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窮好文共賞：當甚麼都變得不再重要

窮出沒注意

當甚麼都變得不再重要
張秀賢

這是一個冷漠的時代，許多人都只會說而不會做。當權者都會將「核心價值」琅琅上口，像洗腦歌一般透進我們心裡，但他們卻帶頭令社會忘掉甚麼是真正的「核心價值」。不要以為這些只是當權者一手造成，責任還在冷漠的我們。

當民主變得不再重要
民主，香港人說了接近四十年，投民主派票也投了超過二十年，但到現在換來的，只是功能組別繼續橫行議會，分組點票製造不公，連我們的特首亦僅需要面對那1200個選委。我們尊貴的議員在議會內，利用「拉布」、「五區公投」等議會手段進行議會抗爭，但換來的只是我們冷冷的數句：「浪費公帑！」「暴徒禍港！」「激進勢力！」原因我們從來都沒想過，是誰造成今天的局面，是誰令到我們今天看到的不公義。

當示威自由變得不再重要
曾偉雄上台後，胡椒噴霧成為家常便飯，示威區愈縮愈窄，到六三零當天只剩下一個小孤島。警方無理封鎖道路，示威者去理論，我們就把他們打成一班不合作的人，我們見到他們移開鐵馬，就會斥責他們衝擊警方，製造混亂。我們在電視機前看到施放胡椒噴霧場面，都只會說「那班示威暴徒抵死！活該！警方做得好！」我們從來沒有追查過，究竟當時發生甚麼事，為何要用到胡椒噴霧。

當新聞自由變得不再重要
這兩年來，新聞自由不斷收窄。去年「八．一八」，警方將記者當做黑影，到今年更將一名向胡錦濤提問六四的記者拉走及扣留十五分鐘。不但採訪受到阻礙，報道高層更自行閹割，三月成報編輯刪改劉銳紹文章，六月南華早報大幅刪走李旺陽被自殺的報道。我們看到這些事情發生，都只是默默地「食花生」，毫不意識到這些事情與我們有甚麼關係。

當法治變得不再重要
即使莊豐源案造成社會恐懼，當時特首董伯伯都會說一句尊重法庭判決，捍衛法治。但去到去年的港珠澳大橋環評官司，以及外傭居港權官司，我們的特首及官員第一句不是尊重法庭判決，而是斥責一些黨派濫用司法覆核，造成社會損失。當某愛護力量不斷攻擊黨派濫用司法覆核，指現實情況比法理更重要的時候，我們的律政司司長並沒有為法治護航。但我們從不理解，為何法治對香港，對我們這樣重要。我們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這些事情有沒有影響到我們利益。

當誠信變得不再重要
僭建風波日日新鮮，證據確鑿的情況下，我們的梁元首竟可以睜大眼說大話，說僭建不是他的責任，他入住十年都不知道家中有僭建。麥齊光與其同事互相租屋，以領取公務員房屋津貼，他說只是看樓花，剛好遇上他那位同事，就互相租屋，互相幫對方賣屋。我們聽過後，第一件事不是想到要質疑他們的說法的真確性，而是要求其他人跟我們一樣要相信他們的說話。一些明眼人都不相信的說話，我們卻偏會相信。

當廉潔變得不再重要
上屆政府臨完結前，突然爆了貪曾與富商同遊澳門，租住大宅等醜聞。他一直都否認自己收受利益，不斷推搪指社會對他及廉潔水平期望大幅提高所致。利益衝突應是每個官員都應該，甚至必須要注意的地方。可是，我們只是一路嘲笑他貪小便宜，但一談到要立法會需要提出動議彈劾煲呔時，大家都突然間變得很包容，指這個時候不應該彈劾他，指這些過錯相對輕微，我們應讓他能在餘下任期戴罪立功。政府部門一直強調貪污是非常嚴重行為，香港人亦不能接受，但對特首，我們卻可以包容，這又是甚麼心態呢？

當公平變得不再重要
動物農莊有句話說到：「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牠動物更平等。」香港人本來就面對同樣環境，都是面對同樣的困難。但這幾年來，我們才發覺原來有些階層比我們更公平，那就是地產商及富有階層。立法會內，有約一半功能組別議員都是與商界有關，政府所提出的政策永遠都因為要數夠票，而對商界放軟手腳，直選議員所提出的民生議案修訂普遍都在分組點票下被商界議員否決。但我們永遠對霸權，特別是議會霸權沉默。我們每逢有事，才會明瞭到功能組別的禍害，但平日大多數我們卻不會為公平出力爭取取消功能組別。一如五區公投，政府最後只會當我們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

當對錯變得不再重要
對錯要分得清，這是我們由小就學到的一個道理。可是，我們從來不會理甚麼是對，甚麼是錯，最重要的是合自己心意。我們的梁元首，看到西九報告指他有不可推卸責任，但他不但沒有認錯，還指報告還他清白。還有的是教聯會會長黃均瑜，最近國民教育服務中心推出的國民教育科教材極度偏頗，受到公眾猛烈批評。可是，他並沒有為教材偏頗而道歉，反指外界以偏蓋全，政治打壓一些異見聲音。上至地方首領，再至為人師表，都不承認自己犯過錯。我們看到他們顛倒是非黑白，不但默不作聲，我們有時更會為虎作倀。現在是非不分的社會環境，有時根本就是我們自己一手一腳造成。

當理性變得不再重要
每次我們見到不如己意的事，只會「喪鬧」，不求甚解。我們見到公民黨被抹黑為指示港珠澳大橋及外傭居港權官司，但我們大多數都不追尋真相，不斷「喪鬧」公民黨禍港。我們從不深究公民黨與官司的關係，而只會很直接將李志喜律師等同公民黨，李志喜律師打官司就會直接地變成公民黨打官司。政府官司輸了，我們不會將責任歸究政府，而是斥責「訟棍」。另一個示範，當我們逢見到討厭的社運人，無論是溫和派看激進派，還是激進派看溫和派，他們一見到對方做錯事，第一反應就是大力恥笑，動輒就說對方「投共」、「賣港」。溫和議會派則見到是激進民主派對家做的事，就不會與他們合作；偏鋒民主派每逢見到溫和議會派及其運社運人做了些他們不認同的事，就會斥責他們投共。在路線鬥爭之間，我們逐漸失去應有的理性。

當社區變得不再重要
還記得當初領匯上市時，已經有輿論認為屋邨商場會因此而連鎖化，大量街坊商店會結業。可是我們沒有反對領匯上市，還記得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建制派和金融從業員為首的示威者上街示威，指責反對領匯上市的鄭經翰等人「阻人發達」，妨礙社會發展。盧少蘭婆婆就領匯上市提出的司法覆核敗訴後，領匯就迅速上市，而後果我們今日都見到。又記得屏風樓由零六年開始受到關注，許多團體都發動示威和訴訟，阻止屏風樓興建。我們的反應就好像領匯上市一樣，對鄰近發展繼續不聞不問，最後香港高樓林立，社區關係鏈被一幢幢高樓、一間間連鎖店割斷。

當歷史變得不再重要
最常聽到人說：「我們要看前望，不應停留在歷史。」六四事件，經過二十三年，都總有一班人會忘記當年發生的事，連自己出過譴責聲明亦忘記了。國民教育科教材，只提國家發展好的一面，六四事件、大躍進、文革、維權人士通通被失蹤，片面歷史慢慢變得政治正確。我們看到，不但不會感到反感，我們還會說六四晚會已經變成一個儀式而拒絕參與。我們亦會相信「歷史進步論」，永遠只是要向前走，以史為鑑的人生哲學就應該要收進櫃桶底。最後，我們只會變成忘掉歷史的一群。

筆者不欲反駁以上的一些論點，但希望各位可以反思一下，我們還有甚麼可以做到，改變現況？香港變成現在的處境，某程度是我們不著緊一些價值，我們不理會一些事情，才令到身處的溫水已經變成熱水而不知知。若香港人不拒絕冷漠，終有一天只剩下「錢」是香港最重要的價值，而其他都只會變得完全不重要。當甚麼都變得不重要，這還是我們的香港嗎？

                     

新.東方

"「拉布」、「五區公投」等議會手段"...太美化左佢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