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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部队与美国肮脏交易 投降前夕秘密销毁证据
——从安倍推崇731部队看其军国主义走向
2013年5月12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精心策划,登上宫城县松岛市航空自卫队基地编号为“731”的教练机,在座舱里弄姿作秀、竖起大拇指招揽记者拍照。其照片在媒体刊出之后,国际舆论哗然,美国媒体批评说:“安倍晋三的这张照片相当于德国总理穿纳粹军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正告安倍政府:“我们希望日本好好反省他们的侵略历史,正确看待这段历史”,并奉劝日本不要美化战时历史,才能改善跟邻国的关系。
了解二战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日军番号系列中,“731”不是一组普通的数字,而是日本关东军第731秘密细菌战部队的代号,是日本细菌战的代名词,更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二战犯下反人类罪的铁证!安倍以新任日本首相身份,用乘坐“731”号飞机隐喻对臭名昭著、罪大恶极的细菌战部队的推崇,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羞辱中国人民,挑战中国人民的心理底线!人们不禁要问:安倍如此处心积虑,是以这支邪恶部队为骄傲吗?是要为二战战犯招魂并在当今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吗?
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在日本,那些制造战争罪恶的魔头却鬼魂不散,军国主义势力暗潮汹涌,一些顶级政治人物竭力歪曲甚至否认二战历史,尤其是侵华历史,意图篡改人们的历史记忆,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日本军国主义正名张目。731这支邪恶部队的罪恶秘史,日军当年在败逃前夕就秘密销毁证据;战后,他们精心保留下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又和美国作了肮脏交易,从而得到美国的庇护,以至于真相始终未大白于天下。安倍敢于炫耀“731”,也许正是以为这段罪恶史已密不可究,甚至还可以将这支部队塑造为一支为军国主义招魂的“英雄”部队。
然而,安倍是打错了算盘,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包括主持正义的日本人民,绝不会让这段罪恶史堙没,那些良知尚存的原731 部队成员,也不会让这段罪恶史堙没。不久前,我们调研组一行来到位于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会同该馆研究人员,对这支邪恶部队的来龙去脉和反人类罪行作了考察研究。令调研组多少感到欣慰的是,经过海内外许许多多人日积月累地搜寻整理,如今,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足以彻底揭露这支邪恶部队的罪恶秘史;铁证如山的史实,足以将这支邪恶部队的大本营遗址与德国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一道,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安倍以这样一支邪恶部队为荣,只能是自取其辱。
一、一支研发并直接实施细菌战的邪恶部队
731部队是以研究机构的名义存在的,它表面上从事的是医学研究。然而,在这个名义下面,掩盖的却是最邪恶的本质。它从组建伊始,就是一支名副其实的细菌特种战邪恶部队,是日军特别是其精锐关东军的一个特殊兵种。
731部队的一个关键人物是石井四郎,他为了化解日本当局自知日本是个岛国,人口少,兵员不足,又缺乏五金矿藏,发动侵略战争恐难以取胜的忧虑,抛出了关于细菌战的构想。他认为细菌武器杀伤力大、传染性强、死亡率高,而投资又少,节省钢铁,是一种很有力的进攻武器。他向日军决策者献计说:“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他的主张得到日军高层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3年,为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日本违背日内瓦议定书即《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秘密组建了731部队,石井四郎担任这支邪恶部队的头领。这支部队共设有8个部,在8个部之外另设有5个支部,即海拉尔支部、牡丹江支部、林口支部、孙吴支部和大连卫生研究所,以及安达野外实验场和城子沟野外实验场等,总人数达到3000余人。从此,731部队就以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为代号秘密开始了骇人听闻的细菌战、人体活体实验等反人类的罪恶活动。“……耸入云霄的炼人炉的大烟囱在那里冒着黑烟……”这是731部队少年班学员笔下描述的细菌战魔窟实景。
中国和日本保留的资料已详细记录了这支部队的累累罪行,就连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档案也证实:731部队仅“在1937—1942年间共生产了 1700余枚细菌炸弹,其中包括用于污染土壤的炸弹,用于播撒细菌云雾的炸弹,以及通过创口感染造成伤亡的碎片弹药等。”731部队制造的细菌数量庞大,有的是以公斤计算,有的是以试验管数量计算。据1954年731部队林口支队长榊原秀夫供述:“1945年1到6月,生产了870支试验管的霍乱菌、伤寒菌和A型副伤寒菌,准备进行细菌战。”日本进攻内蒙古、浙江、江西、湖南、云南等地期间,在战场内外都大面积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
731部队是日本精心策划、组织和实施细菌战的核心机构,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武器研制的大本营,也是发动细菌战争的策源地。为了掩人耳目,731部队频繁更换部队代号,实行严格的内外保密制度,据文献记载,其曾经更换过10余个部队代号。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铺开,731部队细菌战基地规模也逐渐扩大。1938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发布了“关于设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的命令,将731部队所在的哈尔滨平房地区划定为“特别军事区域”,并设为禁飞区域,对外树立“未经关东军司令官允许不得进入特别军事区域”的警告牌。
731部队是日本天皇和日军的宠儿,有充足的军费。仅1940年以后,该部队的军费即超过1000万日元,并以优厚待遇,招揽日本医学精英。从 1933年组建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12年中,731部队一直处于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的双重领导之下,以直接参与侵略战争为使命,从事各种细菌传染实验和细菌武器研制并在战场上实施。日本其他细菌部队则以731部队为参照,同样冠以“防疫给水”之名,行实施细菌战之实。据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档案记载:从1938年到1945年,在731部队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建立了一系列细菌战机构。到日本投降前,一共组建了63支防疫给水部队,并实施了大范围的细菌战和人体实验,其范围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以及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731部队作为邪恶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进行的是进攻性和预防性细菌武器的研究。所谓进攻性细菌武器,是利用各种传染病菌及其媒介物进行杀伤的一种武器;而所谓预防性细菌武器,是指细菌武器传播的传染病的预防剂,包括疫苗、菌苗和血清。731部队所从事的细菌研究并不是以医学和科研为目的的,而是为侵略战争服务的,这一点在731部队组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即已展露无遗。从731部队及其他防疫给水部队组建的时间、地点、规模以及覆盖范围来看,实施细菌战是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重要手段,是日本侵略战争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上而下有预谋、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二、一支用人体活体做实验的邪恶部队
731秘密作战部队的组建完全服从于、服务于侵略战争。其一边秘密进行反人类的人体活体实验,一边将实验“成果”即时转化为武器,用于中国和其它战场。许多资料、包括日本防卫省保存的一些731部队摄影班拍摄的照片,记录了731部队的创立和在战场上进行细菌战、实施所谓“防疫给水作业”的一些关键证据。
1. 惨无人道的人体活体实验。
731部队用尽各种方法进行活人实验,被实验者无一不被残害致死,肢解尸体,焚化灭迹。这些丧尽天良的方法,包括菌液注射:即把带菌溶液或输入 “马路大”(731部队以此代称用来做实验的活人)的血管里,或皮下注射,而后观察被细菌感染者的病情变化,进行活体防疫及毒力实验。口服染菌食品:即把实验用的细菌掺入饭食、饮用水或注入瓜果、蔬菜里,对受实验者强迫灌服或故意让人“误食”,以观察各类细菌的效能。比较实验:即在受实验者身上交叉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细菌实验。他们把这些“实验材料”(即活人)分成若干组,或在每组人的身上使用的细菌菌液剂量不同,注射的次数不同;或分别使用注射、灌服、埋入等方法,以观察其结果,写出比较表。最为残酷的是活杀解剖:即把人当作动物来宰杀实验,而且不打麻药。活人解剖最早只在731部队进行,以后扩展到日本在华所有的医院。他们把被肢解的人体制成标本,人的各部位的器官,种类齐全,都浸泡在标本瓶里,供教学研究使用。
731部队为了制造各种细菌武器,分别对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结核、病毒等至少50种细菌开展实验和研究,其细菌研究部以细菌研究科目区分设置了“高桥班”、“凑班”、“田部班”、“太田班”、“二木班”“笠原班”、“吉村班”等专业研究部门。然而,为了尽快得到研究数据和更直接观察“实验”效果,他们竟践踏一切人类准则,强制使用大批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进行活体实验。现存资料表明,731部队将用作实验的人体活体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器官,分门别类都做了解剖和观察取样,以最迅速、最直观的途径,获得细菌武器作用于人体整体和各个器官的效果,其兽行兽性,令人发指。
为了随时开展活体实验,731部队在细菌战基地内秘密修建了两栋可以关押400人的“特设监狱”,并同日本军警、特务机构相互勾结,多渠道获取人体实验受试者。在这些人体实验受害者中,许多是被俘的抗日志士,731部队将他们称之为“木头”、“猴子”、“行李”,完全没有把他们当作人来看。
关于人体实验受害者的人数,731部队第一部部长川岛清少将在伯力被审判时供述:“每年被押进监狱里用作实验材料的有400-600人。每年因受实验死去的至少有600人,从1940年到1945年至少有3000人被用作人体实验材料,至于1940年以前被杀害的人究竟有多少,那我也不知道”。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第三课长吉房雄中佐回忆说,“据估计至少有5000名爱国者,通过我们宪兵转到石井部队,最后成了实验品”。731部队自1933年组建之初就开始大规模进行人体活体实验,但由于这些被实验者全部被731部队专设的焚尸炉毁尸灭迹,731部队败逃时又销毁和转移了几乎所有档案,至今尚未找到1933—1938年人体实验受害者的记录。731部队所谓的研究“成果”,沾满了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的鲜血,其犯下的戕害人类罪,与纳粹在集中营集体屠杀犹太人的罪行相比,有过之无不及。
2. 诺门罕战争:一次凶残的细菌战。
1939年5月,日本发动了进攻苏联红军的诺门罕战争,731部队也第一次将细菌武器用于作战。据731部队老兵田村良雄供称:“1939年6 月中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在山口技师的指挥下,班员约6名,制造了细菌榴散弹,制造了约2000个(沾染细菌的)弹片,由山口班人员,在诺门罕前线用野炮发射出去。1939年7月上旬至8月下旬之间,我参加了细菌大量生产队小林队,生产供细菌作战使用的伤寒病菌、霍乱病菌、发疹伤寒病菌。我采取了约1 公斤细菌运到将军庙、海拉尔等地。我和另外3人,在田部井班内,将每1毫升内含有30毫克的伤寒病菌菌液灌了两煤油桶,第二天我和另外2人将其运到将军庙,交给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碇常重挺进队的难波准尉。我运去的细菌,被碇常重挺进队撒在哈拉哈河中,进行了细菌谋略战。”据记载,日军在诺门罕战场上至少实施了4次细菌战,731部队的头领石井四郎,也因为在诺门罕战场上的“贡献”被关东军司令部表彰授勋。
不仅如此,731部队还将诺门罕战场上俘虏的苏联红军带回731本部,用作人体实验材料,进行活体解剖,以观察苏联人对于细菌传染的效果,用来研制更加具有针对性的细菌武器。
3. 内蒙战场:野外冻伤的实验场。
据日本档案资料《极密·驻蒙军冬季卫生研究成绩》记载:“1941年3月,华北军防疫给水部与驻蒙军团防疫给水部共同进行的一次野外冻伤实验,地点在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地区,被用作冻伤实验的全部是中国人,共计8名,姓名分别为刘春(27岁)、潘春(22岁)、高付(33岁)、下关(15岁)、高百(49岁)、郝贵(35岁)、张义(21岁)、陈远(38岁)。而此次实验的目的,居然是为严寒期在内蒙古草原作战时日军的需要,是为下次作战而准备!”这是“防疫给水部”之间联合进行的人体实验,这些冻伤实验受害者被人为隐去姓或名,在日军进行活体冻伤实验过程中,通过不同时间观察其病理变化和病变特征,最终将这些人活体解剖,而且还拍摄照片辅助说明实验结果。这8位中国抗日工作者最后都被残害致死。
4.博士头衔掩盖下的人形兽。
据日本滋贺医科大学教授西山胜夫研究,二战中和二战后,731部队成员,用进行人体活体实验取得的“成果”在京都大学申请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就达33人。731部队很多成员毕业于日本著名大学,具有博士学位,是当时日本医学界的精英,是细菌学、血清学、传染病学、昆虫学、动物学、植物学等领域的专家。731部队的头子石井四郎,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医学部,获得微生物学博士,并发明了10余项研究专利;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731部队最高顾问、日本著名病理学家清野谦次,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诊疗部部长永山太郎中佐,毕业于冈山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等等。这些毕业于日本著名大学的博士们纷纷加入731部队,使731部队的博士群体总人数达200人以上,他们是从事人体活体实验、细菌战、细菌传染和卫生防疫研究的核心力量,是名符其实的博士头衔掩盖下的人形兽。这与纳粹集中营的情形是一致的,在那里,操纵焚尸炉的纳粹分子,不少具有德国著名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可见,731部队所犯下的罪行,和纳粹在集中营所犯下的罪行一样,是所谓的“文明人”犯下的最野蛮的罪行,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最为黑暗的历史记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是亚洲的纳粹,是文明人类的共同敌人。
三、一支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邪恶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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