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無法遏制逐級腐敗：民心喪失 眾叛親離

Kick Off

   1949年，蔣介石在內戰失利中退守台灣，這年他六十二歲。自1945年抗戰勝利後，短短四年間，國民黨部隊被解放軍節節逼退。原本蔣介石思忖既能度過險惡的八年抗戰，對打擊中共自然更是信心滿滿。然而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激起經濟的動蕩，人民對中央失去信心，這成為國民黨頓失政權的最大原因。抗戰期間，蔣介石尚從容自若，而在國共內戰後期，蔣介石屢屢情緒失控，大聲咆哮。

    貪污腐敗與眾叛親離同現 一、“五子登科” 官員腐敗盛行

    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由成都飛往台灣，永遠離開了大陸。在逃往台灣之後，國民黨朝野上下都在考慮這個問題:國民黨政權為什麼失敗？回想1945年抗戰剛剛勝利之時，國民黨政權被看作是領導全國抗戰勝利的功臣。“人們廣泛地向國民黨政府發出歡呼。” 蔣介石被看成是“民族英雄”。這時的國民黨政權可謂風光一時。與此同時，美國支援的大量人力、物力源源不斷地運往國民黨統治區。國民黨在威望上、實力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當時，國民黨政權根本沒有想到會在與共產黨的較量中失敗。1947年6月，蔣介石還曾經自誇:“無論從哪一方面看，我們都佔有絕對的優勢。軍隊的裝備、作戰技術或經驗，共產黨不如我們；至於軍需補給，如糧食彈藥等，我們也比共產黨豐富十倍。”但是，為什麼僅僅短短的四年，國民黨就被趕出了中國大陸？對於這個問題，當時很多人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探討。他們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但是，卻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一點:腐敗。無論是蔣介石的盟友美國，還是國民黨政權中的高級官員，包括蔣介石父子，都認為國民黨政權的腐敗是它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1948年11月，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戴維·伯將軍向美國政治中心華盛頓報告中提到:“自從我來到這裡後，從來就沒有一個戰役的失利說是因為武器彈藥的缺乏。依我看來，國民黨軍隊的敗北是因為糟糕透頂的指揮和其道德敗壞的因素，把軍隊弄得毫無戰鬥意志。……在整個軍界，到處是平平庸庸的高級軍官，到處是貪污和欺詐。”

    1949年8月，艾奇遜在致杜魯門總統的信中，同樣指出了國民黨的失敗是因為其腐敗無能。他說:“我們在中國的軍事觀察家曾報告說，國軍在具有決定性的1948年內，沒有一次戰役的失敗是由於缺乏武器或彈藥。事實上，我們的觀察家于戰爭初期在重慶所看到的腐敗現象，已覺察出國民黨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國民黨的領袖們對於他們所遭遇的危機，是無能為力的。國民黨的部隊已喪失了鬥志，國民黨的政府已經失去了人民的支援。”

    客觀地說，戴維·伯和艾奇遜所作的結論難免有為美國開脫責任之嫌。但是，他們所指出的國民黨的腐敗卻是符合實際的。

    作為國民黨政權的最高領導，蔣介石本人對國民黨的腐敗問題也有所認識。他在與高級官員、高級將領的談話中，多次提到政府中、軍隊中的腐敗嚴重。1947年6月，他說:“我們多數將領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高級將領專橫跋扈，任人唯親，已和軍閥差不多。“因之，革命精神喪失殆盡，只圖自保實力。”同時，他指出，軍官的貪污、虛報兵員和偷吃軍餉造成了“現在各級軍官對上級命令大多陽奉陰違，甚至根本沒有執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喪失”。逃到台灣之後，蔣介石在對高級官員的講話中說:“今天，我痛心地指出，從抗戰後期到現在，我們革命軍隊中表現出的貪污腐敗，真是無奇不有，簡直難以想像。”這支軍隊已經失掉了靈魂，沒有戰鬥力和紀律，並由那般無能、狹隘的軍官來指揮。結果，“這樣的軍隊就不能不走向失敗”。

    在蘇聯生活了十多年的蔣經國對國民黨腐敗問題認識得比蔣介石更清楚。“蔣經國記得，1949年國民黨政權垮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黨的腐敗和政府官員的墮落。……他在1949年底承認，政府和軍隊對失敗都負有責任。國民黨實際上已經癱瘓，成為一具失去活力的、昏庸的政治僵屍。”曾經是國民黨政府上海市長的吳國楨在提到國民黨失去大陸的原因時，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國民黨政府的糟糕領導和管理腐敗，特別是漠視民眾的改革要求。”

    上述觀點都說明瞭一個問題，那就是1949年前後，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實際上，國民黨政權內部的腐敗問題由來已久。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勝利接收”就鑄成了大錯。抗戰苦熬八年，勝利來得突然，國民黨官員面對勝利，想到的首先是個人的利益。在國民黨接收大員的操縱下，“接收”變成了“劫收”，使人民從“想中央，盼中央”，變成了“中央來了更遭殃”，這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權喪失民心的起點。很多人對當時的情況作過描述。當時的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事後回憶道:“當時在北平的所謂'接收'，確如民間報紙所譏諷的，實在是'劫收'。這批接收人員吃盡了抗戰八年之苦，一旦飛入紙醉金迷的平、津地區，直如餓虎撲羊，貪贓枉法的程度簡直駭人聽聞。他們金錢到手，便窮奢極欲，大肆揮霍，把一個民風原極淳樸的故都，旦夕之間變成罪惡的淵藪。中央對於接收職權的劃分也無明確規定，各機關擇肥而噬。有時一個部門有幾個機關同時派員接收，以致分贓不均，大家拔刀相見。無法解決時，便來行營申訴。我這身為最高長官的行營主任竟成了排難解紛的和事佬。

    “最令當時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這批接收官員為便於敲詐人民，故意製造恐怖氣氛，隨意加人以漢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時漢奸帽子紛飛，自小商人以至大學教授隨時有被戴上漢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戰期間沒有退入後方的人，都人人自危。”

    時任上海市長的吳國楨在事後回憶時說，當時上海接收敵偽財產時的場景相當混亂。被接受的不僅僅是敵產，中國人的私人財產也被接收大員趁機佔為己有。“海軍查封了上海的一個倉庫，並宣佈其中的所有貨物均屬敵產，儘管那裏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屬於中國人私有的。在這些人得以申請發還他們的財產前，海軍已經將其啟封，並在黑市上拋售取利了，根本不管這些財產是敵產還是私產。”上海人民對這種情況非常氣憤，他們給國民黨接收大員取了綽號--“重慶人”。“這是倣照人類學術語'北京人'給他們的貶稱。他們說'重慶人'只對'五子'感興趣，即條子(金條)、房子、女子、車子(汽車)和館子(高級飯館)。”從這種描繪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上海人民對派來接收敵產的行政人員的行為是多麼不滿。總之，正是由於他們的惡劣行徑，國民黨政府很快失去威望。這種情況不僅在上海有，各地幾乎都有。

    如此“接收”，焉有不失人心之理？在國民黨官員把“接收”變成“劫收”的同時，它也“劫”掉了民心。蔣介石在“下野”後，曾經對大將宋希濂說:“許多中上級軍官利用抗戰勝利後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機會，大發橫財，做生意，買房產，貪女色，驕奢淫逸，腐敗墮落，弄得上下離心，軍無鬥志。這是我們軍事上失敗的根本所在。”蔣介石的這段話說明瞭抗戰後“接收”的失誤是國民黨最終失敗的重要原因。

    如果說1945年至1946年前後的戰後“接收”只是國民黨威信下降的開始，那麼，到1948年前後，國民黨的威信已經是急劇下降，不可收拾。先來看軍隊中的情況。由於軍官腐敗，剋扣軍餉，國民黨士兵生活極為悽慘。“將軍們經常要給部隊發餉，但物價猛漲，他們又貪污，所以錢很少直接發給士兵，而是進了將軍們自己的腰包。他們又用這些錢囤積商品投機賺錢，這樣就進一步抬高了物價。”軍隊的軍需也發放不及時，經常是冬天發夏裝，夏天發棉衣，基本的生活需求都不能保障。吳國楨這樣回憶道:“我(吳國楨)經常到上海碼頭去。那時我們的部隊都集中在東北，我看到一箱箱運往東北給部隊發餉的中央銀行鈔票。但一兩周後，當我再到碼頭時，同樣的箱子又從東北運回來了，顯然指揮官們並未給部隊發餉，而是將其運回以購買商品進行囤積，此後將其在黑市拋出，獲得巨利，只用所賺的一部分給部隊發餉。我將這一情況報告給蔣介石，但他未作任何處理。

    “再就是有所謂的'紙上兵'。一個師本應有一萬人，中央政府按這數字付餉給指揮官，但實際人數可能只有七千，甚至更少，於是他將多餘的錢裝進了腰包。

    “當共產黨將要過長江時，他(湯恩伯)是京滬警備總司令。他來見我說:'士兵的薪餉很差，伙食也差，你必須設法改善他們的狀況，否則他們很難保衛上海。'我同意提高必要的費用。甚至在最後關頭，上海商界人士對我也很友好。在我的建議下，他們捐出了一筆令湯將軍滿意的款項。但我告訴湯將軍，我不會用現金給他的部隊發餉，只會發給他們食品與燃料配給證。我還堅持由一個獨立的委員會，對士兵正式點名。湯將軍同意了，證發了，士兵清點了，一旅接著一旅，一切進行順利，至少我認為如此。

    “然而幾天以後，我恰巧到一個廟裏參加一個追悼會。儀式之後，與我很熟悉的方丈請我到他的私室去，他表示了對上海未來的悲觀。我問他為何如此。他回答說:'市長，你怎麼這樣有信心？'我說:'在市郊有大約30萬軍隊，到危急時刻他們會幹得很好。'他瞧瞧周圍沒人，便悄聲說:'市長，情況並非如此。你知道我們這是個很大的寺廟，有300多名和尚。當你的檢查組來點士兵人頭時，我們所有的和尚均被事先安排穿上了軍服。這個地區點名時答到的，不是真正的士兵，而是我們的和尚。如果這裡可能發生這種事，那麼別的地方也一定有。所以，你的30萬士兵在哪呢？'”

    這是湯恩伯作為京滬警備總司令時做的一件事情。其實，這只是冰山之一角，類似的事情，不勝枚舉。比如:“湯將軍告訴我(吳國楨)，他的部隊缺少汽油，所以我用從商家籌集的經費，為他買了必要數量的汽油。我的警察局長向我報告說，湯將軍的司令部正在黑市上拋售汽油。”作為蔣介石最寵信的大將，竟然做出這種事情，整個國民黨軍隊的情況就不難想像是什麼樣子了。

    再來看行政機關的情況。1949年前後，國民黨行政機關內的腐敗也非常嚴重。官員們並沒有因為國家困難而收斂一些不良行為，反而變本加厲地貪污受賄，試圖通過聚斂財富為以後的生活增加砝碼。因此，“有權的，一如既往，濫發淫威，搜刮民脂民膏，不顧人民，只顧自己；有錢的，仍舊只懂得享受、投機、外逃”。蔣介石在不少場合都發表過講話，要求屬下多考慮人民。但是由於體制不健全，上下都腐敗，他的話沒有人能聽進去，也不可能付諸實施。當官的能貪一點是一點，不貪反倒不正常。楊洪績回憶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立法院的情況:“立法委員身在立法院，實際上無法無天，為所欲為。

    1948年端午節前一天，有幾個廣東籍的立法委員，忽然心血來潮，想回廣州去過節，早晨在立法院辦公廳告訴秘書張肇元，叫他準備5張飛機票，下午就要起飛，最遲也要坐上當天晚上的夜航班機。那時因戰爭運輸緊張，張肇源親自出馬，硬纏住空軍司令周至柔，要了一架軍用飛機(那時客機票已賣至兩個月以後)。那架飛機晚上才能由漢口回來，因此說好第二天早上起飛。但是，那幾位委員說:'端午不像中秋是晚上過，而是明早過，你叫我們明早才走，這不是明明在開我們幾個人的玩笑麼？' 就這樣，半夜三更在逸仙路張公館，由辯論而爭吵，由爭吵而大罵，由大罵而動武。“當時，立法院的經濟及資源委員會有42名工作人員，其中有17位女性。他們不是這個部長或次長的姨太太，就是那個院長或委員的兒媳婦。翻開人事底冊一看，一個比一個的後臺硬。說到工作能力，則還有好幾個不識字的，但同樣是科員、辦事員，幹拿薪水。像婁桐孫的妻妹，就是典型的一個。但是蔣介石、李宗仁、孫科、童冠賢……都尊重這個大委員，誰能奈何她呢？至於說到那些男職員，那就更複雜了。一個秘書就是前邊提到的陶善堅，另外兩個秘書及三個科長，都是清一色的由山東、蘇北一帶跑下來的縣長、專員之類。一般職員，除原立法院的舊人外，都是委員們介紹來的各地各派黨棍、逃亡地主及姑夫、姐夫這一類人。”

    這還是在國民黨中央發生的事情。在地方，山高皇帝遠，腐敗情形更為嚴重。“在四川渠縣，人們對地方法院、稅捐稽徵處、田糧管理處和縣銀行，怨聲載道，痛恨至極。尤其是地方法院，是標準的'黑漆衙門八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不管是刑事、民事案件，一拖就是一年半載。直達員和院裏的各級太太都是法院的'後門'，不走後門的人永遠休想打贏官司。傳票或判決書的送達費起碼勒索一二斗米(每鬥至少200萬元)，遠道還得按路程加倍。百姓進了法院，就等於'玩完'，即傾家蕩產。至於稅捐處，上上下下，把持稅收，握存稅款，非到縣財政拮據萬分，由政府再三派丁四處催收，決不交納縣庫一文。加以代理縣庫的縣行更是一個假公營私的商業機關，稍具會計知識的人，進去做了三年多會計，便可由窮光蛋變為家藏黃金200多兩的富翁。他們從中運用，縣級公教人員的薪金就不知拖到何時才能領到。田賦糧食管理處更是吮吸人民血汗的大本營。”

    腐敗如此嚴重，可謂觸目驚心。進一步追問下去，為什麼國民黨統治集團會如此的腐敗？事實上，在專制獨裁的體制下，腐敗是必然會出現的現象。只要社會中存在著不受監督的特權，社會中就會存在腐敗。這就是我們經常提到的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而1949年前後，蔣介石在國民黨政權內的獨裁有加強的趨勢。“中國的領導權僅僅由一個人也就是蔣介石把持著，他唯一的弱點就是嗜權，他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保全和擴大權力。因此，他一方面採取措施，壓制人民要求改革的呼聲，另一方面在自己周圍只用些願意充當工具的人。”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在考慮軍政領導崗位的人選時，更多的是注重其“忠誠”，而不是能力。“可能有種意見認為，他(蔣介石)本人從不腐敗，但在中國人中幾乎公開認為，他對下屬的腐敗是樂意的，因為一個人如果變得腐敗了，那麼對他就更加唯命是從了。”可見，蔣介石作為國民黨政權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對國民黨的腐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面對越來越嚴重的腐敗現象，國民黨政權顯然無能為力。因此，腐敗就如國民黨政權內的一個“毒瘤”，越長越大，最終導致了國民黨政權的覆滅。

    二、“油枯燈滅” 眾叛親離上演

    軍隊不堪一擊，政治腐敗盛行，國民黨統治行將就木。面對這種情況，一部分國民黨官員陷入迷茫，看不到希望所在。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瀰漫著悲觀失望的情緒，呈現出分崩離析之勢。眾叛親離成為國民黨這一時期最真實的寫照。1948年底到1949年初，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軍事失利之後，社會、政治、經濟、外交與人心動搖之現象，殆非想像所能及，加之戰地難民及青年逃奔後方，難以安置，以及沿途傷病官兵無法管理之紛亂現象，更足令人痛心。”蔣介石寵信的陳誠上書蔣介石稱:“近聞京滬人心異常浮動，對我政府信心全失。同時各方多充滿悲觀情緒，猜忌詭隨，到處均可表現，此誠危疑震撼之日也。”國防部新聞局局長鄧文儀等上書蔣介石稱:“多數官吏及黨團人員信心不堅定”，“高級將領除極少數外，多數信念不堅定，乃當前嚴重問題。”蔣經國認為當時的形勢是 “在戰場上的軍心渙散，損兵折將；在政壇上的動搖怕死，變節投降；在經濟上的物資匱乏，金融紊亂。正是敗象之徵，江河潰決”。駐南京的美國大使館致美國國務院關於一般大事紀要報告中陳述說:“在政府內，一種悲觀和失敗的心理正在增長。在過去的幾個月中，他們還注意到，隨著局勢繼續惡化，此種情緒越來越廣泛深刻。那些薪水過少並且遭受著一切通貨膨脹之苦的官員們是如何日甚一日地更加相信政府與共產黨的爭執不能為一純軍事手段，或至少不能由一種使政府全力保持優勢和不受侵犯的方式來解決，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從根本上說，中國人都是機會主義者，而且現在靜觀待變的人為數日多。”由此可見，在國民黨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之時，就連政府機構工作人員也失去了與黨國共存亡的勇氣和決心。他們或者因為對國民黨統治完全失望，悲觀至極而自殺，或者因為對國民黨完全絕望，轉而投奔共產黨。陳布雷、戴季陶就是前者的代表，陳儀是後者的代表。

Kick Off

    陳布雷，浙江慈溪人，蔣介石的“文膽”，追隨蔣介石20多年，為蔣介石寫了數不清的文稿，是蔣介石極為倚重的一個人。

    1927年，陳布雷第一次面見蔣介石，就因為敏捷的才思、流暢的文筆受到蔣介石的青睞。多年來，蔣介石對陳布雷一直非常尊敬，恩寵有加。作為中國的傳統文人，陳布雷知恩圖報，他把自己比作“已經出嫁的女人，只能從一而終”，對蔣介石近乎“愚忠”。但是，作為文人，陳布雷又具有對政治的天然敏感，他對當時的社會弊病有很清醒的認識。尤其是作為蔣介石的私人秘書，他接觸過很多秘密材料，更加深了其對當時社會弊病的認識。例如，抗戰勝利後，陳布雷針對國民黨內的“劫收”現象，對下屬說:“我們都是淡泊，不像人家可以接收房屋，接收機器。”他平時對陳果夫、陳立夫兩人比較尊重，但是，當他看到二陳也參與了“劫收”時，他說:“我過去還相信陳氏兄弟在金錢上總比較清白，不會貪污。今天一看，他們和孔、宋一樣，在搶肉骨頭。他們也接收，他們也爭，他們也辦起什麼銀行和經濟事業來了。他們過去罵孔、宋，今天唯恐學不到孔、宋。他們合作辦金庫，叫我當監事，我不接受。他們要我去開會，我怎麼能去！”

    文人對現實的、政治的清醒和蔣介石集團的腐敗，如同兩種力量，時刻在撕扯著陳布雷。一方面，他對現實社會的腐敗情況不滿。另一方面，他又認為，蔣介石雖然有缺點，但總是“明主”；國民政府雖然腐敗，但總是正統。“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他無法與蔣介石徹底決裂。這樣就形成了一種分裂人格。陳布雷的神經衰弱在這種情況下逐漸形成，並越來越重，以至於每天晚上都得靠安眠藥才能入睡。

    隨著國民黨政權所處局勢的越來越惡劣，陳布雷的“心病”也越來越重了。1948年冬，遼沈戰役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之際，陳布雷顯得焦慮不安。他經常長吁短嘆:“已有兩千萬百姓流離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國將不國，一片廢墟，三民主義還有何希望！”“我要勸勸委員長，這個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而這時，邵力子、張治中等人又試圖通過陳布雷來勸說蔣介石與共產黨和談。據當時陳布雷公館的警衛員回憶:“濟南失守後，局勢越來越緊張。全國物價又在迅速上漲，蔣經國在上海彈壓未能成功，各城市隨之鬧起糧荒。國民黨內主和派邵力子、張治中等人力主國共和平談判。但黨內好戰勢力強大，他們只得寄希望於陳布雷，要請他去勸蔣介石。這一段時間裏，邵、張等人頻繁地出入陳公館，一談就是半天。

    ……

    “這一段時間裏，我們常常看到陳唉聲嘆氣。他與下屬談道:抗戰八年，用盡了精力，終於取勝了。今天的'戡亂'，難以成功啊！他的情緒越來越壞，香煙也越抽越多。但邵力子、張治中求和心切，每天都來到陳公館，陳顯得進退兩難。”

    1949年下半年，陳布雷在不同場合旁敲側擊地勸說蔣介石停止內戰，以和平途徑解決內戰問題。但是，很不幸，陳布雷的勸說遭到了蔣介石的拒絕。蔣介石並因此而大發雷霆，說陳布雷是主和派，“腦子壞得不能用了”。陳布雷面對這種狀況，內心極為痛苦。據陳布雷的副官陶永標回憶:“1948年11 月8日，蔣介石在中央黨部開會時嚴厲斥責'主和派'是向共產黨投降，並聲明一切和談謠言'決不影響戰鬥到底的決心'。佈雷先生開會回來，緊鎖眉頭，一根接一根猛抽香煙。他的胃口也大為減少，只能吃一小碗飯，菜也吃得很少。飯後到寢室，來回踱步，長吁短嘆，或吟著唐詩:'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煙灰缸裏的煙蒂不到半天就滿了，一天要倒兩三次。”隨著戰局的推進，國民黨軍隊一潰千里。陳布雷知道大勢已去，無力回天，因此精神更為萎頓，完全垮了。有一次，他到上海去看望妻子，在火車上蜷縮在車廂一角。左舜生遇到他問:“佈雷先生，近來身體如何？”陳布雷回答:“我這個身體，好比一部機器，實已用到了不能再用了。從前偶爾修理修理，也還照常可以開動，現在卻已到了修理也無法修理的時候了。”這句回答真是一語雙關。其實，這一時期，無法修理的，何止是陳布雷自己的身體呢？陳布雷的悲觀失望是那個時代國民黨集團內人們的整體心理反映，國民黨政權確實到了“修理也無法修理的時候了”。

    徬徨無措，極度失望之下，陳布雷終於動了一死之念。而最終使陳布雷下決心自殺的，是1948年11月11日召開的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臨時會議。會議內容以軍事為題，話題的中心是當時正在進行的“徐蚌會戰”。整個會場上所講述的基本上都是些令人喪氣的消息，瀰漫著失敗的陰影。陳布雷在這次會議上發表了與蔣介石觀點不一致的看法，這在他2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是少有的。但是，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公開發表自己的觀點了。陳布雷在會上的觀點讓蔣介石大發雷霆，態度決絕，言辭尖刻，甚至提出讓陳布雷告老還鄉，“領管一個寺廟”。這些，深深地刺激了陳布雷。據陳布雷的秘書蔣君章回憶:“從佈雷先生遺書的日子來推敲，他決心絕命，是在11月11日。這一天上午，中央政治委員會舉行臨時會議，時間拖得很長。我們等他回來吃飯。他回來的時候，臉色大變。他也以臉色如何為問。大概就在這個時候，他對生命有了一個決定的措施。因為就在飯桌上，他和我們作了一次向所未有的談話，鄭重地談了一小時多。”

    當天晚上，陳布雷寫了一生中的最後一篇日記，其中寫道:“而今我是為了腦力實在使用得太疲勞了，思慮一些些也不能用，考慮一個問題時，終覺得頭緒紛繁，無從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復一日，把急要的問題，應該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戰時體制)一天天拖延下去，著急儘管著急，而一些不能主動。不但怕見統帥，甚至怕開會，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說我的腦筋已油枯燈盡了，為了這一些苦惱，又想到國家已進入非常時期，像我這樣，虛生人間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棄之心，雖曰不謂為臨難茍免，何可得乎。”

    陳布雷一生從事宣傳工作，很懂得措辭的藝術。這篇日記表面上看，似乎陳布雷是因為自己的身體問題而自殺，實際上，字裏行間流露出的，是對現實的深深的絕望。其中，“油枯燈滅”一詞，竟成為國民黨政權行將滅亡的一句讖語。

    12日晚上，陳布雷告訴手下人，要趕一篇特別重要的文章，需要安靜，因此，不見任何來客，不接任何電話。實際上，他把自己關在了房間裏寫遺書。陳布雷寫完遺書後，服用了超量的安眠藥，和衣躺下。13日上午，陳布雷的侍從感覺到異常，進入陳布雷臥室察看時，陳布雷已經死亡。當時，蔣介石正在主持一個重要會議，當他得知陳布雷去世的消息後，立即宣佈休會，趕往陳布雷公館。“國難未紓”之時，“天奪良輔”，陳布雷之死讓蔣介石非常傷心。他寫下了 “當今完人”的條幅作為對陳布雷的蓋棺定論。在國民黨統治行將滅亡之際，陳布雷以自殺的方式錶明瞭自己對國民黨政治前途的失望，對蔣介石內戰政策的不滿，給本已處於風雨飄搖中的國民黨政權增添了幾許悲涼的氣氛。還沒等蔣介石從陳布雷自殺的陰影中恢復過來，1949年2月11日，國民黨的又一名高官戴季陶步陳布雷後塵，同樣用過量的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戴季陶，譜名傳賢，復字季陶，四川廣漢人，長期追隨蔣介石，是蔣介石的忠實支援者，蔣介石集團的理論家。作為蔣介石的高級謀士，戴季陶把一生的精力都獻給了民國。民國是他的希望，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的生命。抗日戰爭勝利後，戴季陶在國民政府中任考試院院長。這一時期，戴季陶本來是準備做一番事業的。但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權的專制獨裁，逐漸擊碎了他的夢想。隨著時局的發展，他越來越發現國民黨統治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處於人心離散、大廈將傾之境地。支撐戴季陶身體的意念倒塌了。戴季陶感覺到民國從來沒有危險到這樣的地步。“民國今日之存亡，已成問題了。”面對此情此景，戴季陶感覺自己回天乏術，無法阻止其滅亡的命運，因此萌生自殺的念頭。1948年9月上旬和12月中旬，戴季陶曾兩次服安眠藥過量，皆昏迷不醒，幸虧挽救及時，倖免于死。

    1948年11月13日，陳布雷之死沉重地打擊了戴季陶。陳布雷與戴季陶是幾十年的好朋友，兩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蔣介石的忠臣，一個是蔣介石的忠實謀士，一個是蔣介石的忠實文膽。陳布雷以自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路該往何處去？戴季陶看不到希望。他拖著病體趕到陳布雷的床前，號啕大哭:“佈雷，佈雷，我跟你去，我跟你去，人生總有一死，我的心已經死了。”說著說著，他一下子撲到陳布雷的屍體上去。① 戴季陶從此對生命更為消極了。

    1949年1月淮海戰役結束後，戴季陶精神有些失常，終日愁眉不展。他曾對隨從說:“共產黨不會放過我，我也不會失節的。為民族盡大孝，為國家盡大忠，此其時矣。你們應好自為之，貳臣不能當。有史以來，歷代皇帝對前朝臣民，大都採取懷柔政策。但共產黨奉行馬克思主義，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與懷柔政策不同。蔣先生大勢已去，將來連偏安之局也難保。今天的局面，蔣先生一木難支大廈，外援無望，現在已是眾叛親離。歷代帝王，統一天下，失天下的為其後代不肖子孫，蔣先生則不然，自己得的天下，自己失之，人謀之未藏。”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戴季陶已經看透蔣介石大勢已去，其天下將失，但同時，他又表示不當貳臣，不向共產黨投降，“要為民族盡大孝，為國家盡大忠”。蔣介石失敗了，他不跟著走，又不肯向共產黨投降，他除了自殺，還有什麼路可走呢？

    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離開南京，飛往廣州。到廣州後，戴季陶積極籌劃回家鄉四川事宜，準備葉落歸根。1949年2月，已經將專機備好。但是，因為連日天氣惡劣，未能成行。2月11日晚上，戴季陶仰望滿天的星星，曾說:“看樣子，明天可以飛回成都了！”可是，就在當天晚上，戴季陶步陳布雷後塵，服用了過量的安眠藥。2月12日下午，醫治無效過世。

    蔣介石得知戴季陶自殺的消息後，他的震驚、心痛遠遠超過面對陳布雷之死。畢竟，戴季陶是國民黨的反共旗手，是蔣介石最有力、最忠實的支援者、謀劃者和理論支援者。長期以來，兩人一文一武，配合默契。現在，蔣家王朝處於風雨飄搖之時，戴季陶卻撒手而去，這給了蔣介石極大的打擊。與陳布雷、戴季陶等人的“以死殉國”不同，面對國民黨的大勢已去，國民黨政府中部分高官決心離開國民黨陣營，投奔共產黨。陳儀即是其中之一。

    陳儀，字公俠，浙江紹興人。1948年夏天，陳儀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面對國民黨在大陸統治的窮途末路，他表示要“採取以人民利益為重，順應時局變化的方針”。1948年底，他積極準備起義，希望浙江全省和平地、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

    1948年12月，陳儀曾對他的親信分子透露，在徐蚌會戰中，國民黨的精銳部隊喪失殆盡，國民黨政府已經無能為戰，只有和共產黨妥協談和的道路可走。陳儀還向蔣介石上書，其中說道:當前之勢已是敵強我弱，只可言和，不可言戰。1949年1月19日，他在《東南日報》上公開著文，指出:“八年抗戰之後，繼以三年戡亂，人民受戰爭之影響，生活已苦不堪言。現時人民一致要求和平，要知民為邦本，此種和平呼聲，殊不容忽視，應能為各方所接受。”接著指責當局:“爭取勝利固需要勇氣，承認失敗亦需要勇氣。”他還抨擊蔣介石所發動的“戡亂”戰爭，說有關這個問題，“今後史學家自有重要之評價”。可以看出，這一時期，陳儀已經決心與國民黨分道揚鑣了。

    但是，陳儀在這時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試圖聯合湯恩伯一起離開國民黨政府，投奔共產黨。這裡面有複雜的原因。首先，陳儀準備通電起義，但苦於手中沒有足夠的武裝力量，起義安全無保證。因此，他總想串聯一些軍隊和他同時起義，這樣就不僅可以確保起義安全，而且還能壯大聲勢。

    找哪支部隊一同起義呢？陳儀首先想到的是湯恩伯的軍隊。當時，浙江、上海等地的國民黨軍隊，統歸湯恩伯指揮。湯恩伯又是陳儀的舊部，與陳儀私交甚厚，兩人是如同父子般的關係。陳儀認為憑藉這種關係，完全可以策動湯恩伯率部和他同時起義。1948年冬天，陳儀在上海晤見了湯恩伯，勸說他進行起義。但是，陳儀萬萬沒有想到，他最信任的湯恩伯忘恩負義，出賣了他。據陳達回憶:“事後，據湯的重要幫兇毛森對我說: '湯先生(湯恩伯)告訴我，陳公俠(陳儀別號)見徐蚌會戰失敗了，認為大勢已去，發生了動搖，想做傅作義第二，居然勸湯先生投降共產黨。這個老糊塗，真豈有此理！'毛森又說:'陳儀為什麼要勸湯先生投降？他是因為手裏沒有軍隊。如果他通電投降共產黨，湯先生只要用一個師的兵力，馬上就可以把陳儀所能掌握的幾根破槍全部解決。他真把湯先生看得太簡單了，湯先生是珍惜自己的“革命歷史”的，對黨國，對總統(蔣介石)，無論如何是要盡忠到底的，哪會聽陳儀這一套鬼話呢？湯先生已經打電報給總統，請求免掉陳儀的浙江省主席，並囑咐我們要切實注意陳儀的行動。'”

    由於湯恩伯的告密，陳儀的起義計劃破滅，並被蔣介石下令免去了浙江省主席的職務。1949年3月中旬，陳儀被秘密逮捕。陳儀被捕後，在解押他的飛機上，他還對飛機駕駛員說，國民黨政權要完蛋了，希望你(指駕駛員)能把我送到北平或延安去。可謂用心良苦！杭州解放前夕，國民黨把陳儀押解到台灣看管。1950年6月18日，台灣國民黨當局國防部高級軍法合議庭以“勾結###”的罪名判決陳儀死刑。1949年前後，國民黨政權已是“油枯燈滅”，各級官員對國民黨政權不再抱有希望，眾叛親離成為時代的大趨勢。難怪蔣經國慨嘆“江河潰決”了。

    三、回天無術 無奈民心喪失

    1949年前後，國民黨的軍事敗退、經濟崩潰、政治腐敗等問題，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那就是國民黨內部也民心喪失。軍隊中，兵源靠抓丁拉伕補充，因此，士兵毫無戰鬥力；官場上，官員或“逃”或“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首先來看軍隊中的情況。我們知道，戰爭的進行，需要穩定的兵源作支撐。但是，由於人民對蔣介石政權完全失望，他們不願意為這場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戰爭作無謂的犧牲。因此，在徵兵時，人們千方百計地逃避。當國民黨軍隊的兵源得不到補充時，他們就抓丁拉伕，強迫人民入伍。結果弄得社會動蕩，民怨沸騰，民心大失。馮玉祥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中詳細記載了國民黨抓丁拉伕的情況:“因為徵不到兵，蔣介石就利用老法子，派人到鄉下抓，這樣就鬧出許多慘絕人寰的事情。有些青年就迫上山去反對蔣介石，也有些青年不願當兵，就拿錢送保甲長買別人來頂替。有時候買一個兵得花三五百萬，有時要一兩千萬。這樣一來，有錢的人也變窮了，窮的就變成炮灰。甚至有些人家沒錢給保甲長，又不願兒子去當兵，就把自己的親生女兒賣三五百萬，把錢交給保甲長，替他兒子買出別人，代他兒子去當兵。當女兒被人領走時，媽媽難過，用菜刀把自己砍了的有的是。還有一些做父母的，他們記著中國傳下來幾千年的一種倫理觀念:'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一個人家若沒有後人，那是不名譽的事。只有一個獨生子，被徵去當兵，在戰場上死了，這一家人就是絕了後。為了不叫他的兒子去當兵，又沒有法子避免，怎麼辦呢？老太婆為了疼他的兒子起見，等他兒子睡著了，用兩個很快的針把他兒子的兩隻眼扎瞎了。媽媽說:'眼雖然瞎，娶個妻子，還會有後人。'類似這樣的事，各城鎮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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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種強迫的辦法徵士兵，他們的戰鬥力是可以想像的。由於士兵“大都是被強迫服役的，根本不知道為何和為誰打仗，過著食不果腹的生活。部隊所依賴的是現代的武器裝備，卻缺乏與之相適應的維持士氣的動力和紀律，其結果是，他們對一些昂貴而精巧的武器與器械隨意濫用，一旦損壞，就丟棄掉。儘管許多軍官受過良好的技術訓練，精通業務，但個人主義極端嚴重，彼此間很不團結，缺乏合作精神”。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的一潰千里似乎從這裡可以找到部分答案。國民黨高級將領宋希濂也曾發表過類似的觀點:“第一，軍官們都說對共產黨的仗難打，前方部隊充滿了悲觀和厭戰的情緒，幾乎所有官兵都不明白為什麼要打這個仗。師出無名，怎能鼓舞士氣呢？第二，現在幾百萬元的法幣抵不上一塊錢，而物價仍然不斷飛漲，幾乎是一天幾個價錢，弄得老百姓叫苦連天，人心惶惶，人民對政府的向心力一天一天地減少，離心力一天一天地加大。如再不設法穩定物價，安定人心，又怎能進行這樣大規模的戰爭呢？第三，由於物價飛漲，待遇太低，士兵吃不飽，穿不暖，面黃肌瘦，精神萎靡，許多中下級軍官每月所得，不能維持其家屬最低限度的生活，自殺者有之，賣淫者有之，賣兒鬻女者有之。這怎能維繫軍心使之殺敵報國呢？”宋希濂的這三個問題問得非常好。很可惜，在當時的條件下，國民黨對於這種情況束手無策，拿不出任何解決方案。因此，只能眼睜睜地看著 “兵敗如山倒”了。

    再來看官場上的情況。由於對國民黨政權看不到希望，所以，在國民黨“生死存亡之秋”，其政府官員不僅沒有團結奮鬥、力挽狂瀾的決心和信念，反而只顧個人利益。他們或抓緊設計逃亡事宜；或抓緊時間斂財，為以後作打算；或抓緊時間享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唯恐“過了今日沒有明日”。總起來看，當時的官場上，一類作“逃”的打算，一類擺出“混”的姿態。

    首先來看“逃”的人。可以說，“惶惶然如喪家之犬”是對之最好的形容。平津被圍後，有路子的紛紛南飛潛逃。1948年12月25日的《大公報》對這種情況作了描寫:“前天北平就有三千多人申請購票，督察總監部內竟似搶購擠兌一般，排成了長長的行列。這些登機離京的乘客，除少數有特殊理由的人們之外，其中大多數幾乎都是社會的渣滓。平時腰纏纍纍，事急鴻飛冥冥。而其中有些竟是若干機構中各部門的首長。日常擅作威福，恣意享受，壟斷把持，排擠傾軋，以保祿位、用私人。現在那一副精神，卻如喪家之犬、漏網之魚，千方百計地爭先逃跑，連辦理交待的手續都不管了。還有若干人員更是眼明腿快，早就找藉口、抓理由，出差京滬，故意逗留，今天卻千呼萬喚也不回來了。更有些沒出息的人們，雖然身在平津，早已心馳港粵，整天淒淒惶惶的要伺隙溜走。就是這一大群人，把這個社會鬧得好像亂紛紛的。其中有棄職潛逃的官吏，已經奉文緝拿，或要求押解回來，聽候懲罰。然而這一班可恥的人們，一旦飛到京滬一帶，正如蛤蟆跳進了池塘。在這逃難的高潮中，有誰過問這些事？由誰來負責把他們扣押解回？”

    再來看“混”的人。渾渾噩噩、不思進取是他們的精神狀態。“本來社會中許多人的生活就太鬆懈懶散，若干公私機關更充滿了推託敷衍的官僚作風。在這個非常時期，大家更深一層墮進了茍且因循搪塞鬼混的泥潭。'且顧今朝，休管明朝'這個荒謬觀念支配了很多人的行為。'當一日和尚撞一日鐘'，這更增加了公私機關的腐敗與無能，同時也增加了人民大眾的痛苦。而更有不少的人們，抱有虛幻的感覺，基於自私的心理，於是耽于奢佚，流於放縱，以加緊消費、暫圖享樂為當然，以浪費物資、縱欲恣度為得計。”在上海，情況更是反常。“所有飯館、旅館、戲館、跳舞場、電影院，無不擠得滿坑滿谷。特別是酒樓飯店，情形真是可怕。拼命地吃，拼命地喝，拼命地叫，好像喝的吃的都不要錢似的。我們平時不大上館子的人，一走進去，看到那種情形，真要心驚肉跳。那種盛況，恐怕就是昇平世界，也沒有那樣的熱烈！我們知道，今天內地鄉村之中，幾乎百分之百都沉淪在饑餓線上。就是在上海，也隨處可以碰見終日不得一飽的窮苦人民。然而你到那些飯館、戲館去看看，哪會相信今日中國之窮呢？……這種情形，真好像世界的末日已快到了似的，每一個人都變得瘋狂了！”

    在這幫“逃”和“混”的人的統治下，人們連最基本的生活都無法維持，每天都生活在死亡的陰影之下。就連平時衣食無憂的學生，在逃難過程中，也 “只能住在公園、寺廟，或是城裏的空房子裏。他們變得日益沮喪。他們沒有書，沒有足夠的衣服，沒有衛生設施，沒有工作，甚至沒有勇氣去偷東西或是殺一條過路的狗來充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就更不用說了。為官如斯，為民又如斯，在這種情況下，焉有不失民心之理？1948年底至1949年初，民心喪失已引起廣泛關注，各大媒體紛紛發表文章，就此問題提醒國民黨政府，希望國民黨政府能夠“收拾民心”，茍延殘喘。1948年11月20日出版的《觀察》雜誌中有一篇醒目的文章--《大局的搶救》。文章尖銳地指出:“三年的內戰可說已把人心打得破碎了。'行憲'前後的內政外交大計如那一套'親美反蘇，對付友黨'，'拉攏小黨，拆散大黨'的伎倆，降而至於行政官席，形同分贓；立法毀法，另立條款；特種刑庭，妄人入醉，禁錮青年，就是最近“八一九”的限價，發行金圓券，強迫人民以美金白銀來兌換，這實無異於強迫搜刮和掠奪，益以搶購潮生，取消限價，修正“幣改”，重定標準兌換金圓券，這一切的一切，無容諱言是給那已經破碎了的人心又加上了一重又一重的磨難。一言以蔽之，近日人心算是近乎失盡了。”

    國民黨的官方喉舌報《中央日報》也無法避開這一問題。1948年11月4日，它發表社論，大聲疾呼:趕快收拾民心！作為一向為國民黨政府歌功頌德的報紙，能發表這樣的文章，說明這一時期國民黨喪失民心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文章寫道:“國家在這樣風雨飄搖之秋，老百姓在這樣痛苦的時分，安慰在哪呢？希望又在哪呢？享有特權的人享有特權如故，人民莫可如何。靠著私人或政治關係而發橫財之輩，不是逍遙海外，即是倚勢豪強如故。對於這輩人民公敵，共產黨的最大助手，不用說到現在還沒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強制他們捐輸資財以戡亂救民，甚至不曾用指甲輕彈他們一下。人事上也偏私如故，似乎沒有國人置喙的餘地。國事弄成這個樣子，老百姓人人裝著一肚子悶氣，我們該將怎麼做呢？若不再為四萬萬國家主人翁抒發這股悶氣的萬分之一，何以對畢生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國父在天之靈？何以對為革命事業而犧牲生命的千萬烈士之魂？更何以對全國受苦受難的同胞們？……趕快收人心，只有這一個機會了。”

    以上報刊發表的有關“人心”的文章，從本義上說，他們是想勸說國民黨政府重視這一問題，從而拿出有力的、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但是，非常遺憾，國民黨政府面對這一問題，它的表現是“束手無策”。因為“民心危機”是國民黨自己釀造的一杯苦酒，它的根源是國民黨的內戰政策。1949年，經過長期戰亂的中國人民，盼望安定的政治、穩定的生活。但是，國民黨為了保持自己的獨裁統治，一意孤行打內戰，這就從根本上違背了人民的意願。只要內戰不停止， “民心”問題就無法真正解決。《觀察》雜誌的主編儲安平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苦口婆心地勸說國民黨:“今日任何人上臺，除非他有辦法結束當前的內戰，否則任何人都沒有辦法改善當前的局面。要建設就得先求安定，要安定就得先解除人民的苦痛。現在一般農村之間之最大苦痛是徵兵徵糧。假如內戰不停，徵兵徵糧能夠停止嗎？一般市民階級最大的苦痛是幣制貶值，物價日漲。假如內戰不停，幣值能穩定嗎？物價能不漲嗎？要改善一般社會的情形，就得增加生產，大規模地著手建設。但是在這烽火遍地的局勢下，談得上建設嗎？戰火不停，政府只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談不上全盤的改革……現在一切的毛病出在內戰，一切的困難出在內戰。這個僵局的'結'就是內戰。只有停止內戰，才能救活中國。”但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不想結束內戰，不想結束一黨獨裁。這樣，“民心”問題只能是付諸東流，任它喪失了。想想抗日戰爭剛剛勝利之時，國民黨政權是何等的風光，是何等的民心所向。當時，為慶祝政府還都，各地都舉行活動。1945年 9月，上海新新公司(即後來的上海食品公司)還挂著一橫幅:“歡迎勞苦功高的蔣委員長”，從四樓一直垂到二樓，四週還鑲有五色綵燈。當時，上海鬧市區馬路口還高搭歡迎彩牌。可惜的是，國民黨沒有好好地利用人們的熱情。不僅如此，他還用內戰來回應人們的熱情，大大打擊了人心。結果，僅僅四年，情況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49年3月，在上海的同一個地方，同樣挂著那麼長的一條橫幅，只不過，上面的內容換成了:“解放全中國，活捉蔣介石。” 國民黨政權的喪失民心在這兩個條幅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國民黨高級將領傅作義在1949年4月1日發表通電，對國民黨失敗的原因作了總結:“我們(國民黨政權)在實行所謂戡亂的時候，每天說的雖是為人民，而事實上一切問題，卻是處處摧殘和壓迫人民。我們的部隊，在鄉村是給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權、豪門、貪官、污吏保鑣。我們不僅保護了這些鄉村和城市的惡勢力，而且還不斷地在製造和助長這些惡勢力。種種錯誤的原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爛；反映在經濟上，就是崩潰；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鎮壓青年學生的反抗；反映在社會上，就是勞苦大眾的生活，一天一天地貧困，上層剝削階級奢侈淫糜的享受，一天一天地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國；反映在軍事上，就是由優勢變成劣勢。所有這些都是因為違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援，最後為人民所拋棄。”

    從一定意義上說，國民黨統治的喪失，是它自己獨裁、專制、腐敗的必然結果。

Kick Off

國民黨失天下, 祗能怪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