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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宗崇德四年的禁煙告示(告示中的“丹白桂”即煙草)
中國有句老話叫“煙酒不分家”，但相對於酒在中國的悠久歷史，煙在中國出現的時間並不長。自明嘉靖年間(過去認為是萬曆年間)煙草由菲律賓(時稱呂宋國)傳入後，至今還不到500年。
但煙草一經傳入，即迅速流行開來。最早記錄煙草進入中國的是明代姚旅所撰的《露書》。書裏有這樣的文字：“呂宋國出一草，曰淡巴菰，一名曰醺。以火燒一頭，以一頭向口，煙氣從管中入喉……有人攜漳州種之，今反多於呂宋，載入其國售之。”
到明末清初，煙草已與酒、茶一樣，成了時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消費品。清順治六年進士方孝標謫戍今黑龍江的寧古塔時，就曾用當地種植的煙草款待來客，並在《吃煙》詩中稱，“塞俗如同麻麥收，翠莖紅蕊種三秋；沙畦薰焙傳方法，上炕賓朋當款留。”
從史料上看，古人對煙草的嗜好甚至比今人還嚴重，這或許與古人對煙草的過度迷信有關。古人並不僅僅把煙草看成是“提神”之物，而是作為一種“特效藥”。
煙草在進入中國的同時，還傳入了一個為中國人津津樂道的故事：當時，呂宋島上淡巴國公主死後，被棄于野外，不成想，她在聞到煙草的香味後竟然甦醒了過來。從此，被譯名“淡巴菰”的煙草又有了神奇的名字“返魂香”。
《露書》還記載，煙草“能令人醉，亦辟瘴氣，搗汁可毒頭虱”。古人還相信，煙草能治畏寒、發熱等所謂“寒疾”。明末人王逋曾在《蚓庵瑣語》中記載：“煙葉出閩中，邊上人寒疾，非此不治。”
明末人姚可成輯《食物本草》中還有一觀點，認為煙草能“當飯吃”，稱“凡食煙，饑能使飽，飽能使饑，醒能使醉，醉能使醒，一切抑鬱愁悶，俱可藉以消遣，故亦名忘憂草。”
明清兩朝都曾不止一次地發過“紅頭文件”，要求國民戒煙，禁止官員在衙門等公共場所內吸煙。明末崇禎皇帝朱由檢看到煙草的危害，曾兩次頒布“禁煙令”。《玉堂薈記》記載，“己卯，上傳諭禁之，犯者論死。”己卯年，即崇禎十二年(西元1639年)，這是中國歷史上由朝廷發出的第一道“禁煙令”。
當時，有一個會試舉人不知道皇上已下詔開始禁煙，他帶著僕人攜煙入京，暗地裏出售，被稽查隊抓到，結果次日被處死於西市。但沒過兩年又開禁了。崇禎十六年，朱由檢再下禁煙令，與上次一樣嚴厲。明末史學家談遷《棗林雜俎》一書中記載了朱由檢再次禁煙一事：“敕禁私販，至論死。”
朱由檢的初衷是什麼？依楊士聰所説，是為了防止“亡國”。古人多迷信，皇帝朱由檢更不例外，崇禎皇帝乃“燕王”朱棣之後，京都又是“燕京”。“煙”與“燕”音相近，“吃煙”就是“吃燕”，有吃掉燕王之後、破燕京之嫌，出於避諱，朱由檢下了禁煙令。
煙草與明朝滅亡的關係，當時還有一説。明崇禎四年進士吳偉業在其撰寫的《綏寇紀略》中記載，明熹宗天啟年間，坊間曾流傳過一首童謠，其中有一句是：“天下兵起，遍地皆煙”，這首童謠後被看成是預言明朝滅亡的讖語。
在今天來看，“吃燕”與“天下兵起，遍地皆煙”不過是一種附會，或是巧合。但是，煙草除有害國民健康外，還影響了社會穩定、干擾了國內正常的糧食生産和經濟秩序，卻是不爭的事實。
如今的香煙盒多標有“吸煙有害健康”的提示，早在清代，名醫張璐已在其所著的《本經逢原》中提出：“豈知毒草之氣，熏灼臟腑，遊行經絡，能無壯火散氣之慮乎。”清人陳淏子在《花鏡》中也提出，煙草“久服肺焦，非患膈即吐紅。抑且有病，投藥不效，總宜少用”。
清代名醫吳澄在《不居集·煙論》中甚至認為，“無病之人頻頻熏灼，津涸液枯，暗損天年”，對吸煙者提出了警告：“虛損之人，最宜戒此。”
清代醫學家吳儀洛在《本草從新》一書裏乾脆將煙草列入“毒草類”。其卷四中的“煙”條稱“火氣熏灼，耗血損年，衛生者宜遠之”。並附注，煙草“最爍肺陰，今人患喉風咽痛、嗽血失音之症甚多，未必不由嗜煙所致”。
吸煙有害不言而喻，故古代有識之士一直呼籲人們遠離煙草。清康熙三十年進士張翔鳳在《種煙行》詩中即稱，“吁嗟老農勿健羨，此物鳩毒奇莫居。”
為此，古代醫家還曾使用很多方法來消除煙草帶來的危險。《藥性考》用“煎胡黃連合茶服之”，解煙毒；《醫奧》以“黑砂糖合井水服之”，解煙毒；《景岳全書》中拿白糖來“解醉”；《梅谷偶筆》則認為紅砂糖、甜瓜子可以解煙毒。
既然煙草有害健康，吸煙為何還那麼盛行？除了吸煙本身易成癮外，與背後的暴利有直接關係。王逋《蚓庵瑣語》記載，“關外人至以匹馬易煙一斤。”煙草當時還是一種重要的出口貨品，俄羅斯人最喜歡購買。據清康熙時期的方式濟所撰《龍沙紀略》記載，“邊卒攜一縑值三四金者易二馬，煙草三四斤易一牛……”
徐珂《清稗類鈔·農商類》中記載，有一個叫鄭翁的煙草商，“不數年，積資鉅萬矣”。清嘉慶二十年舉人包世臣在《安吳四種》中記載，當時山東濟寧的煙草種植與加工已成為當地最重要的經濟來源，當地煙絲加工作坊有6家，每年僅賣煙絲便達白銀200萬兩，雇用煙草種植者400余名，獲利甚厚。據明末清初史學家楊士聰《玉堂薈記》記載，明代末期，在北方種植煙草，“一畝之收，可以敵田十畝”。
到了清雍正、乾隆時期，利潤稍有下降，但仍大大高於種植糧食作物。乾隆年間的文學家、桐城派創始人方苞在乾隆年間，曾上《請定經制札子》(見《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奏稱：“老少男女無不以煙相矜詡，由是種煙之利獨厚，視百蔬則倍之，視五穀則三之。”
清乾隆二年進士彭遵泗也在《蜀中煙説》中記述，當年在四川種植煙草“大約終歲獲利過稻麥三倍”。有如此“厚利”，怎能不“民爭趨焉”？有的地方“煙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
由於煙草對肥料和地力要求高，“種煙必須厚糞”，而且費工費時，嚴重影響了糧食作物的生産。清人劉汶在《種煙行》詩中感嘆：“愚民廢農偏種煙，五穀不勝煙值錢。豈知谷賤饑可飽，忍使良田滋毒草。”
吸煙全面盛行，是在清代。清康熙年間的劉廷璣在《在園雜誌》中描述了當時的情況：“今則遍天下皆有矣……黃童白叟，閨幃婦女，無不吸之，十居七八，且時刻不能離矣。”
中國禁煙史上力度最大，且明確在公共場所禁止吸煙的，也是在清代。清朝前幾位皇帝均視煙草為“妖草”。皇太極入關前，煙草已在關外流行，時為後金首領的清太宗皇太極，于天聰九年曾檢查大臣“不遵煙禁猶自擅用”的問題。天聰九年即西元1635年，係明崇禎八年，皇太極禁煙甚至比明朝崇禎皇帝早4年。
清太宗崇德四年(西元1639年，崇禎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後金戶部還頒發了一則禁煙告示，明文規定，“不許栽種，不許吃賣”，如果違反規定，“被人捉獲，定以賊盜論，枷號八日，遊示八門，除鞭撻穿耳外，”還“罰銀九兩，賞給捉獲之人……”
皇太極還曾下旨禁止販賣煙草：“凡犯禁者，一斤以上先斬後聞；未滿一斤者，囚在義州，從重科罪。”
清軍入關、奪取全國政權後，又發出了幾次禁煙令，明確規定不得在公共場所吸煙。康熙皇帝帶頭不吸煙。李伯元在《南亭四話》中記載，康熙駐蹕德州時曾賦“禁煙詩”：“碧碗瓊漿瀲艷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雲屏敞，不許人間煙火來。”後來的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也都曾發過禁煙令。
事實上，古代“禁煙令”雖然多，但從來沒真正禁住過，如禁煙最嚴格的皇太極，僅因“禁不止”，竟然主動撤銷禁煙令，只要求民眾自種自吸，不要再到朝鮮去購買即可。如果説古代禁煙最徹底的，大概非太平天國莫屬。《天條書》明確規定：“凡吃黃煙者，初犯責打一百。枷一個禮拜；再犯責打一千，枷三個禮拜；三犯斬首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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