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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肺炎成為全球流行病後，各國政府馬不停蹄推出經濟刺激政策，以挽救疲弱的經濟。可是，從2008年金融海嘯一役可見，貨幣政策的效果不但難言顯著，更無法令全民共享經濟重拾動力的成果。在後新冠肺炎時期，各國領袖和中央銀行除了要提防惡性通縮來臨，通縮和財富不均的政經影響也是不容小覷。
2月下旬開始，全球政府和中央銀行陸續意識到新冠肺炎對經濟打擊的嚴重性，紛紛推出規模前所未有的救市計劃。例如中國人民銀行於2月20日降低基準貸款利率，並於3月13日藉着下調存款準備率向市場釋出5500億元；美國聯儲局先後在3月3日和15日兩次大幅減息，令當前的聯邦基金利率處於0至0.25％，其後更在同月23日宣布開放式量化寬鬆，購買企業和地方債券；歐洲央行亦於3月12日和19日，增加資產購買和量寬規模，更在26日取消歐元區國家的買債上限。而日本、英國、加拿大、印度、韓國等國亦有類似的行動。雖然各國貨幣政策在執行細則和規模各有不同，但全球無疑將會迎來一場資金洪流。
然而，不少傳統經濟學家對貨幣政策的成效，卻抱有半信半疑的態度。一方面，各種貨幣政策的手段，大多都是用來調節一國貨幣供應量，以拉動總需求的增長，從而開拓更多就業職位，加快經濟運行速度；但與此同時，當貨幣供應量的增幅，反超經濟總體需求的成長，通脹便會隨之而來。但誠如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所說，通脹只是「無處不在的貨幣效應」，故大多支持者都會同意，只要通脹率維持適當水平，通脹對貨幣購買力的蠶食，不單可被經濟增長抵消，更有助刺激經濟體蓬勃發展。這同是2008年金融海嘯後各國央行的主要目標。
實體經濟受惠有限
不過理論還理論，從現實看來貨幣政策對提振經濟的整體作用卻是十分有限。儘管2008年後奧巴馬和時任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已想出量化寬鬆來補足市場的流動性，以挽救一眾因過度槓桿而陷入財困的金融企業，但普羅大眾卻難以受惠。由於貨幣政策並非財政政策，可直接影響工資和就業市場，而是經信貸市場將資金注入實體經濟，當信貸需求不足時，多餘的資金便會停泊在資產市場，成為追逐資產增值的工具。這同樣能夠解釋，為何2008年後金融市場復甦的步伐，會比實體經濟中的就業市場走得更前、更快，而美國花了約十年時創造1千多萬個就業職位，卻已遭新冠肺炎「一鋪清袋」。
既然這場全球流行病已迫使多國央行推出規模前所未見的貨幣政策，餘下問題只是未來將迎來滯漲或是通縮。前者是指高通漲、高失業率和低增長的經濟環境，後者則是指消費者期望貨品價格將隨着經濟倒退下跌，繼而選擇延遲消費。但當預期實現後，就會發生「賤物鬥窮人」的惡性循環，最終步入經濟衰退。
可是，觀乎兩大經濟體——美國和歐元區過去推行量寬的經驗，雖然在推出量寬後就業市場緩慢復甦，但通漲率卻只有美國勉強符合目標，而歐盟的通漲率更像垂死病人的心電圖。換言之，眾國在新冠肺炎爆發後所施的貨幣政策，短期不僅難以推高通漲，形成滯漲局面，反而是使經濟停留於通縮邊沿中徘徊，經濟增長還須端視各國財政政策的力度和成效。
再者，貨幣政策帶來的政治風險，或許更比經濟風險更為可怕。自2008年以來，已有不少經濟學家指出，後金融海嘯時期的經濟增長，大多都落入社會階層的頂端，亦即「1%v.s.99%」的貧富不均論。當下將被擴大的貧富差距不單會引發出「佔領華爾街」等社會運動，就連建制內部的氛圍也會隨之改變，一如特朗普當初竟能靠着「美國優先」一句空話入主白宮的「勵志故事」。因此，救市政策除了旨於修補斷裂的資金鏈，更需要直接、全民受惠的財政政策，以防經濟動盪將會成了政治再極端化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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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20-5-9 00: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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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20-5-9 00:5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