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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與「治」關係密切，可是，兩者實有分別；政治是常見名詞，回歸後香港更是人人掛在口邊。可是「政」與「治」不能混為一談；且以本港為例，在英國轄下一百多年，政權定於一尊，港人廁身地區（及社區）管治，職銜名目繁多，機會遍地，但是絕對沒有爭權的渠道，英國殖民者亦未有放權的任何意圖。當年投身社會、服務大眾是「從公」，不是「問政」，前者遠較後者簡單、直接，所以借助精英識見的諮詢系統和代議士的委任制度，便足以把地方事務妥貼管理。英治時期，和其他殖民地一樣，香港在歌舞昇平底下，亦有不少藏污納垢不公不義的事，但當「政」而基本上守正的英國殖民者，在堅守法治及相對公正嚴明的倫敦國會監督下，一方面建立了不讓事態惡化至不可收拾境地的機制，一方面以懷柔手段擺平不同勢力，令包括香港在內的大部分殖民地成為「可以居」的地方。
九七回歸時港人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憧憬，令此間有志之士「問政」心切，可是，到了現在，主權在握的北京有放權予港人治港卻無讓港人主政的意向。這種誤會（並非所謂「美麗誤會」）是引致連串抗爭示威令社會與和諧愈走愈遠的底因。
民主政治的權力源自選民手中的選票。一人一票產生的政治實體，等於「話事權」（決策權）不在精英的識見和判斷而在群眾的選票。掌權執政者的權力，來自選民的認受性，在此體制下，政策的取捨，唯有以群眾意願為依歸。如何恰可地拿捏（有時俯順有時漠視）民意，是執政成敗的關鍵。
現在港人莫不知道「港人治港」，對跟着的「高度自治」更嫻熟於胸，可是，從較深層次看，港人被《基本法》賦予的只是「高度」而非「絕對」更不是「全面自治」，那等於不是「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自治」，在這種安排下，香港特區根本不可能貫徹全面民主，《基本法》承諾港人的民主，充其量是在北京認為條件成熟時予港人以一人一票產生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究竟何時落實這種選舉，相當部分的港人相信將分別在二○一七年及二○二○年，然而，這些日子極富彈性—別說相關文件並無清晰作實，即使已有確期，亦可能因種種北京不願見的「意外」和「突變」而無限期押後！
一人一票未有年期，意味港人行使「問政」的權利，仍在虛無飄渺間、似有若無的環境，港人在爭取民主進程上，除了「癡癡地等」，聲嘶力竭的民主黨派亦徒勞無功；足以反映香港銳意民主的「公投」，當然更不為北京所容，這是有變相公投效果的大規模民意調查令北京在港代理人暴跳如雷的底因。
五、這趟快將落幕的行政長官角逐賽，雖然「近距離調控」的痕迹彰彰在人耳目，但假戲真做，通過刺激緊張的賽程，港人於無意間上了一堂彰顯「政以導治」的政治課，讓港人看到、想及一些回歸後應該警省卻未有知覺的事。
環繞三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競選活動，帶給港人三方面的啟示—
甲、唐英年的私隱與公德，體現了所謂社會核心價值的衝突和矛盾。政治沒有絕對的黑與白，即沒有絕對的是與非。政是尋求共識、衡量權責和拿捏公道，若領導者在推行足以惠及多數的政策時，行事方正，掌握分寸得其法，便是「良政」。換句話說，私德有缺失的人「問政」並無問題，問題是在這個官商打成一片（勾結？）的社會，當權者縱情聲色很易有「把柄」落在別有用心者之手，那必然成為侵蝕公益的「暗器」。私德與「問政」看似不相干，實際上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在一些看似與公務風馬牛的私隱被揭發後，唐氏民望「插水」，適足以反映「道德大多數」港人理性的一面。
顯而易見，公眾知情權是確保從政者符合公德及遵守遊戲規則的利器，傳媒的角色因此愈顯重要。迄今為止，傳媒—不管來源管道—揭發的大都是事實，並非無中生有的捏造、抹黑；反而唐英年對「政敵」的若干指控，若屬事實，固然暴露了斷然否認者欺騙群眾，其若當選，豈非貽笑天下！與此同時，亦證實唐氏破壞了行政會議保密原則。唐氏口口聲聲說他這樣做是基於公益凌駕守秘，但此中的平衡如何拿捏，看來要由司法當局裁決。
因競逐為港人服務的職位而弄出連場於賽後才出現的法律糾紛，一定得嚴正處理，以作為今後同類活動的南針。
乙、吳光正在第一屆行政長官選舉中牽頭公開向選民條陳政綱和治港抱負，行事進取、王道，既減少港人對小圈子選舉的厭惡和反感，復讓港人認識到這類選舉可以是君子之爭。可惜後來者走火入魔。梁振英的競選工程看似有板有眼，其實是帶頭「越位」，他走進與行政長官選舉毫不相干的群眾中間，想讓群眾感受「民主」，殊不知小圈子選舉根本不是面向群眾，其作為只帶來亂局和群體撕裂。要知道爭取群眾（非選民）認同的民主作風，對沒有選票的港人是政治迷幻藥，讓港人有民主在望的良好感覺，而實質民主仍在無有之鄉，政客走進群眾便起了蠱惑人心的作用，令他們飄飄然，失去拿捏分寸的定力！
丙、除了外形，何俊仁有點「唐吉訶德化」，他明知無可為而為，勇氣與吉訶德騎病馬持破槍戰風車不相伯仲。在民主問題上，北京是鐵板一塊，香港有無民主或香港選舉何時與烏坎看齊，決定權在北京而不在其他地方。「民主要自己爭取」，只是一句大多數機會成本很低的地方才叫得響、說得通的口號或願景；別說大部分香港人是經濟既得利益者，不會全力投入與北京抗爭的活動；中國的富強更令外人不會為了香港而得罪北京。這意味香港的政制發展有待北京亮綠燈，除此別無他途。香港早在只能搞「小動作」不能振翅高飛的政治鳥籠之中。泛民多點研究管治之術而少大言炎炎論「政」，對泛民和香港方有益有建設性。
六、通過這回行政長官選舉活動，港人應慶幸香港仍擁有相當言論自由。傳媒使港人與聞選舉過程每一細節，旁及私隱「八卦」，令受眾清楚選情的紛亂、分歧和參與其間的人的性格與手段。不必諱言，和同樣享有新聞自由的地區一樣，香港傳媒可以有其擁護或反對某候選人的立場，因此有偏袒有攻訐，不足為奇；不過，外國選情最終取決於民意，香港則由北京拍板，等於傳媒只有娛樂性趣味性而沒有導人於「當」選的作用，結果是風吹不散的烏煙瘴氣，令不少傳媒「降格」……。
行政長官最終要得北京認可、祝福方能上位，而京意與民意的落差和競選過程衍生的撕裂效應，只足以讓人知道香港有昏暗的明天。這回選舉的激烈肉搏，預示香港愈來愈不易管治！
熱衷從公 不分「政」、「治」．二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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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2-3-21 21: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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