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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明
過去一年,香港高地價政策繼續雷厲風行,百物騰貴,萬民疲敝,政府庫房於是再添一千億元。財政司長曾俊華發表來年財政預算,繼續堅拒與民休息,力言「政府庫房儲備越多越好。而政府有錢,等於百姓有錢」。這是新中國為政原則,本來沒有什麼奇怪。奇怪的是,一位中學生出席曾俊華財政預算答問會,竟然以舊中國為言:「隋文帝『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曾司長懂得以古為鑑麼?」傳播界一時爭相報道,以為俊語,只是不問問皂白青紅。
按《貞觀政要》卷八記載了唐太宗一段話:「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往他鄉覓食)。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明太宗寶訓》卷二記載的另一段話,則無疑是拾唐太宗涕唾:「隋開皇間大旱民飢,文帝不肯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這兩位君主所言,和史實大有出入。
史實是:開皇四年,關中大饑,文帝「駕幸洛陽」避災,同時「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幫助百姓度過了荒年(《隋書.文帝紀、長孫平傳》)。開皇五年,瀛州秋雨成災,洪水橫流,五穀不登。刺史郭衍「先開倉賑卹,後始聞奏」,文帝大加讚許,馬上擢升為朔州總管(《隋書.郭衍傳》)。開皇十四年,關中又見旱魃為虐。文帝再度親率百姓,「就食於洛陽」,車駕在災民群中,看見老弱,「輒引馬避之」;每遇險阻,看見百姓負重難行,即「令左右扶助之」。這就是唐太宗所謂「隋文令百姓逐糧」的史實(《資治通鑑》卷一七八)。隋文帝固然不能算是舊中國明君,但荒年見百姓以豆屑雜穅充飢,會「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二三十天罷吃酒肉。即使豐年,起居都務存節儉,衣着「率多布帛」。文帝更明令百官「不得治生,與人爭利」,防止官富民窮。他從來沒有「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所以,在位二十年,「人物殷阜,朝野歡娛」。
新中國則截然不同。在大陸,你會看到一些大學畢業生月薪不過八百元,日食不過一餐飯;在香港,你也會看到工人薪水一九九七年之後急遽下降,以至不少大學畢業生要租個套房居住,都力有不逮。同時,高官富商則合成一體,金銀潑天,香港如是,大陸更加如是。今天,中國人一般不喜歡研習歷史,卻很喜歡厚誣古人,把CCP特色一例當作中國特色。當然,這正符合CCP心意,只是未必對得起中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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