狀，爲虎豹飛走之勢，以及百花簇就，萬錦裁成。鳳羽深叢，翠色飛騰晃上下；麟毛順聚，金光照耀閃乾坤。漏塵極其密細，回環轉折處，蛛網爲疏，點綴另加奇巧。”(《明季北略》卷一八)崇禎帝在八面威風之中駕至地壇。

　　天帝諸神。即日、月、星、辰、風、雨、雷等神。天壇祭天是皇帝的專利，在這裏他成爲了天在人間實施統治的最高代表。崇禎帝敬天以維護自己的權威，希望上天佑護而致太平盛世。

　　祖先。太廟、奉先殿裏安置著明太祖以下列帝的靈位。祖宗開創大明基業，守成之帝理當法祖，以明江山來之不易。崇禎帝處積重難返之勢，更期望能保住祖宗這份家業，否則有何臉顔去見列祖列宗。崇禎八年(1635年)正月，農民軍焚毀皇陵，崇禎帝驚恐萬狀，當即下令處死鳳陽巡撫楊一鵬，並素服避殿，親臨太廟，告罪列祖。此事給他投下了長長的陰影。十月，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下詔罪己，重申“今年正月，流氛震驚皇陵，祖恫民怨，責實在朕”。表示不忍安臥深宮，不忍獨享甘旨，不忍獨衣文繡，要與文武吏士共甘苦，直到寇平之日爲止，有一種深深的負罪感。正因如此，他對農民軍始終是勢不兩立的。如果說他還想與後金(清)行和議之事的話，那麽他對農民軍有的只是仇恨，要一舉蕩平之。經此之變，他時常要把自己的一份真誠，一片懺悔獻給祖宗。對他生母近乎癡迷般的懷戀，正是他多愁善感、心靈空虛的集中反映。

　　關公。後世敬奉三國時蜀國大將關羽，是因爲關公功勳蓋世，一世忠心赤膽。處此亂世的崇禎帝，尤其需要能征善戰的將領。他求助於天兵天將，夢想關公再世。他曾任用了一批將領，可放心不下，而以太監監鎮，甚至由太監提督兵馬。崇禎十五年(1642年)下詔薦舉堪任督撫大將之人，結果未發現任何能當一面的將領。有人甚至建議令天下僧人與尼姑還俗，將他們編在一起，也可組成一支軍隊。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崇禎帝示關公以誠意，而關公竟無動於衷；寄託于虛無的關公之神來圓“蕩寇”美夢，圓夢的本身就是一場夢。

王重陽

六、兵臨城下 魂斷煤山
　　崇禎十五年(1642年)，崇禎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正月，他在召見閣臣時，顯出少有的謙恭，朝他們作揖致禮，說“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平治者”，“職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調和在卿等”，力圖重新振作。同時，下詔免除天下十一年(1638年)前逋賦。但是，從二月起，接二連三不幸的事就發生了。二月，清兵攻克松山，洪承疇投降，祖大壽也以錦州降於清。四月，李自成再次圍開封。八月，安慶兵變。九月，開封城陷。十一月，清兵人關，攻陷薊州，深入畿南，破城80餘座，殺宗室魯王。在對農民軍和清軍的作戰中，明朝軍隊幾乎已毫無抵禦之力了。六月份，兵部尚書陳新甲被處決後，與清和談的大門關閉了。繼任兵部尚書馮元飆知道末日來臨，一日上朝時，僞稱疾病發作，昏倒在地，力辭尚書之職。崇禎帝再次下詔罪己，公開詔舉有堪爲大將軍者，但已根本不見成效了。

　　十餘年的戰火，燒焦了百姓的心。崇禎帝追求一味“剿殺”之時，漸漸失去了人們對他的崇拜，仇恨、怒火填滿了山間田野：保定巡撫徐標被召入京時，將自己進京一路聞見向皇上做廠描述。他說：“臣自江推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亦僅餘四壁城隍，物力已盡，蹂躪無餘，蓬蒿滿路，雞犬無音，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無幾人民，無幾土地，如何致治乎廠江淮一帶並非農民軍的重點活動區，情形尚且如此之慘，他處更可想而知。既無淨地，也無良民，朱由檢除了“靚覰泣下”之外，還有什麽好說的呢?當然，他不會坐等滅亡，他需要出擊，需要掙扎，需要復仇。

　　崇禎十六年，明朝軍隊與農民軍展開決戰。正月，李自成部克襄陽、荊州、德安、承天等府，張獻忠部陷蘄州，明將左良玉逃至安徽池州，湖廣這個“九省通衢”、天下咽喉的地方已在農民軍掌握之中。崇禎帝憂及獻陵失守，聲淚俱下，對大學士吳生說：“卿向曆岩疆，可往湖廣督師。”當時，崇禎帝實在找不出一個堪當如此大任的人來，吳當然只得應允。他提出的條件是崇禎帝給他3萬精兵，從南京趨武昌。崇禎帝很不高興，吳生之疏留中不發。吳生請求面對，詳盡解釋。崇禎帝在文昭閣召見了吳生，說：所需兵太多，一時難以猝集；南京隔得也較遠，不必詐退守計。吳牲據理力爭，說：左良玉的跋扈，人人皆知，昔年督師楊嗣昌九檄徵調左兵，左竟一兵不發。“臣不如(楊)嗣昌，而良玉踞江、漢甚於往時。臣節制不行，徒損盛重。南京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官兼顧南京，非退守”。大學土陳演爲了迎合帝意，忙進言稱；“督師出，則督、撫兵皆真兵。”吳生毫不相讓，堅持己見，說：“臣請兵，正爲督、撫無兵耳。使臣束手待賊，事機一失，有不忍言者。”朱由檢沈思良久，吳牲說的不是沒有道理，督師手下若一兵一卒都沒有，又如何督法呢?於是，便令兵部速議發兵。

　　兵部經過討論，擬撥總兵唐通、馬科及京營兵一萬給吳生。而唐通、馬科正率領兵馬與請軍作戰，待清兵退後，才能集結聽調。吳生屢次清兵，但兵馬始終不能調動。崇禎帝對吳生還不離京非常生氣，對吳生說：“徐之，敵退兵集，卿獨往何益?”吳生已暗暗叫勁，手下無兵，絕不督師。與大學士周延儒出京督各路援兵的“朝受命，夕啓行”形成鮮明的對比。後來，原徵調的唐通兵馬，又因關門不可無備而留其地。吳生不得已，準備在五月辭朝。臨行之前一天，犒勞隨從兵馬，崇禎帝還令宦官賜銀牌給賞，不知朱由檢又犯了那根神經，第二天突然下詔，命吳生速進宮入直。吳生感到大事不妙，連上兩疏，請求辭官。崇禎帝也不挽留，准許致仕。後來崇禎帝每念及此事，仍有慍怒。他認爲吳生有負於自己的一片厚望，說：“命(吳)生督師，百方延緩，爲委卸也。”不久，命錦衣衛逮吳生入京，論罪遣戍金齒。

　　六月，懸立賞格：擒李自成來獻者賞銀一萬兩，封通侯；能擒張獻忠者賞銀5000兩，官極品，世襲錦衣衛指揮。崇禎帝希望因此出現奇迹。但正當明軍停止不前，督師不出時，李自成兼併羅汝才部及革、左五營，號衆百萬；張獻忠也連克漢陽、武昌、岳州、長沙、寶慶等城。八月，崇禎帝只好把自己最後一張王牌打出去，進孫傳庭爲兵部尚書，總制三邊，以及應天、鳳陽、江蘇、安徽、河南、湖廣、四川、貴州等地剿“寇”軍務，鑄督師七省之印，與農民軍決一死戰。儘管有人進言“孫傳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將，皇上只有此一付家當，不可輕動”(李長祥《天間閣集》卷上)，崇禎帝也顧不得許多了。孫傳庭也決心“不成功，則成仁”，親率白廣恩、高傑等部10萬人出潼關，檄左良玉西上，總兵陳永福、秦翼明分別將河南與四川兵互爲犄角。此時，李自成也調集在湖廣的全部精銳于河南，採取誘敵深入的辦法，使孫傳庭一敗于河南郟縣，死亡4萬餘人；十日，再敗於潼關。渭南、商州、西安均爲李自成攻佔。不久，總兵白廣恩、陳永福降李自成。至年底，榆林、固原、寧夏等重鎮盡歸李自成所有。次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以陝西爲根據地，對明廷發起了最後總攻。

　　處於悲痛和戰慄之中的崇禎皇帝朱由檢忽然回想起幾年前於平臺召見百官，問天下大計的情形。當時他占了一卦，占語雲：

　　九九氣運遷，涇水河邊，渭水河邊，投秦入楚鬧幽燕。兵過數番，寇過數番，搶奪公卿入長安。軍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相抛閃。家家皇天，人人皇天，大水灌魏失秦川。流寇數載即息，紅頂又將發煙。虎兔之間于戈亂，龍蛇之際是荒年。(《明季北略》卷一四) 　如今看來，竟然一一應驗。水淹開封，西安失守，清兵人關。大明王朝難道真的氣運已遷?崇禎帝不肯也不敢相信。

　　崇禎帝眼望大明軍隊分崩離析，三秦盡爲“賊”有，心中惶恐之極，但他還想作最後的掙扎。可是，缺兵、缺將、缺餉的慘狀令他一籌莫展。過去爲了籌餉，他曾諭廷臣與威畹助餉，此時又聽從戶部尚書倪元璐的建議，實行贖罪與捐納制度，後來甚至禁止大臣服飾袖長過一尺，宮中盡撤金銀器皿，換上銅器。有的大臣請發帑銀，崇禎帝說：“三十六衙搜括已盡。”爲了練兵，他曾與大學士蔣德璟商議良久，可當他聽說：正統時兵餉數萬，萬歷時不過300余萬，而今兵餉2000余萬，但兵反少於前，盡皆耗蠹；過去京衛有47萬，畿內有28萬，今皆虛冒，也喪失了信心。

　　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三日，崇禎帝特召左中允李明睿人宮進見。顯然他有急事垂詢。一人德政殿，李明睿怦怦直跳的心還未平靜下來，崇禎帝就問李有何禦寇急策?李明睿請屏退左右，走到皇帝面前，神秘地說：“臣自蒙召以來，探聽賊信頗惡，今且近逼畿甸，此誠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遷一策，可緩目前之急。”

　　事關重大，崇禎帝說：“此事重，未可易言。”想當年，英宗北擄，韃靼兵臨京城，有人議遷京城，結果爲萬人所唾駡。今天，若再行此議，豈不是陷我於亡國的境地嗎?崇禎帝用手指了指天，說：“不知天意如何?”

　　李明睿說：“天命微密，當內斷聖心，勿致噬臍之憂。”並請崇禎帝不要猶豫，儘快決斷。

　　崇禎帝見四周無旁人，輕聲輕語地說：“此事我已久欲行，因無人贊襄，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但外邊請臣不從，奈何?此事重大，爾且密之，切不可輕泄，泄則罪坐汝。”他擔心外臣反對，暫時不敢讓他人知曉。
崇禎帝自此時開始倚用李明睿策劃南遷之舉。這是一種絕望的反映。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要做中興之主卻將成“亡國之主”。於是，他在召見閣臣時說：“朕非亡國之君，事事皆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見於地下。朕願督師，親決一戰，身死沙場無所恨，但死不瞑目耳。”說完，痛哭流涕。大臣們一聽皇帝要禦駕親征，便紛紛請代。大學士李建泰說：“主憂如此，臣敢不竭駑力。臣晉人，頗知賊中事，願以家財佐軍，可資萬人數月之糧。臣請提兵西行。”朱由檢聽到此言，十分高興。他的親征之說既是出於無奈，也是一種激將法。他知道自己統師與農民軍交戰，無異於以卵擊石。李建泰願意親征，這較之大家一起坐以待斃是稍微積極一點的辦法。危難之際，李建泰能挺身而出，他的心裏暫時得到了一絲告慰。便鄭重地說：“卿若行，朕當仿古推轂禮，親餞之郊，不敢輕也。”此後，對於李建泰所奏之事，無不應允，並命人細查《大明集禮》中關於遣將授鉞告廟之禮。

王重陽

二十六日，崇禎帝先遣駙馬都尉萬煒以特牲太廟，隨後于正陽門樓按古禮設宴，爲李建泰督師餞行，並召集內閣、五府、六部、都督院掌印官及京營文武大臣侍坐，以鴻臚贊禮，禦史糾儀，大漢將軍侍衛。自午門外至正陽門，官軍旌旖十余萬，排列齊整，金鼓震天。禮儀之隆，前所未有。他親自爲李酌酒，舉卮說：“先生此行，如朕親征。”賜尚方寶劍便宜行事。李大爲感動，誓死以報。席散，又久久地目送李建泰出京。另授進士淩同爲兵部職方司主事監軍，郭中傑假副總兵爲中軍護行，西洋人湯若望隨征，主修火攻水利。

　　崇禎帝如此隆重地爲李建泰餞行，實際效果卻並不理想。李建泰領兵出京，路上聽說山西戰火連天，不知其家是否安穩，於是放慢行軍速度，一時走三十裏。行次涿州，隨營兵開溜的近三千人。至順德府廣宗縣，當地士紳竟然閉城不納，讓這位堂堂的督師在畿輔就吃了閉門羹。李建泰一氣之下，攻破城垣，處死鄉紳王佐，笞知縣張宏基。二十九日，得知家鄉被占，李建泰像泄了氣的皮球，他的“馳至太原，出私財購死士，倡率鄉里，十萬之衆可集也”的夢想化爲一枕黃粱。

　　二月九日，崇禎皇帝親筆敕諭李建泰，再授機宜。敕雲：

　　朕仰承天命，繼祖弘圖，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兵荒連歲，民罹兵戈，流毒直省。今卿代朕親征，鼓勵中勇，選拔雄傑。其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當以尚方劍從事。行間一切調度賞罰，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真剿真撫，早蕩妖氛，旋師奏凱，封侯晉爵，勒銘鼎鍾。須將代朕致意，遍行示諭。(《明季北略》卷二O)

　　崇禎皇帝的期望值實在是太高了。李建泰此時所想更多還是他自己的前途，他的部隊一直在河間徘徊。而李自成部已攻陷甯武關，正朝北如潮水般瀉來。二月，崇禎帝以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丘瑜入閣，參預機務。崇禎帝對範說：“朕知卿久，今急用卿，恨晚，卿尚勉之。”這時的首輔陳演見大勢不好，疏言“贊理無效”，請告病回家。崇禎帝大罵道：“汝一死不足蔽辜。”

　　二三月的京城，人心惶惶，崇禎帝切身感受到了衆民離叛的氣氛。這段時間，他作了最壞的打算。一方面下詔罪己，妄想穩定人心，一方面起用親信太監前往山海關、薊州、德州、臨清、天津、保定、宣府、大同、大名等地督防，派王承恩提督都城，部署防守。同時，徵調諸鎮兵入援，天下勤王。其實在正月，崇禎帝就想徵調甯遠總兵吳三桂入援，但吳三桂西援，實際上無異於拱手將遼東最後一鎮讓給清兵。由於內閣中反對意見較大，因而至二月底，吳三桂始終未見動靜。此時，李自成都已攻陷太原。

　　三月一日，大同失陷，北京危急，初四日，崇禎任吳三桂為平西伯，飛檄三桂入衛京師，起用吳襄提督京營。六日，李自成陷宣府，太監杜勳投降，十五日，大學士李建泰投降，大順軍開始包圍北京，太監曹化淳說：「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三月十六日，昌平失守，十七日，圍攻北京城。三月十八日，大順軍以飛梯攻西直、平則、德勝諸門，守軍或逃、或降。下午，曹化淳開彰儀門（一說是十九日王相堯開宣武門，另張縉彥守正陽門，朱純臣守朝陽門，一時俱開，二臣迎門拜賊，賊登城，殺兵部侍郎王家彥於城樓，刑部侍郎孟兆祥死於城門下），農民軍攻入北京。太監王廉急告皇帝，崇禎在宮中飲酒長嘆：「苦我民爾！」太監張殷勸皇帝投降，被一劍刺死。崇禎帝命人分送太子、永王、定王到勳戚周奎、田弘遇家。又逼周后自殺，手刃袁妃、樂安公主、昭仁公主。

　　崇禎手執三眼槍與數十名太監騎馬出東華門，被亂箭所阻，再跑到齊化門（朝陽門），成國公朱純臣閉門不納，後轉向安定門，此地守軍已經星散，大門深鎖，太監以利斧亦無法劈開。三月十九日拂曉，大火四起，重返皇宮，城外已經是火光映天。此時天色將明，崇禎在前殿鳴鐘召集百官，卻無一人前來，崇禎說：「諸臣誤朕也，國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棄之，皆為奸臣所誤，以至於此。」最後在景山歪脖樹上自縊身亡，死時光著左腳，右腳穿著一隻紅鞋。時年33歲。身邊僅有提督太監王承恩陪同。上吊死前於藍色袍服上大書「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勿傷百姓一人」。三月二十一日屍體被發現，大順軍將崇禎與周皇后的屍棺移出宮禁，在東華門示眾，「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過之。」，梓宮暫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邊。四月四日，昌平州吏趙一桂等人將崇禎與皇后葬入昌平縣田貴妃的墓穴之中，清朝以「帝體改葬，令臣民為服喪三日，諡曰莊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當李自成離開北京的時候，發現「皇庫扃鑰如故，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損其奇零，即可代兩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內騷然，而扃鑰如故。豈先帝未睹遺籍耶？不勝追悵。」

　　明思宗卒後，南明弘光年間諡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號思宗，後改為毅宗。唐王諡為威宗。清廷改為莊烈愍皇帝，廟號懷宗。葬北京昌平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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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陽

原帖由 honchan 於 2009-10-10 13:08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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