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屠城：1911年東北慘況

Kick Off

       1910年10月至1911年3月，清王朝最後一個冬季，異常寒冷。就在這個冬天，六萬條生命被一場數百年不遇的大鼠疫吞噬了。

　　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大疫，大廈將傾的清政府，既無主張，也無能力應對。清廷的無能，卻給了中國最早一批接觸現代科學的知識分子一片天空。他們用自己的果敢和才干支撐危局，挽救了億萬同胞的生命，也使世界為之一震。

　　近百年後，當我們重新翻開這段塵封的歷史時，以伍連德博士為首的醫務人員，面對大疫表現出的人道主義精神，仍令人動容……

　　兩名從俄境逃回的礦工，暴斃邊陲小店；一場史無前例的大瘟疫，正隨著南來的火車席捲整個東北

　   1910年10月21日，中俄邊境小城滿洲裏，二道街張姓木鋪。兩名伐木工，風塵僕僕而來。

　　木鋪做的是木材生意，經常接待往來于中俄邊境的木材商人和伐木工。但這二人卻有些不同，他們面無血色、神色慌張，似乎在躲避著什麼。店老闆旁敲側擊地盤問了幾句才知道，原來他們倆是從130里外的俄國大烏拉爾站來的。半個月前，大烏拉爾的工棚裏，七名中國伐木工人暴斃。俄國人大驚失色，不但焚燒了工棚和工人們的衣服行李，還把其餘的工人都趕回了中國境內。

　　自從1896年朝廷允許俄國以“借地築路”為名修建中東鐵路，中國人就沒少受“老毛子”的氣。這回居然又燒工棚，又攆人，真是把人欺負到家了。

　　店主把他們安頓下來。可六天后，二人卻在店內暴亡。同一天，同院房客金老耀、郭連印也相繼死亡。一天之內，在這個不起眼的小店裏，四個人不明不白地死了，且症狀相同，發燒、咳嗽、吐血，很快死亡，死後全身發紫。

　　正處於風雨飄搖中的中國，邊陲小城死了幾個人，並沒有引起更多的關注。在官府註冊後，屍體被草草收斂。但人們萬萬沒有想到，一場持續六個多月，席捲半個中國，吞噬了六萬多條生命的大鼠疫正濫觴於此。這一天是宣統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西歷1910年10月 25日。例來被公認為東北大鼠疫的發端。

　　後來經考證，其實早在1910年春夏之交，俄國西伯利亞就已經發生了疫情，但西伯利亞人煙稀少，居住分散，再加上俄國方面控制嚴密，疫情沒有擴大。出於對自身的保護，俄國把大量疑似染病的中國勞工驅逐回國。勞工們帶著病毒，沿鐵道一路向南。

　　1910年10月29日察漢敖拉煤窯染疫，11月5日扎賚諾爾染疫，11月8日疫情傳至北滿中心哈爾濱。

　　就在十幾年前，哈爾濱還只是一個小漁村。隨著中東鐵路的開工，大批關內勞工湧入。此時，哈爾濱北部傅家甸已形成一個擁有2.4萬人口的居住區。傅家甸民房低矮，街道骯髒，是個不折不扣的貧民窟。疫情就在這裡爆發了。

　　1910年11月14日，奉天出版的《盛京時報》，在角落裏登著一條短訊：

　　“十三日滿洲裏站共有病者二十一人。是日又病華人二十一名，死二十四人，尚余十八人，扎來諾礦病二人，似病瘟者一人，哈爾濱有似病瘟者十四人，自瘟疫發現之日起至今，滿洲站共病一百八十四人。華人死一百六十六名，俄人四名……”

　　哈爾濱最高長官西北路兵備道于駟興會同俄國官員視察了傅家甸，下令租用一些房屋作為養病院，並責成當地巡警局，一旦發現染疫者一律送入養病院，以防傳染。

　　當時中國的醫療衛生體系近乎于零。1905年北京才開始在巡警總廳下設立專事清掃垃圾的衛生處。首都尚且如此，哈爾濱這個邊陲的新興城市情況就更加不堪了，甚至連一名華人西醫都沒有。儘管在大疫之初，官府也做了一些防疫工作，但設備落後、缺乏科學知識，使得這些努力在洶湧的疫情面前無異於杯水車薪。

　　疫情沿鐵路一路南下，一時“疫氣蔓延，人心危懼”，有如江河決堤，不可遏止。“死屍所在枕藉，形狀尤為慘然”。龍江、長春、呼蘭，甚至河北、山東……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長。正如當時東三省總督錫良形容的那樣，疫情“如水瀉地，似火燎原。”

　　北京岌岌可危  死亡人數節節攀升，日俄以防疫之名覬覦東北主權

  　　1910年12月初，外務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兩國的照會，俄國和日本以清政府無力控制疫情為名，要求獨立主持北滿防疫事宜。

　　就在幾個月前，施肇基剛剛從吉林西北路兵備道任上卸職。對於東北的局勢，他可謂瞭如指掌。1895年中國在甲午海戰中慘敗給日本，日本的勢力大量涌入東北。為了能與俄國結盟達到抑制日本的目的，李鴻章與俄國簽訂了《中俄密約》，允許俄國在中國領土上建築和經理中東鐵路；而俄方則承諾與中國“共同防日”。但清政府“以夷治夷”的打算落空了，很快就形成了俄日聯合侵佔東北的局面。早年曾赴美留學的施肇基深諳國際外交，他知道答應俄日兩國獨立主持東北防疫的要求，無異於把東三省的主權拱手送出。

   　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強之口，而且主持東北防疫的絕不能是外國人。但中國人中，誰有這麼大本事呢？施肇基暗自發愁。

　　這時，他想起五年前隨清政府憲政考察團到各國考察途中，在南洋檳榔嶼遇到的一個人。此人名叫伍連德，是康橋大學醫學博士。自幼生長在海外的伍連德，雖然英文比中文還要熟練，但卻有一顆拳拳報國之心。此時，伍連德已從南洋歸國兩年了，正在天津陸軍軍醫學堂任幫辦（副校長）。請他來做東三省防疫總醫官倒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伍連德會答應嗎？

　　了解西方歷史的施肇基知道，正在東北流行的可能就是讓歐洲人談之色變的“黑死病”。“黑死病”實際上就是鼠疫。歷史上，曾有過兩次世界性的大流行。第一次發生在西元6世紀，致使羅馬帝國四分之一的人口喪生，並直接導致了羅馬帝國的衰落。第二次發生在中世紀的歐洲，那場鼠疫造成2500萬人喪生，鼠疫結束後歐洲人口減少了近三分之一。

　　作為第一個從康橋畢業的中國醫學博士，鼠疫的凶險伍連德比施肇基更清楚。對於這種惡疾，沒有任何特效藥，而且病死率奇高，可以說染之必死。但他更明白如果沒有科學的防疫措施，任由疫情發展，中國將變成第二個中世紀的歐洲。況且，日俄兩國虎視眈眈，隨時欲以防疫為名奪取東北主權。控制疫情不但關乎億萬生靈，而且關係國家危亡。面對施肇基的邀請，伍連德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1910年12月22日清晨，伍連德帶著助手林家瑞登上了北上的列車。

　　伍連德到達哈爾濱後，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訪當地最高長官西北路兵備道于駟興。

　　于駟興告訴伍連德，哈爾濱的疫情主要集中在華人居住區傅家甸。病人們先是發燒，然後咳嗽、吐血，不久即死亡，死後全身皮膚呈紫色。最先得這種病的是在俄境內捕捉旱獺的關內移民。

   　20世紀初，人們發明了一種工藝，只要對旱獺的皮毛進行適當加工，其成色堪比貂皮。一時間，旱獺皮成為世界皮革市場的新寵，價格連年看漲。 1910年，每張旱獺皮的售價比1907年猛漲了六倍多。巨大的利潤吸引了眾多中俄商人。他們紛紛招募華工捕殺旱獺。1910年僅從滿洲裏一地出口的旱獺皮就由1907年的70萬張增加到250萬張。

　　由於山東、直隸兩省連年遭災，大量勞工北上闖關東。許多毫無捕獵經驗的關內勞工加入了獵獺隊伍。後來，《盛京時報》在追述疫病源頭時曾有這樣描述：

　　“山東直隸兩省無業遊民相率獵滿洲裏山中，而川谷流血，原野厭肉，其狼藉實不堪形狀。”

　　旱獺一旦染病就會失明、失聲、行動遲緩，並被健康的同類逐出巢穴。有經驗的獵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不是染病旱獺，他們絕不會捕獵有病的旱獺。但闖關東的新移民，卻沒有這樣的經驗。他們往往還會因為染病旱獺容易捉，而大量捕殺。在東北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中，獵人們渴了喝一口雪水，餓了就以旱獺肉為食。鼠疫病毒就這樣，最先由病旱獺傳染給了這些捕獵者。

　　集得十幾張獺皮後，獵人們便寄宿客棧。這些客棧簡陋之極，往往幾十個人擠在一張大炕上。冬天為了保溫，這裡門窗緊閉，一旦有人感染鼠疫，全客棧幾乎無人能夠倖免。很多染病華工被俄人驅逐回國，他們沿著鐵路一路往南，疫情很快傳遍了東北平原。

　　聽了于駟興的介紹，伍連德決定親自去傅家甸考察考察。

　　多年後，他在《自傳》中這樣描述第一次深入疫區的所見所聞：

　　“沿途所見，都是一袋一袋剛從田間收穫的大豆。這些大豆，既肥且壯，為任何國家所不及。所遇到的人民均在勤奮地工作，然間有談論吐血發燒之疾病，足見瘟疫之潛勢，已印入人心了。”

　　此時，傅家甸有兩名西醫，一個姓姚，一個姓孫，是疫情爆發後東三省總督錫良請來主持防疫的。

　　姚醫生告訴伍連德，最初每天疫死者只有一兩人，此後便一日多過一日。伍連德到達的這一天，已經有十余人喪命了。隔離工作尚未實施，被傳染者越來越多。有的人為了避免官府的查究和消毒，甚至趁深夜把死去的親人棄屍街頭。

　　當年的傅家甸，便是今天的哈爾濱道外區。如今的道外早已高樓林立，絲毫找不到當年的影子，即便是最熟悉哈爾濱地理的計程車司機也從未聽說過傅家甸這個地名。但就在九十多年前，這裡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人間地獄。

　　1911年1月8日的《盛京時報》上刊登著這樣一封讀者來稿：

　　十二月初八，12名俄國人應邀，前往哈爾濱號輪船管帶家做客。當他們的馬車行駛至傅家甸一帶時，被當地情景嚇呆了。“入街地方，見有華人屍身七具，圍觀之華人約有四十名，又見溝內倒斃華人兩名，甚至見有賣瓜子華人一名，隨地倒斃。最奇者，行路之人尚奪其瓜子分食。”旁邊，一名尚未咽氣的華人被人從房中拉出，棄之於街心。當他們詢問在一旁站崗的巡警，為什麼不過問此事時，該警察大言不慚地說：“雖倒臥二三日亦與我無干。”當他們行至江岸時，“見有露臥屍身兩具，又有一屍未被掩蓋任野犬之吞食。當時乘車之俄婦女，幾不省人事。行至停船地方見有棺木堆積共有十八具。統計前後目睹屍身三十六具。”他們發現，此時設置於關卡的檢驗醫士，也形同虛設，“如往來之人毫無阻攔。”

　　這裡除了姚孫兩名醫生，只有五名看護協助，而所謂的養病院也只是臨時由一間公共浴室改造的。姚醫生告訴伍連德，政府出錢為死者提供棺材，家屬既可就地安葬，也可扶靈回鄉。由於，傅家甸住的大多是闖關東的人，此時又臨近春節，所以很多人選擇回鄉。

　　傳染病從發端到大規模流行，其間有一段相對緩慢的發展期，如果在這時切斷傳播途徑，便可以控制住疫情。隨著大批攜帶病毒的屍身和疑似患者踏上南下返鄉之路，疫情傳至關內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伍連德感到，他們已經失去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時機，更大規模的爆發就要來了。

　　鼠疫病毒竟能通過飛沫傳播，伍連德發現了比以往凶險百倍的新型鼠疫——肺鼠疫

　　當時的各種報紙，在記錄這場大瘟疫時，都稱之為“百斯篤”（即鼠疫的日語音譯）。但從科學角度來講，當時伍連德還不能確定它是不是就是“百斯篤”。

　　根據一個多月的觀察，姚醫生認為這種病是在人與人之間通過飛沫傳播的肺部炎症。傅家甸民居低矮骯髒，再加之冬天門窗緊閉空氣不流通，一旦室內一人染病，很容易全家感染。但自從1894年發現鼠疫桿菌後，醫學界普遍認為鼠疫桿菌是由跳蚤咬了染病老鼠後，又咬人才得以傳播的。這似乎與姚醫生反映的病毒傳播方式不同。而且，此時正值隆冬，哪有那麼多跳蚤呢？

　　流行在東北的這種致人死命的惡疾到底是不是鼠疫？作為一名嚴謹的科學工作者，伍連德決定還是通過化驗來判斷。

　　1910年12月27日，傅家甸一名與當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疫死，伍連德決定解剖屍體，找出真正的病因。

　　在孫姚兩位醫生的帶領下，伍連德和助手來到一間幽暗骯髒的小屋。日本女人穿著一件簡陋的和服躺在榻榻米上。經過簡單的消毒和防護措施，解剖開始了。伍連德用刀片劃開了死者的胸膛，取出肋骨，用注射器抽出死者心臟、肺臟和脾臟的血液，並把它們放在載玻片上，以備回去化驗。然後，他們將屍體小心地縫好，穿上衣服，安放在政府提供的棺材中。解剖的全過程嚴格保密，甚至連死者的家人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伍連德事後回憶，這大概是東北乃至全中國境內第一次屍體解剖。在中國人的觀念中，解剖屍體無疑是對死者的大不敬，一旦被當地百姓知道，必將引起人們的恐慌和憤怒。而且，中國的法律也不允許解剖。直到三年以後的1913年11月22日，屍體解剖才被官方許可。可以想見，伍連德當時要承受多大的壓力。

　　經過化驗，伍連德在死者的血樣中發現了鼠疫桿菌。可以確定，流行在傅家甸的惡疾正是鼠疫。但這種疾病是通過飛沫傳播的，與鼠疫公認的傳播方式相矛盾。這又怎麼解釋呢？這時，伍連德大膽地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不同以往，它是可以通過飛沫傳播的肺鼠疫。也就是說，無需通過老鼠，肺鼠疫就可以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一開始，伍連德的理論並沒有被同行接受。就在他到達哈爾濱之前，日本南滿鐵路已派一名日本醫生前來調查病因。這名日本醫生受教于鼠疫桿菌的發現者——著名學者北裏柴三郎。對於老師的理論，他深信不疑。一到哈爾濱，他就立即雇人捉老鼠，以期在老鼠身上發現鼠疫桿菌。可是，一連解剖了幾百隻老鼠，他始終沒有在老鼠身上發現鼠疫桿菌。

　　當伍連德向他介紹自己肺鼠疫的結論後，這位北裏的高足強烈反對。在他看來，所謂肺鼠疫云云，簡直如癡人說夢。從他眼中，伍連德讀出了一個強國對於弱國的蔑視。

　　此後，當他拜訪各國領事時，同樣遭遇到這種蔑視。列強們根本不相信眼前這個中國人能夠控制住疫情。他們更熱心政治，對於伍連德肺鼠疫的理論，甚至沒人願意聽完。

　　此時，1910年在死亡的陰影下過去了。能否在新的一年戰勝這可怕的瘟疫，伍連德毫無把握。

　　2.4萬人口的傅家甸，情況已糟到極點。鐵道那邊的俄國人居住區又如何呢？新年第一天，伍連德決定去哈爾濱俄國鐵路醫院探訪一下。

　　主管俄國鐵路醫院的醫生哈夫肯可謂家學淵源，他的叔父曾主持過印度孟買的鼠疫防治工作，並研製出一種能夠預防鼠疫的疫苗。這位年輕的俄國醫生深得乃叔真傳。比日本醫生強的是，哈夫肯承認在哈爾濱流行的是鼠疫，但他也不認可伍連德肺鼠疫的理論。在他看來，控制疫情的唯一途徑是滅鼠。

　　伍連德發現，在哈夫肯的這種思想指導下，俄國鐵路醫院竟毫無隔離措施。在沒有絲毫思想準備，也沒有進行任何防護的情況下，伍連德已不知不覺地隨哈夫肯走進了鼠疫病房。此時，病房裏躺著八個鼠疫病人，房門大開，醫護人員隨意出入，甚至沒人戴口罩。哈夫肯看到伍連德大驚失色的樣子，感到十分可笑，在他眼裏這個中國人簡直膽小如鼠。

　　為了不讓俄國人小看，伍連德最終沒有要求戴口罩。他在為病人們檢查身體時，儘量把頭抬得很高，避免接觸到他們的呼吸。自從深入疫區以來，伍連德第一次感到死亡離他是如此之近。在《自傳》中，他這樣描繪當時的情景：

　　“在這病室裏的十幾分鐘，實在感到慌張；俟工作完畢後，方透了一口氣。哈醫生見到這種情形，覺得好笑；他認為他們已注射他的叔父所制的防疫針，足夠安全，不需要其他的預防工具了。”

　　面對哈夫肯的樂觀，伍連德束手無策。幾天的經歷使他明白，他這個東三省防疫總指揮只能負責傅家甸的防疫事宜，俄人居住區他是不可能染指的。看來希冀于俄國人的協助，也是不可能的了。

　　每天十余人死亡，數十人感染，與病人和死者密切接觸過的人更無法計數。死者的住所需要消毒，染病者需要治療，疑似病人和死者家屬需要隔離……面對如此龐雜的防疫工作，伍連德可以支配的醫務工作者，算上他自己只有四人。沒有人，再科學的防疫措施也無從落實。伍連德現在最需要的是增援。

　　此時，北京方面也收到了東北各地發來的疫情報告，鼠疫正以難以想像的速度和規模蔓延著。北京、天津、上海……關內許多地方相繼出現了病例。朝廷開始在全國徵集醫生和看護前往東北。令人欣慰的是，面對如此惡疾，報名支援東北的中外醫生和醫學院的學生十分踴躍。一天后，伍連德就迎來了第一位志願者——法國醫生邁斯尼。



[ 本帖最後由 Kick Off 於 2009-10-6 20:19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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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邁斯尼來華多年，曾是一名軍隊外科醫生，時任天津北洋醫學院教授，跟伍連德是老相識了。邁斯尼的到來令伍連德十分高興。他迫不及待地想把發生在哈爾濱的疫情告訴邁斯尼，並徵詢他的看法。但當他介紹完疫情，以及自己肺鼠疫的結論後，他發現這位老朋友的情緒不太對頭。

　　對於肺鼠疫的理論，邁斯尼根本無心聽完。他擺出自己曾經參與過印度、香港等地鼠疫防治的老資歷，全面否定了伍連德的判斷。他認為，鼠疫就是由老鼠傳播的，滅鼠才是問題的關鍵，隔離云云根本沒有必要。就在伍連德想進一步闡述自己的觀點時，邁斯尼竟勃然大怒起來。在邁斯尼看來，一個比自己小十幾歲的中國人，在自己面前侃侃而談什麼“肺鼠疫”，這簡直就是對他的一種侮辱。

　　其實，邁斯尼早就窩了一肚子火。到哈爾濱之前，他先去奉天拜訪了東三省總督錫良。邁斯尼認為伍連德少不更事，經驗不足以主持東三省的防疫。他強烈要求錫良任命他為東三省防疫總醫官，以取代伍連德的位置。但錫良卻婉言拒絕了邁斯尼的要求，而是讓他到哈爾濱看看情形再說。在這樣的情況下，邁斯尼無法保持一名醫生應有的客觀，拒不配合伍連德的防疫措施。

　　一山難容二虎。在這個生死攸關的時刻，更不容絲毫的扯皮和爭執。為了能讓防疫工作進行下去，伍連德情願辭職，把這個東三省防疫總醫官的職位讓給邁斯尼。當晚，他便致電施肇基，請求辭職。

　　回復一封電報需要多長時間？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伍連德卻在焦灼中，整整等待了一天一夜。當他打開施肇基的回電時看到：邁斯尼之職務已予停止，伍醫生可以照常繼續其防務工作。

　　關鍵時刻，施肇基給了伍連德最大的信任和支援。沒人知道，在那焦灼的一天一夜裏，施肇基經歷了怎樣的壓力？即便是在《施肇基早年回憶錄》中，對於這段經歷他也只是一筆帶過：

　　“東三省瘟疫盛行，每日死亡率約在百人，而且瘟疫逐漸南行，旅華洋人聞之恐慌。各國人士皆畏與華人往來，北京東交民巷外交團區內，亦限制華人入內，時奧國駐華公使任外交團主席日日促余急謀治疫之策。”

　　寥寥數語，當時北京城的亂象已一覽無余。面對愈演愈烈的疫情，各國使節人人自危。東北的鼠疫已經不再是一個政治工具了，它越來越切近地威脅到在華洋人們的生命安全。他們能同意讓一個中國青年主持防疫嗎？他們向清政府和施肇基施加了怎樣的壓力？如果，伍連德的防疫失敗，施肇基又將面臨怎樣的責難和株連？對此，我們無從知曉。但可以確定的一點是，沒有施肇基的鼎力支援，就沒有東三省防疫的成功。

　　防疫專家斃命俄國醫院，哈爾濱全城震驚。清政府下令：封城！

　　在施肇基的支援下，伍連德開始著手開展防疫工作。但此時每天的死亡人數已經攀升至五十余人，防疫醫院裏人滿為患。由於人手有限，傅家甸的隔離工作根本無法進行。日俄方面也不理會伍連德聯合防疫的請求，依舊使用傳統方法進行治療。

　　就在一籌莫展時，一個噩耗傳來。幾天前被免去職務的法國醫生邁斯尼，竟死在了俄國鐵路醫院裏。

　　原來，邁斯尼被解除職務後，負氣來到俄國鐵路醫院。在他的請求下，哈夫肯醫生把他帶到傳染病房。邁斯尼只穿了醫院為他提供的白衣、白帽和橡皮手套，連口罩都沒戴就為這些鼠疫病人進行了檢查。三天后，邁斯尼頭痛、發燒。而後，脈搏加速，咳嗽不止，乃至全身發紫。這位法國醫生來到疫區僅僅十天，便感染鼠疫不治身亡了。

　　一位治療鼠疫的專家竟然死於鼠疫！這個消息，在哈爾濱各界中引起很大震動。在此之前，俄國人認為只要保持衛生、消滅老鼠就能保證疫情不在俄人居住區氾濫，但邁斯尼的死打破了他們的樂觀。俄國防疫局封閉了邁斯尼住過的大飯店，將他的衣服、用品付之一炬，並用硫磺和石灰酸對所有房屋進行消毒。此時，就連一向自負的哈夫肯醫生也不得不戴上了口罩。

　　哈爾濱上下一片惶恐。此前，人們對伍連德的種種輕視和懷疑，都來了一個180度大轉彎。對於他的要求，沒有人再敢怠慢。伍連德成了人們抵抗這場大瘟疫的惟一指望。

　　很快，在伍連德指揮下傅家甸被分為四個區。每區由一名醫藥大員主持，配有兩名助理、四個醫學生和為數眾多的衛生伕役與警察。救急隊內分診斷、消毒、抬埋、站崗等諸多崗位。每天，醫生帶領工作人員挨家挨戶檢查疫情。一旦發現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醫院，並對病人家屬進行隔離。為此，他們還專門從俄國鐵路局借來大量空車箱，用作隔離之所。

　　為了能控制住局面，官府從長春調來1160名步兵對疫區內進行交通管制。政府規定，傅家甸內居民出行必須在左臂佩戴證章，根據各區不同證章分為白、紅、黃、藍四種。佩戴證章者可以在本區內行動，但要前往別區，則必須申請特別批准證。就連區內的軍人們也必須嚴格遵循這一規章，不許隨便走動。

　　同時，伍連德全權接手了哈爾濱防疫局。防疫局下設檢疫所、隔離所、診病院、庇寒所、防疫執行處、消毒所等部門。其中，檢疫所專事檢查進入傅家甸者是否染疫；庇寒所為無家可歸者提供食宿；消毒所各區設立一個，為參與防疫工作的醫生、巡警和伕役提供沐浴消毒服務。

　　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診病院分為疫症院、輕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醫處幾種。各病院中均設有醫官、庶務、司藥生、看護、巡長等職務。既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療，又避免他們之間的交叉感染。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為整個兒東北做了一個表率。隨後，哈爾濱俄人居住區、奉天、長春、黑龍江全省紛紛倣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體系。

　　1911年1月13日，清政府下令在山海關一帶設卡嚴防。1月14日，停售京奉火車二三等車票，南滿鐵路停駛。1月15日陸軍部派軍隊駐紮山海關，阻止入關客貨。1月16日在山海關溝幫子查有病人就地截留。1月21日下令“將京津火車一律停止，免致蔓延”。至此，關內外的鐵路交通完全斷絕。

　　清政府還在山海關設立檢驗所，將陸路南下的旅客留住5日，以防鼠疫蔓延。

　　在實行隔離的同時，許多地方開展了獎勵捕鼠的活動。在北京，“內外城巡警總廳又頒布捕鼠令，雲：照得本京地方預防鼠疫傳染，如有捕得鼠子者，均就近送至派出所或區署，每活鼠給銅圓二枚，死鼠給銅圓一枚。並傳知各區均立簿冊填列收確數，按日報廳。”在漢口，“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給銅圓二枚”。在天津，“刻已曉諭軍民人等，嗣後凡捕得老鼠送交該局者，每頭給予銅子一枚，以期根株盡絕”。東北三省更把獎金提高至“活鼠斃鼠每個銅幣七枚”。據統計，僅奉天省處置的老鼠就有80972隻之多。

　　與此同時，公共衛生也第一次引起了各級政府的重視。吉林省“各關檢疫分所于城甕內設機器藥水，見人消毒”。在鐵嶺，政府向當地民眾發送一萬多只 “呼吸囊”，“勒令人民盡帶呼吸囊”，“由巡警隨時稽查，如有不遵守者，即以違警論罪”；屠宰行業每日必須消毒一次，內臟必須當場清洗乾淨，裝在專用的板箱內，不準暴露在外，工作人員必須穿白色服裝。天津衛生局發佈緊急告示，列出喝開水、吃熟食、注意生活衛生等十條預防措施。北京則“令各街巷剃頭棚房屋一律裱糊乾淨，地下均墊石灰，所有鋪內夥友，衣服、搭布、手帕每日更新三次”；如發現私自通行于斷絕交通之處及隨地便溺不遵守公共衛生者，處以五元至三十元不等的罰款。

　　將近一個世紀過去了，即便是從今天的角度看，這些防疫措施也堪稱科學。但令伍連德感到困惑的是，在各種防疫措施全面開展後，疫情不但沒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1911年1月，傅家甸的疫情絲毫沒有減輕的趨勢。每天死亡人數都在40至60人之間，不久便攀升至百人，有一天竟然創紀錄的達到183人。

　　隔離、消毒、阻斷交通……能做的事情都做了，為什麼疫情卻一天比一天嚴重？此時的伍連德壓力巨大。他一次一次仔細思忖著自己建立的這套防禦體系中是否還存在著漏洞。還有什麼地方沒有考慮到？忽然，他意識到問題的癥結可能出在屍體掩埋這個環節中。

　　防疫局下設有抬埋隊，專門處理死者的屍體。政府為死者提供棺材，並由專人送往城北的公共墳地安葬。制度雖然制定了，但隨著每天死者不斷增加，能否得到有效地執行，伍連德殊無把握。

　　1911年1月的一天，伍連德來到城北墳場。眼前的一幕，讓他驚呆了。時值隆冬，地上的積雪有五六寸厚，雪地上一排排棺木和屍體露天停放著，如長蛇陣一般綿延一里有餘。

　　鼠疫桿菌可以在這些屍身上存活很久。這個墳場簡直就像一個儲藏鼠疫桿菌的大冰櫃。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動物接觸到這些屍體，再由動物傳染給城裏的人，那麼一切防疫措施都將化為烏有。

　　必須儘快將這些屍體處理掉。伍連德找來抬埋隊，讓他們趕緊挖坑掩埋屍體。但哈爾濱的冬天，氣溫至少在攝氏零下二三十度。這樣的溫度下，土地凍得比金石還要堅硬，不要說深挖洞了，就是想挖一個淺坑，也非常困難。如果要土葬，只能等到春天大地解凍時才能進行。但這樣一來，恐怕死於鼠疫的人還要成倍增長。

　　怎麼辦？伍連德暗暗思忖。只有兩種辦法可以阻斷鼠疫通過屍體傳播，一個是深埋，另一個便是“焚屍！”這個念頭在伍連德腦海中閃過，連他自己也不由一顫。

　　中國人歷來有入土為安的習俗，對待父母先人的遺體更加尊重備至。在傳統觀念下，“焚屍”簡直不可想像。《東三省疫事報告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至於死亡之事，我國人視之，猶重保存屍體，既同於神聖之不可侵犯，而身後之供奉往往厚于生前，以為不如此，則子弟無以明其孝友，尊長不足以表其仁慈也。今者亦因防扼傳染之故，乃欲其屍體施種種消毒之法，或則遽令掩埋，或則加以火化，彼死者之父若兄妻若子目擊耳聞，能無不動於心乎？”

　　即便是生長在海外的伍連德，也不敢貿然挑戰中國人的倫理觀念。他思來想去，惟有上書朝廷，請皇帝下一道聖旨才能平復民間的反對。

　　他立即把當地官員和鄉紳召集起來，向大家說明瞭自己的想法。出乎意料的是，官員和鄉紳們一致同意他的主張。畢竟，惡疾面前曾經固守的觀念和習俗，此時是那樣蒼白無力。

　　伍連德上書朝廷，描述了哈爾濱屍橫遍野，無力掩埋的現狀，並申明屍體中含有的疫菌將隨時威脅著人們的生命安全。如不儘早處理，後果不堪設想。因此，他呈請聖上頒一道聖旨，准許火葬。同時，哈爾濱的官商紳士們也聯名向吉林總督（當時哈爾濱屬吉林境內）陳情，希望批准火葬。

　　想來，伍連德焚屍的請求對清政府震動很大。以至於三天以後，他們才收到外務部發來的電報：准許伍醫生之請，可依計劃進行。

　　宣統三年，大年初一。中國大部分地區正在慶祝新春佳節，而哈爾濱城北的公共墳地卻一片肅殺。200名工人把100個棺木或屍體堆成一堆，一共堆了22堆，澆上煤油，付之一炬。哈爾濱的文武官員見證了這觸目驚心的一幕。2200多具屍體就這樣灰飛煙滅了。

　　隨後，俄國防疫部門也效倣中方的做法，把轄區內染疫屍體，無論是新近死去的還是已經腐爛的，全部火葬。2月間，俄方共焚化了1416具屍體，其中1002具屍體是從墳墓中掘出來的。

　　此時，傅家甸已經有四分之一的人染鼠疫死亡。適逢春節，為了能消弭人們悲傷的情緒，振作大家的精神，防疫部下發傳單，號召大家燃放爆竹，衝衝晦氣。說來蹊蹺，從這一天開始，傅家甸一直不斷攀升的死亡人數竟然下跌了。

　　1911年3月1日夜0時。哈爾濱防疫局內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著這一時刻的到來。時針指到午夜0時，傅家甸的死亡人數為零。隨後，長春、奉天、鐵嶺……東北各個大城市紛紛傳來捷報。死於鼠疫者：零。

　　肆虐哈爾濱半年之久的大鼠疫，完全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被遏制住了。在大瘟疫前，清政府態度之開明，行動之果斷，讓世界各國刮目相看。而伍連德為首的中國醫務工作者在防疫中採取的措施之科學，又讓世界醫學界驚嘆。

　　鴉片戰爭以來從未露過臉的清政府，這回可算在西方列強面前揚眉吐氣了一回。為了揚我國威，清政府下撥十萬兩銀子專款，擬在奉天召開萬國鼠疫研究會議。屆時，清政府將邀請世界各地的名醫，匯聚一堂，研討鼠疫的防治工作。

　　1911年4月3日，萬國鼠疫研究會在奉天召開。來自英、美、日、德、俄等十二個國家的專家參加了會議。作為消滅東北大鼠疫的第一功臣，伍連德理所當然的被委任為會議主席。

　　會議期間，伍連德見到了東三省總督錫良。錫良笑著對伍連德說，當時他沒有委任邁斯尼為防疫總醫官，而選擇支援伍連德，真是自己最明智的決定。

　　萬國鼠疫研究會是在中國舉行的第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專家們不但對東北鼠疫的成因、發展和防治方法做了研討；而且還肯定了伍連德“肺鼠疫”的理論。伍連德也因在東北大鼠疫防治中的傑出貢獻，被授予“鼠疫鬥士”的稱號。

　　一場數百年不遇的大瘟疫，被一支小小的防疫隊在四個月之內撲滅了。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這都是一個奇跡。

　　締造這個奇跡的除了科學的防疫措施，還有一串長長的醫務人員殉職名單。雖然觀點不同，但卻為中國的防疫工作獻出生命的法國醫生邁斯尼；剛剛從康橋大學畢業便深入東北疫區的英國年輕醫生傑克森；為支援防疫而臨時上陣的中醫大夫徐世明……還有那些連名字也沒有留下，數以百計的士兵、警察、救護隊員、檢察員、雜役乃至廚師們。一個人倒下去，另一個人又頂上來，前赴後繼，連綿不絕。

　　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支英勇的防疫隊伍，一場罕見的大瘟疫才得以撲滅；也正是因為有了千千萬萬英雄兒女，中華民族才能歷百折而不倒，日久彌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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