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運河的開鑿，自東周春秋開始，直至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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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歷史上，京杭大運河的開鑿工程主要經歷了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東周春秋時期。
位於東南吳國的國王夫差，為了爭霸中原，向北擴張勢力，在公元前486年引長江水經瓜洲（今江蘇省邗江縣南部）北入淮河。這條聯系江、淮的運河，從瓜洲到末口（今淮安附近），當時稱為邗溝，長約150公里。這條運河就是京杭大運河的起源，是大運河最早的一段河道。後來，秦、漢、魏、晉和南北朝又相繼延伸了河道。

第二個時期是隋朝時期。
公元六世紀末到七世紀初，大體在邗溝的基礎上拓寬、裁直，形成大運河的中段，取名曰山陽瀆。在長江以南，完成了江南運河，這是大運河的南段。實際上，江南運河的雛形已經存在，並且早就用於漕運。“漕”是利用水路運送漕米到集中地點的意思。漕運是我國歷史上一項重要的經濟制度，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利用水道（河道或海道）調運糧食（主要是公糧）的一種專業運輸。我國的封建王朝，向農戶征收地租和田賦，在很長時期內，采取征收實物的辦法。這些王朝又大都建都在西北和北方的城市，而附近地區所產的糧食，不能滿足京城的需要。因此，把其他地區征收的糧食調運到京城，就成為一項重要的政治措施，為封建統治者所重視。在這種情況下，漕運在我國歷史上形成過一套較完整的制度，並有相應的一套管理系統。漕運用的船，叫做漕船。漕船載運的糧、米，叫做漕糧、漕米。駕駛漕船的軍隊和民工，叫做漕軍、漕丁和漕夫。許多朝代都設專管漕運的官員。遠在秦漢時代，我國史書就已經有了關於漕運的記載，到了隋朝，漕運更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公元605年，隋煬帝楊廣下令開鑿一條貫通南北的大運河。這時主要是開鑿通濟渠和永濟渠。黃河南岸的通濟渠工程，是在洛陽附近引黃河的水，行向東南，進入汴水（今已湮塞），溝通黃、淮兩大河流的水運。通濟渠又叫御河，是黃河、汴水和淮河三條河流水路溝通的開始。隋朝的都城是長安，所以當時的主要漕運路線是：沿江南運河到京口（今鎮江）渡長江，再順山陽瀆北上，進而轉入通濟渠，逆黃河、渭河向上，最後抵達長安。黃河以北開鑿的永濟渠，是利用沁水、淇水、衛河等河為水源，引水通航，在天津西北利用蘆溝（永定河），直達涿郡（今北京）的運河。

隋朝修築大運河的幾項重要工程：

一是開鑿東通黃河的廣通渠。隋朝開始修建的一條重要的運河是從長安東通黃河的廣通渠。隋初以長安為都。從長安東到黃河，西漢時有兩條水道，一條是自然河道渭水，另一條是漢朝修建的人工河道漕渠。渭水流淺沙深，河道彎曲，不便航行。由於東漢遷都洛陽，漕渠失修，早已湮廢。隋朝只有從頭開鑿新渠。開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即命大將郭衍為開漕渠大監，負責改善長安、黃河間的水運。但建成的富民渠仍難滿足東糧西運的需要，三年後又不得不再一次動工改建。這次改建，要求將渠道鑿得又深又寬，可以通航“方舟巨舫”。改建工作由傑出的工程專家宇文愷主持。在水工們的努力下，工程進展順利，當年竣工。新渠仍以渭水為主要水源，自大興城（今西安市）至潼關長達300余里，命名為廣通渠。新渠的運輸量大大超過舊渠，除能滿足關中用糧外，還有很大富裕。

二是整治南通江淮的御河。隋煬帝即位後，政治中心由長安東移洛陽，很需要改善黃河、淮河、長江間的水上交通，以便南糧北運和加強對東南地區的控制。大業元年（公元605年），命宇文愷負責營建東京洛陽，每月役丁200萬人。同時，又令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男女百余萬，開通濟渠”（《通鑒•隋紀四》）。此外，還征調淮南民工10多萬，擴建山陽瀆。工程規模之大，範圍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通濟渠可分東西兩段。西段在東漢陽渠的基礎上擴展而成，西起洛陽西面，以洛水及其支流谷水為水源，穿過洛陽城南，到偃師東南，再循洛水入黃河。東段西起滎陽西北黃河邊上的板渚，以黃河水為水源，經今開封市及杞縣、睢縣、寧陵、商丘、夏邑、永城等縣，再東南，穿過今安徽宿縣、靈壁、泗縣，以及江蘇的泗洪縣，至盱眙縣注入淮水。兩段全長近2000里。山陽瀆北起淮水南岸的山陽（今江蘇淮安市），徑直向南，到江都（今揚州市）西南接長江。兩渠都是按照統一的標准開鑿的，並且兩旁種植柳樹，修築御道，沿途還建離宮40多座。由於龍舟船體龐大，御河必須鑿得很深，否則就無法通航。通濟渠與山陽瀆的修建與整治是齊頭並進的，施工時雖然也充分利用了舊有的渠道和自然河道，但因為它們有統一的寬度和深度，因此，主要還要依靠人工開鑿，工程浩大而艱巨。可是歷時很短，從三月動工，到八月就全部完成了。隋煬帝立刻從洛陽登上龍舟，帶著後妃、王公、百官，乘坐幾千艘舳艫，南巡江都。這是中外工程史上的奇跡。當然，代價是極其高昂的。在鑿渠和造船過程中，“役丁死者什四五”。

三是修建北通涿郡的永濟渠。在完成通濟渠、山陽瀆之後，隋煬帝決定在黃河以北再開一條運河，即永濟渠。大業四年（公元608年），“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余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隋書•煬帝紀》上）。永濟渠也可分為兩段：南段自沁河口向北，經今新鄉、汲縣、滑縣、內黃（以上屬河南省）、魏縣、大名、館陶、臨西、清河（以上屬河北）、武城、德州（以上屬山東）、吳橋、東光、南皮、滄縣、青縣（以上屬河北），抵今天津市；北段自今天津折向西北，經天津的武清、河北的安次、到達涿郡（今北京市境）。南北兩段都是當年完成。永濟渠與通濟渠一樣，也是一條又寬又深的運河，據載全長1900多里。深度多少，雖不見文字，但大體上說，與通濟渠相當，因為它也是一條可通龍舟的運河。大業七年（公元611年），煬帝自江都乘龍舟沿運河北上，帶著船隊和人馬，水陸兼程，最後抵達涿郡。全程4000多里，僅用了50多天，足見其通航能力之大。

四是疏浚縱貫太湖平原的江南河。太湖平原修建運河的歷史非常悠久。春秋時的吳國，即以都城吳（蘇州市）為中心，鑿了許多條運河，其中一條向北通向長江，一條向南通向錢塘江，這兩條南北走向的人工水道，就是最早的江南河。這條河在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進行過多次整治，到了隋煬帝時又下令作進一步疏浚。《資治通鑒》卷一八一記載：“大業六年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餘里，廣十余丈，使可通龍舟，並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會稽山在今浙江省紹興市東南，相傳夏禹曾大會諸侯於會稽，秦始皇也曾登此山以望東海。隋煬帝好大喜功，大概也要到會稽山，效仿夏禹、秦皇的故事。

廣通渠、通濟渠、山陽瀆（隋煬帝把後兩者合稱御河）、永濟渠和江南河等渠道，雖然不是同時開鑿而成，可以算作各自獨立的運輸渠道。但是由於這些渠道都以政治中心長安、洛陽為樞紐，向東南和東北輻射，形成完整的體系，同時，它們的規格又基本一致，都要求可以通航方舟或龍舟，而且互相連接，所以又是一條大運河。這條從長安、洛陽向東南通到余杭、向東北通到涿郡的大運河，是古今中外最長的運河。由於它貫穿了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對加強國家的統一，促進南北經濟的交流，都是很有價值的。

在以上這些渠道中，通濟渠和永濟渠是這條南北大運河中最長最重要的兩段，它們以洛陽為起點，成扇形向東南和東北張開。洛陽位於中原大平原的西緣，海拔較高，運河工程充分利用這一東低西高、自然河道自西向東流向的特點，開鑿時既可以節省人力和物力，航行時又便於船只順利通過。特別是這兩段運河都能夠充分利用豐富的黃河之水，使水源有了保證。這兩條如此之長的渠道，能這樣好地利用自然條件，證明當時水利科學技術已有很高的水平。開鑿這兩條最長的渠道，前後用了六年的時間。這樣就完成了大運河的全部工程。隋朝的大運河，史稱南北大運河。它貫穿河北、河南、江蘇和浙江等省。運河水面寬30—70米，長約27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工程之一。

第三個時期是元朝時期。
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後，要從江浙一帶運糧到大都。但隋朝的大運河，在海河和淮河中間的一段，是以洛陽為中心向東北和東南伸展的。為了避免繞道洛陽，裁彎取直，元朝就修建了濟州、會通、通惠等河，明、清兩代，又對大運河中的許多河段進行了改造。下面具體介紹一下元朝開鑿運河的幾項重大工程：

一是開鑿濟州河和會通河。從元朝都城大都（今北京市）到東南產糧區，大部分地方都有水道可通，只有大都和通州之間、臨清和濟州之間沒有便捷的水道相通，或者原有的河道被堵塞了，或者原來根本沒有河道。因此，南北水道貫通的關鍵就是在這兩個區間修建新的人工河道。在臨清和濟州之間的運河，元朝分兩期修建，先開濟州河，再開會通河。濟州河南起濟州（今濟寧市）南面的魯橋鎮，北到須城（在今東平縣）的安山，長150里。人們利用了有利的自然條件，以汶水和泗水為水源，修建閘壩，開鑿渠道，以通漕運。會通河南起須城的安山，接濟州河，鑿渠向北，經聊城，到臨清接衛河，長250里。它同濟州河一樣，在河上也建立了許多閘壩。這兩段運河鑿成後，南方的糧船可以經此取道衛河、白河，到達通州。

二是開鑿壩河和通惠河。由於舊有的河道通航能力很小，元朝很需要在大都與通州之間修建一條運輸能力較大的運河，以便把由海運、河運集中到通州的糧食，轉運到大都。於是相繼開鑿了壩河和通惠河。首先興建的壩河，西起大都光熙門（今北京東直門北面，當年這里是主要糧倉所在地），向東到通州城北，接溫榆河。這條水道長約20多公里，地勢西高東低，差距20米左右，河道的比降較大。為了便於保存河水，利於糧船通航，河道上建有七座閘壩，因而這條運河被稱為壩河。後來因壩河水源不足，水道不暢，元朝又開鑿了通惠河。負責水利的工程技術專家郭守敬，先千方百計開辟水源，並引水到積水潭集蓄起來，然後從積水潭向東開鑿通航河段，經皇城東側南流，東南去文明門（今北京崇文門北），東至通州接白河。這條新的人工河道，被忽必烈命名為通惠河。通惠河建成後，積水潭成了繁華的碼頭，“舳艫蔽水”，熱鬧非常。

元朝開鑿運河的幾項重大工程完成後，便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運河，全長1700多公里。京杭大運河利用了隋朝的南北大運河不少河段，如果從北京到杭州走運河水道，前者比後者縮短了900多公里的航程。

國外著名的大運河有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前蘇聯土庫曼運河等。這些運河的長度不但都比我國的大運河短得多，而且也都比隋朝開鑿南北大運河的時間晚1000多年。

隋唐以後的河運

隋唐時期，我國內河航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南北大運河在公元610年開鑿完工後，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加強了京都和河北、江南地區的水上運輸。當年，航行在運河里的船從，南來北往，舳艫千里，呈現出一派繁忙景像。不過，隋朝是一個短促的朝代，開河不久就滅亡了。所以大運河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後各個朝代。

隋朝滅亡之後，繼之而起的是唐、宋兩個朝代。唐朝建都長安，每年要從江淮地區輸入大量物資和糧食。唐朝初年，大運河每年運送的糧食不過20萬石，但到了唐玄宗開元年間，糧食的運輸量迅速增加，最高達到一年700萬石。當時唐朝長安水運事業的發達，可從唐玄宗舉辦“水上運輸展覽會”上得到反映。《舊唐書•韋堅傳》記載了當時的盛況：在長安望春樓下運河西段的廣運潭上開了一個大規模的水上運輸展覽會，有二三百條船，都按牌號標明，什麼船裝的什麼貨寫得一清二楚。船上除了裝運糧食外，還裝有各地的土特產。如：廣陵郡的船，裝的是廣陵所產的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的船，裝的是京口的綾衫緞；晉陵郡的船，裝的是綾繡；會稽郡的船，裝的是銅器、吳綾、絳紗；南海郡的船，裝的是玳瑁、珍珠、像牙、沉香；豫章郡的船，裝的是名瓷、酒器、茶釜、茶鐺、茶碗；宣城郡的船，裝的是空青石、紙、筆、黃蓮；始安郡的船，裝的是蕉葛、蟒蛇膽、翡翠。共有數十個郡的船。駕船的船工都戴著大大的鬥笠，穿著寬袖的衣服和草鞋，用鼓笛箶笙伴奏，邊歌邊舞。第一條船上的人帶頭領唱，其他船上的人隨著和唱。100多穿著鮮艷服裝的婦女，隨著歌聲表演優美的舞蹈。一船領航，其余的船只徐徐跟上。到了望春樓下，船檣延綿數里，盛況空前。參觀的人群，歡聲笑語，熱鬧非常。這里要注意的是：幾百條船所展覽的都是各地所出產的物資，不僅有糧食，而且其他物品應有盡有。它們主要是通過大運河送到長安這個交通中心來的。中唐以後，以大運河為主干的內河航運作用越來越大，這條大運河確實像大動脈之於身體那樣重要。那時，江淮地區差不多負擔封建王朝賦稅來源的9/10，那麼多盤剝來的賦稅幾乎全靠大運河轉運。

到了宋朝，京城遷到了黃河南岸的汴梁（今河南省開封市），這里離江南魚米之鄉比較近，大運河的作用就更為明顯了。當時人們說，食以漕運為主，漕運以大運河為主。他們認為運河廢，“則大眾不可聚”。北宋時，統治階級每年通過大運河由江南運到開封的糧食，一般都在五六百萬石左右，多時還曾達到800萬石，超過了唐朝的漕運量。至於金銀、布帛、香藥、茶葉和其他土特產品所運送的數量就不好統計了。北宋畫家張擇端畫的《清明上河圖》中，真實地描繪了當時汴河里交通運輸繁忙的景像。水運不僅對京城有重要作用，而且還保證了北方邊疆軍事上的需要。

元朝的疆域最大，超過了歷代王朝。它定都大都（今北京）後，需要從江南運送大批糧食，所以這一時期的內河航運，主要仍是漕運。元朝先後開鑿了“會通—濟州河”和通惠河，使京杭大運河全線通航。這樣，漕糧船從杭州出發，經江南運河進入揚州運河，再北入黃河、泗水，通過“會通—濟州河”，再由衛河入通惠河，直達大都。

明、清兩朝，相繼建都北京。雖然長江、珠江和黑龍江等大河及其支流的航運有所發展，但是在大約五六百年的時間內，大運河仍然是我國南北交通的主要通道，大批的糧食和貨物主要是通過大運河運往京城。當時，運河里船只往來如梭，運輸糧食的船最多的時候曾經達到12000多只，船工最多時超過12萬人。除了糧船以外，航行在運河上的還有許多官船、商船和民船。南方生產的絲綢、茶葉、瓷器和北方生產的豆、麥、梨、棗等土特產，都通過大運河進行交流。這一時期，我國出現了30多座新興的商業城市，十分之八九都分布在大運河沿線。山東的德州、臨清、東昌、濟寧，江蘇的淮安、揚州等都成為一時繁華之商埠。從明朝中後期起，我國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思想的醞釀也首先出現在這裡，這些都與運河有一定的關系。

在此期間，作為東西水運主干道的長江—祖國的第一大河以及珠江、黑龍江、淮河等河流的航運，也隨著社會政治、經濟和的發展，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ongobeau

哇,,,好深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