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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九年（1859年）舊曆九月十八日上午，咸豐皇帝在北京玉泉山清音齋召見福建布政使（近似福建省省長）張集馨，問起了福建械鬥的情景，摘抄對話記錄如下：
皇上問：“械鬥是何情形？”張答：“……大姓欺淩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糾數十莊小姓而與大族相鬥。”
皇上問：“地方官不往彈壓麼？”
張答：“臣前過惠安時，見械鬥方起，部伍亦甚整齊。大姓紅旗，小姓白旗，槍炮刀矛，器械具備。聞金而進，見火而退。當其鬥酣時，官即禁諭，概不遵依。……”
皇上問：“殺傷後便如何完結？”
張答：“大姓如擊斃小姓二十命，小姓僅擊斃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數需索命價，互訟到官。……”
皇上問：“命價每名若干？”
張答：“聞僱主給屍親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在這裡初次看到“命價”一詞。作者還給出了準確價格：30洋元（西班牙銀元）。19世紀50年代，大米的平均價格是每石2.4洋元，一條人命的價值不足1800斤大米，不過2000元人民幣。
皇上的問題打破了一個美好的神話。所謂生命無價，儒家宣稱的人命關天，並不符合歷史事實。人命是有行情的，天子還打聽行情呢。
從主體角度看，生命無價似乎講得通：任何東西都不如自己的生命貴重，人都死了，人用的東西還算個什麼？不過，即使從這個狹隘的視角追究下去，人的生命仍然是有價的。如今的艾滋病大概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只要吃得起昂貴的藥物，艾滋病人可以盡其天年，在這個意義上，死於艾滋病的人，是因為買不起自己的命。他的生命的價格，取決於本人的支付意願，更取決於本人的支付能力。
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視角，進入歷史和社會實踐的領域，生命的價格便顯出巨大的差異。意識到命價存在之後，才發現古人明白得很，甚至早就以法律形式給出了官價。
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戶部（財政部）和刑部（近似司法部）奏請皇帝批准，頒布了不同身份的人贖買死罪的價格：三品以上官，銀12000兩；四品官，銀5000兩；五六品官，4000兩；七品以下、進士、舉人，2500兩；貢生、監生，2000兩；平人1200兩。
明朝也可以贖買死刑，但必須符合贖罪條件，包括年紀、性別、官員身份、親老贍養等方面的考量。《大明律·名例》規定，死刑的贖價為銅錢42貫。在《大明律》制訂時，這筆錢折合42兩白銀。大體相當於七品知縣一年的俸祿。
從數字上看，明朝的命價比清朝便宜許多，實際上，清朝的白銀購買力往往不及明朝的1/3，計算命價的時候也應該打個三折。另外，清朝經濟要比明朝繁榮，人們的支付能力強，性命也應該貴一些。最後，如果回憶一下咸豐皇帝打聽到的行情，就會發現官價大大高於市價，福建民間開出的30洋元，只能兌換21兩白銀。
明朝並不是以錢贖命的首創者。建立金國的女真族習慣法規定，“殺人償馬牛三十”。再往前追，漢惠帝時期，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免死罪。性命可贖，其他肉體傷害也可贖。司馬遷若家境富饒，就可以免受宮刑，奈何“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
以錢物贖罪甚至贖命，一直可以追溯到堯舜時代。《尚書·舜典》中便有了“金作贖刑”的說法。所贖之刑，從墨刑到宮刑到死刑皆可，但要滿足“罪疑”的條件——斷罪有可疑之處。
我看到的最完整的命價等級資料，來自西藏噶瑪政權（噶瑪丹迥旺布，1632～1642年在位）時期的《十六法》和五世達賴時期（清初）的《十三法》。法律將命價分為三等九級，最高級是“無價”，或等身的黃金；最低級只值一根草繩：
上等
上上：藏王等最高統治者（無價。《十六法》規定，上上等命價為與身體等量的黃金）
上中：善知識、軌范師、寺院管家、高級官員〔有300以上仆從的頭領、政府宗本、寺廟的堪布等（命價300～400兩）〕
上下：中級官員、僧侶〔扎倉的喇嘛、比丘、有300多仆從的政府仲科等官員（命價200兩）〕
中等
中上：一般官員，侍寢小吏、官員之辦事小吏〔屬仲科的騎士、寺院扎倉的執事、掌堂師等（命價140～150兩）〕
中中：中級公務員〔小寺院的扎巴（命價50～70兩）〕
中下：平民〔世俗貴族類（命價30～40兩）〕
下等
下上：〔無主獨身者，政府的勤雜人員（命價30兩）〕
下中：〔定居納稅的鐵匠、屠夫、乞丐（命價20兩）〕
下下：婦女、流浪漢、乞丐、屠夫、鐵匠（命價草繩一根，《十六法》規定，下下等命價為10兩。）
這套法律不僅規定了命價，還規定了“血價”——五官或四肢受傷致殘，傷人者要根據具體情況，向受害者賠償所屬等級命價的1/3、1/4或1/5。
從數字看來，明末清初藏區的命價與明朝相比偏高，與清朝相比偏低，總體相差不大。值得注意的是，這裡出現了“無價”的字樣。我們知道，這是主體自我估量的感覺。法律表達了這種感覺，恰好表明瞭誰是法律的制訂者。不過，自我估量歸自我估量，世界歷史經驗證明，最高統治者的生命並不是無價的。1533年， 西班牙殖民者皮薩羅囚禁了印加國王阿塔華爾帕，雙方談妥，國王性命的贖金是一大筆金銀，金銀要在囚室內堆到伸手所及的高度。這間囚室長約7米，寬約5米， 據說堆積了黃金1.3萬多磅，白銀2.6萬磅。這就是印加國王的命價。皮薩羅得到金銀後，照樣處死了國王阿塔華爾帕，只把燒死改成了絞死。這是一錘子買賣，不講信用也難以報復。
如何看待官定命價的巨大價差呢？在古時看來，蘊涵了人命不平等觀念的法規不是很可惡麼？一二品貪官犯了死罪，法定贖金是12000兩銀子，如果堅持“與民同罪”，1200兩銀子即可贖命，豈不是縱容大貪官犯罪？清朝督撫一級的大員，每年合法的養廉銀就有1萬兩，夠他們贖八條命了。反過來，尋常百姓每年收入20兩銀子，也要12000兩贖金，這條法規便形同虛設。人們對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確實不同，支付意願也不同，命價在事實上就不可能相同。清朝根據這些不同定出不同的價格，買不買聽憑自願，比起明朝的一刀切來，應該是一個正視現實的進步。
實際上，當代的命價也不一樣。同樣死於交通事故，在現實操作中，賠農民的錢往往不及賠城裏人的一半。美國的價差也不小。9·11事件後，聯邦賠償基金確定的遇害者賠償辦法據說有很大差別：如果遇害者是家庭婦女，她的丈夫和兩個孩子能得到50萬美元的賠償。如果遇害者是華爾街經紀人，他的遺孀和兩個孩子卻能得到430萬美元。這種差距招致許多受害者家屬的強烈抗議，美國政府被迫承諾修改賠償金髮放辦法。但是話又說回來，真要修改了，是壓低華爾街經紀人的命價呢，還是提高家庭婦女的命價？經紀人一年就可能賺三五十萬，納稅額也非常高，壓低了明顯虧待人家遺屬。把家庭婦女的賠償金提高到430萬，納稅人又會有意見：乾脆你把我這條命也拿走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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