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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柳仙籍隸廣東南海西樵,原名徐振坤,1917年出生於香港。其父徐佐衡出自書香門第,原係南海文士。因屢試科舉不第,乃忿而去經商。嗣以經營失敗,家境中落,至柳仙幼時,已臨貧寒境地,以致不得不讓她輟學,在少年時期就登臺獻藝。
有一次,她母親帶她去香港北角七姊妹遊樂場聽唱粵曲。恰遇某女藝人失場,一時無人填補。該場負責人得知徐柳仙正在場中,乃臨時央求她母親允許她客串《五郎救弟》一曲。其母應允,當即抱她登臺,置坐膝上演唱。她儀態天真,無半點懼色;歌聲圓熟,全合鼓樂節奏,曲音落處,滿堂掌聲雷動。其時她年僅5歲。該場司理見她能博觀眾歡迎,遂再求徐母應允于次晚正式列入節目客串。次夕盛況如前。此後,她雖在小學讀書,也常于喜慶中一展歌喉。那時,粵港習俗,每逢喜慶節日演唱粵曲,稱為“唱八音”。每唱一曲,酬報港銀2元。到8歲那年,由於家境益見貧困,使她僅僅讀了小學三年,就被迫輟學,而以零星演唱收入,彌補家用。她11歲時,即應香港新月唱片公司之約,灌唱《難中緣》等曲。
1929年,徐柳仙才12歲,就正式以“童星”踏足歌壇,開始了歌唱生涯。先後在香港蓮香、高升等茶樓獻藝。那時,每歌一曲,可得港銀 1.5元的薪金。每晚約唱二間歌壇。不到三個月,各茶樓競相聘請,每曲酬資增至3.5元。每晚7時至11時,可“跑場”唱四至六間茶樓。有時還得前往石塘咀區俱樂部繼續演出至淩晨。由於她過人的聰慧和從不嘶啞的歌喉,再加上辛勤的勞動,使得這個剛剛12歲的少女,就能夠靠自己的收入來贍養全家18口人,並以一顆粵曲新星的異彩光耀港、穗歌壇。
就在這一年,她為香港歌林比亞唱片公司錄灌《一個著作家》、《城市之光》、《父子同科》、《子承父業》等曲,並在以後十餘年中,還先後應廣州市澄江、惠如等茶樓之邀,于每月朔、望日起,去廣州演出一星期。
1932年,柳仙15歲。這年她演唱著名畫家鄧芬所作《夢覺紅樓》一曲,風靡穗、港、澳和海外華人社會,名聲益盛。歌林公司發行此曲唱片之後,各方定購函電,紛至遝來,銷數驚人,致使瀕臨倒閉的歌林比亞唱片公司起死回生。此曲原係鄧芬先生親歷情場之作,筆墨高雅文靜,樂曲婉惻動人,加之柳仙的演唱藝術,使曲中感情得以充分表達,故于盛行歌壇之後,竟能一掃當時流行的滑稽庸俗之音。粵曲歌風,為之轉向。
1937年前後,日寇大舉侵華,中華民族面臨存亡繼絕的關頭。她唱灌了《熱血忠魂》、《血債何時了》等愛國歌曲。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者偷襲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戰爭。18日即向香港進攻。徐柳仙夫婦考慮到香港淪陷後,日軍必重演在北平脅迫京劇名演員梅蘭芳演唱的故伎,乃攜帶子女潛往廣州,住于長堤愛群大廈,停止演唱,以避敵軍耳目。果然不出所料,港陷後不久,日軍到處索尋柳仙蹤跡。索尋不得,竟將歌林比亞等唱片公司所灌徐柳仙的唱片,全部搗毀。後來,敵酋礬谷廉介得知徐柳仙避居廣州,遂採取威脅利誘手段,前後達十余次。意欲迫令為其御用廣播電臺演唱,妄圖達到籠絡人心,瓦解國人鬥志之目的。當此時刻,柳仙與丈夫文榮林深明大義,相互勖勉。決心無論受到何種迫害,絕不為敵偽電臺演唱。那時,她才24歲。當日寇問她“為何不唱” 時,她從容答道:“中國正處國難,不是歌舞昇平的時候。”日寇叫囂:“豈不怕死?”她笑著說:“中國有四萬萬同胞,死我一個女人算得什麼?我死了,還有我的兒女,還有許許多多聽眾同胞。”由於她在中外廣大聽眾中享有盛名,日軍不便公然加害,只好又說什麼:“你的大大的有骨氣!日、中兩國,應該是朋友。”後來,敵人又把她叫到特務長官部,用手槍對準其胸部進行威脅。由於她堅貞不屈,終不得逞。
這樣一來,徐柳仙夫婦深感廣州已非安居之地,乃決計奔回老家攸縣。但當時粵漢鐵路已經中斷,如直接由廣州北上,易被敵人察覺。於是決定由海路去上海(當時上海包括租界在內,都已被日軍侵佔)。再由上海溯長江,設法越過湘贛或湘鄂間敵我對陣空隙返回故土。不料一到上海,與汪精衛之妻陳璧君相遇。徐夫文榮林與陳在大革命時即有舊交(當時汪精衛曾兼任第二軍黨代表),陳遂邀文參加汪偽政權。文榮林嚴詞拒絕。但是,原擬由上海溯江而上問道回湘的計劃,就不得不另作計議了。因為行動在汪偽特務的監視下,若西去,有被認為投往重慶,中途有遭暗害之虞。於是,佯裝意志頹喪,不問政治,夫婦倆終日混跡賭場,贏則隨意請人“吃紅”,輸則不惜一擲萬金,以示家資富裕,無心求官,以釋敵偽疑猜。後又折返廣州,改由西江入桂,再出廣西輾轉逃到韶關乘車回湘。
1942年秋初,徐柳仙夫婦攜子女回到“婆家”攸縣。當時攸縣還算是抗戰後方,抗敵後援氣氛較濃。徐柳仙回湘不久,就積極參與各種慰勞、募捐義演等抗敵和救災活動。那時攸縣湘東戲院的舞臺設備簡陋,甚至只能在煤氣燈下演唱,她毫不計較;沒有樂隊和琴師伴奏,她就拿出隨身帶回的唯一樂器--揚琴(柳仙也是自學成才的揚琴高手),自彈自唱。1944年6月,攸縣也被日軍攻陷。柳仙夫婦攜帶幼齡子女,顛沛流離,跋山涉水,粗茶淡食(戰時攸縣鹽價與谷價的比率,曾漲到1:120,即1斤食鹽可換120斤或l石稻穀),含辛茹苦,先後遷徙、避難於沙陵陂、牛池灣、陽升觀、涼江、芙蓉寨等地,過著她一生中從未嘗過的、有時甚至是全靠借貸維持的山區農村的艱苦生活。然而她毫無怨言。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徐柳仙隻身返港作短時逗留後仍折回攸縣,在攸縣住了兩年。1947年柳仙夫婦一同去了香港,從此在香港定居下來,彼時,她仍由港穗歌壇爭相約聘,還曾參加幾部影片的拍攝。上世紀50年代,她正式粉墨登場,以文武小生譽滿粵劇舞臺,先後在越南、柬埔寨、澳門、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演出。最初,她和粵劇名家李少雲、薛覺先合作,後來自組柳仙大劇團去南洋公演。她除演出一些粵劇傳統劇目外,還把自己的名曲如《情淚種情花》、《夢覺紅樓》等編成粵劇上演。以往在新加坡上演粵劇的慣例是必須每日更換劇目,唯有她主演的《再折長亭柳》一劇連續上演9場,仍然場場滿座。演出地點遍及星洲各地,一連幾個月臺期,盛況不衰。
後來,她又重返歌壇。1974年文榮林在港病故。翌年,她又在一次車禍中,折斷了左手左腳,使她的精神和生活都受到不小的折騰。但她始終把粵曲當成是終生不渝的事業。傷癒之後,又和一些粵曲愛好者組織了“一廬曲藝研唱苑”,每週研討粵曲藝術。在每年一次的演唱會上,她拄著手杖,邁步舞臺,以嘹亮優美的“柳仙腔”,把人們帶到了重溫民族傳統文化的意境中去。
i983年12月,徐柳仙應廣東省和廣州市文化部門和粵劇曲藝界的邀請,率香港曲藝演出團回廣州進行藝術交流。演出前後,廣州的《南方日報》、《羊城晚報》、《廣州日報》,香港的《大公報》、《新晚報》、《明報》、《快報》等,對她在闊別了三十多年的羊城演出和收徒情形,除發佈新聞、刊登小傳之外,有的還載了專訪、特寫和巨幅照片。演出前,廣州友誼劇院的三天坐票,竟在40分鐘內搶購一空。她在給觀眾的信中,曾一再表示,當從振興祖國傳統文化為念。但自1984年下半年以來,她被病魔纏繞,以致廣東有關部門數次相邀,均未能成行。不久,這位具有民族氣節的“香港歌王”在港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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