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統一天下, 中華大一統帝國的誕生

黃藥師

秦國統一天下後，隨即對交通、貿易、文字、習俗、制度等各方面進行革新，使華夏民族開始新的融合，形成大一統的中華帝國。

(1) 「三代」國家形式的演變

對於秦帝國開創形成的國家形態，及這一國家形態是如何演變發展而來，我們有必要給予應有的重視。這對我們更好地把握人類社會的演化規律將有極為重要的啟示。以往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角度來觀察人類社會的演變規律，已使我們不能把握人類社會演化的全貌。在此準備以國家形態的演變為線索，勾勒出一個較大的歷史背景，從這個大背景中來描述、分析和評估秦國至秦王朝這一段具體的歷史進程。這或許能幫助我們認識和把握這一段時期秦國至秦王朝的興盛和發展。


在此，我們將對夏、商、周三代國家形態的演變，以及春秋戰國時期舊國家形態的崩解，和邁向新國家形態的轉化做一番粗線條的勾勒。在這以前，有必要對什麼是國家形態作一番的說明。


國家形態又稱為國家形式，是現代政治學中的一個名詞。一般認為，它包括國家結構形式和國家管理形式，前者是指國家政體構成的形式，諸如國家整體與各個構成部分之間的相互關係等；後者是指統治階層組織國家形態的方式，也就是經常所說的政體。


中國古代史書中有所謂「三代」的說法，是指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三個朝代：夏、商、周。夏代是否存在，以前一度成為問題。《史記》有《夏本紀》和《殷本紀》，記述了夏、商二代若干事實，由於《殷本紀》中的商王世系已被晚期出土的甲骨文所証實，因此《夏本紀》中的夏王世系估計也不會出自司馬遷的杜撰。夏代的存在目前已很少人再去懷疑了。然而，對這個最早國家的詳情，目前知道的仍然十分有限。


根據甲骨文和大量考古發現的商代遺物、遺跡，再佐之以傳世文獻，有關商代的文明程度以及國家形態，目前已獲得初步的認識。


商代已進入青銅器時代的繁盛期，出現了規模龐大的都邑（國都），如晚期的河南安陽小屯，對這個都邑，有一本名為《竹書紀年》的先秦書稱之為「殷虞」。商王居住在都邑，並且是最高主宰者。甲骨文有「大邑商」，「大邑」指的就是這種都邑。大邑之外，在黃河、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還存在着許多方國，如有方、土方、邛方、鬼方等。商王與方國的首領之間不存在後世那種君臣關係。商王以武力稱霸，但各方國並不歸商王管轄，而是獨立的。因此，商代實際上是軍事聯盟性質的方國聯合體。在《詩經》、《尚書》、《周易》等先秦典籍中，滅商以前的周人往往稱商為「大邦」、「大周」，自稱為「小邦」、「小周」，這些概念應該是建立在這種國家形態基礎之上的。


基於這樣的認識，若根據現存史料並輔以推測，夏代的國家形態也屬於這種方國聯合體。


經過數代人的苦心經營，「小邦周」的勢力逐漸擴大，並大約於公元前1089年，由周武王領導，許多方國共同參加，一舉推翻了「大邑商」。


滅商以後的周初統治者面臨着一個難題：如何控制幅員遼闊的疆土？於是，武王和後來的周公推出了分封諸侯的制度。分封諸侯，就是將周王室的兄弟叔侄和其他同姓貴族、異姓親戚，以及元老重臣封往各地，建立一些諸侯國，去統治新佔領的地區，充當周朝統治中心的屏障，即所謂「封建親戚，以屏藩周」。後人計算，周初共分封七十一國，如衛、齊、魯、晉、燕、宋等等，其中姬姓四十國，武王兄弟輩十五國，成王（武王之子）兄弟輩十國。周公死後，周王室繼續分封，有一種說法：共分封了八百個諸侯。由此，形成了大小邦國位置鱗次櫛比、星羅棋布的格局。


周朝統治者所推行的分封制，是以同血緣為基礎的宗法制度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宗法制，簡單地說即是嫡長子（正妻生養的長子）繼承父位，為「大宗」，奉祀始祖；其餘的嫡子和庶子分封，為「小宗」。


以分封制和宗法制這兩項制度為基石，周朝構建起了一種新的國家形態。它的建構原理可概括為：周王是「天子」，並以嫡長子繼承法，世世相傳，稱為「大宗」，奉祀始祖；周王的同母弟和庶兄弟（即父王旁妻所生之子），封為諸侯。諸侯也實行嫡長子繼承法，其對周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各自封國內又是「大宗」，奉祀始祖。以其他親戚關係或功臣身份受封的諸侯，也一律按此方法。諸侯的同母弟與庶兄弟等，被封為卿大夫；卿大夫的同母弟或庶兄弟則為士。卿大夫對諸侯而言為「小宗」，對士而言又是「大宗」。士的嫡長子仍為士，其餘諸子則為平民。


通過這樣的逐層分封，並輔以血緣關係和壟斷祭祀權而建立的「大宗」對「小宗」的統攝關係，一個統一而鬆散的王國，便取代了原先的方國聯合體。這種新的國家形態具有如下特點：（一）周王是天下共主，正如《詩經．小雅．北山》所說：「普天之下，莫不是周王的土地；普天之下的人，莫不是周王的臣民。」周王通過冊封、朝聘、巡狩等方式來強調和突出自己與諸侯間的君臣關係。（二）歸周王直接管轄的地方，其實只限於京畿地區，諸侯國是各自為政的，具有很大的獨立性。同樣，諸侯在其封疆之內也沒有支配一切的權力，因為大部分土地已分封給卿大夫，由他們分別治理。（三）西周王朝的主權是逐層分化的。


統一、鬆散、主權逐層分化的西周王朝延續了約三百年，其間，這一國家形態促進和維護了社會的進步、文明的發展。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國家形態又逐漸老化，變得不合時宜。最後，崩解和轉化就勢所必然。

[ 本帖最後由 黃藥師 於 2009-9-11 13:10 編輯 ]

黃藥師

(2) 秦秋戰國時國家形態的轉型

從周平王東遷後，中國歷史進入了「東周」時期。東周又分為兩段：前期為「春秋」，得名於孔子所著史書《春秋》；後期稱為「戰國」，得名於漢代劉向編著的《戰國策》。


隨着當年分封出來的諸侯國與周王室血緣關係越來越遠，加之各封國內發生的滄桑巨變，春秋時期一些諸侯國已停止或減少對周王室的納貢。周王室財政拮据。公元前720年周平王死時，即位的桓王無力置辦喪葬用品，派人向魯國要錢。周襄王時，王室沒有像樣的車子，又派人到魯國去討。


西周時，周王室控制着從鎬京到洛邑一千多里的土地。平王東遷，王畿面積縮小了約一半。到周襄王時，天子的直轄區域更縮小到不足二百里，形同一個小諸侯國。與此同時，一些諸侯國則在吞併小國、弱國的過程中壯大起來。齊、晉、秦、楚等國在分封之初都僅有百里或五十里，可到後來，這些國家的面積數倍或數十倍遞增，比如楚國就號稱「地方五千里」。諸侯與王室的地位就顛倒過來了。地盤縮小，經濟困窘，政治失勢，王室衰微，天下「共主」名存實亡。


另一方面，一些國力強盛的諸侯爭相稱霸。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都先後取得霸主地位。這些霸主往往打着「尊王」的旗號，借助周天子的權威，以壓服其他諸侯國。他們成為實際上的「共主」。為了爭當霸主，各國着手推行政治改革，以增強自己的勢力。春秋時期，各國之間的爭霸戰爭與各國內部改革與反改革交織在一起，呈現出十分複雜的局面。不過，有一些跡象是明顯的：軍功貴族的勢力在上升，軍政大權逐漸落入卿大夫手中。正如孔子所言，原來的「禮樂征伐都決定於天子」變為「決定於諸侯」，又進一步為「決定於大夫」，甚至「大夫的家臣把持國家政權」。


戰國時期的開端，便是以卿大夫的權力進一步升級為諸侯的標誌，新興的軍功貴族推翻已經腐朽的國君，開始執掌諸侯國的朝政，或者升級為諸侯。公元前481年，齊國大夫經常以武力奪取齊國政權。公元前453年，晉國的三家世卿又瓜分了晉君的大部分土地，晉國又宣布分為韓、趙、魏三國。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竟然承認了「三家分晉」的合法性，將韓、趙、魏三家由大夫升格為諸侯。在三晉建侯後的十七年（公元前386年），周天子又同意齊國田齊升為諸侯。周天子承認這些大夫為諸侯，事實上是承認了當時所發生的天崩地裂的變化。


三晉和田齊正式升為諸侯，造就了四個新的國家。這些新興的國家經過進一步的改革，先後走上了中央集權的道路。新統治者吸取歷史教訓，不再搞層層分封，舊有的小封君逐漸被既非世襲又無采邑的地方官吏所替代。雖然偶爾也把土地封給功臣或子弟，但受封人數少，而且一般封於荒遠的邊地，不足以與中央抗衡。這樣，統一的、君主集權的國家首先在這些諸侯國逐漸形成。


周王室分封的諸侯國大大小小難以計數，它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在春秋爭霸戰爭中被兼併了。到戰國早期，各地諸侯國只剩下十幾個，大的有楚、越、趙、齊、秦、燕、魏、韓八國，小的有宋、魯、鄭、衛、莒、鄒、杞、蔡、任、騰、薛、曾等國。越國於公元前306年被楚國滅亡，其餘七個大國，史稱戰國「七雄」。七個大國，由於秦在函谷關（今河南靈寶）以西，其餘六國在函谷關以東，所以有「關東六國」、「山東六國」或「東方六國」等稱謂。


戰國中期，中原的一些諸侯國相繼稱王。「王」原是周天子的稱號。春秋爭霸，名號仍稱「邦」，只有不遵從周朝體制的楚、吳、越才自稱為王，這三國都不是周王分封國，而是楚族、吳族、越族人自建的國家。因此，他們常被當作南方蠻夷受到排斥。公元前334年，齊國和魏國互尊對方為王。齊魏相互表明春秋以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霸政已經結束，周天子名義上的獨尊共主，地方諸侯已不復承認。事隔十年，秦為與齊、魏對抗，也稱王。過了兩年，即公元前323年，魏、韓、趙、燕等國又互尊為王。列國稱王，均成為名副其實的獨立國家。至此，西周王朝所確立的國家形態被破壞殆盡，而新的國家形態已處於痛苦地分娩之中。


在戰國中晚期的兼併戰爭中，各國都大力強化了君權，初步形成了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建立了以國王為首的官僚政府。在此基礎上，各國都成為一個獨立的統一體。秦王政統一六國，建立秦王朝，在一個前所未有的龐大規模上，放大、複製和完善了這樣的統一體。

黃藥師

(3) 大一統理念的由來

在統一的王朝出現前，一些學者和思想家已經在呼喚大一統局面的到來。「大一統」一詞，首見於《公羊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羊傳》的作者，傳說是孔子門人子夏的再傳弟子，戰國時齊國人公羊高。《公羊傳》是公羊高為《春秋》一書所作的傳，即對《春秋》經義的解說。《春秋》素以「微言大義」著稱，它開篇第一句為「元年，春，王正月」。公羊高所說的「大一統」，就是對這一句中的「王正月」所作的解釋和發揮。


為什麼公羊高把「王正月」闡發為「大一統」呢？我們有必要作一說明。


「王正月」的「正」，指的是一年的第一個月。夏、商、周三代的正朔（即每年的第一周第一天）不同，夏朝以寅月（接近於目前的陰曆正月）為正月，商朝以丑月（陰曆十二月）為正月，周朝以子月（陰曆十一月）為正月。這就是所謂的「三正」，亦稱「三統」。春秋時，政令已不統一，各國所行的正朔也不一樣，如晉國用夏曆，宗國用殷曆。《春秋》說「王正月」是指周朝的正月。《春秋》採用的時間仍遵用周王頒定的正朔，並想以此表示各國曆法應當劃一。由此，公羊高以「大一統」作解說，也就是說孔子書「王正月」，包含着尊崇一統的「大義」。這就是戰國時期「大一統」口號的最初由來。


「大一統」的原意是尊崇一統，到後來，它的含義衍變為指一種大而一統的局面。戰國時的一些學者，對大一統的局面作了不少規劃和構想，從而形成了中國人有關「大一統」的一些基本觀念。這裡選擇兩種對後世影響比較大的學說，加以介紹。

黃藥師

一、《禹貢》的九州說

《禹貢》是儒家六經之一《尚書》中的一篇，托名為大禹所作。目前學術界傾向於認為是戰國後期人的作品。《禹貢》說：大禹治水，將天下分為九州，即九個區域，它們分別是：冀州，大致相當於現在的山西、河北、遼寧；兗州，今河南、河北、山東交界部分；青州，今山東和遼寧東部；徐州，今山東南部、江蘇和安徽北部；揚州，今江蘇、安徽南部和江西東部；荊州，今西湖以及江西西部；豫州，今河南和湖北北部；梁州，今陝西南部和四川；雍州，今陝西北部、中部和甘肅及其以西的地方。


我們知道戰國時期雖有「九州」之名，卻無九州之實。戰國以前，現實生活中也從來不存在九州制。秦始皇統一中國，全國實行郡縣制，也沒有州制。所以，《禹貢》中的九州是一個理想中的區域劃分，是對「大一統」的一種嚮往和規劃。


然而，包括《禹貢》在內的先秦著作中的九州說，卻深深地影響了中國人的心魂。「九州」成為「中國」、「天下」的代名詞。而且，人們從此形成了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九州」不可分。南宋著名詩人陸游就曾在《示兒》詩中深情地寫道：「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可見，中國人九州一統的觀念之深。


二、《周禮》的建國之制

《周禮》也稱《周官》，也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其作者和時代也歷來爭說不已，現基本認為是戰國時人所作。《周禮》並不是周朝的典制實錄，而是戰國時學者們勾劃的一種希望能用之萬世的「大一統」國家政權的模式。譬如，它涉及到有關國家政體形式的問題，包括：王在國家政權中的地位和權力；國家權力的劃分和各級權力主體的組織形式：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等。


《周禮》開宗明義就說：「王者建立都誠，辨別方向，制定宮室居所的位置，分劃域中與郊野的疆域，分設官職，治理天下的人民，使他們都能成為善良高尚的人。於是設立天官塚宰，率領他的部屬，掌理天下的政務，輔佐王者統治天下。」


《周禮》設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而將王定為一周之主和六官的統馭者。這一六官之制，體大思精，結構縝密；天子之下有大宰，大宰統率六官，六官之下有三百六十屬官。有總屬，有分屬，有當官之屬，有冗散之屬，條理清晰。大宰掌「六典」等十條官法，總理朝廷、邦國；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等分奉教育、政府、刑法之職，三百六十官各有所司，互相配合和呼應，嚴密整齊。如此龐大而又整齊劃一的官制，未必能在現實中推行，但確實表現出「大一統」的渾然氣象。

黃藥師

(4) 走向大一統的交通貿易網

戰國時期走向大一統的趨勢，除了出現「大一統」的思想意識外，也非常直觀地反映在聯結中原與東、南、西、北四方交通貿易網的形成上。荀子曾根據當時中原地區可以買到北方生長的犬馬牲畜，南方出產的羽毛，西方特產的皮革，東方生產的布帛魚鹽，而以為已經形成「四海之內若一家」（《荀子．王制》）的新局面。


下面就來看一下支撐這個新格局的交通貿易的大致情況。


在齊國，東部有以今天的平度、海陽、即墨、諸城、日照等為中心的一些商業集散點構成的貿易網。尤其在臨海的今海陽一帶，可能已形成了當時一個重要的海上商業中心。1972年，在海陽縣小紅鄉江各莊曾發現用木箱存放的齊刀幣一千八百多枚。1979年，在日照城關西城鄉又發現各種上齊刀幣。這些線索說明這一帶是齊國東部的海上交通貿易重地，通過這些地方，齊國與東南的吳、越地區進行商業交往。西部有以今天的濟南、歷域、章丘等地為集散地構成的與中原各國貿易的商業網絡。北部有以朱平為中心的海上貿易集散地，主要與燕國進行商業往來。齊國的都城臨淄（今山東淄博市）更是當時齊國最大的商業集散地。據考古成果，臨淄城總面積達十六平方公里，大小城市發現有十多座。人口據說當時有七萬戶居民，若以每戶五口計，達三十五萬人之多。街上車水馬龍，四方土特產和工業產品齊集市上，行商坐賈，買賣興隆，一派繁榮景象。從臨淄城的規模可以感受到它有多大的輻射力。齊國可以說是以臨淄為中心，與東部、北部、西部三個貿易網點，構成一個相當發達的商業交通網絡。


在楚國，楚國的城市也是繁化的商業交通的樞紐。楚國的城市，首推郢都（今湖北江陵），位於長江之畔，人口眾多，商貿繁忙，和齊國的臨淄差不多。


此外，鄢（今湖北宣城）、宛（今河南南陽市）、城陽（今河南信陽地區）、陳（今河南淮陽）、上莜（今河南上莜）、下蔡（今安徽壽縣）、吳（今江蘇蘇州市）等都是一個個商貿中心。鄢是楚國的故都，漢水中游的樞紐。宛是漢水與方城（古代九塞之一）之間的要衝，有發達的冶鐵業。城陽是淮水上游的咽喉。陳、上莜和下蔡、吳是陳國、蔡國、吳國的舊都。


從考古發現的當時用的天秤、砝碼、錢幣以及舟節、車節（免稅經商的憑証，同時規定商船、商車行經的路線和到達的地點），可以看出當時楚國貿易和交通的繁忙景象。湖南戰國楚墓中出土的琉璃珠，多有藍白色圈圈紋，即所謂「蜻蜓眼式」，與西亞和南亞的琉璃珠非常一致，全無一點楚風，這表明楚國與南亞有商業往來。


在燕國，遼西郡是中原各國與東北及今天的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交往的必經之路。1949年以來，曾經在旅順、大連、營口、錦州、撫順、沈陽等地先後發現過不少刀幣與布幣。這是當時商業交往活動留下的明証。今天的朝陽地區，更是燕國從內地通往今東北的交通要道。1961年，在朝陽七道嶺發現了用陶甕存放的貨幣，計有十多斤重，其中除燕國的「明刀」外，還有安陽布幣、平陽布幣。這就清楚地反映出在中國北部，當時存在着一條由燕通過今朝陽到東北各地的商業交通網。在這條商路上，有從三晉地區來的商人。


在西方，從成書於戰國時期的《穆天子傳》可知，當時中原地區的人們對今天的新疆以至中亞地區已有相當認識，這無疑與同這兩個地區的交通往來密不可分。那時，內地的絲綢、布帛和其他手工業產品，通過秦國和趙國，溯黃河而上；或經過河西走廊，輾轉運往新疆、中亞地區。1965年在新疆阿勒泰地區發現了一面戰國時期的青銅鏡，就是內地傳去的。大西北的土特產也源源不斷地傳到內地，最著名的要算是屢見於文獻記載的「昆山之玉」了。在《史記．趙世家》中，蘇厲曾在給趙惠文王的一封信中說：如果秦國出兵，切斷恒山一線，則「昆山之玉」就不能轉運到趙國了。這說明當時中原與西域的貿易交往已十分普遍。


在韓國，由於韓國地處中原腹地，是南北東西商旅和貿易往來的中轉站，韓國有很多重要的貿易集散地，如屯留（今山西屯留西南）、長子（今山西長子西南）、宜陽（今河南宜陽）等。其中宜陽，方圓八里，是當時北與趙國上黨郡、南經南陽郡與楚國聯繫、往來的交通要道。


總之，可以說，戰國時期東西南北中，四面八方的聯繫和交往已經相當頻繁，各地物質彼此交流，商人在交通線上往來不絕，打破了從前那種各地區間較為閉塞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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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走向大一統的民族融合

戰國時期的民族融合，也為秦、漢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創造了條件。經過春秋、戰國、秦、漢，華夏族與兄弟民族不斷融合，逐漸形成了今天中華民族為主體──漢族。


戰國是華夏族經由與兄弟民族的交融而向漢族演化的一個重要時期。


「華夏」亦稱「諸夏」，傳說出自黃帝，意思是居住在中原地區的中國之人，與「蠻夷」對稱。在夏商二代，夏族、商族的發展與融合，形成了華夏族的雛形。西周實行分封制，鞏固了對中原地區的統治，又經過周公、成王的東征和昭王的南征、穆王的西征，加速了周族與其他一些民族的融合，遂正式形成了華夏族。


周平王東遷後，華夏族的中心地區轉移到黃河中游。當時戎、狄族對華夏族各國不斷進攻騷擾，華夏各國同戎、狄族進行了長期的戰鬥。這些戰爭既有破壞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的負面作用，但也產生了客觀上促進各民族融合的積極效應。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間的兼併戰爭，也同樣起到了民族融合的催化作用。經過春秋戰國時期各民族和列國間的戰爭與交往，我們看到：


燕國勢力擴展到遼河流域，促進了東胡族與華夏的交融；齊國強盛，掃滅了境內的少數民族；秦國則不僅由原先「雜戎、狄之俗」而逐漸實現了「華夏化」，還收復了渭水流域的許多地區，又兼併巴、蜀，擴大了華夏民族的範圍；在蠻夷之地的吳國，貴族開始承認自己是「周之冑裔（後代）」，曾被中原列國視為「蠻夷」的楚國，也完成了自身的「華夏化」，並且融合了南方的苗、彝，又統一了越國（越國已滅吳國），甚至將勢力深入到了兩廣和雲貴地區；韓、趙、魏兼併了包括中山國（白狄族）在內的許多部族、小國……


在上述廣闊的區域內，各族間的差異逐漸縮小，乃至消失。


從春秋至戰國，華夏族對周邊少數民族的政策，經歷了一個由「尊王攘夷」到「用夏變夷」的變化。春秋時，以齊、晉為首的華夏族各國在「尊王攘夷」的口號下，與周邊的戎、狄、蠻、夷作戰鬥，這使華夏族的旗幟更加鮮明。但「尊王攘夷」是在華夏族受到了「四夷」的侵擾，一度面臨亡族的危急情況下提出的口號。當時有人曾驚呼：「夷狄嚴重地侵害中國，南邊的夷人與北邊的狄人相呼應，中國受到夾攻，命運險若一根線一樣維持着。」（見《春秋．公羊傳》）在這種情況下，齊桓公救助邢、衛、鄭、蔡的行動被譽為「救中國」的「王者之事」。對輔佐齊桓公的管仲，孔子曾給予高度讚揚，說：「如果沒有管仲，我就要披着頭髮，禮襟向左，着夷狄的服飾了。」（見《論語．實問》）


「尊王攘夷」的口號，排斥夷族，明確華夏族與夷族之間的界限，這顯然不利於民族融合。進入戰國後，華夏族不僅扭轉了「危絕若線」的境地，而且勢力範圍大大拓展，力量遠勝於夷狄。在這種情況下，華夏族文化以其相對的文明，吸引和改變着周邊的文化，這就是所謂「用夏變夷」。「用夏變夷」使夷、夏間的民族意識趨於模糊，民族情感趨向和諧，民族壁壘趨向瓦解。


在「用夏變夷」的同時，華夏文化也在不斷吸收、融會周邊文化精華於自己的體系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趙武靈王（公元前325年）是趙國的第六個國王。在他執政期間，趙國採取兩項重大措施，一是獎勵耕戰，二是改革軍制。「胡服騎射」就是其軍事制度上所做的改革，但它產生的影響，卻遠遠超越原來的範圍。


趙國的北面，生活着游牧的胡人部落。他們雖沒有與趙國發生大的衝突，但小的騷擾仍不斷發生。胡人作戰時，身穿短衣，騎在馬上，動作靈巧，往來如飛，一邊急馳，一邊還能射箭，戰鬥力很強。趙國的軍隊雖然武器比胡人優越，但大多數是步兵和車兵混合編制的隊伍；而且戰士穿的是長袍大褂，袖子長，腰肥，領口寬，下擺大，再披上盔甲，十分笨重，不利於靈活作戰。


因此，趙武靈王決定向胡人學習，學習他們騎馬射箭，建立騎兵。但要學騎射，必先改革趙國的服裝，採用胡人的短衣、長褲。公元前307年春季的一天，趙武靈王為這件事召見大臣肥義，商量說：「這事恐怕會引來許多人的議論和反對，你看怎辦呢？」


肥義回答說：「做事如果顧慮太多，就不可能成功；實行一項措施，如果有疑慮，也就辦不成。自古以來，風俗習慣不是不能改變的。從前舜的時候，有個落後的部族叫苗，舞跳得很好，舜就向他們學跳舞；禹也向這個部族學習過跳舞。所以大王不要有什麼顧慮，就下定決心學『胡服騎射』吧！」


這堅定了趙武靈王的決心，但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計劃遭到了以他叔叔公子成為首的王族中某些人的竭力反對。他們說：「中原是文明人所住的地方，萬物齊備，又有聖賢的遺教，施行的是仁義，用的是詩書禮樂，技術也發達。本是蠻夷學習的榜樣，現在卻要丟掉這些去搞什麼胡服騎射，這是改變古代聖賢的教導，更換古代的章法，是萬萬行不得的。」


趙武靈王說：「衣服應該方便於穿着，禮制應該方便於做事。如果環境不同了，就應該採取相應的辦法，而不能死守中原地區已經不適用的習俗和制度。」


經過一天的辯論，趙武靈王終於使公子成同意胡服，並表示願意帶頭實行。可是王族公子趙文、趙造、趙俊等人和一些大臣仍然反對說：「衣服習俗，古之禮法。變更古法，是一種罪過。」


趙武靈王說：「古今不同俗，有什麼古法？帝王都不是承襲的，又有什麼禮非遵循不可？夏商周三代都是根據時代的不同而制定法規，根據不同的事情而制定禮儀。禮制、法令都是因地制宜的；衣服、器械只要方便使用，就不必死守古代的那一套。」


趙文等人感到無理由再反對，也同意改穿胡服。於是，趙武靈王下令全國改穿胡服。由於穿着胡服給日常生活帶來了許多方便，因此很快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對於個別遲遲不肯穿着胡服的人，趙武靈王就給予嚴厲的警告，嚇得他們只得接受改革。


從胡服騎射的第二年起，趙國的國力就逐漸強大起來。公元前306年，趙國攻取北方上千里的土地。公元前305年，又大舉進攻中山國，中山國在遭到慘敗後，獻出四邑求和。公元前300年，趙軍又攻佔了中山國大片土地。到公元前299年，趙武靈王讓位給兒子趙惠文王時，趙國已是戰國「七雄」之一了。


趙武靈王向胡人學習，借鑒來的短衣、長褲，以後就變成了民族服務形式的一部分，並沿用了兩千多年。他組建的騎兵，推動了中原地區國家騎兵兵種的發展。


「胡服騎射」的事例昭示我們：一個民族，一種文化，必須不斷地從外部世界汲取營養，方能持續地發展，永葆旺盛的生機。正是借助於這種開放的、兼容並蓄的機制，華夏族和華夏文化才得以發展壯大為漢民族、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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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統一王朝的大一統舉措

雖然在秦國用武力統一六國之前，中華大地已經出現了大一統的發展趨勢。但是，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現實局面，卻是在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六國後才開始形成的。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建立起統一的政權，並在此基礎上，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強化統一。從此，「大一統」就由一種概念變為現實；而「大一統」的概念又在新現實的基礎上進一步昇華。秦始皇的大一統舉措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確立「皇帝」的至尊稱號

秦王政統一中國後，第一件急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重新給自己確定一個稱號。春秋戰國時期，各國諸侯都被稱為「君」或「王」。戰國後期，秦國與齊國曾一度自稱「帝」，企圖與「五帝」並舉，不過這一稱號在當時沒有行通。已經一統天下的秦王政以為過去的這些稱號都過時了，都不足以顯示自己的尊崇，於是說：「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


於是他下令大臣們擬定新的君王稱號。經過一番商議，丞相王縮、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等人認為，秦王政「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功績「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他們援引傳統的尊稱，說：「古有天皇、有地皇，今有秦皇，秦皇最貴。」建議秦王政採用「秦皇」頭銜。然而，秦王對此並不滿意。他只採用了一個「皇」字，而在其下加一個「帝」字，將「三皇五帝」的人神尊崇集於一身，創造出「皇帝」這個新頭銜授予自己。


從此以後，「皇帝」就成為中國國家最高統治者的稱謂。


「皇帝」稱謂的出現，不僅僅是簡單的名號變更，而且反映出一種新的統治觀念的誕生。在古代，「皇」有「大」的意思，人們對祖先神和其他一些神明，有時就稱「皇」。「帝」是上古人們想像中的主宰萬物的最高天神。秦王將「皇」和「帝」兩個字結合起來，一是說明了他想表示自己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權威，是上天給予的，即「君權神授」；二是反映了他覺得僅僅做人間的統治者還不滿足，他還要當神。因此，「皇帝」的稱號，乃是秦王政神化君權的一個產物。


於是秦王政做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自稱「始皇帝」。他又規定：自己死後皇位傳給子孫時，後繼者沿稱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萬世。秦始皇夢想皇位永遠由他一家繼承下去，「傳之無窮」。（《史記．秦始皇本紀》）


為了使皇帝的地位神聖化，秦始皇又採取了一系列「尊君」的措施：


(1) 廢除謚法。謚法起於周初，是在君王死後，依其生平事跡給予帶有評價性質的稱號。但秦始皇認為，像這樣「子議父，臣議君」都是違反君臣父子關係的事情，太不像話，更沒意義。於是他宣布廢除謚法，不準後代臣子評價自己。

(2) 天子自稱為「朕」。「朕」字的意義與「我」相同，以前一般人均可使用，但秦始皇限制只有皇帝才能自稱「朕」。

(3) 皇帝的命令稱「制」或「詔」。

(4) 文書中不准提及皇帝的名字，要避諱。文件上逢「皇帝」、「始皇帝」等字句時，都要另起一行頂格書寫。

(5) 只有皇帝使用的，以玉質雕刻的大印才可稱為「璽」。


以上這些規定，目的是突出天子的特殊地位，強調皇帝與眾不同，強化皇權在人們心中的神秘感。秦始皇幻想借助這些措施，使他的皇位千秋萬代地在其子孫後代中傳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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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一文字

殷商以後，文字逐漸普及。作為官方文字的金文，形制較為一致。但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兵器刻款、陶文、帛書、簡書等民間用字，則存在着區域間的差異。這種狀況妨礙了各地經濟、文化的交流，也影響了中央政府政策法令的有效推行。秦統一後，詔書發到桂林，當地人均不認識。於是，秦始皇下令李斯等人進行文字的整理、統一的工作。


李斯等人以戰國時秦人通用的大篆為基礎，吸取齊魯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筆畫簡省的優點，創制出一種形體勻圓齊整、筆畫簡略的新文字，稱為「秦篆」，又稱「小篆」，作為官方規範文字，同時廢除其他異體字。李斯、趙高、胡毋敬又分別用新頒布的文字，編寫了《倉頡篇》、《爰曆篇》、《博學篇》等，作為兒童識字課本，向全國推行。


另外，一位名叫程邈的衙吏因犯罪被關進雲陽的監獄。在坐牢的十年時間裡，他對當時字法演變中已出現的一種變化（後世稱為「隸變」）進行總結。他的這一行為令秦始皇非常賞識，於是將他釋放，還提升為御史，命其制定一種新字體。程邈經過努力探索，制定了出來。這種新字體的特點是：將篆體圓轉的筆畫變成方形，字形扁平。這種文字書寫起來更為流暢、快捷，很受歡迎，尤其是深得方文傳抄者「徒隸」的青睞，所以很快流行開來，後人叫它為「隸書」。隸書打破了古體漢字的傳統，奠定了楷書的基礎，提高了書寫效率。


秦始皇下令進行的統一和簡化文字的工作，是對我國古代文字發展、演變的一次總結，也是一次的大型的大字改革，對我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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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一度量衡和貨幣

戰國時期，各國的度量衡制度和貨幣制度很不一致。秦統一後，規定貨幣分為金和銅兩種：黃金稱上幣，以鎰為單位，一鎰為二十兩；銅錢為下幣，統一為圓形方孔，以半兩為單位。金幣主要是皇帝賞賜用，銅幣是主要的流通媒介。銅幣圓形方孔，對應了古代的「天圓地方」之說，同時在使用上也很方便。所以在我國貨幣史上，圓形方孔的錢幣佔據主要地位，通行時間也最久。


秦國早在商鞅變法時就已在國內對度、量、衡的標準做過統一的規定。秦始皇以原秦國的度、量、衡單位為標準，淘汰與此不合的制度。秦朝在原商鞅頒布的標準器上再加刻書銘文，或另行制作相同的標準器刻上銘文，發到全國。與標準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禁止使用。在田制上，秦王朝規定六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這一畝制以後沿用千年而大致不變。


四、統一車軌

戰國時期，各國車輛形制不一。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定車寬以六尺為制，這樣的車可以通行全國。


五、統一風俗

秦統一全國後，秦始皇對建立統一的倫理道德和行為規範也很重視。公元前219年，他來到泰山下，這裡原是齊國故地，號稱「禮儀之邦」。秦始皇就令人在泰山所刻的石上記下「男女禮順，慎尊職事，昭隔內外，糜不清淨，施於後嗣，予以表彰」。這幾句的意思是說，男女之間界限分明，以禮相待，女治內，男治外，各盡其職，從而給後代樹立好的榜樣。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叫在會稽刻而留下的銘文，則對當地盛行的淫泆之風，大加鞭笞，嚴令「禁止淫泆」，以殺奸夫無罪的條文來矯正吳越地區男女之大防不嚴的習俗。


秦王朝還在各地設置專掌教化的鄉官，名叫「三老」。這一制度為秦以後歷代承襲，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大特色。這些「三老」掌管教化，凡是有孝子賢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以及學識可為民效法的人，都要在他們的門上制匾加以表彰，以興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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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構築四通八達的全國交通圖

由於長期戰爭，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在各地都修築了不少堡壘，大大限制了交通運輸的發展，也阻礙了各地間的溝通和交流。秦始皇在統一六國後的第二年（公元前221年）即下令「治馳道」。第三年，秦始皇開始出巡各地。公元前215元，下令拆毀各地阻礙交通的關塞堡壘。公元前212年，又令大將蒙恬修了一條由咸陽向北延伸的「直道」。在秦始皇統一南方百越的戰爭中，南方地區也開闢出一系列交通線。這樣，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在先秦已有的各地交通線的基礎上，通過修築馳道、直道等等，構築起了全國性的交通網。這是秦王朝締造「大一統」的重要內容。


以下為秦始皇於公元前220年以後幾次巡行全國所經過的線路，和秦王朝其他幾條交通要道為重點，對當時溝通全國的幹線，和以咸陽為中心輻射出去的交通網，作一番簡略的巡視：


i) 咸陽至芝罘。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東出函谷關，經洛陽、定陶，進入山東半島，登泰山，然後過黃、勝、成山，登芝罘山。又轉而南臨瑯琊，過彭城，渡淮水，轉去長江中游的衡山和南郡，最後向北經武關回咸陽。秦始皇此次東巡前半段所經路線，尤其咸陽到芝罘一線，是橫貫王朝腹地的一條動脈。

ii) 咸陽至雲夢，會稽至瑯琊。這兩段線路，是秦始皇三十七年最後一次出巡所經過的。當時秦始皇先達武關，然後沿丹水、漢水到雲夢（今洞庭湖及武漢附近）。再沿江東下，經丹陽，至錢塘，隨後上會稽山。再經過吳地，在江乘（今江蘇鎮江市）渡過長江，輾轉到達瑯琊。這次出巡經過的線路中，從咸陽至雲夢，是先秦就已存在的秦楚大道，秦始皇南下經過這一線，說明此線仍作為秦王朝的重要幹道之一。然而雲夢至會稽，再至瑯琊一線的特點，則是水陸聯網，水道和陸路相互補充、延伸，構成一個網絡。

iii) 咸陽至碣石，碣石至九原。秦始皇三十二年出巡北方就是沿着此線經太行山東麓，過上黨、邯鄲、東垣、薊縣（今北京市）到達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又從碣石向西北，經漁陽（今北京密雲西南）、上谷、代郡、雁乃、雲中至九原（今內蒙古包頭市西北）。

iv) 咸陽至隴西。秦始皇二十七年首次出巡即沿此線。先沿通向洮河河谷的大路，到達渭水發源地陝西，又翻過六盤山口到北地（今甘肅寧縣西北），再至雞頭山（今甘肅平涼市西），然後過回中，沿涇水返回咸陽。

v) 從咸陽至巴蜀。在這條交通線上，遍佈着高山深谷，行路異常艱難。先秦已沿岸搭設棧道，到秦始皇時已有數條棧道可通巴蜀。一是陳倉道，二是褒斜道，三是石首道。其中起自陳倉（今陝西寶雞），經褒水而達漢中的陳倉道，雖然繞行較遠，但易於通行，成為聯結秦嶺南北的主要通道。

vi) 從雲陽至九原。這條道路筆直，極為壯觀，又稱「直道」。它是為了便於調動兵力，防御匈奴南下掠奪，由蒙恬率軍修建的。其起點是雲陽（今山西淳化西北），一直向北，到終點九原。

vii) 嶺南新道。在統一南方百越的戰爭中，秦王朝又開闢了一系列交通線。主要有a)贛南──蘭浦關──溱水──番禺（今廣州）；b)湘南──陽山關──溱水；c)九疑山──湟溪關──連江──番禺；d)湖南瀟水──廣西凡步──賀江──蒼梧；e)靈渠（即今廣西興安運河）。其中以靈渠最為著名，它溝通了湘江上游與灕江上游，使長江水系與珠江水系聯結起來，成為進入嶺南的水陸交通線。


從上可以看出，秦王朝四通八達的全國交通網，猶如「大一統」帝國的動脈和經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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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

秦始皇滅六國後，繼續向西南、東南和兩廣少數民族地區推進，並在北方有效地遏止了匈奴的騷擾，使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得到進一步發展。


i) 統一百越

秦統一前，分布在今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一帶的許多部族，總稱為「百越」，其中著名的分支有于越、閩越、南越、東甌、西甌、駱越等。于越分布在今浙江紹興一帶，很早就建立了越國，戰國時期為楚所滅。秦滅楚後，它就成為秦的一部分。甌越也叫東甌，分布在今浙江省南部甌江流域。閩越在今福建省福州一帶。公元前223年秦滅楚後，乘勢統一了甌越和閩越，並在那裡設置了會稽郡和閩中郡。


南越分布在今廣東、廣西的嶺南廣大地區。這一地區很早就與中原有密切的交往。秦統一六國後，隨即着手統一嶺南各地。


公元前217年，秦派屠睢率領秦軍向嶺南進兵。由於山高路險，交通不便，軍糧運輸困難，為此，秦始皇派史祿在今廣西的興安縣境內，鑿了一條連接湘水和灕水的運河，以作為運糧的通道，這就是著名的靈渠。經過幾年的艱苦作戰，秦軍征服了今廣東、廣西和越南東北一帶，設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


秦始皇又遷徙中原幾十萬人去「戍五嶺，與越雜處」。五嶺是指越域、都龐、萌渚、騎四大庾五嶺，它們在湘、贛和粵、桂等省區邊境。所謂「嶺南」，即指五嶺以南的地區。從此，兩廣地區和秦其他地方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內地人民大量遷徙到嶺南，帶去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技術，和百越人民勞動生活在一起，加速了民族融合和這一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


ii) 統一西南

古代分布於今雲南、貴州和四川西南部的少數民族總稱為「西南夷」。它們中的大部分在戰國時期已成為楚國和秦國的一部分。秦王朝又以成都平原為基地，向西、向北兩方面擴張到大渡河以北和岷江的上游，佔據了邛（今四川省蒙經縣東一帶）、印清（今山戰邊縣東一帶）、冉（今四川省松潘縣一帶）、龍（今四川省茂縣北一帶）等部族地區。又派常安向南開通了一條「五尺道」（即寬五尺的道路），從今天四川宜賓延伸到雲南的曲靖，並在沿線控制了不少據點，還在那裡設置官吏。


iii) 北擊匈奴，修築長城

分布在蒙古高原的匈奴是我國北方一個古老民族，他們主要從事游牧，以強悍和精於騎射著稱。匈奴與華夏族很早就有了密切聯繫。在內蒙古發掘的戰國時期數百座墓葬中，有不少鐵、銅器的造型和中原地區的形狀相似，顯然這是受到了中原地區文化的影響。戰國時期，趙國一度在今內蒙古河套一帶設九原郡，抵御匈奴的南下。戰國末年，趙國與秦國忙於戰爭，匈奴乘機佔領了河套及其以南地區。


公元前215年，秦王朝派蒙恬率三十萬大軍北伐匈奴，收復了趙國的舊地。第二年，在陰山以南、黃河以東重置九原郡，並新設四十四個縣，統屬於九原郡。公元前211年，又遷犯人三萬戶到今河北、榆中一帶墾殖，加強了兩族人民經濟、文化的融合與交流。


戰國時，各國為了割據稱雄，在本國周圍建築了護衛性質的長城。秦統一後，將中原地區的長城拆毀。為鞏固北方邊防，又將原來秦、趙、燕北邊的長城連接起來，並修繕補建，築起了一條東起遼東（今朝鮮平壤西北海濱），沿黃河、陰山，西到臨洮（今甘肅岷縣）的萬里長城。


就這樣，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昂首屹立於北起河套、陰山山脈和遼河下游流域，南到今越南東北和廣東大陸，西起隴山、川西高原和雲貴高原，東至大海的遼闊的土地上，成了東方的巨人，也是世界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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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創立中央集權的政權機構

為了有效地管理國家，也為了替子孫萬代奠定基業，秦始皇吸取了戰國時期設置官職的具體經驗，建立了一套相當完整的中央集權制度和政權機構。下面我們先看一下秦代國家機構設置的大致情況：


丞相：又分左丞相和右丞相，是中央政權機構的最高行政長官，協助皇帝處理全國政務。


太尉：是中央的最高軍事長官，協助皇帝處理全國軍務。


御史大夫：掌管監察工作，協助丞相處理政事。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古代習慣稱為「三公」。「三公」以下設有「九卿」，它們是：


奉常：負責宗廟禮儀。


郎中令：執掌宮廷戍衛大權，統轄侍衛皇帝的諸郎。郎為帝王侍從官的通稱。


衛尉：掌管宮門的警衛。


太僕：負責皇帝使用的車馬。


宗正：管理皇族事務。


典客：主管少數民族事務。


少府：負責山林池澤的稅收和宮廷手工業，屬於管理皇室私家財富的機構。


治粟內史：負責租稅賦得和財政開支。


廷尉：掌管刑罰。


此外，秦代還有一些比較重要的官職，譬如：


博士：「掌通古今」，即通曉古今史事以備皇帝諮詢，同時負責圖書收藏。


典屬國：與典客一樣主管少數民族事務，不同的是典客掌管與秦友好的少數民族的交往，而典屬國則負責已投降秦朝的少數民族。


詹事：掌管皇后和太子的事務。


將作少府：負責宮殿建造。


秦王朝所建立的這套中央集權的政權機構，以後一直被歷代王朝所仿效。其中漢代的「三公九卿」基本上是照搬秦制。


從秦朝的政權機構設置可以看出，為了使國家的軍政大權能操縱於一己之手，實行皇帝的個人獨裁，同時又要讓政府部門各司其職，有效地運作起來，以加強對國家的管理，秦始皇對如何集權，又如何分權，是頗下了一番苦功的。其中，他對相權、兵權及司法權進行了獨到的處置。從這裡，我們最能看出秦始皇是怎樣加強君主專制的。


丞相，秦時或稱相邦、相國，他的職責是「掌丞（丞：幫助、輔佐）天子，助理萬機」，是皇帝以下最重要的官職，有「百官之首」之稱。


秦國的丞相最早出現於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雖然此前史籍中有「商鞅相秦」（《漢書．地理志》）一類的記載，但此「相」並非官名，因為商鞅擔任的是「左庶長」、「大良造」。自秦武王任甘茂、樗里疾分別為左、右丞相以後，丞相才正式在秦國成為官職。


自設丞相後，秦國一些國君就把軍國大事全部委於丞相，以至出現了像魏冉那樣擅權的丞相。呂不韋為相國，也是總攬一切軍政大權。因此，君權與相權之間既存在着互相依賴，又存在着矛盾：皇帝要依靠丞相處理政務，但丞相又最容易侵犯和削弱君權。這一點，雖然在丞相設置初期就意識到了，因而設了左、右二相，其目的就是要分散相權，便於國君控制。但以後的事實証明，以這種方法分散相權還不能解決君權與相權之間的矛盾。


秦始皇為此總結了歷史經驗，進一步縮小了相權。主要有以下舉措：

i) 丞相僅設為文官之長，武事由太尉掌管（其實此職未委授任何人）。太尉與丞相地位相等，同由皇帝頒予金印紫綬，即任官時授印，免官時繳印，印及縛印的綬帶，因官職的高低而有所不同。

ii) 以御史大夫分割相權。列於「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原為秦始皇參照六國官制在統一後所設。御史大夫地位低於丞相，標誌是「銀印青綬」，但他掌管監察，又參與處理朝政，對丞相起了牽制作用。

iii) 用博士侵削相權。秦王朝博士的地位和作用向來為人們所忽視，其實，博士在秦的政治生活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這些類似於顧問和智囊的人物經常活動在秦始皇的左右，發表各種議論。由於秦始皇很迷信，他對「通古今」的博士也就格外信賴。秦始皇二十六年，天下初步統一，命令朝臣們議帝號時，丞相、御史大夫、廷尉與博士議後才向上回奏（《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三十四年「焚書」時，博士是唯一有權讀禁書的人。因此，博士以其特殊的地位可以放談各式言論，影響始皇，影響朝政，從而在事實上構成了對相權的一種侵削。


秦始皇不僅在官制上制約相權，在平日裡也對丞相存在戒心。有一次，秦始皇到梁山宮，從山上看見李斯的車騎儀仗很是隆重，就表示不滿。這話後來傳到了李斯那裡，李斯立刻削減車騎。當秦始皇再次見到李斯的車騎儀仗時，發覺已經減少了，馬上意識到是有人向李斯洩露了自己的話，遂下令將當時在場的人全部處死。


秦王朝的兵權，理論上是交給太尉執掌的，但事實上從來沒有一個人擔任太尉之職，在重大軍事行動中也從不見太尉出場。秦始皇始終親自控制着兵權，太尉形同虛設。


秦朝的「三公九卿」制，確立了古代中國的一種分權原則，譬如有人就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比喻為中國的「三權分立」。不過要注意，這種分散的權力最後又都集中到皇帝一人的權力之下。分權只是為了讓百官公卿通過互相牽制，更好地服務於皇權，也就是為了更好地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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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不封一尺土，實行郡縣制

秦國統一天下後，圍繞地方政權究竟是採用分封制還是郡縣制，在大臣中展開了一場爭論。丞相王綰認為由於剛剛消滅六國諸侯，對那些遼闊而遙遠的燕地、齊地、楚地等，中央無力統治，不如設置一些王，讓他們到那裡去加以鎮服。王綰於是向秦始皇建議對諸公子分封領地，建立屬國，以維護中央。


對此，秦始皇沒有馬上表態，而是把王綰的這一建議交給群臣討論。大多數官員都以為分封可行，支持王綰。但廷尉李斯力排眾議，反對封地立國。他說：「當初周文王、周武王分封了那麼多的子弟，可他們到後來視若仇敵，互相攻擊。周天子不能制止。現在幸賴始皇帝領導的統一戰爭獲取勝利，天下一統，各地都設立了郡縣，各個子弟和功臣用國家的賦稅收入重賞他們，這樣做就很容易控制，使天下沒有二心，這樣才是安定國家的政術。設置諸侯不利於治理國家。」


秦始皇聽後，十分讚同，說：「這麼多年來天下征戰不休，其根源就在於有諸侯王。仰賴宗廟先祖的神威，天下剛剛平定，又要重新設立王國，這實是在種下戰爭的禍根，而想求得天下安寧發展，豈不是非常困難嗎？」


於是秦始皇果斷地決定，不採用分封制。後來司馬遷在《史記》中對此評價說：「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攻伐之患。」


這話道出了秦始皇不行分封制，在全國全面推行郡縣制，是利在後世的大舉措。秦王朝建立了統一的地方行政制度的郡縣制。起先，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後來，隨着疆界的拓展和郡制的調整，郡的總數達到四十六個。它們是巴郡、蜀郡、隴西郡、北地郡（今寧夏青銅峽以東），以上四郡為秦國早先設置。


太原郡、雲中郡（今內蒙古大青山以南）、邯鄲郡、巨鹿郡（今河北白洋淀以南）、雁門郡（今山西北部）、代郡（山西東北部及河北一部）、常山郡（河北正定南），以上七郡為趙國故地。


上郡（今陝西至內蒙古伊金霍洛旗、烏審旗）、河東郡（山西沁水縣西、黃河東）、東郡（山東東河以西、河南延津東）、碭郡（安徽碭山西）、河內郡（河南中部）、以上五郡為魏國故地。


三川郡（今河南靈室東）、上黨郡、潁川郡（河南登豐以東），以上三郡為韓國故地。


漢中郡、南郡（湖北武漢以西、襄樊以南）、黔中郡（湖南洞庭湖以西）、南陽郡、陳郡（河南淮陽、太康、西華等地）、薛郡（山東新汶、棗莊、濟寧之間）、泗水郡（安徽淮河以北）、九江郡、會稽郡、長沙郡、衡山郡（湖南衡山周圍），以上十一郡為楚國故地。


東海郡（今山東費城以南）、齊郡（山東境內）、瑯琊郡、膠東郡、濟北郡，以上五郡為齊國故地。


廣陽郡（今河北境內）、上谷郡（河北張家口以東、北京昌平以北）、漁縣郡、右北平郡、遼西郡、遼東郡，以上六郡為燕國故地。


閩中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今廣西西部、越南北部和中部），以上四郡為南越故地。


九原郡，此為匈奴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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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朝在郡下面設縣或道，內地均設縣，只在邊地少數民族地區才設道。


縣是秦代統治機構中非常關鍵的一級組織，屬於秦王朝從中央到地方甚至一整套國家機器中具有相對獨立性質的一個單位。此如，人民的戶籍，徵收的糧食均以縣為單位保管，地方武裝以縣為單位編制，徭役也以縣為單位徵發。縣的這種特點和職能，在秦代確立後，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自秦代以來，中國整個基層一級地方行政區劃，主要都稱縣。歷史上縣的數量，也表現出一定的穩定性。秦代縣的數量不太清楚，估計有好幾百個，漢代達一千五百多個，以後歷代幾乎在一千一百至一千二百個，唐代達一千五百多個，到中華民國增至二千個左右。


秦代推行的郡縣制有深遠的影響。今天中國的省縣制，就是由郡縣制逐漸演變發展而來。


秦王朝的地方行政官員，郡一級設守、尉、監等。郡的最高長官是郡守，主要掌管政務。郡尉負責軍事和治安，不干預民事。監御史負責監察官吏，直屬於中央的御史大夫。


縣一級政令（或長）、丞、尉。萬戶以上的縣設縣令，不足萬戶的設縣長，他們主要掌管政務。縣尉掌管軍事，縣丞掌管司法。郡縣的主要官吏都由皇帝任免。


縣以下還有鄉、里和亭兩種不同的政權系統。鄉和里是行政機構，亭是治安組織。


鄉：鄉是隸屬於縣的基層行政組織。其職能主要有四：（1）攤派徭役；（2）征收田賦；（3）查証本鄉被告案情；（4）參與對國家倉庫糧食的保管工作。鄉官設有「三老」、「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掌訴訟、收賦稅；「游徼」掌捕盜賊。多數鄉官由當地地主豪紳擔任。


里：鄉以下是里。里設里正或里典（為避秦始皇名諱，而改「正」為「典」）。里中設置嚴密的伍戶籍組織，以便支派差役，收納賦稅。並規定互相監督告揭，一人犯罪，鄰里連坐。


亭：亭屬於治安系統的基層組織，是縣尉的派出機構。亭有亭長，下面還設有「亭父」、「求盜」各一人。亭除了主要管理治安，還要負責接待往來的官吏，掌管為政府輸送、採購、傳遞（文書）等等。


秦始皇構建的一套嚴密又完整的地方與基層的政權系統，強化了國家對老百姓的管理。這套系統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開創了此後兩千多年中華帝國的基本形態。


通過以上九個層面的大一統舉措，秦王朝在新的生產力基礎和文明程度上，繼承和發展了商、周二代的王朝傳統，將「統一」的中國推向了一個更高的形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帝國。

黃藥師

從夏商的方國聯合起，到西周統一而權散的王國，再到秦朝中央集權的統一帝國，我們從中不難發現中國歷史演進的某些軌跡。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動蕩，政治變革的本質，在於從建構在西周分封制、宗法制之上的國家形態，向新的、更為成熟的國家形態而轉化。所謂的「禮崩樂壞」實質是舊制度、舊秩序的瓦解，同時也反映了新制度、新秩序的萌生。各個分裂的、走向獨立的國家，既導致了舊的國家形態的崩潰和終結，又通過各自範圍內的政治實踐，創造出新的國家形態的胚胎和雛型。秦國經由改革和兼併戰爭，創立了秦王朝，最終促成了這一轉化。秦帝國所創立的國家形態，在經過漢代的進一步完善後，具有了一種異乎尋常的穩定。由秦至清，幾乎沒有發生什麼大的變化，隨着朝代的更替，只不過是不斷地重複。


因而，古代中國主要是以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專制帝國的形象屹立於世的。這一形象最初是由秦王朝塑造的。雖然在漢語中，隨着秦王朝的滅亡，代表秦人、秦朝的「秦」字，很快地被斬斷了與「中國」的關聯，僅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群人、一個諸侯國或一個朝代的概念存在，而不像繼它後起的漢代，其「漢」字，在漢代滅亡後，卻繼續作為「中國」、「中國人」的代名詞而繼續存在，並使用至今。但在英語及其他一些外語中，如英語的China的原意就是指「秦」，稱「中國」為「采依那」，法語為「細納」，意大利語為「期納」，德語為「赫依納」，拉丁語為「西奈」，這些叫法，究其意義都是「秦」的音譯。「秦」(qin)是英語「中國」及其他外語中同源名稱的原形。這多半是當時秦王朝（或強大的秦國）威名遠揚，西域少數民族遂將東方的華夏族稱為「秦人」，「秦人」的叫法逐漸西傳，被其他語言所吸納。


這一現象及秦朝所創立的國家形態對中國社會的巨大影響，無可比擬，秦王朝是中華帝國之母。

badboyboyboy2

多謝分享~~~~~~~~

rockman

Very detail

honchan

秦朝勁
回完慢慢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