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生與近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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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楔子



1847年，容閎入美國麻省之孟松學校(Monson Academy)就讀，迄今已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同治十一年(1872)清政府制定留學政策，詹天佑等三十名第一批官派幼童出國，從那時算起，近代中國留學史亦超過一百廿年了。這一百多年間，中國文化歷經前所未有的變局，留學生置身其中，亦對此變化產生相當程度地影響。

1.1 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留學生的興起與發展
　

　
中國留學生的興起與當時中國人學習西方人文與自然科學對改革中國，以至令其發展成富強國家的理念有莫大關係。無論是致力推動留學生發展的容閎、洋務運動中的李鴻章及左宗棠等人、或是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及翌年《馬關條約》簽署中覺醒而到國外求學的知識分子，以至五四運動中負笈海外求學的學子，無一不是為中國邁向富強及現代化的路上而努力。

- 從容閎留學美國談起
　　
容閎（1828－1912），中國近代史上首位留學美國的學生，被稱為「中國留學生之父」。 　　

1835年，七歲的容閎跟隨父親前往澳門，並於是年入讀當時仍附設於倫敦婦女會女校之馬禮遜紀念學校（Morrison School），1842年，容閎遷往香港繼續學業。1847年，美國教育家布朗（Rev. Samuel Robbins Brown）牧師返回美國，離開時將容閎帶往美國求學。容閎最後落腳於今天的耶魯大學，為第一位於耶魯大學就讀之中國人。1852年，容閎入籍美國。1854年獲文學士畢業，其後返回中國。1870年，容閎倡議派幼童前往海外就讀之計劃，獲好友丁日昌之贊成，並得到曾國藩、李鴻章等的支持，成立「駐洋肄業局」。

1872年，120名幼童分批前往美國留學。但隨後幾年，駐美公使陳蘭彬不斷地要求撤回學生，與容閎爭論不休，李鴻章從中調停。1881年，留學之事出現變數。李鴻章本欲該批學生進入軍校就讀，但美國政府當時只允許日本人就讀軍校，而拒該批學生於外，陳蘭彬故主張全面召回留學生。李鴻章無奈下意欲打算讓留學生於美國就讀其他學校，速成回國，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誤會其意而下全撤之令，因此「駐洋肄業局」被迫停辦，留美學生於出國十年後被迫返國。雖然這次留學活動未能圓滿成功，但這批留學生返國後對於中國之現代化均有貢獻。當中最著名的為外交官唐紹儀、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等。120名幼童留美之際，容閎亦被任命為留美學生監督及清政府駐美副公使，1881年隨留學生回國。

容閎自幼接受西式教學，因此英文極佳，在1909年於美國推出其英文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內中所載留學創制之事甚詳。1872年，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渡洋赴美，中國留學史大幕開啟，自此懷抱著不同抱負與理想的留學生，便紛紛踏上各自心中的理想國度，追尋知識的奧義與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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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留學生 (上)
　　
從洋務運動時期官費歐美留學生的派出，出國留學成為晚清學子一種新的追求。1905年科舉廢除之後，有大批青年負笈海外，形成了近代中國第一次留學熱潮。五四運動時期第二波留學潮繼起，在科舉廢除以後，留學反倒成了一種新式科舉的文化事業。

2.1 留學政策的制定與特點
　

　
晚清民國時期，官方留學政策隨政策需要而改變，洋務運動期間以學習西方技術為主軸，維新運動則從器物層面上升至文明層面，留學方針與國家也隨之變化。五四時期，北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對出國留學採取放任態度，因此青年學子有選擇權上的自由度，多以重新思考中國的前途與命運為前提的留學企圖。

- 留學政策的演變與歷史發展
　　
1847年，容閎入美國麻省之孟松學院(Monson Academy)就讀，迄今已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同治十一年(1872)清政府制定留學政策，詹天佑等三十名第一批官派幼童出國，從那時算起迄今，近代留學史亦超過一百三十年了。這一百多年間，中國的社會與文化歷經前所未有的變局，留學生廁身其中，亦對此變化，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留學風潮伊始時，留洋政策的制訂是迫於西洋船堅炮利，希望能「師夷長技以制夷」。然而，甲午一役，中國竟然敗給東洋蕞爾小國的日本，讓國人對於體制的改革，有著更迫切的亟昐。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康有為發起「公車上書」並於北京組織強學會，提倡新學。光緒廿九年(1903)重訂學堂章程，獎勵留學；同年又定鼓勵學生出洋章程，凡出洋學生自中學以至大學，甚至選科畢業回國者，均有科名獎勵，原有科名者更給以相當官職。 　　

光緒三十一年(1905)科舉廢除，同年舉行第一次留學生考試，廷試金邦平等十三人，各給出身，並予以官職。留學成為謀官仕途的新進路，出國蔚為一時風尚。光緒三十二年 (1906)學部奏定每年八月舉行回國留學生考試一次，分別給以文、法、醫、理、工、商、農各科進士、舉人。留學因此成為取得科名與官職的捷徑，胸懷理想抱負者固有，然而取巧者亦不在少數。 　　

廢除科舉後，留學反倒成了一種新式科舉。清末先後赴東、西洋各國之留學生總數，由各方間接資料來看，至少約有兩萬人左右。其中，甲午戰敗後留日學生將近一萬兩、三千人最多，留學生希冀能從文化、文字上較為接近的日本社會，習得變法維新之捷徑。事實上，後來許多近代的翻譯名詞或是西洋知識、西書的譯作也都是自日本取道而來。


- 留學生人數與地域分佈
　　
近代中國學生出國留學，始於鴉片戰爭以後。道光26年（1846）廣東人容閎留學美國，咸豐4年（1854）在耶魯大學畢業後返國，曾幫助曾國藩、李鴻章建江南製造局，並建議曾、李派留學生出國留學。1870年代，清政府開始派學生赴美留學、赴歐留學，1890年代，清政府開始派學生赴日留學。在此前後，中國學生私費留學美、歐、日本及其他國家者日多。從1846到1949年的百餘年間，中國約有15萬學生赴外國留學。15萬學生未必都能在國外的學校畢業，亦未必都能在國外讀大學。部分資料顯示，在1850-1949年間，在美國讀大學的中國學生共18600人，人數僅次於留日學生；在1901-1939年間，中國留日學生畢業生共約12000人；在1929-1932年間，中國前往德、法兩國留學的學生共521人。 　　

若是根據郭沫若的估計，中國留日學生人數約有三十萬人，但這可能是每年在日本留學人數累加總和；實際數字，若是根據實藤惠秀在《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中的統計，應該只有此數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即令如此，留日學生人數仍十分可觀。歐洲諸國亦有中國學生前往攻讀學位，對中國社會產生相當程度影響。然其人數與美、日相較均有所不及。此外，歐美國家教會在華辦學，傳教意味亦相當濃厚，意欲透過辦教育，增加對華人社會的影響。透過歐美在中國境內興辦的教會學校、留學歐美以及日本的學生，近代西洋思潮逐漸在中國社會產生一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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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留學生 (下)

2.2 改革運動與留學熱潮
　　


清末先後赴東、西洋各國之留學生總數，根據統計至少約有兩萬人左右，青年學子有如過江之鯽般地出洋留學。「五四」之後革命浪潮的再起，促成許多新青年為獻身革命而出國探求新知，成為當時革命隊伍中的一股熱潮；新文化運動為傳統中國文化思想帶來的衝擊，使得國人的世界觀更加擴展，這也促使部份青年投入「經風雨、觀洋潮」的留學浪潮。

- 洋務運動時期
　　
洋務運動，是指咸豐十一年底(1861)開始至光緒二十年(1894)，清朝政府內的洋務派在全國各地掀起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改良運動。經過兩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的統治階級對如何解決一系列的內憂外患分裂稱為「洋務派」與「守舊派」，洋務派主張發展新型工業，增強國力，以維護清政府的統治。在教育上，全國修建了30餘所近代新式學校，用以培養科學、軍事、翻譯人才。著名的翻譯機構京師同文館也於1862年建立，進行翻譯及出版西書的工作，推廣西學。 　　
在1872年至1875年間，每年向美國派遣30名幼童留學，他們大多成為日後中國的重要人物。1881年，原定十五年的幼童留美計劃中途夭折，全部學生被召回國。當時，耶魯大學的22位留學幼童中只有詹天佑和歐陽庚二人順利完成學業。容揆和譚耀勳抗拒召回，留在美國完成耶魯大學學位。李恩富和陸永泉則是被召回後，重新回到美國，讀完耶魯。 　　

另一方面自1875年開始，福建船廠及北洋水師學堂的學生也陸續被派至歐洲各國學習，對於晚清對西方海軍的學習有所貢獻，但其中最著名的嚴復反倒不是在軍事而是於西學的傳入有重大的影響。相較於洋務運動時期留學生多為官派且人數少而零星，甲午戰爭之後，首先興起了留日浪潮，大量官方資助及民間自行前往的留日學生出現，對於由日本學習西學有很大的助益。


- 維新運動時期
　　
清政府正式往日本派遣留學生開始於1896年。此後，隨著國內外局勢的緊迫與科舉廢除、學堂興起的展開，赴「日本游學者相望於道」。1896年僅有13人赴日留學，1903年就增加到1000多人，1906年激增至一萬多人。留日學生的人數以數倍的速度直線上升，而在維新運動時期，在大聲疾呼「新政」的情況下，留學日本成為當時的主旋律。 　　

一定的政治運動是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產物，留日學生運動的出現根源於當時特定的時代脈絡中。西學方進入中國之際，面對陌生文化時，中國知識份子由於不通外國文字，無法直接閱讀西書，只能藉助傳教士的介紹以及翻譯書籍的閱讀，此時傅蘭雅、李提摩太、林樂知等人的譯著，便成為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知識份子的新知來源。當時，諸如同文館、廣方言館、格致書院、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廣學會以及《萬國公報》等機構，對於西學東漸，都發揮了相當的影響力。這個階段的影響雖然重要，翻譯刊行了許多書籍，帶動社會對「新學」的好奇。但是，這個影響仍侷限於少數知識階層。西學真正全面影響中國文化是透過留日學生，大量翻譯東洋著作所促成的。康、梁之外，蔡元培、張謇等人亦認為翻譯西書才難費鉅，不如日文有同文之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因此，當時的知識份子對疲弱中國所開出的藥方便是向日本廣派留學生。 　　

1901年，清政府透過詔旨和各省督府大員多次號召青年學生出國留學，並答應留學歸國後分別給予舉人進士職稱，分配各種官職。1903年清廷向全國轉發張之洞擬定的「鼓勵游學畢業章程」，具體規定留日歸來學生凡由日本普通中學堂畢業並得有優等文憑者，給予拔貢出身，分別錄用；凡由高等學堂畢業並得有優等文憑者，給予舉人出身，分別錄用；凡由大學堂畢業並得有優等文憑者，給予進士出身，分別錄用；凡由國家大學堂畢業持有學士文憑者，給予翰林出身；持有博士文憑者，除給予翰林出身外再給予翰林升階，並分別錄用為官。 　　

而在實際學習科目上，在戊戌變法前出國留學的學生沒有學習文科的意願，但留日學生卻反其道而行對理工實用科目不感興趣，這與中國當時思想界的思想狀況有關，在經歷連番戰爭的失敗，中國思想界從注重實用器物層面轉而提出學習西方先進的社會制度，於是出國留學生開始注重文科。在1898年日華學堂學習的26名留日學生中，其中13名學習社會科學。楊樞在1903年的奏折中亦稱：「現查各學校共有中國學生一千三百餘人，其中學文科者一千一百餘人。」 　　

1905年清廷派遣300多名官紳赴日留學，其留學科目大體分為四科，「曰法律、曰政治、曰理財、曰外交。」留日學生對文科學習的興趣還可從當時期刊的報導看出端倪，1909年《教育雜誌》中的報導云：「近日留日學生，大都趨向法政，願習實業者少。」為此，清政府進一步規定：「此後官費學生，蓋學習農、工、格致各項專科，自費出洋之學生非學農、工、格致三科者，不得改給官費。」 　　

留日學生的興起與取道日本認識西方的策略，為當時的中國學術思想界帶來許多便利之處。然而，這種便利存在著許多文化上的問題。文化上東洋風影響國人甚鉅，梁啟超的「新民叢報體」自清末直至五四之前，影響青年甚廣，實則就是「日本化文體」。實藤惠秀就指出：「因為日籍翻譯和重譯之勢如風起雲湧，使中國的言語文章必然地日本化了。」又說「現在的中國實在是如果不用日本用語，便不能談高深的學問。」對求新求變的知識份子而言，在時空緊迫的壓力下，實在無太多的選擇。伴隨著這種方便性的同時。學術研究實在沒有充足的時間來逐漸孕育發展，更徨論生根茁壯了。這個時期的學術研究，便是以翻譯及套用日本學術成果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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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留學生與近代中國思想啟蒙 (一)

隨著出洋留學的階段性發展，中國社會逐漸出現了留學生群體，成為一股新興的文化和政治群體，絕大多數的留學生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和民族意識，意圖改造中國的社會環境。其中尤以思想文化方面的貢獻最為突出，底下即環繞這個主題進行個別的介紹。

3.1 留美學生的例子
　　
從1847年容閎留美開始，留美學生一直是中國歷史舞臺的主角。歸國留美生在20世紀20年代的教育改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20年代的教育改革中，沐浴著五四新文化運動民主與科學的春風，歸國留美生所宣導的民主與科學的教育思潮，對教育改革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胡適的實驗主義
　　
胡適，安徽人，本名胡洪騂。光緒11年（1885）生於上海，民國51年（1962）病逝台北，享年71歲。父親胡鐵花在光緒18-21年（1892-1895）做過台東知州，胡適兩、三歲的時候就到過台灣。1895年台灣割日，胡鐵花離台後病死在廈門，胡適靠母親馮氏扶養長大。光緒30年（1904）時，胡適從安徽到上海讀中學，次年讀到嚴復所譯《天演論》，受「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學說的影響，當年即以「適之」為號，宣統2年（1910）改名胡適。此期間，對胡適影響比較大的書，除《天演論》外，尚有嚴復所譯的《群己權界論》（《自由論》）、梁啟超所撰的《新民說》等。 　　

1910年胡適考上官費留美，初在康乃爾大學習農，1915年轉入哥倫比亞大學習哲學，拜杜威（John Dowey）為師。杜威是實驗主義哲學大師，從此以後，實驗主義就成為胡適思想和行為的指針。1916年胡適開始致力於白話文運動，是受實驗主義的影響，因為實驗主義又稱工具主義，「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當時的中國仍用古代人的文體、文句來傳播知識、思想、感情，所以胡適要把文學的工具加以改良。 　　

胡適一生出版的專書和發表的學術論文、時論、及一般性的文章，據初步統計，共2346種。就所用語文言，日文11種，英文239種，中文2096種，中文佔89％。就中西學術的比重言，純粹介紹西學者146種，約佔全部著作的6％，可以看出胡適在心靈上是中國的，而非西方的。 　　

在胡適的諸多譯著中，其內容對思想啟蒙發生重大影響者，主要有兩方面：其一實驗主義，其二自由主義。實驗主義是胡適在美國留學期間所習得的一種哲學、在一生中宣揚最多者。實驗主義的哲學是受19世紀科學發展的影響而產生的，在科學發展的過程中，科學家們認為科學的定律是可變的，目前所有的科學定律只是一些最適合的假設。不僅科學定律會因新的研究發現而改變，在西洋哲學中一向認定的物種不變，也因達爾文的《物種原始》一書而動搖。實驗主義不承認真理就是永遠的真理，只承認一切的真理都是應用的假設，假設的真不真，需要靠實驗來驗證。胡適所講的實驗主義是一種處世態度和治學方法。無論處世和治學，均抱持存疑的態度，有疑之後即用時驗的方法來解決。 　　

胡適自承，他的懷疑態度來自英國學者赫胥黎（Thomas H. Huxley）的存疑論（agnosticism）。前面講嚴復時曾介紹赫胥黎，胡適說，赫胥黎叫他怎樣懷疑、教他把一切學說都當作待證的假設。這可以說是實驗主義的第一步。對事物既有懷疑，便需要設法求證，這便是杜威的實驗主義的第二步。實驗主義用在治學上，其要義凡二： 　　 　　
1.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非天經地義； 　　
2.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唯一的試金石。 　　

實驗主義中的懷疑和求證，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早已有之，東漢的王充、南宋的朱熹等，在治學上都有懷疑態度，而清代的考證學更注重證據。何以胡適把他的懷疑態度和求證方法歸功於赫胥黎和杜威？據余英時的研究，胡適在接觸到赫胥黎的懷疑論和杜威的實驗主義之後，他的懷疑和求證的治學方法才較有系統。1919年他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方法以後，一生都應用和宣揚這種方法。他應用這種方法，考證了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等小說和水經注等古籍，目的之一在為他的治學方法作示範。至於宣揚這種治學方法，直到1958年他在台灣各地演講，仍宣揚他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方法。胡適宣揚的實驗主義，據1940年代中國著名哲學家賀麟的觀察，「在五四運動前後十年支配中國整個思想界」。1980年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李新也認為，「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實驗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影響，明顯地勝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


- 人文主義的堡壘：吳宓的文化保守主義
　　
吳宓（1894－1978年），字雨僧，比較文學家，著名西洋文學家。吳宓於清宣統三年(1911)入清華學堂(1912年改名清華學校)中等科，1916年畢業於清華留美預備學校高等科（1928年改名清華大學）。1917年，23歲的吳宓赴美國留學，攻讀新聞學；1918年改讀西洋文學，畢業於維吉尼亞大學英文系，獲文學學士學位；旋即轉入哈佛大學研究生院比較文學系，獲碩士學位。留美十年間，吳宓對19世紀英國文學尤其是浪漫詩人作品的研究下過相當的功夫，有過不少論著。 　　
1921年吳宓回國，隨即受聘在南京高師和國立東南大學文學院擔任教授，講授世界文學史等課程，並且常以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學及中國儒家學說這四大傳統作比較印證。吳宓在東南大學與梅光迪、柳詒徵一起主編於1922年創辦之《學衡》雜誌，11年間共出版79期，於新舊文化取徑獨異，未嘗盡去先儒舊義，故分庭抗禮，別成一派。這一時期吳宓采古典主義，抨擊白話文體自由詩，主張維持中國文化遺產的應有價值，嘗以中國的白璧德自任。 　　

就當時引進的西方思潮而言，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東南大學則是文化保守主義的重鎮；白話文運動發源於北京大學，學衡派則以任教東南大學教授為主幹；在古史辨運動中，北京大學是疑古派的中心，東南大學則是反對派的重鎮，兩者間的對立關係可見一斑。展現在學術面向上，則是《學衡》與《新青年》雜誌的對抗。就內容而言，《新青年》和《學衡》並非中西之爭，而是文化取向之異。昔往將新文化運動與反新文化運動視為中西之爭，部分可能來自先驗的成見。

以《新青年》和《學衡》引介新知的內容而言，兩者的差別主要在於古典或現代，亦即引介內容的方向有別。《新青年》偏向當代，《學衡》偏向古典；《新青年》以俄為師，《學衡》以英美為師；《新青年》主張大眾文化，提倡白話文運動；《學衡》主張菁英文化，提倡典雅文言；《新青年》提倡杜威實驗主義、易卜生主義、馬克思主義；《學衡》取法白璧德新人文主義、新古典主義；在引介美國新知部分，《新青年》是杜威實驗主義的中國代理人，《學衡》是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傳承者。新文化運動與反新文化運動的論爭，就部分視角而言，或可視為美國古典(保守)陣營哈佛大學白璧德新人文主義，與實用陣營哥倫比亞大學杜威實驗主義，在現代中國的代理人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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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留學生與近代中國思想啟蒙 (二)

3.2 留歐學生的例子
　　
留歐學生早期是為了學習軍事技術而出洋，但西方的政治、學術思想給予的潛移默化作用所造成的影響，這種學習專業之外的收穫較之掌握某種技術更為重要。近代中國思想變革的起因，經常是這群留歐學生本意未及卻推波助瀾的結果。西方學術思想與中國傳統變革思想的結合，匯合成中國的新興思想。嚴復與傅斯年就是這方面最好的例證。



-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嚴復及其《天演論》
　　
嚴復（1854-1921年），福建人。生當晚清同治、光緒、宣統年間 及民國初年。早年在福州船政學堂讀書，畢業以後在軍艦上服役，到過新加坡、長崎、台灣等地。光緒3年（1877）被派到英國留學，肄業於英國皇家海軍大學（Royal Naval College），為時兩年。 　　

嚴復到英國後，眼見英國學術、政制之進步，並得讀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Wealth of Nations）、孟德斯鳩（Charles Montesquieu）的《法意》（Spirit of Law）、約翰穆勒（John S. Miller）的《自由論》（On Liberty）、達爾文（Charles R. Darwin）的《物種原始》（Origin of Species）、赫胥黎（Thomas H. Huxley）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群學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等名著，對西方的學術發生興趣，常常跑到駐英公使館與公使郭嵩燾討論中西學術、政制之異同。嚴復對中學早有根基，欲會通中西學術，第一步工作是翻譯西方十八、九世紀在社會科學方面的經典著作，在翻譯的過程中即可與中國經典融會貫通，建立新的學術思想體系。他用艱深的古文翻譯西書，目的在與中國經典對話，而不是對一般人說教。 　　

1895年（光緒21年），因為受到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於報刊發表文章，引據赫胥黎和斯賓賽對達爾文的物種原始的研究，和約翰穆勒對自由的研究，闡明富國強兵之方。在此前後，即將赫胥黎的《天演論》和約翰穆勒的《自由論》（嚴譯改為《群己權界論》）等書翻譯出版，對那一代的中國人發生極大的思想啟蒙。 　　

《天演論》是嚴復最著名的譯作，《天演論》英文書名直譯應為《進化論與倫理學》（Evolution and Ethics）。作者赫胥黎是英國博物學家，達爾文的朋友，也是達爾文學說的忠誠擁護者。《天演論》分導言和正文兩個部分，正文是赫胥黎1893年在一次學術講座上的講稿，導言是1894年他在講稿付印前加寫的。《天演論》的基本觀點是：自然界的生物不是萬古不變，而是不斷進化的；進化的原因在於「物競天擇」，「物競」就是生存競爭，「天擇」就是自然選擇；這一原理同樣適用於人類，不過人類文明愈發展，適於生存的人們就愈是那些倫理上最優秀的人。進化論學說的基礎是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一書中奠定的，赫胥黎堅持並發揮了這一思想。 　　

嚴復譯述《天演論》不是純粹直譯，而是有所評論、有所發揮。他將《天演論》導論分為18篇、正文分為17篇，分別冠以篇名，並對其中28篇加了按語。嚴復在按語中指出，植物、動物中都不乏生存競爭、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例子，人類亦然。人類競爭其勝負不在人數之多寡，而在其種其力之強弱。 　　

在《天演論》問世以後，「天演」、「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新名詞很快充斥報紙刊物，成為最活躍的字眼。有的學校以《天演論》為教材，有的教師以「物競」、「天擇」為作文題目，有些青少年乾脆以「競存」、「適之」、「擇生」等作為自己的字型大小。胡適回憶道(在澄衷學堂)有一次，他(國文教員楊千里)教我們班上買吳汝綸刪節的嚴復譯本《天演論》來做讀本，這是我第一次讀《天演論》，高興得很。他出的作文題目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這種題目自然不是我們十幾歲小孩子能發揮的，但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 　　

《天演論》出版之後，不出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讀這書的人很少能瞭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瞭解的只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戰屢敗之後，在庚子、辛醜大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敗」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多少年輕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競」、「天擇」等等術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還有許多人愛用這種名詞做自己或兒女的名字。據統計，自1898年以後，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論》就發行過三十多種不同的版本，這是當時任何其他西學書籍都不可比擬的。其之所以如此風行，除了它的思想足以警世這一主要原因以外，譯筆古雅耐讀，也是原因之一。


- 史學即史料學：傅斯年及其史學革命
　　
傅斯年（1896-1950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者。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國立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在歷史學研究方面，主張「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重視考古材料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擺脫故紙堆的束縛，同時注意將語言學等其他學科的觀點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取得較高的學術成就，在現代歷史學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傅斯年在1928年所發表的史學宣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其中一句「史學只是史料學」，提倡直接研究史料、不斷擴張史料的範圍、擴充應用的工具以及重視考古挖掘等。由此成就了歷史語言研究所，使得中國的史學研究在國際上獲得相當的地位，其本人亦被標舉為所謂「史料學派」的盟主。傅斯年的「史學只是史料學」的背景是隨著自然科學大盛，實證主義成為檢視各種學科求真的唯一標準的結果。不僅新興的社會科學向這一檢視標準看齊，本來與自然科學八竿子打不著關係的歷史學亦被劃歸為自然科學掛帥的旗幟下。 　　

中國現代史學因西潮影響進入現代，受到十九世紀西方大學教育的影響，開始形式化、專業化及學院化。大學歷史系、歷史學會和史學期刊三位一體的學術體制，由於期刊的學術性質，發表於上的研究論文，必須將個人的色彩削減到最少，進行最為客觀、科學的研究。對於檔案史料的追求，對於原手史料與二手史料的區別以及史料的批判，再加上自然科學的啟發，歷史研究愈來愈走向科學化，想以檔案資料與考據方法，重建客觀而真實的歷史，或編排史料，名曰「讓史料自己說話」，或利用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來處理史料。 　　

民國新史學運動追求現代性的結果，造就出一批專題研究的學者，以社會科學的分析架構進行歷史書寫，造成史料豐富、推論謹嚴的作品。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便造就民國新史學運動的現代性，成為現今學院研究歷史的典範。 　　

胡適曾如此評價傅斯年：「他的感情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功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透過胡適的眼睛，便能夠清楚看出一代學術霸主傅斯年的能力與抱負。

新.東方

3. 留學生與近代中國思想啟蒙 (三)

3.3 留日學生的例子
　　
19世紀末，中國因應列強各國的擴張，展開「洋務運動」，也帶動出洋取經的「留學潮」。而日本以明治維新西化有成，對中國又有路近費省，且同文同種之便，中國赴日留學人數遂居各國之冠。



- 吃人的禮教：魯迅及其思想革命
　　
魯迅原名周樹人，浙江人，光緒7年（1881）生於紹興，1936年卒於上海，享年55歲。光緒24年（1898）魯迅考入南京水師學堂讀書，半年後轉入礦路學堂。在南京路礦學堂讀書期間，魯迅讀到嚴復所譯的《天演論》，深悟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定律下，不進步即無以自存。約在同時，魯迅也讀到林紓所譯的外國小說，這對他日後從事小說寫作當有一定的影響力。 　　

魯迅於光緒28年（1902）至日本後，初入東京弘文學院習日文，到1904年9月，即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習醫。習醫的原因，據魯迅自述，是中國醫藥落後、人民病弱。但學醫不到兩年，即回到東京，與他弟弟周作人從事文學活動。據他自述 ，是因為在影片上看到一個中國人在日俄戰爭中為俄人做間諜，被日軍抓到殺頭，而眾多的中國人圍觀不以為恥，覺得與其醫病，不如從精神上改造中國人，中國人的身體再強壯也無用。後來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追述：「…愚弱的國民，…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提倡文藝運動了。」 　　

魯迅於光緒32年（1906）回到東京後，廣泛閱讀西方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和文藝作品。當時章炳麟在東京主編《民報》，宣傳革命，並設班講授國學。魯迅因前往聽講，得識章炳麟，並加入蔡元培、章炳麟所創立的革命團體光復會。此時魯迅開始把喚醒人民的自覺，當作革命工作的中心工作，認為文藝是喚醒人民自覺的工具。當時魯迅的文藝活動分為兩方面，一是翻譯小說，一是撰寫時論。 　　

魯迅一生的譯著，在生前出版者，據初步統計，有66本書。思想啟蒙時期的魯迅小說，從1918 年在《新青年》發表〈狂人日記〉開始，其後迄於1922年間，又寫了〈孔乙己〉、〈阿Q正傳〉等15篇。1923年，將所發表的15篇短篇小說合起來，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說集，題名《吶喊》，其後在1924-1925年又寫了〈祝福〉、〈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離婚〉等十一篇小說，1926年2月將這11篇短篇小說合起來，出版了第二部短篇小說集，題名《徬徨》。魯迅也許基於他的醫學訓練，認為中國人的精神需要改變，人民的精神改變之後，國家才可以富強圖存。所以魯迅在此期所寫的小說中，大都刻劃下層人物的愚昧、上層人物的虛假；魯迅也描繪歷史上和社會中打著禮教幌子壓制別人的事情，這種事情，魯迅叫做「吃人」。 　　

魯迅的小說，自認是為愚昧的人、被壓迫的人，找出一條光明的路。 　　

1919年10月，他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說：「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其後他在〈我怎樣寫起小說來〉一文中，也說明他寫小說的目的。他說：「說到『為甚麼』做小說罷，我仍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民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 　　

《吶喊》中的〈狂人日記〉是一篇打倒舊禮教的宣傳文字，借著狂人的話，對禮教給予無情的批判，說是吃人的禮教。小說中有一段話說：「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都寫『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在魯迅看來，整個社會都是人吃人，只有小孩子們還沒有學會吃人，所以魯迅呼籲「救救孩子」。 　　

《吶喊》中的〈阿Q正傳〉塑造一個中國國民中的典型人物。阿Q是一個流浪的雇農，整天過著賭博、打架、偷竊的生活，被地主毆打也不以為意。受強者欺負，轉去欺負弱小。自己的現況不好，誇耀過去，幻想將來。不管什麼恥辱和仇恨，轉眼就忘掉，甘願處在奴隸狀態，毫不自覺。後來跟著人家去革命，革命領袖與革命的對象妥協，升了官，參加革命的阿Q卻被槍斃了。整體而論，魯迅在《吶喊》中的各篇小說，是以諷刺的文筆啟發個性覺醒；在《徬徨》中的各篇小說，則鼓吹將個人的解放與社會的解放結合，表明個人沒有解放自己的力量。 　　

作為思想啟蒙，魯迅是一個社會和文化的批判者，除了在小說中所表達者外，他曾抨擊文言文，抨擊讀經的主張，反對表彰貞節婦女，主張婦女剪髮，主張男女同泳，就這些主張看來，他和他同時代的人都是勝利者。魯迅的文藝思想，並無系統，但他對中國人的觀察，有他的銳敏之處。譬如他把中國歷史分為兩個時代，即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他希望有一個不做奴隸的時代來臨。因此「奴性」是他刻劃國民性的重要部分。他在〈忽然想到〉一文中說：「我覺得辛亥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的；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 新詩第一人：郭沫若及其文體改革
　　
郭沫若（1892－1978年），字鼎堂，是中國新詩的奠基人之一、中國歷史劇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國唯物史觀史學的先鋒、考古學家，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14年，郭沫若留學日本，在九州帝國大學學醫。1921年發表第一本新詩集《女神》，書中洋溢著強烈的浪漫主義氣息，《女神》是中國新詩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為中國新詩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與郁達夫等人一同創立上海文學社團「創造社」，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手。1922年3月15日《創造季刊》問世。 　　

《女神》是郭沫若的首部詩集，也是中國新詩的早期代表作品。1921年8月由上海泰東書局出版。集中共收詩57首（含三齣詩劇），創作於郭沫若留日期間的1918年－1921年。部分作品曾在宗白華主編的上海《時事新報‧學燈》副刊上發表過。一般認為《女神》以浪漫主義為基調，並受到泛神論思想與美國詩人惠特曼（Walt Whitman）的影響。其特色在於氣象宏大，風格狂飆激烈，強調衝破傳統的禁錮以追求理想，相當震撼人心。聞一多說：「五四時期的青年心裡只塞滿了叫不出的苦，喊不盡的哀。他們的心也快塞破了。忽地一個人用海濤的音調，雷霆的聲響替他們全盤唱出來了，這個人便是郭沫若。」 　　

自從胡適的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以及郭沫若的新詩奠基作《女神》開創了以白話形式創作新詩的寫作氛圍後，無論是表達內容、章法形式、語言特色等方面都不同於中國舊體詩的改革性創新。《嘗試集》是中國新文學初期的第一部白話詩集。這些寫於「五四」運動前後的詩歌，其寫法過於追求白話語言，過分直白，從而犧牲了詩歌的重要特徵——韻味與意境。雖然大多數都缺乏深刻雋永的詩意，卻具有一定的時代感和認識價值。胡適的《嘗試集》是中國第一部新詩集，但堪稱新詩第一人則是郭沫若。郭沫若的詩集《女神》出版後，標誌著新詩進入全面的創建時期。

《女神》自由的詩體把詩意帶入不受空間拘束的寫作形式，很多詩人在創作上受到《女神》寫作形式的影響，由此產生了自由流派。自由流派可以說是新文學運動中創立最早、成績最大、影響最深的一個詩歌流派。這個派別打破古典詩歌的語言、格式、平仄和押韻等，創作以白話為語言的不拘格律的自由新詩。絕大部分的詩人及其作品都屬於這個流派，但代表作品仍要首推新詩創建初期胡適的《嘗試集》、郭沫若的《女神》等。朱自清曾明確指出，「五四新詩革命與近代詩界革命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於新詩從詩體解放下手。」而導致詩體空前大解放的第一人，正是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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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代中國留學生的歷史意義
　　
近代中國文化受西洋思潮外部影響影響甚大，1905年廢科舉之後，出洋留學中國的知識傳統、學術論述以及思維格局產生變因。伴隨著留學生返國，帶進新的思維方式與歐、美、日等國的知識傳統，因而也徹底改變了中國知識份子的世界觀。

4.1 觀念改造與思想發展
　　
留學生的政治敏感性很強，不少人是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良方而出國留學，因而有「政治留學」之稱。百年來的重要政治變動，留學生的作用更是十分明顯。與此相伴而來的是，社會與文化上的激變，留學生成為中國思想文化新陳代謝的觸媒。




- 思想革新與政治運動
　　
近代中國留學生對於那個時代有很大的影響，在他們有意或無意間，對中國思想發生了啟蒙作用。就思想啟蒙而論，對近代中國思想影響最大的，在1890-1900年代當推嚴復，在1910-1930年代當推魯迅和胡適，1940-1960年代胡適獨領風騷。嚴復、魯迅、胡適都是從思想解放的角度啟迪人心，不像曾國藩、李鴻章著重器物的改變，也不像康有為、梁啟超著重制度的改變，更不像孫中山、毛澤東要把人的思想從一個牢籠放入另外一個牢籠。 　　

若以五四運動為例，這個運動是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反思中國傳統文化，追隨「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探索強國之路的思想文化運動。而在其中較為活躍的是留日學生、留美學生和留法學生。但由於各自內部的構成不同，身處留學國度的文化影響有別，其在五四運動中的表現就有所區別。一般來講，留日學生人數多，在五四運動中是主力，又頗為激進。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中國留日學生有一種政治的使命感，特別是遇到與中日交涉相關的事情。

和留日生相比，五四時期的留美學生比較注重和平改革與基礎文化的重建。這一方面與美國提倡科學、民主的文化有關，一方面也與1915年由「二十一條」引起的留美學生的爭論中，穩健派佔上風有一定的關係。留歐生和五四運動關連較多的是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不像留日生激烈地從事遊行示威，也不似留美生全力投身新文化的建設，而是以新的理念去召喚一種新的政治走向。留法學生主要是從「勞工神聖」的角度與階級「溫和的革命」兩個面向試圖為政治領域注入新的概念。


-科學概念與技術人才
　　
清朝末年，傳統的科技研究屆臨尾聲，代之以近代科學學科的建立和發展。中國著名的科學家中，十之八九來自留學生，譬如大家耳熟能詳的人物——「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即是當年清廷首批官派留美幼童其中一員。這批留洋科學技術人才對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確起了不小的作用。 　　

若以1915年創立的「中國科學社」為例，該社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間綜合性科學團體，也是近現代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科學團體。中國科學社的成立，代表中國科學的一個新的里程碑，在該社未成立之前，中國現代科學幾乎是一片空白，除中央地質調查所外，所有的科學研究機構都是外國人辦的，而在中國科學社成立後，情況就逐步發生變化、科學活動也逐漸開展。 　　

中國科學社最初由一群中國留學生於1915年在美國康乃爾大學創辦，旨在「提倡科學，鼓吹實業，審定名詞，傳播知識」，初名科學社，後改為中國科學社。科學社的主要發起人為任鴻雋、秉志、周仁、胡明復、趙元任、楊杏佛（楊銓）、過探先、章元善、金邦正等9人，任鴻雋為首任社長。1918年自美國遷中國後，中國科學社設總社於南京高師（現名南京大學）。他們以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及其科學雜誌為模式，創辦中國的《科學》雜誌。1915年1月首期《科學》雜誌在上海出版，發刊詞上「科學」與「民權」赫然並列，申明「以傳播世界最新科學知識為職志」。

著名發明家愛迪生為此發出「偉大的中華民族正在覺醒」的感慨。《科學》雜誌首次規範各類科學名詞的譯法，首創橫排向右、使用西式標點的排版方式。中國科學社以後又發行了《科學畫報》、《科學譯叢》等刊物，在各地成立了圖書館和研究所。作為20世紀前半葉在中國覆蓋面最廣、參加人最多的科學團體，對近代科技在中國普及和發展做出了系統和奠基性的貢獻，產生了深遠持久的影響。1922年，秉志、胡先驌、錢崇澍、楊杏佛等人在南京創辦了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首開中國現代生物學研究的先河，這也是中國第一個現代純科學研究機構。1928年，以中國科學社成員為主在南京成立了國立中央研究院，並陸續創辦了各研究所。中國科學社是中國近現代科學啟蒙運動的產物，出現在中國人渴望科學走向變革的歷史進程中，構成了中國科學啟蒙事業中的一個不朽篇章。

Kick Off

洋務, 五四, 新文化運動, 以至推翻滿清, 全部同留學生有關

色途幼幼

魯迅係我偶像

老而不

怪不得咱國高官子女全都放洋留學了!

b63020002

近代留學生都是精英，，但是現代留學生大部分都是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