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01年的千年之交，《華爾街日報》（亞洲版）在“縱橫一千年”專輯中，統計了上一個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名單中有6個中國人的名字，他們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鑒和宋子文。
他們代表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巨富。
伍秉鑒是誰？為什麼會被列入世界巨富的行列呢？
伍秉鑒是清代十三行商人中的一員，要了解這位世界巨富，必須先了解這個鮮為人知的行商群體，事實上，潘啟官才是十三行歷史上最顯赫的家族。
在《華爾街日報》（亞洲版）中對於伍秉鑒是這樣評價的：“出生於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鑒繼承父業與外商從事買賣，又進一步貸款給外商並以此獲得巨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當高的知名度。”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研部主任李國榮認為，清代共出現過三個商業群體，他們分別是兩淮的鹽商、山西的晉商和廣東的行商。兩淮的鹽商經營鹽業、晉商經營票號、行商的主業則是外貿。但有所不同的是，行商的資產更為集中。經營長達百年的只有潘、伍兩大家族。雖然伍氏家族讓行商的資產達到了歷史的頂峰，但真正貫穿行商歷史、歷盡百年的卻是潘啟官家族。
“啟官”實際上是他們的商名，以“官”作為名字的一部分，在十三行時期的廣州本是一種尊敬的稱謂，代表的是這個人的社會地位，但初來的洋人卻誤認為這就是真實的名字，結果約定俗成，以後行商都被稱為某某官。
潘啟官便是十三行歷史上最顯赫的家族，從這個家族的第一位行商潘振承開始，他們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裡，都在廣州的對外事務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這麼長的時間裡其行號能綿延不絕，是十三行中絕無僅有的。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研部研究員覃波介紹說，潘振承的一生，頗有傳奇色彩。他於康熙五十三年在福建泉州府同安縣出生。潘振承年輕時共3次前往菲律賓和馬尼拉從事貿易。馬尼拉之行，為潘振承日後參與外洋行的貿易提供了“第一桶金”。據說這位潘啟官一世能操熟練的葡萄牙語，因此與外商交易時較其他行商更有利。
現在，在瑞典哥德堡市藏有一幅描寫行商在瑞典貿易的油畫，畫上的一位行商據有人考證就是潘振承。如果被證實的話，就可以說，潘振承是最早一批隨外洋船只前往歐美的中國商人。
當時行商最主要的交易對手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潘振承同英公司的貿易額長期居於行商首位。當時，英國輸往中國的主要貨物是毛織品，但令英國人痛苦的是“中國人無論如何都不肯購買英國的毛織品”，因為炎熱的氣候讓這些毛織品在廣州銷路極其有限，而與此相反，英國國內對中國的茶葉和絲綢等商品卻有著強烈的需求。由於毛織品盈利很少，甚至虧本，一般行商不敢多承銷。然而，潘振承的同文行卻長期承銷其中的四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的毛織品。
而英商為了能賣出更多的英國貨，公司通常根據行商承銷毛織品的比例來確定和這個行商的茶葉貿易額，多銷呢絨、羽紗者多交茶。
從東印度公司1775年的記錄中，就不難發現潘振承精明的計算。乾隆四十年（即1775年），同文行就承銷1/3的毛織品，而交售較多的絲茶。次年，該行又承銷1/4的毛織品及其他進口貨，價款為8萬多兩，而同年，英公司付給他僅生絲和武夷茶合約的預付款就將近16萬兩，這筆合約實際數額遠超過這個數目。可見這筆交易對於潘振承來說是相當劃算的。
為了維護行號的信用，潘振承還對英公司每年從倫敦退回的廢茶都如數賠償。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同文行退賠的廢茶達1402箱，價值超過10000銀元。從潘振承開始，在行商中退賠廢茶成為慣例。
除了茶葉這個最賺錢的商品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潘振承幾乎壟斷了與英公司的生絲貿易。這種壟斷是通過擊敗其他行商的競爭而獲得的，他以能提供保質保量，且價格優惠的商品而在外商中享有很高的聲譽。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潘振承成為了廣州第一個接收倫敦彙票的行商。這在當時對只知以白銀為支付手段的中國商人來說是不可想像的。這也成為了十三行商人接受西方新事物的早期事例……
隨著輸出商品數量的加大，中國對外貿易的優勢越來越明顯。
外洋駛來的船只，常攜帶大量的白銀以購得中國的茶葉、絲綢等貨物。但長時間大規模的外貿，外洋商人日漸感覺到了白銀的緊缺。
潘振承一直同外商有大量的資金往來，為了穩固甚至繼續擴大自己的貿易地位，他逐漸認識到必須接受這種新的變化。1772年，他成為了廣州第一個接收倫敦彙票的行商。能夠靈活應對形勢的變化，這也成為行商區別於同時期其他商人團隊的一個重要特征。
由於清代中國輕視商業的社會風氣，行商即使在取得巨額財富後，依舊無法獲得相應的社會地位。因此，廣州的行商常花巨資為自己捐買頂戴，知名的行商通常都能捐來三品以上的藍頂，但行商自己比誰都清楚，這些頂戴名不副實，關鍵時刻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潘振承也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一點。
潘振承在事業成功的同時，也為自己的後代選擇了不同的道路，為其家族日後的興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潘振承的次子潘有為，於乾隆三十七年進士及第。後任內閣中書，參與了《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他是潘氏家族定居廣州後最早考取進士的人。一個商人家族出了進士，意義重大，這就意味著他們從此可與地方士紳密切交往，躋身於士紳之列了。
潘有為在任京官10余年後，回到廣州，賦閑家中。從此，潘有為成為潘家與官府打交道時一個可以從中斡旋的人才。
不過，在外國人的圈子裡，潘有為的名氣遠遠不如他的弟弟潘有度大。有了父親在商業上打下的良好基礎和身居官場的兄長的鼎力支持，潘有度與他父親一樣，成為了行商之首，並且他還是行商中頗有個性的一位。
潘有度首先是一個具有很強求知欲的人，他喜歡和外國人討論航海的問題，還曾和他的外國客人談論拿破侖戰爭，這說明他對歐洲時事有著相當的了解，這在當時的中國是極為少見的，而外商卻頗為欣賞他的這種個性。
在與官方的交往中，潘有度並不是一味地忍讓，甚至曾經與其頂頭上司———海關監督發生了正面衝突。1801年，北京永定河水災，海關監督佶山以捐款賑災為由要行商捐款25萬兩，按比例，潘有度要攤分5萬兩，而佶山卻以抄家為要挾強令潘有度再單獨捐50萬兩。潘有度多方考慮後，只肯給出10萬兩。佶山惱羞成怒，寫奏折污告潘有度，形勢已到了萬分危急的境地。
但對於佶山的做法，廣州的其他地方大員也深為不滿，最終佶山只好派人半途把奏折追回。這件事情最終由於新的粵海關監督上任而解決，新監督將那10萬兩銀子當面退還給了潘有度。
這次衝突，潘有度僥幸逃避了官府的盤剝，但身為“行商首領”，難免有如履薄冰的感覺。因此，在他當商總之後沒幾年，就已經謀劃著要退出行商，經過長時間的准備，並且據說在向官府捐獻了50萬兩白銀後，他退出行商的願望終於得以實現。
同文行的故事就此完結了，但是潘家的故事還要延續，以後潘家重操舊業，創辦同孚行同樣也有不俗的業績。
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潘家同文行獨領風騷，隨後不久，伍家的怡和行後來居上，成為了廣州行商的領頭人。伍家似乎要比潘家更精於投資之道，很快就積累了巨額的財富。
1834年時，伍家自己估計，他們的財產已有2600萬銀元。有人估算這相當於今天的50億人民幣。就是這個數字，在當時西方人的眼中是世界上最富有的。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研部研究員覃波介紹說，伍怡和家族和潘同文家族一樣，來自福建。康熙初年入粵，伍氏入粵以後，早年的情況比較模糊，只知是從事商業的，到了伍國瑩這一代，已開始參與對外貿易，他在潘家的同文行內當賬房。當時商戶的賬房，不僅是做會計的工作，也參與資產的管理，並且作為商行的成員也可以投資貿易，伍國瑩因此積累了經驗與財富。在沒有擔任行商之前，伍國瑩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已有商業的往來。到了1783年，伍國瑩才在海關監督的要求下充當行商。
伍國瑩被外商稱為“浩官”，這個商名也為其子孫所沿用，成為了19世紀前期國際商界上一個響亮的名字。
1801年，伍國瑩的兒子伍秉鑒繼承伍家怡和洋行的業務。正是他使怡和洋行成為了行商中的佼佼者。
伍秉鑒被西方商人認為“誠實、親切、細心、慷慨，而且富有”，英國人稱贊他“善於理財，聰明過人”，但是又說“他天生有懦弱的性格”。
據說伍秉鑒有一個紅色的頂戴，但他從不在公眾場合戴出來炫耀，只是在自己生日的時候偶爾穿一下。正是由於他復雜的個性，讓他成為了十三行歷史上一個極具爭議的人物。
有眾多關於伍秉鑒的趣聞逸事在外商中流傳，其中一個故事，使他成為了中國商人慷慨大方的像征。
一個美國波士頓商人和伍秉鑒合作經營一項生意，由於經營不善，欠了伍秉鑒7.2萬銀元的債務，但他一直沒有能力償還這筆欠款，所以也無法回到美國。伍秉鑒聽說後，馬上叫人把借據拿了出來，對波士頓商人說：“你是我的第一號‘老友’，你是一個最誠實的人，只不過不走運。”說著他就把借據撕碎，向對方表示他們之間的賬目已經結清，對方可以隨時離開廣州回國。
伍秉鑒的這個舉動讓伍浩官的豪爽名聲在美國膾炙人口達半個世紀之久。
1837 年，24歲的美國商人約翰·穆瑞·福布斯回到美國。8年前他前往中國時，還是不名一文的學徒。在中國，福布斯以販賣茶葉為生，還認了一個義父——當時的商界領袖伍秉鑒。這層關系讓他回到美國時口袋裡多了50萬墨西哥銀元的投資。福布斯利用這筆錢開始了一門新生意——修鐵路，並成為橫跨北美大陸的泛美大鐵路的最大承建商。
與其他行商不同，伍秉鑒很願意嘗試新的投資領域，他買有美國的證券，向美國的鐵路建設投資。多方面的投入為他換來了更多的收益。
行商內部競爭激烈，互相傾軋。伍家父子卻能恩威並用，駕馭其他行商。伍家利用其雄厚資金，協助英公司向瀕於破產的大多數行商放債。嘉慶十六年至二十四年（1811年到1819年），伍家向瀕臨破產的行商放債達200余萬元，使多數資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順服於他。伍家還憑借自己雄厚的財力籠絡其他行商，英公司要求伍家獨立擔任羽紗銷售的代理人，伍家便要求將利潤按比例分給全體行商。老行商劉德章因得罪公司失去貿易份額，伍秉鑒便出面斡旋，使公司恢復他的份額。行商黎光遠破產充軍伊犁，伍家又同外商籌款捐助他在流放地的生活費。
伍家除了和美國商人關系密切以外，同英國行號也有著緊密的聯系。伍家的“怡和行”在中外商界都是一個極為響亮的名字，英國行號查頓·馬地臣行其中文行名就借用了伍家“怡和行”的老字號，稱“怡和洋行”。
伍家父子既是封建官商，又依靠同西方商人的貿易發財致富。他們同外商聯系最為緊密，伍家能在東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
在1834年以前，伍家與英商和美商每年貿易額達數百萬兩白銀。伍秉鑒還是東印度公司的“銀行家”和最大債權人。東印度公司負責人在每年結束廣州的交易前往澳門暫住時，總是將大量的存款和金銀交給伍秉鑒保管。公司有時資金周轉不靈，也向伍家借貸。
到19世紀中期，伍浩官不但在國內擁有地產、房產、茶山(武夷山)、店鋪和巨款，而且在美國投資鐵路、證券交易和保險業務等，他的富有在當時舉世矚目。西方學者稱其為“天下第一大富翁”，怡和行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跨國財團。
在十三行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歷史中，不但造就了繁榮的外貿和富有的行商群體，同時在中西方的文化、藝術等交流中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
|
在線雷達
發表於 2009-7-10 16:58:50
廣播
置頂
推舊帖
收嗲鳥
油顏色
發表於 2009-7-26 02:29: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