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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商幫轉型成功的原因是他們始終是“草根商人”，沒有依靠“官商結合”。在封建社會中，政府控制著資源，經濟是有權而興，無權而衰的權力經濟。那些沒有以權力為背景的商幫始終沒有做大，如山東的魯商、陜西的陜商、浙江的龍遊商，等等。成功的商幫都要依靠政府，靠權力致富。粵商靠的對外貿易壟斷權是政府給予的，而且他們都亦官亦商，商人本身也是官員。所以，當這種壟斷權力失去之後，就無法存在了。徽商靠的是鹽業的壟斷權，也是政府給予的，一旦改壟斷的綱鹽制為競爭的票鹽制後，他們也迅速消失了。晉商在明代從事鹽業，也靠了官商結合。清代之後的晉商，如喬家、曹家、常家等起先也是白手起家的草根商人，但他們以後能如此輝煌，靠的還是政府的權力。晉商票號做大，靠的是進入官銀匯兌，而能進入這一領域，則是借助於政府的權力。
明清時期的十大商幫是封建社會的商人，在封建社會衰亡過程中逐漸滅亡。
從幾個主要商幫來看，最早滅亡的是徽商。徽商號稱從事鹽、茶、木、典四大行業，實際上使徽商致富成名的還是鹽業。清代嘉慶、道光年間，鹽業政策由綱鹽制（入綱才能經營的壟斷）改為票鹽制（任何人只要購買鹽票，都可以經營），徽商失去了鹽業經營的壟斷權力。徽商作為一個商幫就衰亡了。
1840年的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被迫開始了現代化歷程。戰爭的結果之一是清政府開啟了五口通商。這就結束了廣州一口通商、且只能由十三行從事的局面，打破了粵商壟斷對外貿易的地位，粵商衰亡了。
1911年，清政府滅亡，這標誌著封建社會的結束。歷史最長、而且最大的商幫晉商也結束了自己輝煌的歷史，退出歷史舞臺。而且，晉商衰亡得如此徹底，除了留下一些大院以外，從現代山西商人的身上，看不到一點當年晉商的風範。晉商的輝煌幾乎被我們所遺忘。
然而，在其他商幫衰亡的同時，寧波商幫卻成功完成了轉型，從封建商人轉變為現代企業家，稱為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的領軍人物。車弓先生的小說《大商無界》正是寫清末民初寧波商幫轉型的歷史的。
東海之濱的寧波早在七千年前就有河姆渡人生息。由於鄰近海洋，也是中國最古老的對外貿易港口之一，稱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早在秦朝就有海外客商來此貿易。寧波附近的山叫鄞山，並設鄞縣，鄞即“貿邑”兩字的合寫，“以海人持貿易於此，故名”。唐代時就有通往日本等國的航線，“海外東國，賈舶交至”，並設立了政府的外貿管理機構“市舶司”。宋代稱為與泉州、廣州並列的三大對外貿易港口，“番貨海錯，俱聚於此”。明代實行海禁，寧波商人棄海登陸，在內地找商業機會。明萬曆年間，寧波商人孫春陽在蘇州開設“孫春陽南貨鋪”，寧波商人開始走向全國。我們這裡所說的寧波商人不僅包括現在寧波各縣的商人，而且還包含今天紹興市和舟山市的部分縣。這裡所說的寧波是指舊寧波所屬的鄞縣、鎮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縣和後劃入寧波府的余姚、寧海。寧波商幫也是指這一地區的商人。
商幫是指以地域為紐帶的商業聯盟，這種聯盟通常以行會或會館為組織形式。明末崇禎年間寧波從事藥材業的商人在北京創辦了鄞縣會館。以後，清初寧波商人在北京建立浙慈會館；乾隆、嘉慶年，寧波商人又在漢口建立浙寧會館。嘉慶二年，寧波在上海的商人錢隨、費元圭等又發起建立四明會所。這些會館、會所的建立標誌著寧波商幫的形成。
明清時，寧波商人在北京、天津、漢口、上海等地已有相當勢力。在北京，他們控制了銀號業、成衣業、藥材業。至今仍然有名的同仁堂就是寧波商人樂顯揚在康熙八年創辦的，高陽的小說中經常提到的四家銀號“四大怪”，也是寧波人的。但是，寧波商幫的真正黃金時期是在鴉片戰爭之後。鴉片戰爭後，清政府開放的通商五口之中有寧波，而且，寧波距上海很近。上海成為洋商和國內商人聚集的地方，成為洋務運動的中心，也是當時中國經濟的中心。寧波商幫抓住這個歷史機遇，進入上海，完成了自己從封建商人向近代企業家的轉型，寧波商幫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商幫，也為中國的封建經濟轉向資本主義經濟做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
應該說，最早進入上海的不是寧波商人而是粵商，但使上海真正成為全國乃至遠東經濟中心的是寧波商人。清末進入上海的寧波人已達四十萬，到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旅滬的寧波人已達百萬之多。這些人之中有已經成功的商人，但更多的是白手起家的。他們從當學徒、夥計、木工、裁縫、車夫、挑夫做起，或者涉及新興行業，或者依附洋商充當代理或買辦，在獲取第一桶金後，投資於民族工商業，產生了一大批民族企業家，如清末的嚴信厚、葉澄衷、朱葆三，民國時期的虞洽卿、劉鴻生、秦潤卿、方椒伯、俞佐庭、蕢延芳、周宗良等。
在這種發展過程中，他們基於互濟互助的目的在上海建立了各種行幫協會，如漁業的同善會、海味業的崇德會、酒業的濟安會、南貨業的永興堂、豬業的敦仁堂、藥業的喻業堂、肉業的誠仁堂、洋貨業的永濟堂、石作業的長壽會、木業的年慶會、銀匠的同義會、勞工團體四明長石會、水手均安會等。1909年（宣統元年）寧波商人又籌建了四明旅滬同鄉會（1910年改名為寧波旅滬同鄉會）。1920至1935年間，還分別創建了鎮海、寶海、奉化、象山等地的旅滬同鄉會。這些幫會的建立表明寧波人不是個人在上海奮鬥的商人，而是一個有組織的商幫。
使寧波商幫能稱雄上海的重要因素是他們掌握了上海總商會的實權。上海總商會是控制上海金融貿易並在全國有舉足輕重影響的商人團體，它們還通過銀業公會和錢業公會控制著上海工商界各業公會。1902年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成立，首任總理為寧波慈溪人嚴信厚，1904年改為上海商務總會，嚴信厚又繼任會長。從1902年到1946年，寧波商幫在上海商會中任職的名人有:朱葆三、周晉鑣、虞洽卿、秦潤卿、宋漢章、盛丕華等。寧波商幫長期控制上海總商會，反映了它在上海工商界的實力和地位，也促進了寧波商幫的發展。
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由傳統轉向近代的轉捩點。在這一轉折時期，其他商幫都沒有實現轉型，或者努力了，沒有成功，所以，在清滅亡之後都衰亡了。只有寧波商幫形成于封建社會的明清，但在社會轉型時自己也實現了成功的轉型，並在新形勢下迅速壯大。這種轉型包括兩種，一是由從事純粹的商業活動轉為投資于現代產業，二是從傳統的銀號、錢莊轉入現代銀行。這種轉型使傳統封建社會商人轉變為資本主義企業家。
傳統的商幫是從事純商業的，封建社會末期也有商幫企圖轉向現代產業，如晉商曾經進入現代煤礦業，但沒有成功。寧波商幫成功地進入現代產業，是中國最早的民營企業家。寧波商幫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虞洽卿了。虞洽卿（1867-1945）出身貧寒，十五歲到上海當學徒，從跑街開始，當過買辦、清政府官員，並自營進出口業務，經營房地產，創辦了一系列實業，如四明銀行、寧紹商舵公司、三北輪埠公司，在金融與航運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參與創辦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南洋勸業會，對寧波商幫的崛起具有決定性作用，完成了從傳統商人到現代企業家的轉型。再如寧波商幫的另一個代表人物葉澄衷（1840-1899），從小到上海搖舢板，販賣煙酒果品，以後開辦了中國人最早的外貿商行——老順記洋貨號，經營食品與船上用的五金雜貨和洋油，被稱為“五金大王”和“火油董事”，又創辦火柴等實業。
另一位更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朱葆三（1848-1926），他從學徒做起，以後投資于金融業、交通運輸業、公用事業、工礦企業，其勢力之大，以至於當年有“上海道臺一顆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的話。寧波商人對上海和全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寧波商幫的貢獻不亞於洋務運動。而且洋務運動的推動者是政府，而寧波商幫是地道的“草根經濟”、民營資本。
寧波商幫的另一種轉型是由封建社會中的錢莊轉變為現代銀行。在清代，寧波商幫的錢莊與晉商的票號是相近的金融機構，而且在鴉片戰爭之後都陸續進入上海，可以說旗鼓相當。但在1904到1911年間，晉商有多次進入大清銀行的機會，甚至政府指定由晉商組建大清銀行，都被其拒絕。山西的票號也曾努力組建商業銀行，如蔚豐厚北京分號掌櫃李宏齡就曾努力推動三晉銀行的建立，但由於東家、大掌櫃的阻撓而失敗。而寧波商人則在原有錢莊的基礎上，建立了現代銀行。1897年組建的中國第一家商業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就是寧波人創辦的。寧波人葉澄衷、嚴信厚和朱葆三是三位總董，董事長傅筱庵和常務董事徐聖禪都是寧波鎮海人，常務董事孫衡甫、謝光甫、朱子奎和事務局理事厲樹雄、業務局理事俞佐庭也是寧波府各縣的人。1917到1918年成立的上海銀行公會共有八個成員。其中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鹽業銀行是官辦銀行，其他五間民營銀行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地方實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中孚銀行和四明銀行，都與寧波商幫相關。
票號、錢莊和銀行都是金融機構，但它們在制度和運行機制上有本質的不同。票號和錢莊屬於封建社會的金融組織，銀行是資本主義的金融組織。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社會由封建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儘管這個過程是被迫的、緩慢的、曲折的，但方向是不容改變的。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封建社會已經結束。在這種形勢下，票號和錢莊已經失去了生存的基礎，晉商沒有實現從票號到銀行的轉型，因此不可逆轉地滅亡了，這也使晉商從此退出歷史舞臺。寧波商幫則完成了這種轉型，這就為寧波商幫在社會轉型之後的成功奠定了基礎。
寧波商幫和其他商幫都產生於封建社會，為什麼其他商幫在封建社會崩潰時無論過去如何輝煌，都逃離不了滅亡的命運，而唯有寧波商幫一枝獨秀、轉型成功呢？
這首先與他們的活動地域相關。我們知道，商幫是指某地的商人，有的業務中心就在這些商人所在的地方，如粵商就在廣州，晉商儘管在全國乃至國外活動，但中心還是在祁縣、太谷、平遙這幾個小縣城。但有的商幫並不以本地為中心，如徽商的中心在揚州。寧波商人也在全國活動，但中心在上海。活動的中心不一樣，從事的行業不一樣，機遇不一樣，思想開放程度也不一樣。晉商以山西的幾個小縣城為中心，所以難以接受新思想，難以開放。寧波商幫在中國最開放的上海從事經商活動，所以，就有機會與洋商打交道，接受洋人的新觀念、新思想、新的經營管理模式。許多寧波商人都從事對外貿易或當買辦，他們與洋人共事，而且要做好事，就必須接受洋人的新觀念和新思想。他們生活在上海這樣的“十里洋場”，受各方來的新思想的熏陶，不知不覺就有了開放的觀念，學會了進行實業投資和現代金融。經濟學家特別強調早期發展中的地理位置。那些沿海城市開放程度高，就與他們跟來自不同地方的人打交道，受其影響相關。在一個開放的地方，人們的觀念也開放，寧波商人正是在上海這樣的地方實現了在各商幫中思想領先，從而順利轉型。
寧波商幫轉型成功的原因是他們始終是“草根商人”，沒有依靠“官商結合”。在封建社會中，政府控制著資源，經濟是有權而興，無權而衰的權力經濟。那些沒有以權力為背景的商幫始終沒有做大，如山東的魯商、陜西的陜商、浙江的龍遊商，等等。成功的商幫都要依靠政府，靠權力致富。粵商靠的對外貿易壟斷權是政府給予的，而且他們都亦官亦商，商人本身也是官員。所以，當這種壟斷權力失去之後，就無法存在了。徽商靠的是鹽業的壟斷權，也是政府給予的，一旦改壟斷的綱鹽制為競爭的票鹽制後，他們也迅速消失了。晉商在明代從事鹽業，也靠了官商結合。清代之後的晉商，如喬家、曹家、常家等起先也是白手起家的草根商人，但他們以後能如此輝煌，靠的還是政府的權力。晉商票號做大，靠的是進入官銀匯兌，而能進入這一領域，則是借助於政府的權力。
官商結合靠權力致富就削弱了創新的能力。官商結合能帶來的利潤太高了，不必在經營、管理上進行創新，只要花力氣維持好與政府官員的關係就可以了。換言之，草根商人與官商努力的方向完全不同，草根商人要善於抓住商機，在開拓業務與經營上下功夫，不創新就活不下去。但官商的關鍵是搞好與政府官員的關係。徽商用鉅資接待乾隆皇帝下江南，結交各級官員，所帶來的利潤遠遠高於經營創新。據美籍華人歷史學家何炳棣估算，在1750到1800年間，徽商每年的利潤高達五百萬兩白銀，五十年就是二點五億兩。有這樣的暴利，還去做什麼經營創新？官商結合會造就一大批富翁，但無法造就成功的企業家。企業家的本質是創新，用權力賺錢是不用創新的，即使有創新也只是結交官員的手法創新。
寧波商幫中的商人也有不少有官位的，但都是在他們經商成功之後買的虛職或被授予的名義官職。官商結合的路子是先有官再賺錢，而寧波商人是賺了錢後才有官的。官位不是經商成功的前提，而是經商成功的結果。他們經商成功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要在商場上獲得成功，就要靠抓住時機，艱苦奮鬥和不斷創新。這就使他們成為有創造力的企業家，而不是靠官賺錢的官商。當然，不靠官商結合不等於不關心政治，寧波商幫成功之後支援孫中山的革命，支援蔣介石統一中國，但他們未必是企圖通過這些活動賺錢，而是出於其他目的，或者出於社會責任感，或出於尋求政治保護。
還應該指出，寧波商人的轉型成功也與他們的文化底蘊相關。浙江在南宋以後，經濟與文化得到迅速發展，到明清時已成為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寧波府則是浙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明清商人在經商成功之後也關心文化的發展，生活在這種文化氣氛中的寧波商幫，既善於從傳統文化中吸收精華，又善於接受先進的外來文化，這種文化使寧波商人有自己成功的商業經營理念，而且也善於接受新知識。從根本上說，文化是商業成功的基礎。沒有文化的人也可以一夜致富，甚至富甲天下，但只有有文化的人才能創建一番事業，造就一代商幫的輝煌。寧波商幫的成功離不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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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2-9-10 0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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