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對於塑造現代中東樣貌上，有著極大的影響力

yoshinoya87

埃及與阿拉伯從世界大戰中浴火重生，對於獨立新時代的來臨懷抱極高的期待。伍德羅．威爾遜在十四點原則中的第十二點中，保證讓阿拉伯人與其他鄂圖曼帝國統治下的臣民「生命安全無虞，自治發展的機會絕對不受干擾」。脫離鄂圖曼帝國長久以來政治壓迫後，一些激進人士在敘利亞與美索不達米亞積極討論不同的政治遠景。在埃及，當地政治菁英很清楚他們想達成什麼目標。被英國占領三十六年之後，他們希望埃及能徹底獨立。

一群埃及政治要人前往開羅，要求英國當局准許他們在巴黎和會中提出埃及獨立的提案。與德國停戰的兩天之後，也就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英國高級專員溫蓋特爵士接待這批以資深政治家薩阿德．札格盧勒（Saad Zaghlul）為首的代表團。他聽完代表們的發言後，立刻非常明確地拒絕他們參加和會的請求。他表示巴黎和會是為了決定戰敗國的命運，與埃及毫無關係。札格盧勒和同僚依舊持續為此目標而努力，卻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八日被捕並驅逐至馬爾他。第二天，埃及爆發迅速蔓延全國的示威活動，社會各階層人士一致要求獨立。

城鎮與鄉村裡的各地埃及人，攻擊眼前所有代表大英帝國權力的事物。他們破壞鐵路與電報線，燒毀政府辦公室，大批群眾到市政中心前抗議。英國派出軍隊維持秩序，但以軍隊對付平民卻是十分不智，群眾傷亡漸增。埃及人控訴英國士兵手段殘暴；他們以真槍實彈對付示威群眾，焚燒村莊，甚至強暴婦女。截至三月底為止，在這場暴行中共有八百名埃及百姓死亡，更有一千六百名百姓受傷。

為恢復社會安寧，英國人准許札格盧勒回到埃及，並且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帶領埃及代表團前往巴黎。在埃及代表團到巴黎之前，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早已說服法國與美國盟友，埃及是「大英帝國的問題，而非國際問題」。埃及代表團抵達巴黎當天，威爾遜總統承認英國是埃及的保護國。和會一直沒有同意正式聽取埃及代表團的意見。戰爭或許已經結束，但英國卻持續統治埃及。

巴黎和會也並不信任埃米爾費瑟勒在大馬士革的阿拉伯行政機構。這位哈希姆王子相信，他領導阿拉伯革命、對抗鄂圖曼帝國，為協約國達到目的，因此自己有權要求這些協約國盟友支持他；然而，他的主張卻與法國在敘利亞的野心有所衝突。

一九一九年一月，費瑟勒將阿拉伯獨立的案子提交給巴黎和會的最高委員會。如果以亨利．麥克馬宏爵士在兩人著名的書信往返中承諾謝里夫胡笙的廣大領土來說，費瑟勒的立場可說是相當保守。他要求立刻在大敘利亞（相當於現今敘利亞、黎巴嫩、約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與漢志建立獨立的阿拉伯王國，由他父親胡笙國王統治。他接受外國勢力進入巴勒斯坦調停，以解決阿拉伯人和猶太復國主義者之間的衝突。承認英國擁有美索不達米亞主權的同時，費瑟勒也表示，他相信這些領土終有一天會併入他希望說服和會調解者創造的獨立阿拉伯國家。

英國盟友的付出，少於之前對哈希姆家族所做的承諾，費瑟勒接受這一點，但他的要求卻超出英國所能給予的。英國首相勞合．喬治需要法國同意保障英國在美索不達米亞與巴勒斯坦的主權。而戰爭一開始，法國就指定敘利亞為戰勝的獎賞。英國無法調解法國與阿拉伯對立的要求，只好支持它最重要的盟友——法國，讓費瑟勒獨自奮鬥。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英國從敘利亞退兵，把這個國家交給法國軍隊統治。由費瑟勒的支持者召開、其代表由大敘利亞不同地區所選出的民選機構敘利亞全體國會（Syrian General Congress），在一九二○年三月八日做出回應，宣布敘利亞獨立，由費瑟勒擔任敘利亞國王。但費瑟勒的敘利亞王國卻無法持久。法國從黎巴嫩派出一支殖民地軍隊控制大馬士革。

一九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法軍在貝魯特與大馬士革之間的山徑遇到費瑟勒阿拉伯部隊的殘兵，並且在可汗．麥薩隆（Khan Maysalun）輕而易舉地擊敗僅剩的兩千名阿拉伯軍，沒有遭到抵抗就挺進大馬士革，推翻費瑟勒短命的敘利亞王國。對阿拉伯革命希望破滅的費瑟勒，逃離了敘利亞。

費瑟勒的大馬士革政府垮台，巴勒斯坦人只好獨自面對英國的占領，以及貝爾福宣言。巴勒斯坦鄉鎮與城市的重要人士在敘利亞全體國會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些人所代表的村民與市民們，已經把他們的意見告知巴黎和會於一九一九年夏天派出的美國調查委員會。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日至七月二十一日間，金克蘭委員會（King-Crane Commission）走訪大敘利亞各地，評估社會大眾對於各地區政治前途的意見，蒐集相關證據。很顯然絕大多數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都希望接受費瑟勒的阿拉伯王國統治。此外，在金克蘭委員會的調查報告中，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大眾「強烈反對猶太復國計畫」，而且「全體巴勒斯坦人對此事再同意不過」。

一九二○年，在貝爾福宣言的鼓勵之下，猶太移民人數漸增，巴勒斯坦緊張氣氛也隨之升高。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一年間，有超過一萬八千五百名猶太復國主義移民湧向巴勒斯坦海岸。一九二○年四月的第一週，耶路撒冷發生暴動，有五名猶太人與四名阿拉伯人死亡，超過兩百人受傷。

隨後在一九二一年發生了最嚴重的暴力事件，在五朔節遊行時，阿拉伯居民在雅法港介入一場猶太共產主義者與猶太復國主義者之間的打鬥。在之後的暴動中，有四十七名猶太人與四十八名阿拉伯人被殺，受傷人數超過兩百人。貝爾福宣言宣布要替猶太人創造一個民族之家，但又不會影響當地非猶太人的權利與利益——其中的矛盾已不言自明。

眼見埃及與敘利亞發生的種種事件，伊拉克政治菁英對於自身的未來，愈來愈憂心忡忡。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英國與法國發布宣言，向他們再三保證兩國會支持當地人在阿拉伯人的土地上藉由民族自決的過程「建立政府與行政機構」。然而，過了好幾個月，英法承諾的民族自決卻見不到實質的進展，伊拉克人因此愈來愈懷疑他們的誠意。一九二○年四月，消息傳來，強權國家已經在聖雷莫會議中同意把他們的國家交給英國人託管，伊拉克人最害怕的事終於發生。

一九二○年六月底，伊拉克爆發了全國性叛變，反對英國統治。這場紀律嚴明、組織良好的叛變，對巴斯拉、巴格達和摩蘇爾的英國人造成威脅，不過叛變行動的總部設在幼發拉底河中游幾個什葉派聖城，與大戰期間反抗鄂圖曼人的城鎮相同。叛變行動在各地蔓延，英國只好加派軍隊進入美索不達米亞，鎮壓在所有陣線堅決抵抗的伊拉克人。英軍倉促從印度調來軍隊，支援尚未從美索不達米亞戰役復員的六萬名部隊，因此到了十月，英軍人數增為十萬人。

英國人以空中轟炸與猛烈的火砲展開攻擊，以焦土戰略再次征服幼發拉底河中游區域，擊潰反抗軍。「近日來四處血流成河，繁榮的城市被毀，受人崇敬的聖地遭人入侵，人道主義者無不悲泣。」一九二○年十月，一名納賈夫的新聞記者寫道。十月底抗暴活動被擊垮，英軍宣稱有兩千兩百名英國士兵以及約八千四百五十名伊拉克人死亡或受傷。

此時已是漢志國王的謝里夫胡笙，在持續關注敘利亞、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叛變事件之後，他遭英國背叛的感覺愈來愈強烈。手上有與麥克馬宏爵士往來的每一封信件副本的胡笙，認為英國人打破了所有承諾。原本渴望成為阿拉伯國王，胡笙此刻卻被局限在漢志，甚至連這一小塊地方也可能不保。位於阿拉伯中部，由阿卜杜勒．阿齊茲．薩伍德（Abd al-Aziz Al Saud）——也就是西方世界熟知的伊本．薩伍德——所領導的敵對王國，揚言要推翻漢志。更令胡笙氣憤的是，伊本．薩伍德還與大英帝國簽訂條約，每月從英國國庫領取一大筆津貼。

英國人也很在意漢志的未來。雖然早在一九一五年英方就與伊本．薩伍德簽訂正式合約，他們與哈希姆家族的關係也以戰時聯盟的形式得到確認。只不過一旦戰爭結束，雙方的聯盟也告一段落。除非漢志的這位老國王與英國再度簽訂條約，白廳將無保護漢志的合法性。然而，為了讓胡笙國王簽約，他們必須說服他接受在聖雷莫會議上各國談妥的決議。一九二一年夏天，勞倫斯接下了這不可能的任務，與憤怒的胡笙國王就英國－漢志合約的條款進行談判。

在勞倫斯與胡笙國王會面時，英國已設法履行部分被破壞的麥克馬宏承諾。擔任殖民地大臣的邱吉爾，一九二一年三月於開羅召開一場祕密會議，決定英國在中東新託管地的政治前途。在這次會議上，英國政要同意任命胡笙國王的兒子費瑟勒擔任伊拉克國王，阿卜杜拉則擔任當時領土劃分尚未明確界定的外約旦統治者（一九二三年，外約旦才正式脫離巴勒斯坦）。哈希姆家族將統治除巴勒斯坦外所有英國託管地，如此邱吉爾就能宣稱，他雖沒有完全做到麥克馬宏戰時在信件中向胡笙保證的一切，但其精神也相去不遠。

一九二一年七月至九月間，勞倫斯設法使胡笙國王接受戰後英國在中東的地位，卻徒勞無功。胡笙有自己的稱王野心，拒絕被困在漢志。他也反對將利比亞與黎巴嫩與其他阿拉伯託管地分離，交由法國託管。他更拒絕英國託管伊拉克和外約旦，即便這兩處名義上由他的兒子們統治。他也不允許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之家的請願。既然胡笙國王不接受任何英國戰後的領土協議，英國－漢志聯盟條約也就毫無可能性了。勞倫斯兩手空空回到倫敦。

一九二三年，英國最後一次試圖與漢志簽訂條約，但心懷不滿的老國王拒絕了。就在伊本．薩伍德準備征服紅海省分的漢志的這一刻，胡笙失去英國的保護。一九二四年十月六日，胡笙國王把王位讓給他的長子阿里，流亡在外。一九二五年底薩伍德征服漢志，阿里國王結束其統治權。哈希姆家族最後的據點，和之前鄂圖曼人一樣在麥地那；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也就是法赫里帕夏簽訂投降條約的將近七年之後，他們也在這座聖城投降。

到頭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鄂圖曼前線的影響力，超乎當時人的想像。協約國策戰者原本認為，若能迅速擊敗衰弱的鄂圖曼帝國，或許就能促使同盟國投降。然而，這些國家卻發現他們被捲入一連串幾乎是從大戰從頭到尾的大小戰役——高加索與波斯的幾場戰鬥、企圖攻破達達尼爾海峽的敗仗、美索不達米亞戰事的逆轉，以及從西線與東線主戰場上調來上萬人員與戰略物資，為了進行從西奈半島、巴勒斯坦一路到敘利亞這場漫長的戰役。

協約國在中東的諸多戰事，多半出於對聖戰毫無根據的懼怕。殖民地的穆斯林大都對蘇丹－哈里發的聖戰訴求毫無反應，但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卻一直假定，任何一場土耳其人的大勝仗或協約國的大挫敗，將會在印度和北非等帝國殖民地引發可怕的伊斯蘭叛變。諷刺的是，協約國對於哈里發的號召，反應遠比聖戰原本鎖定的目標穆斯林群眾更加激烈。即便在一個世紀之後的今天，西方世界依舊無法擺脫穆斯林可能會有某種集體狂熱行動的想法。正如二○一一年九一一事件之後的「反恐戰爭」證明，西方決策者對聖戰的看法，依舊讓人想起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策戰者的恐懼。

一戰對於塑造現代中東樣貌上，有著極大的影響力。隨著鄂圖曼帝國滅亡，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取代了土耳其人的統治。四世紀以來阿拉伯人統一在由鄂圖曼穆斯林所統治的多民族帝國之下，戰後他們卻分隔成受英國與法國管轄的數個新國家。有幾個國家在他們自己所設定的國界內獨立建國，包括土耳其、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然而，帝國主義國家卻依照戰後強權國的部分協議，強迫該區多數新國家接受他們設定的國界與政府體系。

整場世界大戰從頭到尾，協約國之間一直就戰後如何瓜分鄂圖曼帝國進行緊張的談判。事後看來，每一次瓜分協議都只有在戰時的背景中才有理可循：一九一五年簽訂君士坦丁堡協定時，協約國預計能迅速征服伊斯坦堡；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胡笙－麥克馬宏通信期間，英國需要穆斯林作為盟友，對抗鄂圖曼聖戰；而一九一七年的貝爾福宣言發布時，英國希望能修訂賽克斯－皮科協定，將巴勒斯坦納入英國統治。

簽訂這些只有在戰時才想得出的怪異協定，只是為了英國與法國這兩個帝國得以擴張其殖民地。我們不禁要想，如果歐洲強權國關注的是如何建立穩定的中東局勢，他們擬定中東國界的方式必定截然不同。

事後證明，戰後協議的國界變動性相當大，這些國界也引發許多衝突。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與敘利亞國界劃分下散居各國的庫德族人，為追求自身文化與政治權益，在過去的一世紀以來持續與各自所屬的政府衝突不斷。一九二○年在法國扶持下建立的基督教國家黎巴嫩，其政治制度無法配合國內人口組成的變動，穆斯林人數多於基督教徒，因而內戰不斷。許多敘利亞民族主義者相信黎巴嫩是他們國家的一部分，他們不承認黎巴嫩建國；一九七六年，敘利亞派兵占領內戰中的黎巴嫩，並持續占領該國長達三十年。

至於伊拉克，儘管有天然與人力資源，在戰後劃定的國界內，它卻未曾有過持續的和平安定。伊拉克經歷了一場政變、在二戰期間與英國衝突、一九五八年發生革命，並且在一九八○年至一九八八年間與伊朗爆發戰爭。此外，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在一九九一年入侵科威特、二○○三年美國為推翻海珊政權而入侵伊拉克，使該國陷入似乎永無止境的戰爭循環中。

然而，在眾多戰後領土分割留下的後遺症中，最讓中東烽火連天的莫過於以阿衝突。以色列與阿拉伯鄰國在一九四八、一九五六、一九六七與一九七三年的四場主要戰爭，在中東留下許多棘手的問題；雖然以色列與埃及在一九七九年、與約旦在一九九四年簽訂和平條約，這些問題依然懸而未決。

巴勒斯坦難民依舊分散在黎巴嫩、敘利亞和約旦等國，而以色列持續占領敘利亞的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與黎巴嫩南部的舍巴農場（Shebaa Farms），也尚未放棄控制巴勒斯坦的加薩與約旦河西岸地區。雖然以色列與其阿拉伯鄰國必須為雙方的戰爭行動負同樣的責任，他們的衝突根源卻可直接回溯至貝爾福宣言中的基本矛盾。

中東各國國界的合法性從開始擬定時就備受質疑。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在一九四○與五○年代曾公開呼籲阿拉伯各國之間制訂統一的計畫，推翻受各方譴責為帝國主義遺毒的國界。泛伊斯蘭主義者曾提倡以上述目標建立一個更廣大的伊斯蘭聯邦。二○一四年，一支自稱為「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的民兵部隊在推特上對追隨者宣告，該組織要「粉碎賽克斯－皮科協定」；它聲稱建立一個領土跨越敘利亞以及伊拉克北部的哈里發王國。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個世紀之後，中東的國界依然爭議不斷，也變動不斷。

中東對於紀念一戰百年的活動不大感興趣。只有在加里波利半島，土耳其與紐澳軍團的退伍軍人協會一直以來都會聚在一起，緬懷死於戰爭的士兵；其他在鄂圖曼前線奮戰並犧牲生命的各國將士早已被人遺忘，眾人的注意力轉向當今更急迫的問題。

在大戰爆發百年紀念時，中東關注焦點是埃及的革命騷動、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內戰，以及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持續暴力相向。然而，當世界上其他角落的人回憶起這場戰爭時，就必須思考鄂圖曼人在大戰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地處亞洲戰場的鄂圖曼前線，士兵來自全球各地，這場歐洲戰爭因而搖身一變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大戰的後遺症在中東的作用更甚於其他地區，其影響力延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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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宗教民族恩怨情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