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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路黨”一詞近來頗為流行,不但常見於國內網絡紙媒,亦曾引起外國媒體“關注”。揆諸歷史,更有人驚訝發現:八國聯軍侵華時,已有不少中國民眾充當前驅。此類“帶路黨”,究竟該如何理解?
聯軍侵華時,主要有三類“帶路黨”
概括而言,八國聯軍侵華時的“帶路黨”,大致有三類:一般民眾、特殊教民和華勇營。一般民眾選擇給聯軍“帶路”,或與本國官兵團民之暴行有關,或利益驅動受其僱用。
著名報人、《時務報》創始人汪康年在其筆記中曾記載了兩個普通民眾給聯軍“帶路”的案例。一件發生在聯軍入北京城之後:“或告余庚子聯軍既入,有拳匪餘孽匿翠微(山),居焰光(寺)者居多,靈光(寺)次之。拳匪無所得食,則以近村富人韓姓至,勒出萬金。韓請減,不許,竟殺之。韓之妻子擬控諸所司,知不可恃。或曰逕入城控諸洋人較佳,則果以兵隊至寺前,匪猶高卧未知也。聞槍聲一排,乃驚起,倉皇出御,盡被殺。”——查義和團確曾一度在焰光寺、靈光寺設壇盤踞,兩寺也確曾毀於聯軍之手。汪氏此說,大概不虛。
聯軍自天津前往北京,白河上的平底帆船隊。這些船來自當地百姓,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華勇營”出面徵集而來,每艘船上大約5-6名中國船夫。美國攝影師詹姆斯·利卡爾頓拍攝。
另一案例發生在聯軍攻擊通州之際:“聯軍將至,駐通州之將領懼,顧無計遁,皖人方長孺者,將領之至戚也,願代任斯職,大喜,遂棄軍去。方領軍則奸掠極無狀,居民恨甚,洋兵將至,咸赴訴,乃圍而殲之,無一人得逸者。是時余在申,見南京人丁二仲,其兄為營中文案,亦死是役。”——汪氏這段記載,或許不確。聯軍進入通州時,中國守軍早已盡數逃走,當不至於有“帶路黨”引領聯軍對守軍“圍而殲之”之事。但中國守軍在撤退前,對通州內外的大肆掠略,確曾引起當地民眾的極度反感,當地民眾亦確曾將這種反感訴諸敵軍。俄國《新邊疆報》戰地記者德米特里·揚切韋次基曾參與此役,據其《八國聯軍目擊記》一書記載:
“(從通州到北京的)沿路村莊里的一些農民告訴我們,東門(總共三個門)是關閉的,前一天從通州逃出來的中國官軍駐紮在北京南邊一個叫做南海閘的地方。京都只有旗兵和董福祥的軍隊。其他的村民告訴說,京都已完全沒有中國官軍。中國的農民從事着和平勞動,他們抱怨着遭到自己國家士兵的搶劫,他們倒水給我們喝,對我們十分恭順。偵察隊收集到這些情報後就往回走,……在回來的路上,有一個中國農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們。村民們用茶水款待我們,並要我們送一些俄國旗給他們。”
此外,亦有民眾為利益驅動,而受聯軍僱用。如自天津到北京,白河上用以運輸物資的帆船隊,即是在聯軍半籠絡半脅迫下,由中國船主和船夫組織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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