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掠奪中國財富的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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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設在東北的“安東區鴉片專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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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運送掠奪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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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發行的軍用手票，這種“廢紙”是對華進行經濟掠奪的鐵證


      日本強行佔領我國東北，使中華大地充滿著憤怒和恐懼。許多中國人認為日本在未來的歲月裏還會吞併中國其他的領土，直到把整個中國變成其殖民地。一位滿鐵公司的研究員說：“我們更需要思考為什麼我們良好的願望……沒有傳遞給中國大眾。” 在上海，有人抬著裕仁天皇的畫像，畫像的胸部心臟處刺著一把紙做的匕首。中國報紙報道了在北韓有人試圖刺殺天皇，但子彈擊中了另一輛車。10天后，1932年1月18日，5名日本年輕人穿著好戰的日蓮宗 (Nichiren) 僧服在上海一條擁擠的街上，唱著歌慶祝日本在滿洲的勝利。激怒的中國人襲擊了這5人，並當場打死了其中1人。這些“和尚”其實是日本的特務，是特務組織田中隆吉少佐手下的人。

　　這名少佐故意挑起事端，期望一個或更多的特務被打死，這樣日本就可以“保護”在上海的日本公民為由，進行軍事干涉。東京總是喜歡讓自己看起來是受害者。此刻，日本海軍在黃浦江上停泊著多艘火力強大的戰艦以保護日本在這座港口城市的商業利益。沒有等待增援部隊的到達，日本海軍上將派遣了海軍陸戰隊，動員了在上海的3萬名日本居民中的數百名流氓和黑社會的暴徒，自稱是“浪人”的日本平民也手持手槍、步槍、刀和棒球棒加入進來。很快，駐紮在上海附近的中國十九路軍也加入到戰鬥中來。在裕仁的批准下，9萬名日本增援部隊迅速進入上海。開始是淩亂的槍擊，接著是大炮、軍艦上的火炮和日本飛機對上海密集的街道猛烈的轟炸和掃射。上海的一部分被夷為平地，18000名平民被打死，24萬人無家可歸。西方人士在相對安全的租界的房頂上親眼看到了這一切。日本佔領北韓和東北的時候，只有為數很少的西方人士——其中大部分是外交官，目睹了事件的過程。在上海，數以千計的西方人士是日本殘忍和濫殺的見證人。記者們常被困在猛烈的槍林彈雨中。歐內斯特·豪澤 (Ernest Hauser) 寫到：“狗和鼠在慶祝它們自己的節日：在一群群狼吞虎咽的野狗下面是難以辨認的屍體。”東京受到強烈的譴責。在倫敦，日本大使吉田茂  (Yoshida Shigeru) 說日本對上海的進攻是“嚴重的錯誤判斷”。美國銀行家感到悲哀。摩根家族的托馬斯·拉蒙特 (Thomas Lamont) 稱，日本的行動使得向日本提供進一步的貸款成為不可能——無論是通過投資還是銀行。3月2日，在戰鬥了34天后，十九路軍開始全面撤退。第二天，日本宣佈單方面停火，接下來的是正式停火協議。這是一個經過精心策劃的拖延行動，因為日本軍隊將在1937年夏再大規模地返回此地，完成此次未完成的任務。

     20世紀初，西方對中國人的印像是“東亞病夫”，一個無比惡習叢生的國家，處在崩潰邊緣，一觸即倒，就像支在一雙小腳上的乾癟老太。許多人認為中國經濟早已失血，但這完全不是事實。從一個軍閥轉到另一個軍閥手中的資產與藏在民間的財富相比還是微不足道。對北京連續不斷的搶劫使大量宮廷財寶流失，但是這並未影響到其他富豪、大小商人以及地痞流氓黑社會手中的黃金、藝術品及祖傳的遺產。因為這些人並不信任銀行，中國人以小塊金磚的形式非常巧妙地保存財產。在一本名為《邊緣的老爺們》一書中，從古代中國商人階層的起源，追溯到現在華僑巨富的全球網路。中國歷代王朝的統治者以納貢的形式壟斷貿易，除此以外的商業活動都是非法的，被處以極刑。商人永遠是被壓制和被*的對象，財產被沒收、被關入大牢或和家眷一道被流放至中原以外的“蠻夷之地”。結果是中國商人不得不秘密地經營，賄賂地方官員，以求生路。在3000年的歷史上，在中國，商業在概念上一直是非法的。直到19世紀末，作為對不斷增長的西方影響的讓步，為了急需的財政稅收，搖搖欲墜的清王朝才允許商人公開經營。因此，根據傳統的做法，大量的中國財富仍然是隱藏著的。有一些地方銀行網路和當鋪，向農民和小商人提供貸款。但在那些條約規定對外開放的口岸城市，如上海、廣州、香港的西方銀行，不對中國人開放。

　　日本人知道這一點，因為在日本歷史上，也有類似的情況。日本的統治者和武士曾把商人當做寄生蟲。日本人明白中國人不會等著別人來搶劫他們的財產，中國人在這方面非常聰明。因此，要把這些財富弄到手，日本人必須具有同等的聰明才智。實際上，今天日本的一些私營財團的資產來自於對北韓和中國的搶劫。日本的金融家和企業的頭目垂涎這些財富，於是他們大力支援日本軍隊，企盼著控制中國豐富的礦產資源、工業基地以及巨大的消費市場。提到搶劫，人們會聯想到銀行、博物館、豪宅以及被忽視的黑錢。日本流氓惡棍在北韓和滿洲獲得了敲詐勒索的實踐經驗，他們把銀行、博物館、豪宅留給憲兵處理，把注意力放在劫奪中國藏而不見的財富，特別是來自於販毒、酒、賣淫、賭博、走私和其他的非法行為所得的暴利上。為了進展順利，他們先暫時和中國的黑社會建立合夥關係，中國黑社會的這些人對欺詐自己的同胞沒有任何悔意，正是這些流氓惡棍，造成中國20世紀30～40年代大量地下財富前所未有的流失。

　　中日兩國黑社會的合作已經非正式地存在了1000多年，在古代，中國沿海地區福建省的私人企業家組織了亞洲最成功的貿易網，他們的舢板把海上貿易做到遠至東非國家。每一個私人貿易組織都有自己的海軍和水兵，並把他們的財富以金磚密藏在中國沿海的堡壘裏。他們用這些財富賄賂地方官員。因為他們的共同的敵人是朝廷，日本人成了這些人的天然盟友。福建的中國海盜及商人常常到日本九州西南岸的吳島上避難，在那兒，他們受到當地大名的保護。日本武士也經常隨同他們到富裕的江南搶劫。到20世紀，中日黑社會再次聯合也是順理成章。

　　1937年，裕仁和他的顧問們建立了“金百合組織”，這一機構成立的一個原因是為了這些財富的走向——確保其只流入天皇的金庫中。它是一個皇室組織，包括金融、會計、簿記、船運專家及各種寶物專家。該機構由皇族成員監督，通過操縱黑社會來實行。黑社會像擠奶似的榨取著中國的財富，金百合計劃就是榨取那層奶油。

　　如果說在恢復中日黑社會歷史悠久聯盟的背後要有一個天才的話，那麼他就是土肥原將軍，他是那個時代日本最重要的情報官。他一生中遍跡亞洲。他策劃了對滿洲的佔領和溥儀的綁架。他的個人小圈子裏包括日本最大的黑手党人、最厲害的流氓和最膽大妄為的軍官。在滿洲，他同“兩ki三suke”小幫派密切合作，特別是其中的金融專家星野直樹。星野領導鴉片專賣局，後來成為天皇內閣官房長官。他還同許多中國黑社會的頭目稱兄道弟，這些頭目大都來自上海。

     上海是中國最具有活力的城市，也是亞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它由3個不同的政府管理，最大的是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的上海市政府，除此以外，還有2個繁榮的外國租借地，這是 19世紀外國列強從清政府處得到的租界。面積較小的是法國租界，人口約為50萬。說其是法國租界，其實有點誇張，因為租界裏僅有2400名法國平民，300名法國憲兵。其餘的居民則為14000名不同國籍的歐洲人，包括白俄人，還有許多中國人，這些中國人寧願接受法國總領事的絕對統治，而不願意接受蔣介石手下官員巧取豪奪式的專制統治。法國租界也是青幫及其頭領杜月笙的地盤，杜是中國最大的幫會頭目，正是在杜及其打手的幫助下，蔣介石在1927年控制了這座城市。當時暴徒和國民党軍隊聯合清洗了市內的共產黨人，許多人被斬首示眾。中國軍閥政治多變，蔣介石只是一個新的領袖，青幫頭領情願居住在法租界裏，受法國當局的保護，而法國當局得到杜的慷慨捐款，對他販毒、開設妓院和賭場等行為亦視而不見。

　　第3個政府是公共租界，以英國人的行政管理為主，美國人其次。公共租界裏，外國居民不到4萬人，其中一部分是日本人。日本居民的人數上升很快，這些人中有商人、銀行家、旅館經營者、黑手党人及不斷增多的特務。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日本人成為在上海人數最多的外國居民。由於對公共租界管理層中的英國人和美國人懷有敵意，大部分日本黑手党人住在上海近郊虹口一個被稱為“小東京”的地方，在那兒，他們出售毒品和槍支。

　　整體來說，當時英國在中國的影響力最大。中國所有外國財產中，38%為英國人所有。英國控制了一半以上的船運，中國海關由英國人在管理，到 1931年，英國在中國的投資幾乎達到10億美元，其中75%在上海。但這一切將發生巨大的變化，1921年時，英國與日本的合作卓有成效，20年後，英國屈于美國的壓力做出讓步，同意終止英日同盟。正如丘吉爾所說的，結束英日同盟“對日本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被看作是西方世界受到亞洲強國的刺激”。這一事件發生在戰末《凡爾賽和約》談判之後。在凡爾賽談判中，日本人試圖通過一個種族平等的協議，但遭西方拒絕。隨之而來的英日同盟結束，使日本人感到被雙重拋棄和出賣。日本的極端民族主義者開始採取行動試圖報復，準備對西方發動戰爭，讓英國付出沉重的代價。裕仁天皇的叔父東久邇宮稔彥 (Higashikuni)和姑夫朝香宮，在其私交圈中挑選了一些最狂熱的、報復心強、詭計多端的軍官、黑手党、金融家。在大財閥的支援下，在美屬菲律賓、荷屬東印度、英屬馬來西亞以及中國大陸，以工業建設為掩護，建設軍事項目，包括機場、港口以及對沿海進行勘測。在上海市中心的河港，日本公司購買了3 個大碼頭，並讓工人在連接這些碼頭的地下挖隧道通到江灣路上的日軍司令部。

　　並不是所有人都上日本人的當，在上海，幾乎沒有什麼事能夠瞞過青幫首領杜月笙，他什麼好處都想佔，任何秘密非法的活動都必須得到他的許可。如果有商人不向他交納保護費，就會被綁架，遭到槍擊，或者房子挨炸、被燒。有一次，杜月笙綁架了蔣介石的新娘宋美齡，以提醒蔣究竟誰是老大。

　　  1932年，年僅44歲的杜老闆已有數百萬美元的資產，這些資產來自於他在上海及長江中下游直到內地的廣大地區所控制的賭場、妓院、酒場、商店、海洛因買賣所得利潤。杜月笙是一個報復心很強、白手起家的人。他出生在上海浦東一個名叫高橋的骯髒的貧民窟裏，家境十分貧寒，他的父親在一家糧店當苦力。為了改變自己的境遇，杜月笙過黃浦江來到上海灘，在河邊賣水果，接著改賣鴉片和海洛因。後來，他成為法租界毒品生意首領的差使。該頭領綽號為“黃麻子”，是一名探長，也是青幫的創始人。當時有3個幫派——紅幫、青幫、藍幫，相互競爭，控制長江三角洲的毒品交易。年輕的杜月笙使黃麻子認識到他們應該可以停止爭鬥，彼此合作。後來，紅幫和藍幫衰落，杜的青幫繼而控制了上海和周圍地區的全部“生意”。

       1932年，日本對上海發動第一次進攻時，杜月笙組織了數千名青幫打手與侵略者戰鬥。蔣介石讚揚他英勇的愛國精神，但與其說是愛國，不如說是為幫派利益而戰。長江三角洲是杜的地盤，他不願日本黑社會與日本軍隊和財閥勾結在一起，破壞他對賭博、賣淫和毒品業的控制。最終，青幫、國民黨和日本制訂了一個有利可圖的妥協方案，他們瓜分這些“行業”的利潤，正像1932年前紅幫、藍幫和青幫所做的那樣。

　　當時，上海職業化管理的賭博業規模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大，每星期的收益超過100萬元，杜月笙在福煦(Foch)大街3層樓的福生賭場為他的顧客提供配有駕駛員的豪華轎車接送。杜月笙在法租界裏的賽狗賭博生意也非常興隆。上海有10萬多妓女，妓院、夜總會和舞廳雇傭了數以千計的婦女。最著名的歌舞廳是法倫(Farren)和德爾蒙特(Del Monte)，在那裏，顧客付錢與白俄女子跳舞。

　　日本人也參與到這些生意以及其他合法生意中。1932年，日本憲兵在上海開設了第一家妓院。在整個長江流域，這個曾經是英國獨佔鰲頭的地方，日本企業家控制了棉紡廠、鋼鐵廠、鐵路、造紙廠、電廠和銀行。日本的汽動船把沿江的港口和中國內陸地區連接起來， 而且隨時可把這些港口變為軍港，這使得法國人感到緊張，他們決定加強對法租界的控制，要求杜月笙把毒品生意遷出去。杜月笙又一次顯示了其才能。他與國民政府達成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書面上的協議，麻醉品由國民政府獨家控制。但這只是一個託詞，杜月笙仍然全面控制著毒品交易，只是現在他是與蔣介石而不再與法國分享毒品利潤，國民政府還向其頒發了“營業執照”，這使得國民党能夠假裝自己正在進行大力打擊鴉片的運動，那些未經“授權”的毒品交易——實際上是杜月笙的競爭對手，受到了打擊。緝毒局把大量沒收的鴉片交給青幫，用來提煉海洛因和嗎啡，毒品交易的利潤通過農民銀行支付給蔣介石，農民銀行為杜月笙所有(被戲稱為“鴉片農民銀行”)，蔣介石用這筆錢的一部分提高他的軍隊現代化水準，這使得日本很生氣。

　　日本開始通過大量走私進口毒品來破壞國民党的鴉片壟斷。從滿洲來的大量廉價毒品是使中國人喪失意志的最好方法。它們包括帶有海洛因的香煙和銷量巨大的海洛因片劑，這些片劑在勞工中很受歡迎。這使得國民黨和青幫感到不安，日本在滿洲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種植鴉片，同時還從伊朗用船進口鴉片。這些鴉片在天津和台灣的日本工廠裏被加工成嗎啡和海洛因。根據美國緝毒局的資料，日本憲兵、黑社會和財閥相互勾結，使他們在中國的毒品交易利潤最大化。大部分毒品都是從台灣走私進入大陸的，他們用機動船把鴉片、嗎啡、海洛因運到中國大陸的日本租界，儲藏在三井和其他大公司的倉庫裏。如同其他商品一樣，日本人享有治外法權。因此，這些設備和僱員不會受到中國警察和司法的干預。北韓是另一個日本加工毒品的地點。漢城一家由日本軍隊管理的工廠，1938至1939年間，生產了2600公斤海洛因。當時日本在滿洲、北韓、台灣以及在中國內地各個城市的日本租界裏擁有數百家這樣的工廠，如漢口，有3家這樣的工廠日夜不停地生產海洛因。在太平洋戰爭的高峰期，有1000多家日本公司生產並銷售毒品，包括可卡因和安非他明。天津的日本租界成了東亞最大的毒品銷售中心。日本一直隱瞞其毒品銷售，直到1934年，鴉片顧問委員會在日內瓦召開會議時，才聽到美國代表團指責日本操縱著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貿易。

　　日本銷售的毒品很便宜，與其他毒品的差價很大，以至在20世紀30年代一個時期，蔣介石命令他手下人員從日本人那裏購買毒品，加價後，在完全由國民党控制的地區銷售這些毒品。因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到1936年，蔣介石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購買者，而且是從他死敵日本人那裏購買的。上海市警察局的一名巡官評論說，政治之爭落到“中國和日本對中國毒品交易的控制權的競爭上”。對日本來說，在軍事進攻前，這是削弱中國抵抗力最簡單的方法。1936年底，東京已準備好在中國採取新的軍事行動，先是在北京郊外製造一個事件，然後以此為藉口，攻佔這個北方的首都。1937年7月7日，駐豐臺盧溝橋附近的一名關東軍的連隊長命令士兵向中國軍營開火，以報復一個虛構的“對日本軍隊的侮辱”。裕仁天皇開始不願意派更多的軍隊到中國，因為他更關注列陣于滿洲和西伯利亞前沿的蘇聯軍事力量對東北日本軍隊不斷增加的威脅。但是他的高級軍事顧問向他保證：“與中國的戰爭可以在2～3個月內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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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領導也錯誤估計了形勢。蔣介石的內弟、財政部長宋子文嘲弄地說：“3個月內……日本將處在破產的邊緣，並面臨革命。”雙方的估計都嚴重失誤，盧溝橋事件升級為一場中日戰爭，它使近100萬日本軍隊陷入其中8年，並使中國面臨破產和革命。

　　幾週內，華北的京津地區完全被日本控制。與日本佔領滿洲後國際社會的默然接受不同，此次進攻引起了國際上的強烈譴責。美國羅斯福總統威脅要進行貿易禁運，作為對付“日本侵略瘟疫的方法”。

　　為了保存自己的軍隊，因為這是其權力的惟一保證，蔣介石把華北讓給了日本人，撤退到長江以南地區。這使衝突地區在地理位置上發生了變化，上海和其他城市被暴露在日本的攻擊範圍內。1937年8月7日，蔣介石決定先發制人，對在上海的日本軍隊發動進攻，以此讓美國和英國為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捲入衝突。4天后，國民党的3個精銳師進入上海市區。8萬名中國士兵向虹口駐有5000人的日本軍營發起進攻。日本在整個上海共有9萬名兵力，許多仍在位於黃浦江的軍艦上，很快，中國軍隊增加到30多萬人。但蔣介石的猶豫和錯誤決定浪費了中國在數量上的優勢。日本軍隊在戰術、訓練及裝備上優於中國軍隊。中國軍隊犯了難以置信的錯誤。8月14日，中國空軍也投入了戰鬥，打算炸沉停泊在黃浦江上的日本第三艦隊的旗艦“出雲號” (Izumo)，總共4架中國飛機都過早投彈，結果炸彈落到上海市區擁擠的街道上，後果慘重。

　　使東京感到沮喪的是，在混亂中，所有中國銀行、企業和金融家都把他們的財產裝上卡車，很快運入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在那，他們受到西方國家戰艦的保護。中國軍隊一直勇敢地戰鬥到11月初，這時，蔣介石令人費解地把他的軍隊和總部向西沿著長江後撤180英里到南京。在上海的一個月的戰鬥中，近25萬中國人被打死，其中許多是婦女和兒童。上海的不屈不撓、躲進西方租界裏的大亨的狡猾令日本人惱羞成怒，南京成為日本報復的對象。日本部隊在追擊蔣介石軍隊的路上，蹂躪了美麗的蘇州，預示了接下來將要發生的一切。

　　當日本軍隊開始包圍南京時，蔣介石又一次決定拋棄他的百姓，不予抵抗。他先撤到武漢，後又撤到500英里外的四川重慶。歷史上除了最堅定的征服者外，很少能進入四川。蔣在重慶建立了他的戰時政府，向世界宣佈他仍然統治著中國，他還帶來了數千箱的寶藏。從最壞的情況打算，在此之前，蔣介石命令他的秘密警察頭子戴笠把北京國家博物館的藏品和其他城市的藝術品盡可能多地裝箱，最後，它們被運送到中國西部成都，但能夠裝箱和運走的畢竟有限。

　　日本對南京進攻開始之前，裕仁天皇將其叔父朝香宮鳩彥派到中國，以接替生病的松井石根將軍指揮作戰。在任何貴族中，都有一些人接受狹隘的教育，是極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分子。日本也不例外，朝香宮鳩彥之流把自己當做半神半人，對中國人、北韓人和其他亞洲人十分蔑視。他由於酗酒成性，更是偏執。在南京城外一接受指揮權，他就給他的助手發佈命令說，現在是“給他們中國兄弟一次永遠也不會忘記的教訓”的時候了。

　　在隨後的南京暴行中，日本軍隊屠殺了30萬毫無防禦能力的軍民。2萬至8萬名各個年齡段的婦女被數次強姦，包括兒童、少女和老太，許多被開膛剖肚。男人、婦女和兒童遭受如此野蠻的暴行令世界感到震驚。數以千計的中國男子被用繩子拴在一起，然後被機關槍打死，或被澆上汽油，點火燒死。另外一些被用作人靶進行刺殺訓練，或供軍官進行砍頭練習。所有這些好像是在進行歡樂的體育比賽，看誰能砍的人頭最多。數星期過去了，這些暴行仍在繼續，南京的大街小巷屍體堆得高高的。不像以往，大規模的暴行通常是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進行的，這次，許多西方人士目睹了這些暴行，他們中有外交官、醫生和傳教士，其中一些還設法偷偷將照片帶出去作為證據。

　　金百合計劃正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實施。1937年，日本軍隊蜂擁中國沿海，之後向南京挺進，參與的部隊是如此的眾多，陣線是如此的寬廣，日本的統治者擔心因為各指揮官爭奪戰利品，在錢財方面失控。陸軍和海軍軍官一直有順便撈取大量戰利品的事，更不用說士兵們小規模的搶劫了。同時，大批的日本黑社會分子來到這新近佔領的地區，為非作歹。日中黑社會頭領的聯手使得局勢更加複雜。為了控制整個局勢，日本最高統帥部開始了金百合行動，由天皇的弟弟秩父宮負責。該行動的時間所以被外界知道，是因為日本最高統帥部——大本營自身是在1937年11月在東京的皇宮中成立的，也就在南京大屠殺即將開始的時候。成立大本營的目的是要讓天皇和他的高級顧問控制戰爭的進程，避免重復在滿洲發生的事情——關東軍變得獨立、蠻幹。

　　在南京，金百合行動的第一批執行者是憲兵隊。被調遣來的憲兵特別行動小隊四處搜查，扣壓所有中國政府的財產，炸開銀行的庫房、搶劫富家及中產階級的商人和其他人士的黃金、寶石、珠寶、藝術品和貨幣。1000多年來，南京一直是一個富裕的城市，許多有錢有地位的中國人在南京城裏有別墅，在近郊有其他不動產。南京也不是第一次被其征服者洗劫，但這次卻是最仔細和系統地進行的。據說，在這一階段，秘密憲兵至少收集了6000噸黃金。對這個問題的歷史研究顯示，官方報道的掠奪數量往往只是實際數目的一個零頭。另外還有無數中國人喜歡儲存的小金塊、白金、鑽石、紅寶石、藍寶石、藝術品和古董也遭搶劫。這些都來自私人家庭和農村的墳墓。日本人做得如此徹底，甚至把屍體鑲的金牙也敲下來。

　　憲兵小分隊忙於洗劫房屋——搬走傢具、鏡子、地毯，裝箱，通過鐵路運往日本。金百合別動隊——日本特務機構的精英則把注意力集中于銀行老闆、行業協會首領、 連鎖當鋪老闆及幫派頭目，所有這些人的身份事先都早已弄得一清二楚。“三合會”頭目和黑社會的老大特別被盯住。他們中有人逃出城後，親屬被拘留作為人質。這樣，日本人遠遠超過了19世紀英法聯軍士兵酒後在北京圓明園的狂暴行為。

　　金百合行動出於貪慾也出於需要。1937年，日本黃金儲備因為戰爭開支已減少一半。因此，日本皇室成員親自為搶劫物編制詳細目錄，隨後將這些物品裝上鐵路貨車和卡車，由參與金百合行動的軍隊貼封守護，運往上海。沿途的日本軍官對冒犯皇室的事情都會三思而後行。

　　秩父宮被選來監督該計劃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不像天皇裕仁，作為太子，他接受的教育比較狹窄而且受到嚴格控制。秩父宮的教育是世界式的，並多次到國外旅行，他在牛津大學學習過，在瑞士的阿爾卑斯山度過假，還擔負過外交任務，與希特勒共進過午餐。在裕仁天皇的3個弟弟中，他明顯具有幽默感，參加非正統的娛樂活動——同他的妻子在皇宮樓上的過道裏溜旱冰。當我們第一次從日本資料中得知是秩父宮負責金百合計劃時，我們百思不得其解，因為這個人的獨立精神似乎不適合擔任這一極端殘忍的任務。然而，國家的財政危如壘卵，日本王朝正是賴此生存。由於秩父宮接受的教育範圍廣泛，又有國外的經歷，成為皇室直系成員中的最佳人選。他思路比較開闊，抓住了他的顧問提議的形形色色的戰爭掠奪。

　　為了監督掠奪物最後的登記造冊及運回日本前的貼封，必須由皇族成員來完成，這已費了秩父宮九牛二虎之力。這些戰利品從上海直接船運日本，或由火車、汽車運往滿洲處理，稀有金屬進行分等，其他的首飾被融化後，重新澆鑄為統一尺寸的金錠，然後再運回日本。

　　在這個階段，有數名皇族成員參與了金百合行動——在戰爭中使日本致富，而又不是那麼刺激、那麼危險的戰鬥任務。除了朝香宮外，我們知道秩父宮和竹田宮當時也在南京，因為兩人後來都悄悄地告訴他們的朋友，他們目睹南京的暴行後，都做了惡夢。一些資料堅持認為裕仁天皇最小的弟弟三笠宮也在南京，但這無法確認。他後來被人發現出現在菲律賓的金百合藏寶地點。

　　日本在掠奪中極為重視具體細節，其中一個重要的例證是，當時有一支經過精心挑選的，對珍貴書籍和文稿有專門知識的蒐集文物的特別行動組織。其中一些是日蓮宗的和尚，他們的任務是在圖書館、博物館、私人藏書或寺院的佛經裏挑選這類書，然後把這些珍寶運到東京。在掠奪前，他們已在中國四處遊歷，與私人收藏者交朋友，編制了最珍貴書籍和文稿的目錄。

　　1938年春，南京大屠殺之後，1000多名這樣的專家來到南京，開始從珍貴的藏書和文稿中挑選。儘管南京相當一部分已成為廢墟，但儲藏這些書籍的建築則處在嚴密的安全保護下。日本的皇家圖書館有優先挑選的權力，最珍貴的物品被挑出供天皇親自過目。每一件東西都被仔細地編號、打包，然後放入防水的箱子裏。他們還編制並複製了多本詳細的目錄，以確保在運往日本的途中不會丟失任何東西。大約2300名中國勞工為物品打包，400名日本士兵監督他們的工作，用了300多輛卡車把這些箱子運往上海，然後裝船。

　　這些書中的一部分被用來建立位於東京的東亞研究所、東方文化研究所、東亞經濟研究所、東亞地方病研究所、大東亞圖書館及其他的機構。

　　戰後，中國學者要求歸還這些文化財富。美國了解這一情況，美國曾進行調查，確認日本有17處地方存放這些戰時搶來的書籍，其中有日本皇宮、皇室內宮 (Imperial Household Ministry)、靖國神社、東京科學博物館、東京美術學院、早稻田大學、東京帝國大學和慶應大學。美國佔領當局的結論是日本有300萬冊從中國各地圖書館搶來的珍貴圖書和手稿。今天的學者們稱日本的圖書館是亞洲最好的，因為日本僅歸還了其搶來的圖書中的一小部分，大約16萬冊，不足6 %。

　　當金百合行動隊在全力以赴地搶劫中國最好的藝術品和文物的時候，一些日本大亨也在幹，如住友公司的總裁住友 (Kichizaemon)，專門收掠中國古代青銅器。他的收藏開始於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之時，之後繼續到日本佔領東北和華北時期，但是他的收藏品中絕大部分是在1937～1945 年“中國事變”的8年中得到的，其品質之高，完全可以同埃弗裏·布倫戴奇的媲美，其藏品是世界上最好的。關於他是怎樣把這些藏品弄到手的，完全可以寫出一本有趣的小說來。

　　在南京大屠殺之前的6個月，土肥原將軍調來了一個人負責搶劫中國的黑社會，他就是兒玉譽義夫，日本黑手党中的頂尖人物。他的基地通常在東京，現在他遷到中國，成了土肥原與杜月笙及青幫的主要聯絡人。在戰爭結束前，他成為了金百合行動中與其他國家黑社會進行談判的高手，這些國家是印度*、暹羅、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其手段有將對方的腳放在火上烤，或者在必要的時候槍斃了他們。

　　兒玉相貌平平，矮小結實，膚色發黃。他一副職業打手的面孔，滿臉橫肉，嘴唇很厚，臉部和頭上有傷疤。由於練習空手道的矛指進攻，他的手指粗短關節大。他有一雙鐵爪，能夠擠碎喉嚨。他是日本一個失敗商人的兒子，9歲就被送到其在北韓的姑媽家，他在那裏的一家鋼鐵廠工作，12歲時逃回日本，被一個黑手党人“收養”，分派他去毆打共產黨勞工運動組織者。到1931年，兒玉成為“黑龍會”老闆頭山滿最喜歡的下手，由於與企圖謀殺日本內閣大臣事件有牽連，他被判刑入獄。在獄中，兒玉寫了一本書，該書成了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必讀手冊。一年後，他被釋放，頭山滿將他派往滿洲，幫土肥原將軍和石原將軍搞陰謀，忙於建立一個傀儡滿洲國。幾個月後回到東京，不久，他又由於組織一隊刺客設炸彈暗殺天皇的顧問而入獄。這次，他在監獄裏一直蹲到1937年。

　　土肥原在1937年4月把兒玉從監獄中弄出來，條件是讓他把精力轉到搶劫中國黑社會。土肥原認為中國最有錢的人是黑道上的，這些人積攢黃金已數十年。他的新主意是兒玉應該洗劫中國地下經濟。把兒玉從一個流氓轉變成一個超級愛國者的想法是由“黑龍會”的頭山滿向土肥原提出的。頭山滿自己作為一名愛國者的地位是1924年作為一名賓客出席天皇裕仁的婚禮時得到確認的。兒玉被派到外務省研究有關中國黑社會首領的秘密情報資料，直到1937年11月。同月，日本新的戰時大本營成立後，兒玉成為統帥部的第一批現地參謀人員，去上海和南京處理所謂的“流失”問題，使過多的財富流入到了皇軍軍官的口袋中。正如他在戰後所寫的，他發現“在所有日本佔領下的城市裏……奢侈享樂的軍官把秘密資金花在美酒、女人和縱樂上”，他們隨意毀壞珍貴的物品。“在日本佔領區……所有的寺廟和神殿，我發現菩薩的頭被打碎或割掉。”這種對文化戰利品的破壞必須停止。如果士兵，大多數是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村孩子，愚蠢到連菩薩要整座地偷都不懂，他們必須被槍斃。當他手下的黑手党尉官執行這一命令的時候，兒玉正在日本皇軍的保護下，實行對酒和其他商品的壟斷，這樣，這些商品的銷售利潤就不會再流入中國的黑社會而會轉到日本人手裏。後來，兒玉成了秩父宮的部下，直接為皇室工作。

　　皇族們不會對付中國的黑社會。兒玉即為他們挽回了臉面，也避免弄臟了他們的手。中國的毒品生意每年產生鉅額的利潤，其中一大部分最終成為大小金磚。兒玉把注意力放在最後階段上。一旦一切都變成金磚，並標明為皇家的財富，誰會介意它是來自鴉片館，還是一位12歲的姑娘？兒玉到上海後，就與杜月笙的一個最凶神惡煞的同夥、控制上海碼頭的頭目顧祝川達成協定，分享長江三角洲的毒品交易。顧的家庭背景不同尋常，他是蔣介石的一位重要高級將領顧祝同的兄弟。顧氏兄弟的名聲很壞，1940年，共產黨的新四軍為襲擊南京和上海之間日本控制的鐵路，通過他的領地時，顧用大部隊伏擊了新四軍，並屠殺了除了司令部以外的所有人，司令部的女幹部和護士遭到強姦。在以後的一年半的時間裏，她們被關在國民党軍隊的妓院裏，許多人自殺。作為對他的獎賞，顧被提升為國民党軍隊的司令。

　　由於兒玉與顧氏兄弟毒品買賣的協議，日本也有機會弄到從緬甸公路或從印度飛越喜馬拉雅山空運到中國西部的物資，這些物資是美國根據租借法案所提供的。美國的援助物資一進了昆明和重慶的倉庫，顧氏兄弟就把這些物資轉手倒賣給日本，兒玉則作為購買中間商。

　　南京大屠殺還在進行的時候，兒玉和他黑手党人行動隊，出沒于上海和南京之間無防的農村，到城鎮和村莊，召集地方士紳，先給鎮長或族長腦門上一槍，以迫使所有人合作，把地方財產“捐獻”給天皇。兒玉很仔細地將藝術品和其他的財寶上繳金百合，但據說，他給自己留下了白金塊，他喜歡白金。在戰爭初期，他在飛往日本的飛機上裝了太多白金，起飛前起落架曾被壓垮。後來，他只收集最大粒、最優質的紅寶石、藍寶石和鑽石，這些儲存運回日本時要方便得多。

　　金百合行動在中國執行的過程中，兒玉起的作用是很大的。騙子、將軍以及金融家們都幫助他。作為回報，他向他們提供保護、情婦和搶得錢財的分成。青幫頭目杜月笙由於出賣自己國家全力為日本人幹活，土肥原將軍通過兒玉向杜支付了相當一筆報酬。但是，杜月笙也不是一個傻瓜，他必須和蔣介石以及國民党秘密警察頭子戴笠保持密切的聯繫。當戰鬥從南京轉移到其他地方時，杜溜到香港，然後繞道前往重慶，在那兒坐觀戰事。在這個相對安全的天堂裏，他自然和顧老闆保持密切的聯繫。結果出現一種奇怪的關係：中國黑社會教父杜月笙和國民党將軍戴笠以及顧氏兄弟，還有日本的兒玉、土肥原將軍密切合作，從毒品買賣中榨取最大的利潤，仿佛沒有發生任何戰爭。戴笠也是緝私局局長，這個機構阻止除國民党以外的任何走私活動。戰爭期間，戴笠的武裝組織從重慶將數以百噸計的四川鴉片運往沿海地區，再賣到日本。日本工廠加工鴉片的生產能力很大，鴉片有多少要多少。一批47噸的貨，戴笠獲利5000萬美元，杜月笙也獲利相當。

Kick Off

　　毒品生意成功的一個例子是毒品買賣中間人葉慶和 (Ye Ching-ho音譯)。1937年底，他撕去了所有愛國偽裝，投向兒玉和日本。作為回報，他得到在台灣的勢力範圍和他的來自日本的名字中村太郎 (Nakamura Taro) 日本榮譽公民的稱號。作為台灣的毒品老闆，他享有軍閥的地位，並得到許多日本情婦。作為中村先生，國民黨政府對他動彈不得。

　　兒玉的正式身份是駐上海日本海軍和空軍的“採購員”。他的任務是發現並獲取銅、鈷、鎳和雲母。在大多數情況下，他直接從戴笠那裏買到這些物資，並用毒品支付給戴笠和青幫。這些交易是由兒玉機關上海事務局或兒玉社來完成的(日本大本營的特別部門是根據該部門的負責人姓名而命名的，並稱為“社”)。根據美國的情報，兒玉社壟斷本地區的鹽業、鉬礦、農業、漁業和軍需品工廠。兒玉稱他還管理了一個大型鞋廠，但他主要的任務還是毒品，毒品能提供源源不斷的黃金。兒玉變得非常有錢，在戰爭結束前，他在東京有一座豪華的住宅。他很大方，向合適的對象贈送昂貴的禮物，是天皇上了年紀的紈绔叔叔東久邇宮最喜歡的人。兒玉的個人社交圈裏有海軍上將大西次郎 (Vice Admiral Onishi)、石原將軍、辻政信以及裕仁的表兄竹田宮。竹田宮也是金百合計劃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在襲擊珍珠港和南進的最後幾個星期的準備中，兒玉與竹田一道被派往在西貢的日本南方面軍總部，與駐當地司令寺內商討有關事宜，寺內是洗劫北韓的日本將軍的兒子。他們討論的內容沒有被公開，但毫無疑問有關於對東南亞洗劫的計劃。

　　因為南進要動用日本海軍，海軍將管理那些運送財寶的船隻必須經過的群島。一夜間，兒玉被從一個部門調遣到另一個部門，軍銜升為海軍少將。這如同將卡彭 (Capone) 和邁耶·蘭斯基 (Meyer Lansky) 任命為海軍上將一樣。有了這個海軍軍銜，不僅使他能夠穿梭于南洋繼續其業，而且能夠有利於他與中國走私者打交道。這些人經常出沒于這些島嶼之中，將日本的毒品運往中國。正如喬納森·馬歇爾 (Jonathan Marshall) 解釋的那樣：“由於日本缺少近海的海軍，他們把走私壟斷權給中國'海盜'，以換取情報……這些日本人以每盎司1600美元的價格賣給他們毒品，這些海盜再以每盎司6000美元的價格在沿海出售。”一些中國走私者還從日本皇軍海軍處領取佣金。

　　兒玉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從西貢回到上海。襲擊珍珠港對數百萬亞洲人民來說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多年來，他們一直在遭受日本的進攻。但對生活在中國、在此之前僅是旁觀者的西方人士來說，變化巨大。日本立即沒收了所有西方資產，西方的銀行被洗劫一空。在上海英國的一家棉紡廠，日本人用推土機推倒圍墻，運走了所有的工業設備，拆走了銅芯電線、銅管道、鍋爐和暖氣片。

　　1942年，上海的外國居民是說“行動自由”，可必須佩戴鮮紅袖章。英國人的袖章上印有“B”，美國人的印有“A”，荷蘭人的印有“N”，諸如此類。外國居民禁止上旅館、夜總會、電影院、飯店或酒吧，許多人家裏還有日本軍官住宿。一開始，他們的銀行存款被凍結，後來又允許他們每月提取價值等於中國貨幣(時為法幣)的2000元，以日本軍票支付。

　　在鄉下，受到何種待遇全取決於當地的日本指揮官。邁拉 (Myra) 和弗雷德·斯科維爾 (Fred Scovel) 相對幸運一些。他們是美國傳教士，在山東省濟寧市辦醫院。儘管日本入侵了華北，他們仍然能夠繼續他們的工作達4年。日本襲擊珍珠港的那天，日本士兵們來到醫院，一名軍官告訴他們日本和美國現在處於戰爭狀態，逮捕了他們，並告訴他們：“你們不許離開這所房屋。你們所擁有的一切，現在屬於日本帝國政府……你們必須列出這一房屋內所有東西的清單，一式三份，你們的錢將被清點。”房屋在這名軍官在場時被搜查。在被遣送回美國之前，他們一直被關在牢房裏。每一次他們被轉移時，日本士兵都要搜查他們那點可憐的攜帶物，以尋找美元。“衣服被仔細地搜查，肩膀墊肩被撕開，鞋底也被扯開，長頭髮被仔細梳理。”戰爭結束，斯科維爾夫婦返回中國時，發現他們的醫院被搶走了一切，包括窗框、門、水管，他們埋在後門廊下的一箱銀器也沒有了。這種徹底性使日本非同於一般的搶劫者。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幾個星期裏，北京的一位古生物學家設計了一個方案，將人類學歷史上最珍貴的寶物之一——50萬年前的北京猿人頭骨和牙齒轉移到日本人得不到的地方。這些史前化石是20世紀20年代在離北京30英里的龍骨山由一支考古隊發現的，洛克菲勒家族向這支考古隊提供了贊助。這些化石存放的場所 ——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工作人員擔心日本人會搶走這些珍貴的化石。1941年11月，他們決定將它們轉移到美國的史密森學會 (Smithsonian Institution)，戰爭結束後再還給中國。這些化石被用棉花包上，外面是粉紅色的蓮花圖案紙，然後放在一個木制盒子裏，周圍還墊了醫用紗布，外邊還有兩層有充填物的更大木箱，以防震動，最後放在數個鋼制的彈藥箱裏。9個鋼箱子交給了美國海軍中尉威廉·T. 福利 (William T. Foley)。其中2個箱子內放的是1926年發現的化石，7個箱子裏放的是1929年發現的。福利後來將此事告訴了其朋友、記者約瑟夫·科金斯 (Joseph Coggins)，他曾在美國佔領日本的部隊裏服過役。

　　福利是一名駐北京的醫生，當時準備與其助手、海軍藥劑師梅特·赫爾曼·戴維斯 (Mate Herman Davis) 一起回國。福利的任務還有負責照顧美國使館人員，因此幸運的話，他享有外交豁免權的保護。這些化石將作為他個人財產由他帶走。但他還沒有離開北京，珍珠港事件就發生了。日本人告訴他已成為戰俘，他的外交官身份也被紅十字委員會否認。兩個半星期後，福利、戴維斯和11名使館的海軍陸戰隊成員被卡車帶到北京郊外的火車站，他的行李包括那9個箱子也隨他一起走了。在車站，他們被裝進一個貨車車廂，他們知道他們要被運到日本的戰俘營。在兩個星期的旅途中，日本士兵多次上來搜索他們的行李，然後離開，沒有人知道他們在找什麼，最後，火車在一個工業港口停下來。一名粗暴的日本軍官帶領一隊士兵把他們押進一個工棚裏，並把他們的行李放在路邊又一次進行了搜查。美國海軍陸戰隊中有一人在日本呆過，能說幾句日語，他聽到那個日本軍官說：“有了，在這裡。”隨後，這一隊日本士兵就走了。福利他們被從棚子裏帶出來後，那9個裝有北京猿人化石的鐵箱子已不見了。福利、戴維斯和其他的海軍陸戰隊成員被船運到北海道，作為戰俘，在礦井裏為三菱公司當了3年半的勞工。

　　1986年，科金斯在紐約市多次聽福利醫生講述這個故事，他飛到東京，與一位曾在福利手下學習過的心臟醫生談及此事。

　　在皇宮對面的一家飯店吃晚飯時，這位心臟醫生告訴科金斯與北京猿人有關的一些化石戰後在東京被發現。

　　他補充道：“北京猿人化石的最終歸宿可能就在離我們現在坐的不遠的地方。”

　　科金斯告訴我們：“他的拇指指向皇宮。”

　　福利醫生過去總是對科金斯說：“我可以對一堆《聖經》發誓，這些化石和其他的財寶一起被放在皇宮的地下室裏。”


（摘自《二戰日本掠金內幕：黃金武士》）

Kick Off

從以上事件到今日釣魚台問題, 再看當日中國放棄對日本侵華索償, 何其愚蠢之至 !!!!!!
中國人是否自以為是泱泱大國, 要以德服人,
看看今日日本對釣魚台問題寸步不讓, 可見日本對兩國間之利益問題上難有商量餘地
今日在春曉油田事件上, 中國還要閃閃縮縮, 如果油田位置屬於中國, 何來要談判或共同開發之理

今日中國經濟上開始追上西方大國, 即在貿易及貨幣問題上, 被歐美大國圍攻
從來國際事務上, 道理靠邊站,
弱國無外交, 千古不移

以德服人, 已是歷史, 祖宗教導, 自有其道理
可惜在今日世道, 不合時宜矣

intermezzo

「以德服人」只可以係「欺善怕惡」o既掩飾用語者: 中共對國民從來都無試過以德服人﹐「以大話呃人」同埋「大石責死蟹」就有﹗  

[ 本帖最後由 intermezzo 於 2010-9-16 21:49 編輯 ]

mc-01

當年蔣介石考慮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戰爭賠償後果造成納粹黨上台.先會以德報怨.

gc63hk

Japan always seek out to find ways to invade other countries of their wealth, by military power in the last century and by occupying China's remote islands now.

lty2006

REALLY GOOD REPORT............

freedent

小日本果然够阴险的，感谢分享！！

davidson141

fuck the jap

chrisfung

多謝分享!!!

pinapple123

死蘿蔔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