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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年代的丁玲，年輕氣盛，缺乏妻性。最不善於處理家務，家中常常淩亂無序：“朋友跑進她的屋子裏，老是連坐的地方都找不出來，床上活像一個雜貨舖，稿紙、書、墨水、筆、花生、煙卷，一切東西都有，地下是煤油爐、破花瓶、空的香水瓶、幹的雪花膏、停的鬧鐘、碎的雞蛋殼、骯髒的衣襪……”
丁玲是一個五四運動以後個性解放熱潮哺育出來的新女性，不懂得什麼叫做“三從四德”，不是一個遵守“溫良恭儉讓”的賢妻良母，可以說她是傲氣的獨立女子，無人企及。
遺傳基因以及童年生活環境的影響，使丁玲的氣質和性格既顯得敏感、偏執，又顯得十分強悍、豪放，有時真如沈從文所回憶的那樣：“朋友們則簡直常常忘了她是一個女子”，“我從她那兒明白了女人也有同男子一樣的人”。在愛情追求上，丁玲也表現出了“雄性化”傾向，胡也頻犧牲後，丁玲曾對友人說過，她也要“找一個太太”，好像她本應是個男子漢大丈夫。
80年代，丁玲有一次給青年作家學員講話，出語驚人，她說：“什麼思想解放？我們那個時候，誰和誰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像現在這樣麻煩！”晚年丁玲回顧自己多年來的政治風雨和人事恩怨時，慷慨激昂地說：“……但是，我不在乎，我相信歷史的公正。此處不留爺，自有養爺處。處處不養爺，爺爺投八路！”
強烈的創作與競爭意識
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丁玲顯出一種強烈的創作意識、名作家意識、大作家意識，說得再露骨一些，就是一種明星意識、競爭意識。
因此，對於活躍于文壇的中青年作家，與其說是她把他們看做需要扶持、需要關懷的新生代，不如說是她潛意識裏把他們看做競爭對手，大面上則把他們看做需要自己傳幫帶的一群。她是經過嚴酷的戰爭考驗和思想改造鍛鍊的，在共產黨的領導面前，她深知自己要表現出“活到老改造到老謙虛到老”的必要性，但在中青年作家面前，她又傲視那些沒受過這些考驗鍛鍊的後生小子。
她自信比這些後生小子高明十倍、苦難十倍、深刻十倍。她最不能正視的殘酷事實是，出盡風頭也受盡屈辱、銷聲匿跡二十餘年後復出於文壇時，她已不處於舞台中心，已不處於聚光燈的交叉照射之下。她與一些明星大角兒一樣，很在乎誰掛頭牌。
愛情經受了最嚴酷的考驗
1942年，三十八歲的丁玲與二十五歲的陳明在人們的嘲諷聲中結婚了。他們沒有舉行婚禮，也沒有請客吃飯，兩人手牽著手在延安的街頭快樂地散步，心中洋溢著無限的幸福。但沒想到，1955年，丁玲作為“反黨集團”的主謀遭到批判，隨即被流放到北大荒長達八年；以後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監獄。五年出獄後，再被送往山西鄉村勞改，直到1979年平反。在漫長的二十五年中，陳明一直陪伴著她，他們的愛情經受了最嚴酷的考驗。
晚年她回憶說：與胡也頻相愛，她投入了真情；與馮雪峰相愛，留下無限的遺憾；與馮達相愛好像一場噩夢；與陳明相愛是最成熟最深沉的情感。1986年3月4日，八十二歲的丁玲在北京告別人世。臨終時，她向第四個愛人陳明傾訴了最後的愛意：“你再親親我，我是愛你的。我只擔心你，你太苦了！”
政治火焰中的內在矛盾
丁玲的坎坷經歷使得她具有特殊的政治經驗，尤其是文壇鬥爭的經驗。
她當過權，主持過相當的工作，製造過冤假錯案。延安時期她粗暴地批判過作家蕭乾。1942年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開的批判王實味大會上，她痛斥和咒罵王實味“為人卑劣、小氣、反復無常、複雜而陰暗”，“是破壞革命的流氓”。她認定王實味“是政治上的敵人，同時也是文藝界的敵人”。在延安文藝界座談會作大會總結時，她提出開除王實味會籍。
1951年，她又與馮雪峰、陳涌對著名作家蕭也牧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一篇小說《我們夫婦之間》進行粗暴的批判，逼使蕭也牧作檢查並被調離團中央。正因為有了這一次的批判，1957年蕭也牧理所當然被打成“右派”。1970年，蕭也牧在河南省信陽地區潢川縣黃湖五七幹校被管教人員用亂棍打死，平反後連屍骨也找不到。而丁玲對於自己傷害過蕭也牧一事卻完全沒有認識，她居然在一次會議上說：“（對蕭也牧的批判）出發點是好的，也沒有造成嚴重後果。”
歷史的悲劇造就了晚年丁玲的性格，即“政治生命高於一切”。所有可能傷及她政治生命的，她都會遠離、痛恨。為此，她可以當眾不承認過去對馮雪峰的癡愛；為此，她一直不肯原諒周揚，因為周揚說她歷史上有問題；為此，她不願再提《記丁玲》，並因此跟沈從文失和。
80年代，丁玲在《也頻與革命》一文中批判沈從文，使得沈從文在詫異之餘不免憤然。
比很多人幸運的是，在生命的最後兩年，丁玲終於等來了冤案平反。她的第一反應是：“我可以死了。我輕鬆了。我死了之後，不再會有什麼東西留在那裏，壓在我的身上，壓在我的兒女身上，壓在我的親人身上，壓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
在歷史的悲劇面前，人們無言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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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3-4-3 16: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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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3-4-3 17:1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