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十位傳奇女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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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慕蘭：出身名門的傳奇湘女

7月9日，傳奇女諜黃慕蘭(又名黃定慧)老人在杭州度過了105歲生日;7月12日，“紅色特工”朱楓魂歸故裏。今天，新華軍事的編輯為您盤點歷史上的十位紅色間諜，帶您走進她們的傳奇人生。

黃慕蘭原名黃彰定，現名黃定慧，出生于湖南瀏陽縣一個書香門第，父親黃穎初曾是譚嗣同的老師。1926年，年僅19歲的她只身來到武漢，與何香凝、楊開慧等一起從事婦女運動，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擔任漢口婦女部部長。憑借著出眾的外貌、靈活的交際能力，黃慕蘭結識了社會各界的上層人士。郭沫若曾將她化身為長篇小說《騎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蝕》三部曲中的女性，據說也有以她為原型的。

1927年3月，在董必武、瞿秋白的撮合下，黃慕蘭與《民國日報》總編輯宛希儼登報結婚。1928年宛希儼在贛南領導吉安暴動時犧牲。隨後，黃慕蘭只身前往上海，進入黨中央書記處，後經組織批準，與新任中央委員賀昌結成夫妻。不久，賀昌被調往中央蘇區(1935年犧牲)，黃慕蘭則繼續留在上海。按組織要求，她對外瞞去了自己與賀昌秘密結婚的經歷，以宛希儼遺孀、到上海找工作的身份公開露面。法租界的大律師陳志皋對她一見傾心，並展開瘋狂追求。黃慕蘭曾向組織提請去蘇區與丈夫會合，卻被否決：“你的工作崗位在上海，與陳志皋結合更有利于掩護身份，合乎工作需要。組織會向中央證明這是服從工作需要，相信賀昌不會埋怨你。”

在此期間，黃慕蘭立下兩大奇功。

一是密報向忠發被捕叛變。

1931年6月的一天，黃慕蘭和陳志皋在一個咖啡館遇到了陳志皋的同學、租界當局的法語翻譯曹炳生。閒聊中，曹炳生說起：“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個共產黨的大頭頭，50多歲的樣子，湖北人。酒糟鼻金牙齒，一只手只有4個手指頭。這人架子蠻大，但沒一點骨氣，還沒用刑就什麼都交代了……”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曹炳生一走，黃慕蘭便借口頭疼回了家，並迅速將負責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漢年叫到自己的住處，將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一個個排起隊來……

“會不會是總書記向忠發？”黃慕蘭脫口而出。“對，是他。他年輕時為了戒賭，將左手指砍去了一個。”

第二天，向忠發戴著手銬腳鐐，領著巡捕房的人闖到周恩來家中，卻撲了個空。第三天，康生和潘漢年帶著黃慕蘭去見周恩來，一見面，周恩來就緊緊握住她的手說：“慕蘭，你真不錯呀！”

第二件奇功，是智救關向應。

1931年4月中，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關向應在位于上海閘北區的寓所被捕，因化名李世珍，他的身份並未暴露。幾天後，顧順章在漢口被捕，隨即叛變，不僅供出中共中央地下幾乎所有機關及領導人地址，還將在押的、身份尚未暴露的中共領導人一一指認出來。情況非常危急！黃慕蘭接到指示，不惜一切代價盡快救出關向應。分析再三，她向陳志皋提出，拜訪他的父親陳其壽。陳其壽在法租界當了18年刑庭庭長，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

陳其壽對黃慕蘭非常喜歡，主動提出收她為“幹女兒”。陳志皋向父親提出，黃小姐有個遠房親戚叫李世珍，被當局誤抓，現關在龍華監獄，不知能否通融一下。在陳其壽的打點和疏通下，被關了近半年的關向應終于被放了出來。

黃慕蘭與陳志皋結婚後，1933年奉命脫黨，先後以銀行家、慈善家、國民黨特派員等身份，參與了“全國冤獄賠償運動”、營救“七君子”出獄、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動。

但解放後不久，黃慕蘭被卷入“潘楊案”，關進秦城監獄，直到20年後才在鄧穎超的幫助下得以平反。

愛情、婚姻、青春甚至生命，英茵、張露萍、黃慕蘭和諸多有著同樣經歷的諜戰女英雄，為信仰，毫不吝惜地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她們是國家的英雄！


圖為去年7月，黃慕蘭老人生日當天，伏案閱讀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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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安娜：臥底蔣介石身邊的女速記員

    一張1948年國民黨六屆臨時全體會議照片格外引人注目，在主席臺致辭的是蔣介石，主席臺右側端坐著速記員沈安娜。

    1938年，沈安娜奉周恩來指示，進入了國民黨中央黨部機要處。憑著每分鐘200字的記錄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擔任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等重要會議的速記員。在國民黨中央黨、政、軍、特高層會議上，凡蔣介石主持會議，沈安娜便是速記的不二人選。

    沈安娜曾說：“戰鬥在敵人心臟裏，要克制六欲，壓抑七情，人的本性被壓抑是很痛苦的。”這是外人難以體會、也無法切身體會的。1946年6月，蔣介石在一次高級軍事會議上，講至絕密處，下意識地停頓，接著說：“下面的話不要記！”這時，全場都要停下筆來，沈安娜也不例外。這樣重要的情報，她只能將要點死死記在心裏，過後再偷偷記錄，她將所能搜集到的國民黨計劃、武器裝備等重要情報用各種方式傳遞給了延安。

    沈安娜在蔣介石身邊臥底長達11年，為我黨搜集了大量重要情報。1979年12月，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接見沈安娜時說：“你這個小速記，不是什麼官，作用可大了。”

    八路軍接收的第一架飛機

    抗戰時，潘漢年化名胡越明。1941年日美談判失敗後，隸屬潘漢年情報係統的日籍中共黨員中西功、西裏龍夫和中共秘密黨員汪敬遠等最早發出警告：“日本艦隊將襲擊珍珠港！”

    在潘漢年及其領導的情報人員老照片前，王館長介紹說，1943年，中共地下黨員徐楚光打入了南京汪偽軍委會，在他的協助下，1945年7月，汪偽空軍少尉飛行員黃哲夫找到了我黨蘇浙軍區司令部,將駕機起義的想法和汪偽空軍情況向粟裕司令員作了匯報。3天後，粟裕告訴黃哲夫，黨中央指示：“待機而動，配合反攻”。並確定自己化名“左如”以及在南京和揚州的聯絡人、聯絡地點。黃哲夫代號為“于飛”。此後，黃哲夫就用“于飛”這個名字同黨組織聯係。

    經過一番籌劃，8月19日，汪偽少校飛行教官周致和到南京明故宮機場，借給汪精衛專機“建國”號檢查之名，將飛機飛到揚州。一下飛機，周致和即與“于飛”聯係，請他速給延安發報。8月20日，周致和與“于飛”駕“建國”號專機從揚州飛往了延安。因是8月20日飛抵延安的，“建國”號改名為820號。

    這是八路軍接收的第一架飛機，隸屬于八路軍總司令部。當年8月毛澤東參加重慶談判乘坐的就是這架飛機。

    決戰豈止在戰場

    在解放軍與國民黨軍隊決戰前夕，黨的隱蔽戰線發揮出積極作用。早在1946年，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派遣姚禹謨為首的9名同志打入美軍顧問團空軍組，成立了地下黨支部。1948年12月16日，國民黨空軍八大隊飛行員俞勃等2人，駕機從南京大校機場起義。而就在渡江戰役前夕，中共地下黨獲取了國民黨的蕪湖至安慶段江防布置圖，策動了江陰要塞和國民黨海軍“重慶號”巡洋艦、第二艦隊的起義。黨的地下工作者是名副其實的渡江先遣隊。

    走出江蘇國家安全教育館時，王生乾館長握著我的手說：“這些都是解密了的黨的隱蔽戰線的英雄和事跡。隱蔽戰線還有無數的英雄在戰鬥。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向黨的高級幹部指示：‘你們只取得了一個勝利，還有一個勝利也就是隱蔽鬥爭的勝利，那將是一個長期而漫長的過程，只有取得了兩個勝利，我們才能說是完全的勝利’。”

    我的心怦然而動，江蘇國家安全教育館序廳的場景又呈現在眼前：地面上藍色地球與穹頂閃爍的繁星呼應。隱蔽戰線上的無名英雄們就像天上的繁星一樣，日夜守護著祖國的和平和人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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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露：諜海才女兩度深入魔窟與日偽較量

    1907年7月25日，在山西省右玉縣這個長城邊上的小城，一個新生命誕生了。
    1928年暑假，關露順利考入南京中央大學。中央大學可以說是一個孕育新詩人的搖籃，在這裏，關露閱讀了歌德的詩和莎士比亞的詩劇，新詩的自由筆調觸發了她的靈感，她開始創作新詩。

    1930年關露開始發表作品，1932年，關露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左聯”。她積極投身抗日愛國運動，擔任了上海婦女抗日反帝大同盟的宣傳部副部長，廣泛地和女工交朋友，組織詩歌小組，宣傳革命道理。血與火的洗禮，使關露開始了新的人生徵程。

    接受特殊任務

    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建立了八路軍辦事處(簡稱“八辦”)，其主要任務是搞上層統戰、情報、策反和宣傳黨的政策、出版書刊工作。

    1937年9月，潘漢年任“八辦”主任，12月25日潘漢年離滬赴香港後，劉少文接任“八辦”主任。抗戰時期，潘漢年除兩次去延安之外，大部分時間在上海、香港等地進行對敵的隱蔽鬥爭和開展港澳同胞、以及海外僑胞的統戰工作，建立一條從上海到淮南、蘇北解放區的地下交通線。

    抗戰期間的上海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76號，是日偽特工總部，日偽特務們在裏面設下刑訊室和地牢，亂捕濫殺愛國志士，怒罵聲、慘叫聲日夜從“76”號裏傳出，人們稱之為“魔窟”，它的頭子就是後來成為偽江蘇省主席兼警政部部長的李士群。

    1939年冬，一名眉目清秀、衣著時髦的30來歲女子走進了“76”號，她就是受黨組織派遣深入“76”號魔窟的關露。

    那時關露正借住在中共黨員王炳南家裏。一天，關露忽然接到“八辦”負責人劉少文送來的一張電文：“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務。葉劍英。”“小廖”即廖承志，住在香港九龍。身為老黨員的關露懂得黨的紀律，便沒有再多問什麼。

    幾天後，關露來到香港，通過復雜的關係，終于見到了廖承志，談話時潘漢年也在座。廖承志神色凝重地對她說：“黨組織要交給你一項特殊的任務。”“什麼任務？”關露認真地望著他。“聽你妹妹胡秀楓說，你認識李士群，是嗎？”關露點點頭，“現在黨組織要派你到李士群那裏，去了解他的動態。”“我？！”關露一下子不知道說什麼是好。“我們經過慎重考慮，覺得你是最合適的人選。”

    當時國共兩黨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類錯綜復雜的鬥爭，擔當這樣艱巨而危險的任務，不僅需要有廣泛的社會關係，而且需要有堅定的革命意念和膽識，毫無疑問，關露是具備的。

    關露在香港接受任務後返回上海，並開始同李士群接觸。第一次到李士群家去，關露對他說：“我失業了，想在你這兒找個事做。”李士群夫婦一聽就笑了，說：“我們這兒沒有適合你做的事情，如果你缺錢呢，每月來拿好了。”說完，就在關露的包裏塞了100元錢。

    關露連著去了兩三次，還沒有把真正的目的告訴他。這時黨組織希望她向李士群挑明。于是關露再一次到李士群家去，就說：“我妹妹寫信來問候你，她說，她有個朋友要做生意，問你要不要做？”

    關露的妹妹胡秀楓和妹夫李劍華都是共產黨員，當時被派往南京做秘密工作，1938年春到武漢。李士群一聽就明白了關露的意思，他發了一通牢騷。為謹慎起見，關露不接他的口，只用耳朵聽，漸漸聽出他的言語中透露出一點可以溝通的意思。

    經過反復的工作，關露成功地利用李士群的關係，獲取了不少重要情報。如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潘漢年向延安提供了有關日偽軍事動向的大量重要情報，這其中就有關露的功勞。李士群後來還曾保護、釋放了一部分被抓進“76”號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派人護送我黨的一些重要的幹部通過敵人的封鎖線；利用他的職權掩護新四軍運輸大米、醫療器械、藥品等物資進根據地等。

    將《女聲》為我所用

    1942年5月，上海出現了一份新雜志《女聲》，主編是日本左翼女作家左藤俊子。當時，關露受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派遣，經日本人中西的介紹，擔任《女生》的編輯，交給她的任務是通過左藤俊子的左派朋友，設法找到日本共產黨的地下黨員，進而搞到日本軍國主義的情報。

    對于如此艱巨的任務，關露心中沒有把握，她對布置任務的老張說：“假如我們搞不到敵人的情報，替他們編刊物，不是反而被敵人利用了嗎？”

    老張回答：“這種工作只能這樣幹，到底誰利用了誰，不能預先判斷……我們幹革命，不能不付出代價，得到多少收獲，不光靠主觀努力，還要看客觀上有沒有機會。所以要耐心堅持，守住陣地，等待時機。你先試試看吧，你本來是寫文章的，先寫寫文章再說。”

    《女生》自1942年5月創刊，到1945年7月停刊，共出38期。關露用芳君、林蔭、夢茵等筆名，先後寫了一百三十多篇詩歌、散文、小說、雜文和劇評等。這些文章並不涉及時事，主要是談戀愛、婚姻、家庭問題，但字裏行間滲透著反封建的思想。

    在上海淪陷時期，原先的進步報刊均被迫停刊，輿論陣地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嚴密監控。在這種嚴酷的形勢下，我黨關于敵佔區的工作方針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儲力量，以待時機。”自己不能辦刊物，就向敵偽刊物或者商辦的刊物投稿，楔入敵人宣傳陣地，寫一些有意義的文章，進行韌性的散兵戰。《女聲》這本婦女雜志，成為受讀者歡迎的刊物，其所發表的具有相當數量和質量的文章、詩歌等，顯示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上海文化戰士非凡的智慧和勇氣。

    當時，分散在各條戰線上的一些中共地下黨員，如丁景唐、楊志誠、董樂山、鮑士用、杜淑貞、陳新華、李祖良、陳嬗忱等，先後用各種筆名向《女聲》投稿。而關露當時並不認識誰是共產黨員，但她憑著多年從事黨的工作的經驗，在那麼多外稿中慧眼識珠，選用的大部分是青年共產黨員的稿件。

    1943年8月，佐藤俊子邀請關露作為《女聲》的代表，去日本參加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關露深知此行要承擔的政治風險，她向黨組織請示，黨組織同意她去，並指示她不要放過這次機會，趁機開展新的工作。沒有想到的是，這次會議卻使關露的“漢姦”之名再也洗刷不掉了。

    為革命不惜被誤解

    為了和敵人周旋，當時關露不得不穿著入時，但長期在紙醉金迷的環境中工作，她心裏覺得很不是滋味，而最讓她難受的是同志們對她的誤解和冷淡。

    1939年秋，戴平萬問錫金：“關露還參加你們的活動嗎？”這裏說的“活動”，指的是地下黨領導的詩歌組活動。錫金說：“參加的。”戴平萬說：“不要她參加了。”“為什麼？”錫金不解地問道。“現在她的關係有點復雜，最好還是把她隔開。”

    以後，錫金換了個開會地點，不再通知關露。關露得知後，非常痛苦。有一次，關露對好友許幸之說：“這樣幹下去，會弄得我臭名遠揚，身敗名裂。文藝界的朋友們都會誤認為我已經投敵，當了漢姦。從此再也不會原諒我了。”說著，關露便失聲痛哭起來。失去了同志的信任，這比坐牢、殺頭還可怕。巨大的委屈，關露只得默默地嚼碎咽下。

    共產黨人也有著普通人的喜怒哀樂，況且關露是個多愁善感的詩人。有好幾次，她想打退堂鼓，她在給妹妹的信中說：“我在這兒，無論生活上，還是工作上都不愉快，我想回到“爸爸、媽媽”(指黨組織)身邊去，快來信告訴我。”胡繡楓非常理解姐姐的處境和心情，立即向鄧穎超同志請示，說關露想去延安、大後方。這時，鄧穎超正動身去延安，說等黨組織研究後再告訴她。

    不久，由“八辦”的陳家康帶信給胡繡楓，信中說，上海方面不同意，要關露不要離開原來的工作崗位。胡繡楓按照黨組織的意思給關露寫了封信，說：“爸爸、媽媽不同意你回來。”

    關露接信後，完全明白黨組織的意思。共產黨員的信仰及忠誠，使她把個人的安危、委屈一股腦兒拋棄，仍然默默無聞地戰鬥在這條特殊的戰線上。

    最後七年

    因受潘漢年事件的牽連，關露曾兩次蒙冤入獄，前後長達10年。出獄後，關露念念不忘的還是手中的筆，為了補償失去的時間，她經常寫作到深夜，她把以前出版的《新舊時代》重新改寫成《不屈的人們》，另外還在醞釀創作新小說。

    1980年5月1日，關露突發腦血栓，經搶救病情較快好轉，從不能說話到頭腦清醒，並由人攙扶能勉強行走。在這種情況下，關露心裏仍然想著創作，她帶著病體，堅持口述，請朋友代筆。在病中，關露把《不屈的人們》給樓適夷看，希望能出版……不管在什麼境遇下，她對生活仍然充滿了希望。

    在潘漢年平反昭雪一年之後，中央公安部于1983年8月22日，做出了《關于關露同志問題的復查結論》：

    可惜的是，這份通知來得太晚了，關露已于1982年12月5日默默告別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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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露萍：打入軍統內部讓戴笠險被撤職查辦的“美女間諜”

    1940年的一天，一顆“重磅炸彈”爆炸在國民黨軍統電訊總臺，這就是震驚國民黨最高當局的“紅色電臺案”——當時國民黨最核心、最重要的軍統電訊總臺竟然由一群年輕的地下共產黨人掌握著。

    事發當天，蔣介石怒發衝冠，把戴笠罵得狗血噴頭，戴笠險遭撤職查辦，史稱這是戴笠一生最大的恥辱。從重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忠誠與背叛——告訴你一個真實的紅岩》來看，這段塵封的歷史將會被更多人所知。

    “紅色電臺案”的主角就是深入國民黨軍統電訊總臺的“中共美女間諜”張露萍。

    1939年10月，張露萍受黨派遣，秘密打入重慶國民黨軍統局電訊總臺。電臺地下黨支部猶如一柄出鞘的利劍，插在敵人的心臟，在敵人最森嚴、最機密的特務首腦機關裏，構建了一個黨的“紅色電臺”，並使敵人的許多秘密行動被我黨掌握。

    張蔚林在戴笠軍統總部幹電訊工作，張露萍與他以兄妹相稱。張露萍經常以給哥哥帶東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為名，出現在軍統電訊總臺的會客廳。就這樣，源源不斷的敵方情報被秘密送到南方局軍事組，有時來不及將情報送往“周公館”，她便順手利用敵人的電臺直接把情報發向延安。後來因張蔚林燒壞電子管引發我黨機密暴露，涉足“紅色電臺案”的7名共產黨員在1945年7月14日，被國民黨特務秘密殺害于貴州息烽快活林。

    新中國成立後，“紅色電臺案”因為缺乏檔案資料卻成了疑案。1982年，中共四川省委復查組經過一年多時間，跑了14個省、市、自治區和19個部委，找了100多位當事人和相關人員，最後由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元帥出面證明，才把被當做無名女英雄的張露萍的身份弄清楚。

    上個世紀80年代，沈醉在回憶錄中，也澄清了這段歷史。

    其實，從張露萍犧牲的1945年至上世紀80年代之前的幾十年裏，曾經和張露萍一同關押在白公館和貴州息烽監獄的，《紅岩》小說中“瘋老頭”華子良的原型韓子棟每年清明都要給“紅色電臺案”的7名烈士掃墓，因為他了解和熟悉張露萍等烈士的情況，他堅信他們都是真正的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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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維靜：打入閻錫山軍隊內部的女傑

    宋維靜同志是廣東省高明縣人，生于1910年10月，1927年1月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5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6年，曾參加過廣州起義的宋維靜打入閻錫山控制下的婦女團體，她與丈夫溫健公配合默契，收集、傳遞情報，機智果斷，受到黨中央情報部的肯定。
    後來，宋維靜受組織派遣，再次打入閻錫山軍隊內部，沒有暴露身份的她，被閻錫山委任為上校專員。

    宋維靜是在上海結識丈夫溫健公的。1930年11月，溫健公在上海被捕，被投進龍華監獄。當時受黨組織委托，宋維靜以表妹的身份去探監，兩人產生愛慕之情，于1933年結婚。

    1938年，溫健公犧牲，這一年宋維靜才28歲。盡管此後有無數次機會可以再婚，宋維靜都放棄了，直到去世，整整64年。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她難以忘卻革命中患難與共的丈夫。


晚年宋維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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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楓：犧牲在臺灣的紅色女特工

    朱楓，我黨隱蔽戰線傑出的無名英雄，原名朱諶之，生于1905年，出身鎮海名門。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7年“七七抗戰”開始，朱楓毅然投入救亡運動，借鎮海民眾教育館舉行義賣展覽，出售自己多年創作和收藏的金石、書畫、手工藝制品等，得款全部捐獻抗戰運動。

    1938年初，在武漢向黨領導的出版事業──新知書店捐款500元，武漢淪陷後前往湘西地區，後又遷回浙江；1939年夏，在浙江金華，會同黨派遣的華白沙、張一之二人，幫助臺灣愛國志士李友邦籌建“臺灣抗日義勇隊”，並捐資800元，解決義勇隊初建時的經濟困難。

    1939年秋，赴皖南新四軍軍部，參加新四軍“隨軍書店”工作；1940年，“皖南事變”前奉命疏散至浙江金華，隨後，接任新任務前往日寇佔領的上海，期間，為解決大後方革命出版事業的物資和經濟困難，變賣母親遺物，採購印刷物資，並親自押運繞道香港、大亞灣、沙魚衝等地，溯東江轉運至廣西桂林。

    1940年至1942年，先後在新知書店總店和桂林辦事處工作，期間，代表組織三次進入“上饒集中營”，探訪慰問並設法營救朱曉光同志，出色完成任務。

    1943年，接受整頓、加強書店副業“珠江食品店”的任務。1944年初，經武漢到上海參加新知書店駐滬辦事處籌備中的“同豐商行”工作；1944年10月，“同豐商行”遭敵人破壞，工作人員被捕，朱楓關押在日本滬西憲兵的牢房中，經受住殘酷刑審的考驗，在組織營救下出獄。

    1945年後，在地下黨開辦的公開商業機構“聯豐棉布號”、 “鼎元錢莊”以公方代表身份負責財務工作；1948年，奉命調往香港，繼續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1949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朱楓接受黨的指示，經華東局派往臺灣執行秘密任務。11月25日，朱楓經香港乘開往臺灣基隆的客貨海輪抵臺。到臺灣後，按照預先的約定，朱楓盡快與臺灣工委書記蔡孝乾接上了頭，隨即又與吳石將軍取得聯係。幾天後，朱楓按照預定的工作方案，在基隆碼頭將已經到手的一批重要情報交到了中共華東局情報部交通員手中。

    1950年2月，由于蔡孝乾被捕叛變，島內先後有數百名地下黨員被捕，隨即，朱楓也在舟山定海（當時仍由國民黨軍隊佔據）被捕。朱楓被捕後，大義凜然、堅貞不屈，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大無畏的革命精神。

    1950年6月10日，朱楓烈士在臺北馬場町高呼革命口號，英勇就義，時年四十五歲。同時遇害的還有臺灣“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將軍、吳石副官聶曦上校、臺軍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將。此事轟動一時，朱楓是四人中唯一的女性。

    1983年6月，朱楓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1950年6月，朱楓于臺北馬場町刑場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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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修良：從事情報工作的女市委書記

    提起南京的解放，許多人都會聯想起當年那位出身入死，戰鬥在敵人心臟的我黨南京地下市委書記陳修良同志，這位巾幗英雄在抗戰勝利後，即深入“虎穴”南京與文化名人沙孟海四弟沙文威密切配合，為迎接南京的解放，演繹了一個又一個驚險的傳奇故事。

    身世

    1907年，陳修良出生在寧波一個大家庭，她原名陳逸仙，1926年改名陳修良。在少女時，就師從著名文化名人沙孟海學習書法。悟性極高，是沙孟海最得意的女弟子，她性格堅強，思想活躍，15歲時考入寧波女子師范學校，學習特別努力，國文成績名列前茅，是當地“新學會社”書店(共產黨人創辦)的常客。她的母親思想開明，同情革命，早期著名共產黨人張秋人、羅亦農、趙世炎都在陳家住過。“五三”運動中，陳修良被同學們推舉為女師代表到“學聯”去，與沙孟海四弟沙文威同為寧波地區學生運動中最活躍的領袖人物。1926年，她加入了共青團，並考上了上海的國民大學，繼而在是年下半年和沙孟海二弟沙文求進了廣東大學文學係。從此，得與正住在當地東山的周恩來、肖楚女、張秋人等著名共產黨人接觸，不久，成為兩廣團區委刊物《少年先鋒》的編輯。1927年4月，她被組織調往武漢，參加團的“四大”後，任中共漢口市委宣傳部負責人向警予秘書，5月轉正式黨員。7月15日，汪精衛撕下“左派”面具後，黨組織轉為地下，陳修良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此認識了陳伯達、陳昌浩、章漢夫、馮定、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楊之華等人，並與沙孟海三弟沙文漢相遇，兩人結為終生伴侶。

    1930年夏，陳修良與沙文漢回國，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後由于出了叛徒，二人逃亡日本，1934年復回上海與黨組織接上關係。抗戰中，劉少奇準備讓她擔任華中局婦委書記，但婦委未成立，陳毅委派她擔任《新華報》總編輯，抗戰勝利後，華中分局副書記譚震林找她談話，由于鬥爭需要，任命她為南京地下市委書記。

    深入虎穴

    1946年4月中旬，陳修良脫去軍裝，換上旗袍，從淮北南下。她與丈夫兼上級的沙文漢分手時，不覺脫口吟道：“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沙文漢也口佔一首七絕相贈：“男兒一世事橫行，巾幗豈無翻海窮鯨？欲得虎子須入穴，虎穴如今是金陵。”

    在鎮江火車站乘上了上海至南京的火車，陳修良看到窗外漸漸移近的鐘山，不禁感慨萬端，她想起了1931年4月在南京犧牲的青年導師、中共五大中委惲代英及曾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1932年7月在南京犧牲的黃勵，還有前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書記孫津川、惲雨棠，共青團市委書記史硯芬……他們都為黨獻出了生命，不禁默咏起惲代英那首豪邁的詩：“浪跡江湖憶舊遊，故人生死個千秋，已擯憂患尋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在地下黨員馬文林護送下，陳修良安全進入了“虎穴”南京，挑起了地下市委書記的重擔。開始，她住在地下黨員朱啟鑾家，後來以“姑媽”的身份，搬到中正路武學園3號一對地下黨員的夫妻家中，就在這裏指揮起南京的地下鬥爭來。那時內戰已經爆發，情報工作特別重要，有一次，一位地下黨員告訴陳修良，他有個親戚是軍統人員，近來把一包軍用密碼放在自己家中的箱子裏，不知這包密碼有沒有用，陳修良一聽，立刻囑咐他設法取來看看，那位同志很順利地將密碼取出，原來是一包絕密的電臺密碼，陳修良立即抄了一封送往上級，結果中央回電嘉獎：在軍事上起了重大作用。

    在陳修良領導下，南京市委又根據黨的“把人民愛國民主運動大大向前推進”的方針，利用各種合法機會，發動學生和市民掀起“反饑餓”、“反內戰”爭取民主權利和言論自由的請願、示威、罷課、遊行的鬥爭。特別是“五‧二○”運動，政治影響極大，得到了毛澤東同志的高度評價。

    1949年1月，由于內部出現叛徒，陳修良又一次搬到中華路85弄內，其公開身份是華得電料行大股東，直到南京解放。

    震驚國統區的三次倒戈事件

    淮海戰役後，國民黨敗局已定，人民解放軍舉行了大反攻，為了減少解放軍流血，順利佔領南京，陳修良加緊了策反工作，于是，南京解放前夕，出現了三起震驚國統區的倒戈事件。

    1948年12月的一天，市委組織策反工作的史永(沙文威)向陳修良匯報了一個重要情報：南京空軍醫院的軍醫，我黨地下黨員林誠的摯友，國民黨空軍八大隊飛行員俞勃等人要求駕機起義。陳修良非常高興，立即批準了這次起義計劃，並親自乘火車到上海，向上海局作了匯報，商定降落地點和聯絡信號。隨後，又馬不停蹄返回南京，通知了史永、林誠、俞渤等人。12月16日夜晚，俞渤、郝桂林、周作舟、陳九英、張祖禮5人成功地駕駛飛機上空，原計劃轟炸總統府，但因故未能實施，炸彈落在燕子磯附近，國民黨政府緊張的全城戒嚴，並派出飛機追擊，但一無所獲，俞渤等安全著落于石家莊解放區。接著，上海、西安、杭州、香港等地陸續有飛機起義，投向解放區。

    1949年2月25日，國民黨“重慶號”巡洋艦在上海吳凇口外發動武裝起義，一時，震驚中外。

    原來，金陵大學有一學生地下黨員叫王毅剛，一次，他得知“重慶號”有人來暗中找他哥哥王淇(進步青年，原海軍少尉)要求找共產黨，投奔解放軍，則將此事報告了黨組織，陳修良馬上找來史永商量。第二天，史永就和王淇在金陵大學見了面，史永鼓勵王淇盡快去上海和“重慶號”秘密聯係，陳修良接著也親自赴滬對起義工作做了具體安排及提醒注意事項，她滿懷感慨地說：“我希望‘重慶號’能成為蘇聯‘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經過半個月緊張的串聯、準備工作，“重慶號”上已形成了三、四十名骨幹為核心的起義人員，周圍又團結了一批人，這段時間內，陳修良和史永又先後兩次赴滬，加緊起義的布置工作，並將此事交給了上海局統一領導。2月25日，“重慶號”巡洋艦終于成功起義，駛向煙臺解放區。

    國民黨45軍97師是首都警衛師，南京解放前夕駐在板橋。其師長王晏清的舅舅鄧昊明及其妻都是鄧演達的第三師成員，早年參加過朱德領導的湘南暴動，鄧昊明有位摯友陸平，是我黨地下黨員，從鄧昊明口中，陸平得知王晏清深感國民黨政府腐敗，經常收聽解放區廣播，是位思想進步的軍人。陳修良聽了史永和陸平的介紹，覺得是個好機會，就囑咐陸平，一有機會就和王晏清談形勢。經過幾個月的接觸，雙方關係漸漸融洽，最後陸平公開了自己的身份，王晏清高興地表示，決心投向人民的一邊，陸平及時向陳修良和史永作了匯報，市委再次派史永和王晏清面談，覺得他正直可信。分手後，市委根據中央指示，與王晏清共同著手起義準備工作，不料由于缺乏經驗，王晏清不慎暴露了起義企圖，雖然倉促地將隊伍拉過了江，但廣大士兵缺乏思想基礎，敵人又用飛機撒下許多傳單要部隊回去，結果，王晏清只帶了一個特務連平安到達解放區。這次起義雖然沒按原計劃完成，但在人們心中投了一顆炸彈：禦林軍倒戈了，蔣家王朝肯定完蛋了。


青年時代的陳修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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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明華：墓碑只刻3個字的女間諜

    “我願意把我的一切獻給黨”

    1922年8月，蕭明華出生于浙江省嘉興縣。小學畢業後，她考入河南省立開封師范。

    抗戰爆發，她隨父母輾轉到達重慶，1941年她從重慶師范學校畢業，當了小學教員。

    1943年秋，蕭明華以優異成績考入白沙國立女子師范學院國文係。

    抗戰勝利後，蕭明華在朋友的幫助下，在北平師院(北京師范大學的前身)繼續深造。在校期間，蕭明華碰到了在重慶就認識的教育心理學教授朱芳春。那時，朱芳春已參加了我黨的地下活動，他經常推薦給蕭明華一些革命理論書籍，啟發她的革命熱情。

    此時正值解放戰爭時期，北京如火如荼的愛國學生運動給了蕭明華極大的教育和鼓舞。1947年9月，根據蕭明華的表現，組織上決定吸收她加入朱芳春領導的地下工作小組。

    在有限的資料中，有這樣的一段描述:

    朱芳春莊重地告訴蕭明華，做情報工作是危險的，需要的不僅是熱情，更要有堅定的意志，所以做出決定之前，你可以從容認真地考慮幾天。

    蕭明華陡然立起，堅定地說:“還想什麼？！我早就想過多少遍了，請您轉告組織，我願意把我的一切獻給黨，獻給人民的革命事業，一個人能為人民的革命事業而死，就無愧于己，無愧于父母和人民的養育之恩。”

    蕭明華即將畢業的時候，遠在臺灣大學擔任國文係係主任的恩師臺靜農先生深知蕭明華國語注音、語音應用的教學功力，幾次寫信殷切邀請蕭明華到臺灣任教。

    大陸解放在即，靜農先生的邀請無疑是為去臺開辟新戰場提供了極好的機會。反復考慮之後，蕭明華向朱芳春道出這一設想，朱芳春立即向上級進行了匯報，黨組織很快批準了蕭明華的建議。

    1948年6月中旬，蕭明華做好了赴臺準備，她甚至放棄了畢業典禮。行前，她專程返回老家，探望年邁的雙親。

    此時蕭明華的父親已年近耄耋，母親也早過了花甲。蕭明華滿含愧疚地對母親說:“您和爸爸為我們吃了那麼多的苦，我這個做女兒的，還沒有好好地報答你們，不會怪我吧？”

    母親輕撫女兒的雙手說:“有你這樣懂事的孩子，我這個做娘的就心滿意足了。”

    黎明的前夜，肩負重任的蕭明華藏起對親人、對故土的眷戀，義無反顧地遠赴海峽對面……

    六次送出重要情報

    初到臺灣，為了工作的隱蔽，蕭明華選擇了去臺灣師范學院任教，學校為她提供了一處僻靜的院落作為宿舍。接著，蕭明華又與《國語日報》社聯係好了工作。

    至此，蕭明華完成了來臺工作的第一步——站穩腳跟。

    不久，她的領導兼老師——朱芳春，化名于非，也來到臺灣，與蕭明華以夫妻名義開展地下工作。

    1948年9月，他們利用臺灣省政府舉辦的“社會科學研究會”，舉辦一些講習班或講座，由于非出面講課，擴大社會影響，從中考察、培養革命骨幹。

    在此基礎上，于非與蕭明華組建了“臺灣新民主義青年聯盟”，把講習班中骨幹組織起來，成立了讀書會。

    此時革命形勢的發展迅猛使得一些同志非常興奮，一位同志在大學組織的合唱團中教唱《東方紅》，歌聲響徹整個校園。蕭明華得知後，耐心地做這位同志的思想工作，告誡他，越是接近勝利，越不能放松警惕，不能衝昏頭腦。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強渡長江佔領南京，全國解放指日可待。

    6月，于非回北平向組織匯報在臺工作。上級組織指示他們為配合解放軍的軍事行動，要不惜任何代價，獲取軍事情報。

    任務和形勢都發生了變化，蕭明華和于非將“臺新盟”轉入地下。蕭明華負責聯絡工作，並承擔情報資料的保管、整理和密寫。

    此外，她還不能耽誤學校正常的教學、報社的編輯等工作，每天都要忙到深夜，本就瘦弱的蕭明華身體更加單薄。同志們勸她注意營養和休息，她莞爾一笑:“既然我們已把生命置之度外，清貧的生活和繁重的工作又算得了什麼？”

    從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短短兩個月，他們排除困難，六次送出重要情報，對于解放我沿海諸島，發揮了重大作用。

    大陸解放後，逃到臺灣的蔣介石為了穩住風雨飄搖的統治，宣布全島“戒嚴”，臺灣島立刻淹沒在白色恐怖之中。

    地下工作面臨空前的嚴峻考驗。

    1950年2月4日，蕭明華請三哥蕭明柱到自己家中過生日，正當他們歡敘手足之情時，門外傳來敲門聲，兩個陌生人借口請于非演講，毫不客氣地走進房間。蕭明華臨危不亂，面帶微笑接待“客人”，陌生人沒有發現異狀，又沒有找到于非，只好悻悻而去。蕭明華立即關照哥哥多加小心，不管遇到什麼事不要緊張，記住“我們只是兄妹關係，其他沒有任何牽連”。

    哥哥走後，蕭明華立即想辦法與于非等聯係，將已獲得的情報送走。當戰友勸她也避一避時，她搖搖頭說:“我不能動，現在情況不明，我一動就暴露了。”

    兩天後的深夜，蕭明華在自己的宿舍被捕。

    被捕時，她從容鎮定地在敵人眼皮底下，取下了搭在後窗外竹竿上的旗袍，發出了危險報警信號。

    “姐妹們，願你們早日自由”

    蕭明華被捕之初，被關押在人稱“閻羅殿”的臺灣“保安司令部保安處”。

    記者在一份材料中，看到這樣的記載:

    “閻羅殿”裏殘暴的“小鬼”們對她施以電椅、老虎凳、捆綁吊打，五天五夜不許她睡覺，妄圖使蕭明華在長時間的疲勞中失去自制力，不能進行正常的思維判斷，繼而從她纖弱的身上得到情報。蕭明華以超人的毅力和勇氣，經受了非人所能承受的煎熬。她對暴戾狡詐的敵人鄭重地宣告:“我是一個擁護共產黨、擁護革命、支持共產黨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革命者。”

    一位曾在敵人看守所做勤雜工的人回憶說，他親眼看到蕭明華遭受到的酷刑，她雙手被捆吊在梁上，雖滿臉鮮血，雙手雙臂多處骨折，仍然堅強不屈，昏去醒來，也只是對那行刑的獄卒輕蔑地一笑。

    在這個年輕纖弱的女性面前，這位勤雜工汗顏自愧，很快找借口離開了那個魔窟。

    1950年11月7日夜，“軍法處”看守所辦公室的燈光又亮了。難友們都知道，那是敵人在為第二天的處決做準備，她們從看守對蕭明華的惡劣態度，預感到她們喜愛的明姐將要遠離。

    難友們緊緊地圍在蕭明華身邊，低聲哽咽著。蕭明華明白難友們不舍的心思和情誼，她緩緩地站起來，走到窗邊看一眼不遠處的燈光，又坐在自己的鋪位邊，微笑著說:“我早有準備。不要緊，大家幹自己的事情吧！”

    她拿出離開家時母親送的黃楊木梳，因受暴刑，手指骨折，她早已不能自己梳頭，只好請一直為自己梳頭的難友小黃再梳最後一次。小黃流著眼淚，解開蕭明華又黑又粗的長辮子小心梳理起來……

    蕭明華打開自己的包袱，取出李清照的詩集，請難友小廖為大家讀《夏日絕句》:“生當做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剛烈的詩句，伴著難友們的低聲抽泣，縈繞在牢房中。

    11月8日淩晨，黑暗的牢房門打開了。

    蕭明華沉靜地站起來，整理好頭發和衣裝，同難友們告別:“永別了，姐妹們，願你們早日自由！”她高昂著頭站在戒備森嚴的軍警中，聽完“軍事法庭”的“宣判”之後，她平靜地坐下，從容不迫拿起筆，留下了給親人的最後囑托……

    隨後，蕭明華被綁上汽車，押往馬場町刑場。在刑場的沙丘旁，執行的憲兵令她跪下，一向溫和纖弱的蕭明華突然掙脫兩個憲兵的挾持，奮力奔向沙丘頂，昂首高呼口號……

    槍聲響起，年僅28歲的蕭明華倒在了沙丘頂上，雙眸圓睜。

    在北京師范大學為紀念百年校慶而出版的《北師大英烈傳》中，有一段蕭明華烈士的生平簡介，這是關于她的為數不多的公開資料。在這個簡介中，記者了解到蕭明華是父母最寶貝的幼女，在十五六歲時就成了家中的小主人，全家人都對她言聽計從……這些跟她最後走上革命道路有什麼關係？她的家人現在身居何處？

    採訪中一個偶然的機會，記者了解到曾有一個人為蕭明華烈士寫過傳記，而他就是蕭明華的大侄子蕭穆(原名蕭宏志)。蕭穆是八一電影制片廠前廠長，少將軍銜，曾組織拍攝了《大決戰》等多部革命軍事巨片。

    4月1日，年近八旬的蕭穆將軍在家中告訴記者，他至今還保留著蕭明華烈士與他的最後一次通信，在這封信中，除了對親人的噓寒問暖，最重要的是“華姑堅定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決心”。

    在關于蕭穆的介紹中，記者看到他的祖籍是廣東省潮陽縣(今潮陽市)歧北墟宅美村，那為什麼蕭明華和他都會出生在浙江嘉興呢？

    蕭穆告訴記者，清末，潮陽縣就已經是一個著名的華僑縣，因為地少人多，很多人不得不到外地去謀生存，有的去了海外，有的則投靠各地的同鄉會。

    “我的祖父蕭子山就是在那個時候去上海的，離開家鄉時身上只帶了8塊銀元。”蕭穆說，“到上海後依然發現生活難以為繼，祖父就把家搬到了離上海很近的浙江嘉興，在那裏做過雜工、廚師、水果商販，最後經營手工織襪作坊，生活才漸漸安定起來。”

    蕭穆的父輩均出生于嘉興，他的父親是家中老大。因為自己沒什麼文化，蕭子山全力供自己的孩子讀書。


    “除了一個叔叔和長年患病的大姑，包括我父親在內的父輩大都讀到了大學。”蕭穆說，“蕭明華是祖父最小的女兒，從小聰明伶俐，是祖父的掌上明珠，家裏人都叫她‘華寶’。”

    抗戰爆發時，蕭子山的織襪作坊已經在帝國主義大型工業的擠壓下破產，為避戰火不做亡國奴，蕭家歷經千辛萬苦，舉家遷往大後方重慶。

    “我的父親擔負起了養家糊口的責任，華姑的學業其實是我父親支持下完成的，因為她只比我大7歲，所以我們之間的關係非常要好。”蕭穆說，“小時候的很多事我都不記得了，只知道當年中學開學時就是華姑送我去的。”

    1941年蕭明華從重慶師范學校畢業，因為成績優秀，被學校選送到在青木關舉辦的國語師資訓練班，學習國語注音符號的應用和教學。

    “蕭明華國語注音符號學得很好，甚至能用國語注音符號寫文章，這就為她日後的經歷埋下了伏筆。”蕭穆說。

    根據當時的規定，中級師范畢業生必須任教兩年方可繼續深造。1943年秋，蕭明華在當了兩年小學教員後以優異成績考入白沙國立女子師范學院國文係。雖然四川白沙是個小城鎮，但抗戰期間，這裏薈萃了許多著名專家、學者，如許壽裳、臺靜農、李霽野、魏建功等。

    蕭穆說:“因為華姑的成績非常優秀，給臺靜農等學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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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蘋如：轟動上海灘的女間諜

    1939年12月21日的傍晚，從上海當時最有名的西比利亞皮草行傳出了一陣槍聲。國民黨女特務鄭蘋如準備暗殺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頭目丁默村，事先雖然經過了嚴密的籌劃，卻不幸敗露。之後，鄭蘋如又深入虎穴，準備再次暗殺丁默村，最終失敗。出于一顆愛國之心，鄭蘋如舍棄的不僅僅只是自己年輕的生命，還有一段亂世“不了情”。
    日偽時期，汪精衛政權在當時上海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76號設立了特工總部，主任丁默村是原軍統第三處處長，在漢姦李士群撮合下投靠日偽，破壞抗戰。為此，中統上海潛伏組織負責人陳果夫的侄子陳寶驊，決定抓住丁默村好色的弱點，施“美人計”除掉他。

    丁默村本是個色中餓鬼，交到如花似玉的鄭蘋如自然是喜出望外，而鄭蘋如佯裝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不時恃寵撒嬌，與丁默村時斷時續，若即若離，逗得丁默村饞涎欲滴，神魂顛倒。中統見時機成熟，布置下手。第一次行動，由鄭蘋如請丁默村到她家作客，在鄭家附近安排了狙擊人員，然而丁默村詭計多端，他的轎車快到鄭家時，他改變主意掉頭離去，計劃遂告失敗。此時中統上海區的負責人換了張瑞京，他重新策畫第二次“刺丁”，他安排鄭蘋如以購買皮大衣為由，想把丁默村誘殺在西伯利亞皮貨店。豈料就在此時張瑞京被李士群逮捕，張李原有一番交情，當張和盤托出“刺丁”計劃時，正中李士群夫婦的心意，為防事跡泄漏，他們先把張瑞京保護起來，而中統上海區見沒有任何異狀，于是原計劃照常執行。

    1939年12月21日丁默村在滬西一個朋友家吃中飯，他打電話邀鄭蘋如前去參加，鄭便趕到滬西陪丁默村直到傍晚。丁說要去虹口，鄭說要到南京路去，于是兩人同車而行，當汽車駛至靜安路、戈登路(今江寧路)西伯利亞皮貨店時，鄭蘋如突然提出要去買件皮大衣，並嬲著丁默村同她一起下車，幫她挑選。丁默村的職業反應是到一個不是預先約定的地點，停留不超過半小時，照理說是不會有危險的。心想鄭的執意要他同去，不外乎是想乘機敲他一筆竹杠。于是他便隨她下車，但當鄭正在挑選皮衣時，丁默村突然發現，玻璃櫥窗外有兩個短打衣著、形跡可疑的人，正向他打量。丁一看情形不對，便從大衣袋裏摸出一迭鈔票，向玻璃櫃臺上一摜，說：“你自己挑吧，我先走了。”說完就急轉身向外跑。鄭見丁默村突然向外奔跑，起初一愣，本想追蹤出去，但走了兩步，又停住了。

    此時徘徊在店外人行道上的中統特務，沒料到丁默村會不等東西挑好，就突然衝出店來，因此稍為躊躇了一下，竟讓他衝過馬路。丁的司機見他狂奔而出時，早已發動引擎，開好車門。等到槍聲響時，他已鑽進車內，拉上了車門，子彈打在防彈車門上，他毫發無傷，揚長而去。而李士群派出的狙擊人員，因只是“協助”成分，因此也沒有怎麼出力，暗殺行動乃告功敗垂成。但對鄭蘋如而言她不甘心，又心存僥幸，決定深入虎穴，孤身殺敵。于是她繼續與丁默村虛與委蛇，但暗中身藏一支勃朗寧手槍，準備伺機下手，但她哪知丁默村早已布下羅網，等她上鉤了。因此在第三天當鄭蘋如驅車到76號要見丁默村時，就被丁的親信林之江給扣住，她被關進76號的囚室。

    李士群的老婆葉吉卿很快就得知消息，她派了畬愛珍、沈耕梅前來審訊，丁默村自然不好阻攔。鄭蘋如否認她與中統的關係，只承認暗殺丁默村是因為她不甘被玩弄。丁默村雖然惱恨鄭蘋如參與對自己的謀殺，但又著實迷戀她的美色，因此他並沒想要置她于死地，只是想關她一陣子，再把她放出來。但丁默村的老婆趙慧敏卻悄悄找到林之江，並對他面授機宜，于是鄭蘋如被暗中移解到憶定盤路三十七號的“和平救國軍”第四路司令部內，這連丁默村與李士群都不知道。1940年2月在一個星月無光的晚上，林之江從囚室裏請出鄭蘋如，謊稱丁默村找她，汽車七拐八彎，來到滬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鄭蘋如連中三槍倒下了，死時年僅23歲。

    鄭蘋如之父鄭英伯因不願以出任偽職而保釋女兒，一病不起，于1941年初抱恨而終。“七七事變”後，正在日本學習飛行的鄭蘋如的弟弟鄭海澄毅然回國，駕機與日寇搏擊于長空。1944年1月19日，他在保衛重慶的空戰中壯烈犧牲。鄭蘋如的未婚夫王漢勳是鄭海澄的空軍戰友，1939年春，他曾兩次寫信約鄭蘋如去香港結婚，但國難當頭，鄭蘋如一再推遲婚約，兩人相約抗戰勝利後再步入婚禮殿堂。出師未捷身先死，這對戀人為了抗戰先後倒下。1944年8月7日，王漢勳在衡山執行軍事任務時犧牲，時為上校大隊長。如今，鄭海澄、王漢勳的名字都鐫刻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的紀念碑上。一門忠烈當之無愧！

    一直支持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鄭華君(鄭蘋如之母木村花子的中國名字)女士于1966年以八十高齡病逝于臺灣。

    丁默村在此事件後，被排擠出76號特工總部。抗戰勝利後，丁被南京國民政府逮捕，于1947年2月在南京被槍決。

    關于《色‧戒》


    在鄭蘋如被殺後，也有一種說法流傳出來———她對丁默村動了感情，因而在服裝店裏的關鍵時刻情不自禁，暗示丁默村有危險，讓他得以逃脫。這種說法，被張愛玲在《色‧戒》強化。


    鄭蘋如刺殺丁默村的時候，張愛玲正在香港讀大學。她知道這件事情，是從後來上海各種小報的大肆渲染中獲悉的。而後來，張愛玲和時任汪偽政府宣傳部次長的胡蘭成交往，她從胡蘭成口中得知了詳細故事。“胡蘭成曾任汪偽宣傳部次長，語蘋如、默村事與張愛玲，愛玲乃作《色‧戒》小說。然于二人情事，太多渲染雲。”


    歷史的悲劇就在于歷史真相被掩蓋，甚至被歪曲，在流言蜚語下，這次刺殺漢姦的行動被說成是鄭蘋如設計誘殺丁默村，但對丁默村動了真情，這種說法被張愛玲的小說《色‧戒》被進一步強化。這導致鄭蘋如以身報國的內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為外界所知，甚至被誣陷為“迷戀漢姦情人”而一度備受譴責。有學者認為，張愛玲通過鄭蘋如刺殺丁默村的事件，展現了女性和男性對情感的不同價值取向，以及悲劇人物的悲劇宿命。然而，更多的人認為，張愛玲為自己從胡蘭成口中得知的鋤姦故事涂上一層粉紅的色彩，但鄭蘋如用自己的鮮血和寶貴的生命告訴所有人：烈士忠貞不屈的靈魂，小資情調的張愛玲們是永遠不會懂的！》》


王佳芝的原型鄭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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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茵：既是特工又是演員的雙面女間諜

    在抗日諜戰前線出生入死；平時活潑任性，經常出入各種社交場所；但在關鍵時刻，為了信仰不惜犧牲生命……英茵的經歷，確實與顧曉夢極為神似。

    英茵原名英潔卿，1916年生于北平。她身世顯赫，父親英斂之是滿洲正紅旗人，曾創辦《大公報》及輔仁大學，母親愛新覺羅‧淑仲也是皇族，哥哥英驥良12歲便到劍橋留學，回國後任輔仁大學教授，是與錢鐘書比肩的語言天才。前文化部副部長英若誠是她的侄子，英達則稱她姑奶奶。

    俊美、活潑的英茵自幼喜歡歌舞、演戲，從北平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畢業不久，就孤身奔赴上海，1936年加入明星影片公司，相繼在《生死同心》、《十字街頭》等影片中飾演重要角色。

    “七七”事變後，英茵隨一支抗日演劇宣傳隊自上海出發，沿途宣傳，幾個月後到達重慶。不久，她受導演費穆邀請，回到抗戰最前線——孤島上海，在那裏結識了國民黨駐滬專員、軍統的抗日秘密工作者平祖仁，與之相交甚密。

    1937年底，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英茵也隨平祖仁趕回重慶，繼續活躍在銀幕、舞臺之上。此時，英茵與平祖仁的關係更為親密，頻頻攜手出遊，有時竟會連續數月閉門謝客，在外人眼中，完全是一對熱戀中的情侶。1939年冬，英茵從重慶突然消失，不久後，她在上海重新露面，平祖仁隨後也出現在上海。一時間，關于英茵“為情私奔”的各種流言充斥重慶的大刊小報，就連香港媒體也對此大肆渲染。但英茵卻倣佛局外人一般，對一切說法既不否認也不承認，每天還是照常演出、排練，只是每一次都來去匆匆。神秘的行蹤，讓同事們琢磨不透。

    1941年4月，平祖仁被日本憲兵隊逮捕。英茵雖然還繼續演戲、拍電影，但不斷被日本人帶走審問。次年1月8日，平祖仁被槍殺。英茵強忍悲痛，領回平祖仁的屍體，將他安葬在萬國公墓，並在他的墓地旁為自己預留了個“位置”。也許那時，她就已預感到了死亡即將到來——和電影《風聲》中踏進裘莊的顧曉夢一樣。

    1月19日，平祖仁去世後僅僅10余天，年僅25歲的英茵將自己反鎖在上海國際飯店10樓708房內，用半碗生鴉片加上烈酒，摻和了大量安眠藥，全部喝光自殺身亡。自殺前，她給合眾電影公司的陸潔留下一封隱晦的遺書：“陸先生：我因為……不能不來個總休息。我存在您處的兩萬元，作為我的喪葬費，我想可能夠了。”

siuwongzi

向戰功彪炳的同志致意！

生豬肉

zing_chan 發表於 2011-7-25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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