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騙仙人跳：不可不知的古代各地流氓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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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期，北京有個剪綹賊住“貫城李鏢局”隔壁。此人以兩枚磨利半側的銅錢為作案工具，平時將錢駢夾在兩指間，垂手遊逛鬧市，割人衣囊探取錢物，就像摸自家口袋一般便當。某日，有人請鏢局護送一批貨去南方，適逢局裏的鏢師全出差了，剪綹賊便自告奮勇替走一回。臨行前，掌櫃叮囑說：“你雖無武藝，但劫盜見我貫城李的鏢旗，諒亦不敢劫鏢。不過，他們倘託詞交友，請你喝酒，你萬萬不可答應！”

未出掌櫃所料，等候在南下道中的劫匪看見貫城李鏢旗後，沒敢輕舉妄動。但看見護鏢師是個生面孔，又覺疑惑，遂以結交為藉口，邀他同飲，想試出對方武藝深淺來再作計較。剪綹賊忘了掌櫃的警告，當真隨他們喝酒去了。

酒至半酣，強盜們亮出了黃鼠狼給雞拜年的真意，道是您既然替李家走鏢，一定身懷絕技，請露兩手給我們開開眼界。剪綹賊這才看出他們不懷好意，便以敬酒為名，起身巡行一圈。待其回座再飲數杯後，強盜們又請他“獻技”，語氣已近逼迫。剪綹賊淡然道：“各位摸摸腦後。”眾盜不解其意，都反手一摸，不得了！各人腦後的辮子全不見了，連何時被剪去的也不知道。剪綹賊嘿嘿冷笑，把他們的辮子從袖管裏一條條掏出來擱在桌上，拱成一堆。群盜大驚，一起拜伏請罪，恭恭敬敬地把他和貨隊送走了。

偷兒以身手敏捷的剪綹術懾服群盜，這可正應了一句老話，“強盜碰上了賊爺爺”。認真講求起來，“賊”也委實不枉擔這“爺爺”的尊號——各種類型的古代流氓犯罪行為中，論“技術”精良，的確以偷兒竊技為第一等。仔細推敲，似有三條原因值得重視：

一是講究傳道受藝。從史料記載看，凡手段高明的偷兒在入此道時，都拜富有經驗和絕技的慣賊為師傅。如清代安徽巨偷呂二，以鑽穴、逾墻、剪綹、探匙等竊術分類授徒，“其避光匿影、絕聲滅跡之法，暇目輒為其徒口講指畫”(徐珂《清稗類鈔》)，促成作案水準不斷提高。

二是講究結夥行動和角色分工。如踏勘地形的叫“踩點子”，行竊時放哨的叫“巡風”，替主竊者打掩護的叫“護托”，得手後傳遞贓物的叫“過托”。俗謂“捉賊捉贓”，所以一般偷兒團夥又都有專門窩贓的“窩家”，這種角色從不參與作案，很難被人懷疑上。

三是講究詭計取勝。即便是結夥作案，也以各顯神通彌補主竊者之不足為特長，不比有些流氓類型專恃人多勢眾，強奪硬劫。試舉數例古代偷兒常用的伎倆：

一葉障目，即障眼法。如賊扮顧客去緞莊，以選料裁衣為托，讓夥計把貨架上的綢緞卷子一件件搬到櫃檯上看貨，等綢卷堆起多了，他猛地抖開一匹；左手扯出幾尺布料往身上一蓋請夥計品評，右手就在此遮蔽下把櫃上的綢卷塞進自己袍襟內。待從容離開時，店夥因櫃上雜亂，往往對失竊毫無察覺。

對賣調包，即以相似的物件偷換行竊。明清時，常有偷兒以此術往銀樓中竊取貴重首飾，全仗手法敏捷。

聲東擊西，如《隨隱漫錄》舉南宋時臨安偷兒竊術：受害者擠在人群中看人擺場子賣藥，但兩手始終護持纏在腰間的大錢包不放。偷兒搭檔來了，護托的撿根樹枝對其脖上一戳，就在他伸手抓癢的一瞬間，錢包被主竊者解開拿走了。

調虎離山，如前述慣偷呂二，聽說邑中富豪娶親，粧奩極豐，即率徒弟雜在看熱鬧的人群裏，混進喜堂。過一會兒，一個徒弟手提事先備好的包袱往外疾行，一個徒弟高喊捉賊。趁著眾人趕緊去追的當兒，呂二立將堂上陳設的貴重物品席捲一空。等眾人追上那當託兒的同夥，檢視包袱情知誤會後再回轉時，呂二早已連人帶贓跑得無影無蹤了。

拍花悶香，此乃不斷襲用之老譜。“拍花”即小偷在深巷內等候受害者走近，突以灑有迷藥的絹帕捂住對方口鼻，使之昏迷後，盡竊隨身財物而去。“悶香”即夜攜具有麻醉效用的悶香進入人家點燃，使合室人昏迷後，席捲而遁。這類藥物配方，大都由師門傳授。

西晉太康二年(281)，一個風高月晦的晚上，坐落在河南汲郡(今汲縣)荒郊野外的一處戰國時代的陵墓被人掘開個豁口。躺在棺槨內的腐屍是500年前南面稱孤的魏襄王，掘墓者是當地的一個偷兒，名叫不準。

不準像只田鼠似的，從自己鑿通的豁道裏鑽進了魏王墓。墓穴內漆黑一團，他伸出雙手四下摸索，抓到了一把竹片，即將竹片點燃照明。火光閃閃中，貪婪的偷兒瞪大賊眼，竭力搜索並攫取墓中每一件值錢的物品，然後滿載離去。天色將曉時，有早起的鄉農遠遠看見古墳中余燼閃爍，忙跑去報官。及官中派人來查看時，現場除卻暴陳爛棺的腐屍外，只剩下一枚長約二尺五寸的銅劍和塞滿陵室的竹片了，因為曾被偷兒點燃當照明物，不少已成灰燼。

竹片上用黑漆書寫著蝌蚪文，這就是紙張發明前古人用來記事作文的“竹書”。竹書裝了幾十車，全被送到京師洛陽，經著名學者束皙等人考訂整理，一共編定出古書16種75篇，其中包括至今被史家視作珍籍的《竹書紀年》。最讓人痛惜的是，由於偷兒的肆意踐踏並燃簡照明，有七篇竹書因殘損嚴重，再也沒法辨識原貌了。

西晉政府下令嚴緝暴殄文物珍籍的罪犯，方幸得手的竊賊很快便落入法網。到唐人纂修《晉書》時，便根據官方存檔，赫然寫上了“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一個小小的盜墓毛賊居然名垂青史，這在官修正史上是個異數，恐怕連不準本人也沒想到過。

盜墓這種勾當，是中國古代最普及的偷竊行為。春秋時，孔子去參加魯國攝政季平子的喪禮，見其親屬正要將國君佩帶的玉器放入他的棺槨中陪葬，連忙上前阻止說：“放如此貴重的寶玉陪葬，豈不是要讓死者暴露屍骸于荒原？”貴為攝政王者尚未入土，孔子已經先擔憂起陵墓被人發掘的可能性，這從側面反映出當時的盜墓風氣已十分猖獗了。

墓穴乃死人葬所，這等陰森可怖之地而引人入勝，關鍵在於自西周以來逐漸揚厲的厚葬習俗。富貴人家的墓葬，棺槨必重，陪葬必厚，珠玉貨寶，衣被珍玩，以及死者生前使用的名貴器用等，大量地隨其入土。於是許多以偷盜為生的竊賊，競相把攫取目標由活人轉向死人，顯而易見的好處是作案時風險小並容易遮蓋犯罪形跡，從而減少了遭捕被究的機會。《呂氏春秋》點明這批盜墓賊的社會渣滓身份：都是些不顧從法令、不聽從父兄教誨的子弟。凡用釜吃安分飯的鄉鄰們都要群起驅逐他們。他們畏懼耕田砍柴的辛勞，又貪求美衣侈食的享受，小聰明便耍在幹壞事上，遂結成掘冢盜墓的團夥，日夜鑿道鑽穴，偷竊瓜分墳內的葬物。據《漢書· 地理志》載，彼時趙國、中山國等地方，盜墓幾乎氾濫成災。再看雜書上有關歷代流氓犯罪的史料，差不多都有這類勾當的記錄。如漢初時黑社會的巨梟郭解手下，就有一大幫專以盜掘墳墓為能事的嘍。

古代竊賊盜墓的方式，大致依發掘對象規模的大小，分作兩類。倘是頗具規模的陵墓，通常是團夥作案。他們或者是于陵墓附近蓋房，然後在房內挖掘通往墓穴的地道，利在“施工”從容而不露形跡，或者是聚群力連夜剖掘，利在“速決”。倘是一般墳丘，或雖具規模但防盜措施簡易者，通常是兩三個人乃至單體作案，多為估準棺位，掘個洞鑽進去。為遮掩形跡，洞口愈小愈好，不少盜墓賊都特為練就了在僅可容身的通道內仰進俯出的本事，有人甚至能俯臥屍上，在沒法轉身的極窄空間裏，將死者衣裳一件件反穿在自己身上。“專業”的掘冢賊多使用一種專為盜墓用的“洛陽鏟”，也稱“探鏟”。鏟頭為半筒形，既可裝柄，亦可係以長繩，下探至數十米處，再根據鏟頭帶上的土質判知地下堆積情況。這玩意如今已成為考古勘查的常用工具，倒是古代竊賊始料未及的。

封建王朝歷禁盜墓，如唐代刑律規定：掘冢者流配，開棺者處絞刑。但法網再密，怎抵罪犯之欲潮洶湧呢？

趙廣漢是西漢昭宣時期的大臣，曾因代理京師長官整肅社會治安獲得輿論稱讚，並被實授京兆尹。《漢書·趙廣漢傳》裏，收有不少他同犯罪團夥鬥爭的事跡，其中有兩例是專講綁票的。一是某日，長安惡少數人，在僻冷窮巷的一間空房子內聚會，計劃劫持某人，向其家屬勒索。商議未定，趙廣漢派出的緹騎已將他們包圍。經逮捕審訊，皆供認犯罪預謀不諱。一是長安有個富人蘇回，靠捐輸財物，在皇家羽林軍裏得一郎官職務。兩個不法分子覬覦他家產，遂將他綁架。移時，趙廣漢親自率人趕到蘇回被羈押所在，自己站在庭院裏，派長安丞龔奢去叩屋門，同綁匪談判。龔奢遵照趙的囑咐，溫言善語道：“京兆尹趙廣漢多謝兩位，千萬別殺人質，他是皇上的宿衛官員啊！你們若釋放人質，束手伏罪，京兆尹保證善待二位。如果有幸遇上大赦，還可解脫罪名，赦免回家。”兩個人沒想到官府追捕如此神速，都吃驚不已，決定接受龔奢的勸告，開門自首，向趙廣漢叩頭認罪。趙廣漢見蘇回安然無恙，也高興得跪下來向兩個罪犯道謝：“郎官還活著，趙廣漢感謝你們的厚愛。”

《漢書》作者述此兩事的本意，是想說明趙廣漢“發姦伏”的能力。但讀者亦可從中感受到即便在這位長官的治理下，京師的綁票犯罪活動依然十分猖獗。作案者在勒索不成或遭官司緝捕的情況下，隨時有殺害人質的可能，使官府常常處在被動地位。要不然，何以堂堂京兆尹還得派人向罪犯求情，乃至跪下來相謝呢？

到了東漢時，京都洛陽的流氓劫人質勒財物的活動，比西漢益甚。《後漢書·橋玄傳》載，橋玄的兒子才十歲，在家門口玩耍，被三個惡棍劫走，關在某處樓上，通知橋玄拿出錢來贖人。橋玄不肯。這時，司隸校尉率領河南尹、洛陽令等趕來了，恐怕綁賊撕票，不敢強行捉拿。橋玄高喊道：“奸人無法無天，我身為大臣，豈能為保一小兒之命，讓惡棍逃脫！”促令強攻，結果其兒子被綁賊殺害。事後，橋玄專門請政府下了道命令，“凡是再遇有綁票的，一律不許受害者家屬用錢財去贖票，必與綁票者一併殺之，以絕姦路。”用管住受害者家屬的辦法來消極應付綁賊勒索，甚至不惜犧牲人質，略見東漢政府對於城市流氓綁票活動的無奈。

唐宋以還，城市流氓的綁票對象益加向富家小兒集中，一則作案方便，二則油水肥腴，三則勒索成功後，因小兒無知，不易暴露行藏。《二刻拍案驚奇》中，有一則“襄敏西元宵失子，十三郎五歲朝天”的故事，便是根據原載于宋人岳珂所著《史》裏的史實改編，謂北宋神宗時，某年元宵之夜，大臣王韶的五歲小兒南陔由僕人馱在背上，去東京鬧市區觀看燈景。乍出府門，即被綁賊盯上，跟蹤到人多擁擠處，覷準僕人抬頭看燈且松手伸個懶腰的一瞬間，便把南陔馱到了自己背上，迅速遁去，而小孩因胯下依舊有人馱著，竟于不知不覺中已被人拐走。這等手法，比之《水滸傳》裏雷橫和李逵搭檔擄走滄州知府的小衙內，顯然高明多了。

明清時代的流氓綁贖小兒風尤甚。鄭仲夔著《耳新》，辟有專節介紹潮州和惠州的“勒贖”：作案團夥專以富豪家子弟為人質，一上手就用布條將眼睛矇住，七拐八彎，帶至深藏在閭巷的巢穴裏，然後在人多熱鬧的地方張貼告示，暗示被綁人家屬用現金贖取。一旦家屬照其所示方式與之聯繫上後，必盡情敲詐，饜其所欲後再放回。如果家屬不能滿足對方條件甚或告官查捕，他們便以殘害被綁人的肉體相威脅。

清代時的北京，還有一些既想勒索錢財，又怕承擔綁匪罪名的無賴輩，想出新的花樣：在市街上拐得小兒後，貼出告白，略言某日在某處收容迷失兒童，盼家長前來認領。及家長來認領時，照樣勒索尋筆“謝金”，這似乎更近於流氓的本色。

《二刻拍案驚奇》中，有一回“趙縣君喬送黃柑，吳宣教幹償白鏹”。據專家考證，係根據發生在南宋時代的真人真事改編而成。其故事原型為，有個姓李的客商，在杭州發了橫財，來京都臨安走門子花錢買官銜，下榻在一家旅店裏。旅店對門有個宅院，門首垂著簾子，常有位少婦站在簾後看街上熱鬧。隔簾花影，嬌聲鶯轉，引得這個寂寞的暴發戶想入非非。

有一天，李某正站在旅店門口偷窺對門，有個賣黃柑的小販經過。他既想吃黃柑，又捨不得掏錢買，便建議和小販以“關撲”(關撲，一種博戲。參見本書第八章中“錢·押寶·擲骰子”一節)方式做交易，且借此在意中人眼裏顯露兩手。沒想到心猿意馬，撲了十千錢都沒撲出一個“渾成”來，黃柑一個沒到口，反輸了一萬，連喊可恨可惱。

過會兒，對門宅院裏出來個小僮，端一盤黃柑送給李某，說是我家主母見官人撲柑子不成，反折了本錢，有些不忍，派小人送幾個家藏的柑子給官人嘗嘗。李某得知“主母”就是門簾後的美人兒，心波大動，忙拉小僮攀談起來。原來這家主人是官員，外出公幹，留下年輕的主婦看家。登徒子自忖有香可偷，便收拾些禮物，拜託小僮回謝他主母，這就把線兒牽上了。此後，那少婦常使小僮送些菜肴點心之類給李某，李亦必用布匹首飾等貴重物品回報。隔簾兒看倩影，李某恨不得一步跨過“天河”去。

幾番週折，李某經小僮過手，把他家仆從丫環全部買通後，終於得了個趁夜進門與心上人幽會的機會。豈知三杯色媒酒下肚，正待行那茍且之事，長年在外公幹的主人突然回家來了，恰得“捉姦捉雙”，拍桌打凳，要把姓李的捆去官府，治他個誘姦官眷的罪名。李某害怕吃官司，更怕這一來永遠耽擱了自己仕進的門路，忙跪下向主人求饒，情願輸財“私了”。主人即派僕役們一起隨他回旅店，將其財物掠劫一空。次日，竊幸已花錢消災的李某偷窺對門，竟是人去樓空。再悄悄打聽，才知道這戶人家不知是從哪兒搬來賃屋暫住的，又不知為何連夜搬走了。

這就是泗水潛夫《南宋市肆紀》裏所謂“以娼優為姬妾，誘引少年為事”的“美人局”。一夥棍騙型流氓用*假扮“主母”為誘餌，把貪戀美色的闊少引到了“局”中。可笑的是這個心懷鬼胎的李某，人財兩空尚不敢聲張。

類似的色相局騙，到元明時更加盛行，如：

戳包兒，一夥棍騙假借替外埠人說合婚事。相親時，以盛粧美人出面，臨娶時以醜者易換。“頂缸”人多為他們從街上哄來當“馬兒”的女丐，同樣是受騙者。

拿殃兒，比上述方式再深入一步，充當“新娘”的同夥坐在花轎裏抬過門，幾天內，裏應外合，把受騙人家的財物細軟席捲一空。

打乖兒，即規模更巨的*陣。舉明代萬曆末年一件轟動一時的大案為證：有個已故工部尚書的兒子徐大少爺和其繼母同居京城，因家資饒富，被一夥棍騙看中。棍騙串通妓院中人，先租個大宅院裝門面。接著，有“媒婆”上徐府說親，詭稱女方乃皇妃鄭貴妃的侄女。徐公子和繼母聽說可同皇親結縭，喜不自勝。繼母隨媒人去“鄭府”，“鄭夫人”和“鄭小姐”*了臉，府上從管家到執事，一應俱全。結果徐家被騙走“聘禮”無數，連徐公子住在揚州原籍的伯父亦被這些人以侄兒名義誆走玉獅一雙、白銀500兩。到了“娶親”之日，好戲終場，租來的宅院裏一夜之間人去樓空。事後徐家報官，反覆追查，迄無音訊。

扎火囤，即用妓女扮眷屬，誘人入彀，屆時“捉姦”，以訛財方式“私了”，就是前述李某栽入的這一種騙局。

到清代時，又有“仙人跳”、“放白鴿”、“拆白黨”等各色名稱，花樣百齣，不—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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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時，鄂州江夏(今武漢市武昌)有一處禦題碑文的“列女之墓”。封土樹表時，郡縣長官親臨致奠，禮隆備至。此事《宋史》裏有記載，其原委正可見古代流氓作惡一例。

被旌為“列女”的，是當地一位民家少婦，娘家姓張，因張氏有幾分姿色，引起同住一里的流氓謝師乞的垂涎，曾幾度找機會*，被張氏痛斥。某日，謝師乞探知張氏一人在家，竟懷揣利刃摸進門來，意欲*。張氏不從，謝即拔刀在手，目露兇光威脅道：“順我則生，不從則死！”張怒罵道：“庸奴！我寧可死，也不會任你擺布！”兩人撕擄中，謝殺心陡起，刀傷張氏咽喉。張奮力抓住對方，高聲呼救。眾鄰居聞聲趕來，合力擒住謝師乞，而張氏終因傷重，搶救不及死去。此案逐級上報朝廷，詔封張氏為“旌德縣君”。那個*殺人的兇犯結局如何，史傳上沒有交代，想必應該受到法律嚴懲吧。

竄名于“二十四史”的流氓*犯，絕不止謝師乞一個。古代流氓作惡百端，性犯罪實為大宗，不勝枚舉。當然，與趁亂打劫的兵勇匪盜之*婦女相比，流氓輩在這方面的惡行，尚自呈現出“痞”的特徵。這主要是因為封建法典對*罪處刑極嚴，而廁身市井的流氓則不比公然嘯聚的兵匪，他們既要圖逞*，又怕以*罪名罹法，所以在作歹手法上，千方百計往“和姦”上引導。如：

哄姦。唐人柳宗元所撰《河間傳》就提供了典型一例。作者不願寫出這位受害女子的姓名，故以其籍貫河間郡(今河北獻縣一帶)代稱。河間女本是貌美貞靜的少婦，當地一夥惡少為圖姦淫，假以遊覽為名，哄她隨婆母乘車去臨江畫閣。抵畫閣後，即被引到—間眾惡少事先藏在簾後的屋子裏聽歌伎演唱，旋由儕輩推出一個相貌長得特別漂亮者抱其求歡，其他人拽手按腳，充當幫兇。河間女初抗拒號泣，眾惡少或說下流話哄她，或作兇惡相威脅，而受害人竟以姦犯貌美，弛力順從，最終墮落為一個“召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于門”的*。

騙姦。如明代司法判詞集《折獄新語》中就有一例：外埠人鐘世祿攜妻陳氏，到定海縣賃屋居住。同邑有個惡棍胡太源見陳氏貌美，即起姦心。他先以關心為名，認陳氏為幹妹，還零零碎碎地供給鍾家一點錢，總計也不過一二兩銀子。貧窮的鐘世祿夫婦，只當來此異鄉，遇上了一個熱心人。誰知沒過多久，胡太源忽然借一點小事，對鐘翻臉，逼他立即“還債”。鐘世祿沒法馬上拿出來，於是胡竟以抵償為名，強行對陳氏實施姦佔。

詐姦，即以訛詐逼人就範。如清時，興化人龔行因家遭水災，其妻謝氏和女兒龔巧流落鎮江，以做豆腐為生。同龔記作坊對門而居的流氓田五垂涎謝氏及女兒的姿色，屢挑不遂，又趁龔行不在家時，率一批同夥到府*，因謝氏呼救，眾鄰居擁集，未能得逞。田五問計于自己這個流氓團夥的頭子何三，何三即教他偽造債契，與眾無賴衝到龔家“索債”並毆打龔行，欲用此術強迫謝氏順其淫威。街坊們懾于他們的氣焰，無人敢出頭說理。縣衙也不查真情，反笞龔行，要他“還債”。謝氏和龔巧竟雙雙投河。冤情大白後，邑中紳民請命坊表，禮葬釜鼎山下。

讀者不妨去翻翻二十四史上的《列女傳》，多多少少的“烈女”、“貞婦”牌坊上，都書寫著“無賴”、“惡少”、“赤棍”*良善婦女的罪行，而且施暴對象都是貧寒階層。古代流氓摧殘姦淫婦女的罪惡，罄竹難書。

此外，流氓們也常設能使劣跡掩遮的詭計進行*和*。慣用的伎倆之一，就是扮作轎夫、車夫等，將單身女客劫至僻靜處行淫。賽會節日之夜，婦女出遊，也是他們誘騙下手的時機。同兵痞匪徒之性犯罪無差別的是，流氓摧殘婦女的手段一樣是令人髮指的。如《折獄新語》中，就有一浣衣少女在河邊被三個流氓強姦的案例。又《明史》記嘉靖二十三年(1544)，嘉定有個流氓胡嚴夥同黨徒姦淫少婦張氏，“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其陰”，行為惡劣，禽獸不如。

有明一代的官私文獻裏，頗多京師“光棍”的記載，乃至在當時的文藝作品中均有反映。如《警世通言》上即有“北京城街上，最多遊食光棍”的說法。《閒評》中也說：“京中光棍最多。”多到什麼程度，誰也沒做過準確統計。明末時，劉宗周的估計是“不下數萬人”，或可作參考。

齊如山先生在《北京土語》一書裏，對光棍有個解釋，指作“強索人錢財，佔人便宜者，則名之曰‘光棍’”。又說“既名曰棍，則決非柔軟之物，故以形容硬而不講情理之人”。可知光棍的特色在“強”，在“硬”。觀諸史料，確實如此，甚至連本當心虛膽怯的偷賊一類，居然也有這等氣焰。如《燕京雜記》稱，京師裏的“小利”(即在鬧市中用利器割取他人佩囊者)在人叢中行竊時，旁觀者不敢叫破，否則他們就用暗刀子捅你。這種“傳統”到清代時仍然保存。《清稗類鈔》上就舉過一例：一女郎坐香車，一書生行其旁，正眉目傳情時，一個“小利”來到書生後面，想用利刃割取其盛錢的荷包。女郎瞧見了，不敢喊出聲來，便用努嘴方式向書生暗示，書生忙回頭看，“小利”遂不得下手。一會兒，女郎所乘香車折入曲巷。“小利”竟跟蹤而來，用利刃將她的嘴劃破後，逃逸而去。

比小偷剪荷包更厲害的，是光棍的公然聚夥打劫。《查浦輯聞》說，明末京城玉河橋一帶，每到夜晚，即成惡少出沒搶劫行人之地，有的還“身蒙驢皮，黑面利爪”，扮成惡鬼模樣，恐嚇夜行之人。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一書中的描繪，還要恐怖，道是“京師之六街九衢市有劫奪，居者、行者相視而不敢救！”大家都成了“看客”不算，甚至連被害人也因受到威脅，不敢報案。如《五雜俎》稱，有個叫陸炳的人，被一夥強徒從家裏劫去珠寶，不敢聲張。一日遇到負責京師治安的巡按御史，偶而提及此事，當晚便有人到府，怒責道：“警告過你不許多話，你忘啦？”繼而嬉笑說：“就是有一百個御史，又能拿我們怎樣？”不難想像這夥人在御史衙門裏有內線，所以報案的結果，往往是自招新的禍害。

暗偷明搶以外，京師光棍的日常功課是三五成群及至數十結夥，在街市中肆逞兇惡，隨時捕捉硬詐橫，從《明實錄》、《皇明條法事類纂》等官方存檔和文件裏的披露來看，他們的揀肥門徑，大抵有以下幾類：

強充“攬頭”。當時各地方衙門向京都起解各項錢糧，多委派大戶代辦，稱“納戶”。納戶雖然有錢，卻是平民身份，出這種“公差”，既是不得已，但也有趁機揩油的機會，關鍵在於能否走通京師中各接收糧倉庫房的門路，否則就會遭到他們刁難和敲詐，反使自己虧賠。所以，許多納戶到北京後，多投同鄉中在京當官者，央其通門路打關節乃至全權委託代辦，稱為“攬頭”，代價是另送“人情”。北京的光棍，借此地面與人頭熟的優勢，強充這種“攬頭”，趁機向外埠來京的納戶訛取財物。倘納戶不願意，就會受到他們的報復，輕則拳腳相加，重則勾結接收庫倉裏的蠹吏惡胥，一起使壞。納戶們在京孤立無援，往往只能忍氣吞聲，聽任他們的盤剝。

行兇“護送”。京師是萬商雲集之地，從各地來京的商船商貨，例須經正陽門宣課司驗物上稅。光棍們當然不會放過這好機會，輒以“護送” 過關為名向客商詐取，想逃稅或作弊的客商，也會主動勾結光棍，通過他們向稅務部門行賄，或以矇混、霸道方式“闖關”。有明一代的國家財政收入，被這種稅蠹、光棍和商賈三位一體的侵削吞沒極多。

告訐誣陷。這又分多種手法。有的叫“拿訛頭”，就是刺探別人陰私，甚或無端捏造，然後以此為脅強行勒索。有的叫“取白狀”，就是客商富戶誘騙至花街柳巷或僻靜處，用暴力威脅，強迫訂立借貸文書，再借此訛詐。更陰毒的就是杠屍圖賴，如《涌幢小品》記，明孝宗弘治年間，曾破獲過一樁大案：有以孫騰霄為首的一夥遊食光棍，約30余人，一向在京師各街市橫行取鬧。其慣用伎倆是，先物色一個貧老無依的流丐，騙在窩裏。令其看門煮飯，然後結夥找一家富商巨賈開的店舖，以買東西的名義挑釁，激怒對方與之發生爭吵，互相毆罵，隨即號啕而去，讓旁觀者留下他們是吃了大虧的印象。當晚，將流丐弄死，把屍體扛到富商門前，一起號哭，指為在白天被打傷的同夥，因傷重不治死去，且揚言要告官償命。商家大恐，懇求“私了”，往往聽任他們開條件，拿出一筆錢財來消災。他們收下錢後，便將屍體焚化。揮霍完了勒索所得，又去尋找新的犧牲品及勒索對象。就這樣，前後殺數十人充當誣賴用的 “屍證”，最終引起他人懷疑並報官，方得破案，雖說這夥滅絕人性的渣滓都被處死了，但光棍之兇狠狡詐，令人震驚。

北京又是國家最高司法機關及“天牢”所在地，京師光棍以“歇家”，“代投(狀紙)”等名義攔截上京告狀者以行榨取，或勒逼乃至*探獄之囚犯家屬，此等罪惡在明朝官方文書裏亦多有披露。其他如窩贓開賭、誘嫖做局等，則為各地流氓通習，不在話下。

熟悉舊中國流氓史實的，都知道，川康“袍哥”為一大流派。“袍哥”的歷史，又當從清代的“嚕子”溯源。

“嘓嚕”亦稱“嘓嚕子”，早在乾隆初年已見諸政府文書。當時四川巡撫方顯在給皇帝的奏折中說：四川經明末兵燹，人口銳減。及本朝克定禍亂，倡導移民四川。但各省移民進川後失業者甚多，遂以作姦犯科為生，即所謂“嘓嚕子”。其後金川(四川土司名)用兵，甘肅涼莊道顧光旭奉命入川，署理按察使，《清史稿·顧光旭傳》記：“蜀民失業無賴者，多習拳勇，嗜飲博，浸至劫殺，號嘓嚕子。”顧光旭曾嚴加捕治，並收編了許多悔改者為運丁。不過此為“治標”一時，直到清末， “嘓嚕子”始終是治川官員引為最棘手的社會禍患。如咸豐時四川總督王慶雲便指出：“四川舊有匪，盜案多於他省。”光緒初四川總督丁寶楨亦一再重申：“川省向多嘓匪。”最後演繹為袍哥，流入民國。直到新中國成立，這一為患200多年的區域性公害，才得徹底肅清。

嘓嚕的意思，有人解為四川土語。清人李調元曾作《嚕曲》，其序雲：“嘓嚕本意國魯，罵人呼賭錢者通曰嘓嚕。”也有人認為嘓嚕極可能是滿語的音譯，其意是對散兵遊勇與失業遊民團體的蔑稱。兩種講法，都缺乏確鑿有力的證據，但遊民、博徒、兵痞之類的成分認定則相一致，這與官修正史上“失業無賴”的記述也能吻合。大致的線索就是，起初發端于客籍移民失業者間，後來土著也漸次混入，最終形成為巴蜀遊民無賴乃至“亂民”的通稱。

嘓嚕的尋常活動，以結黨橫行和公開持有武器為特色，即便是以偷竊為業者亦如此。如《清仁宗實錄》稱“川省有紅、黑錢”，《蜀燹死事者略傳》謂“川省紅、黑兩黨家暴子。”都指偷竊型嘓嚕。“紅線”即白晝剪綹輩。“黑線”即漏夜穿墻輩，一概帶刀在身上，隨時拒捕。但這是起碼貨，多數嚕都靠開賭、詐欺和攔路搶劫為業，並以流竄為對付官府兜捕的基本法門。如清人張漢在《請禁四川匪疏》裏，就有概況性描述，略謂四川各州縣均有此輩盤踞，沒有固定的住所，逢到趕集開市的日期，便紛紛出動，或糾合在一起脅迫商民，強取橫奪，或酗酒開賭，或持棍棒、刀刃公然搶劫，“甚至火人房屋，淫*女，常有其事”。貧弱的民眾不敢同他們較量，地方官府也怕他們的兇強，往往睜只眼閉只眼，只圖無事。“萬一民不得已，告訴有司，一經緝拿，則此縣逃之他縣，積年屢月不獲到案”，倘兜捕稍急，索性進行武裝抗拒，這就升為“匪”了。

嘓嚕之所以能夠形成連官府也害怕的威勢，並非僅在於他們身懷武器一項，最主要的是他們的結夥方式相當牢固。據嘉慶時編纂的《三省邊防備覽》稱：“凡數十人結大夥，先約：遇難不許散幫；遇追捕急，公議散去，始敢各自逃生。如未議而一二人先散者，眾共追戮之。(故)其黨極為堅固。”其結夥手續是焚香拜把，還要割下頭髮燒成灰燼，攪拌在酒裏輪飲，謂“燒會”。

和許多流氓幫夥的行為特徵相似，嘓嚕間也有不少約定俗成的黑道規矩。比如無論是在草野間打劫的嘓嚕，還是在市井中“開山”佔碼頭的嚕，都恪守“分槽吃食”的規矩。《類鈔》中有一則故事，道是有個湖北人在四川打工，積攢下筆錢後回鄉，惟恐遭到攔路搶劫，便將錢藏在破棉絮裏，自己則扮成窮丐，一路行乞。經過重慶一家酒店時，他向七八個圍坐在一塊的豪飲者乞食。座中有人斜看他一眼，便說破他棉絮裏藏有銀子，嚇得他馬上跪下來求饒。另一個蓄著長鬚的酒客便讓他遞上破絮，拿出一條長繩，捆紮一番，隨後扔給他道：“你走吧，千萬別動我打的繩結。”原來這繩結就是個暗記，這個湖北人離開重慶後，沿途遇見好幾起欲向他打劫者，一見這“食已有主”的暗記，無不束手。“守道”如此，確為它埠所罕見，這大概也是嚕得以頑強生存200餘年的原因之一吧。

混混兒，又稱混星子或鍋匪，是清時天津地區一種以撒潑白賴為特色的流氓幫夥通稱。據說起源於清初，但鼎盛期則在嘉慶以後，直到光緒後期，方在新任直隸總督袁世凱的嚴厲*下，歸於銷聲匿跡。

鍋匪，是官方文件上的叫法，源於混混兒同食一鍋的組織形式。這些有力氣不幹活的遊民無賴，喜歡十幾個或幾十個人聚合成為一夥，在鬧中取靜的地方，半租半借幾間房屋，支口大鍋同灶而食，屋裏除大炕葦蓆和一些炊具桌凳外，就是暗藏些械鬥用的蠟桿子、花槍、斧頭類。斂財的方式，大抵與各埠流氓相似，如開賭攤抽頭、立私爐鑄偽及欺行霸市、冒充牙儈、把持津渡、攔河取“稅”，以及佔碼頭開腳行、吃講茶辦賽會等等，再就是受雇於人，聚眾械鬥。

最能體現混混兒特色的，是雖無武藝卻不畏皮肉苦痛的“賣打”之勇，多在爭行奪市的勾當中展露頭角。以“攪賭局”為例，開賭抽頭，最易引發垂涎者，想分一杯羹，就要靠 “攪”。攪賭局的方式有多種。或者是單槍匹馬衝進賭局，破口大罵，乃至搗亂，照例就有局頭豢養的打手衝上來揍他，混混兒的本事，就是插上兩手，抱住後腦，胳膊肘護住太陽穴，兩條腿剪子股一擰，夾好下身，側體倒下，剛巧把賭局的大門攔住，然後聽任打手痛毆而不還手，嘴裏則潑罵不停，哪怕皮開肉綻，血流全身，也不能有呻吟，更不能討饒。這陣勢僵持下去，眼看著賭場就開不成了。局頭喝一聲“擎手吧！夠樣兒了”。打手便立時停手，自有人出頭說好話，安排將被打者抬回家去養傷，送錢送禮。待傷癒後，經人牽頭講條件，每天由賭局送一兩吊錢作津貼，風雨無阻，分文不少，名為“拿挂錢”。這混混兒的身份，也就算“混”出來了。再厲害一點的“攪”法，是跑進賭局後，不動聲色，徑至賭臺前，抽出刀子，在自己腿上剜下一片肉來，代替押寶的賭資，將賭客嚇得膽戰心驚。局頭知道是來取鬧的，吩咐手下道：“來人哪，給這位朋友上藥。”便有人拿一把鹽末給他捂在傷口上。咧嘴喊疼的，叉出門去，這叫“栽了”。有能耐的，談笑自如，不露出一點痛苦模樣。少不得經人說合，結果也可以每天“拿挂錢”。至於集體性的攪賭局，則以整個沒收相威脅，少不了是雙方一場惡鬥，敗者退出，勝者佔有。若打不出勝負，再經旁人說合，形成共同佔有的局面。

說到混混兒的集團性械鬥，更是觸目膽寒。出發前先擺列兇器，名為“鋪傢夥”，意在示威。假如同對方有“死過節兒”，預先選定幾個人準備犧牲，或自告奮勇，或用“抽死簽”的方式取決。即使當場死不了，事後若需要，即由這幾個人頂名投案，承擔兇手罪責。開打時，真能抖蠟桿子耍武術的沒有幾個，余者一概不過是蠻打死剁。但一般情況下只限于頭破血出，肢體傷殘。如無必要，誰也不願釀出人命重案。及至鬥到酣處，甚或失手釀出人命了，才有人出頭勸止。最妙的是，混混兒械鬥正酣時，有彈壓之責的官兵並不當場抓人，全遠遠地站在一邊瞧熱鬧。等他們打完了，自然會各出一批人頂兇投案。而到衙門裏“過堂”一節，也是他們顯示“賣打”能耐的重要場合，屆時大堂下瞧熱鬧的擠得風雨不透，當事雙方尤為提心吊膽，生怕自己這邊的人出醜。什麼叫出醜？就是熬刑不過喊痛呼饒。舊時衙門裏的刑罰，相當酷毒，從掌嘴、打板子起數，凡壓杠子、坐老虎凳、上光棍架、跪鐵鎖等，無不使用，血肉橫飛及昏死過去是家常便飯，甚至折臂斷腿。而受刑者為保住“混混兒”的身份，皆咬緊牙關，斷不呻吟一聲。其實混混兒的群毆，也以私了為多。當真見官時，也有劣紳奸商受人之托，出頭求情，向官府遞稟請求和解，暗中則花錢上下打點。當官的也樂得弄幾個外快用用，即令兩邊出具息訟甘結，銷案完事。

如此潑徒，如此官府，混星子遂成人見人怕的市井豺虎，在天津地面上逞了上百年的威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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