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是怎樣當上的：歷代權臣篡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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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代權臣篡位，可不是說篡就篡，說改朝就改朝的。古代儒家對於改朝換代這個東西，搞出了一套看似很簡單、其實很不簡單的理論，即改朝換代包括兩大類：革命與禪讓。什麼叫革命？就是“桀紂暴虐而湯武征伐”，牧野之戰就是例子。什麼叫禪讓？就是“堯舜之揖讓未遑”，唐虞的更替就是例子。

　　當然，自從原始公社解體之後，“禪讓”完全變成了一個僵死的歷史概念，此後的朝代更疊，似乎非革命不可——商克夏、周克商、秦滅周、諸侯滅秦都沒有經過什麼“受禪”流程，直接把喪失統治資源的前代天子趕下臺就是。但自從漢朝以後，情況發生變化，儒家學說逐漸成為官方學說，天子的地位日益拔高。在《周禮》中，天子的地位還只比諸侯高一階，所謂“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是也，也就是說天子與公的差距，與公和侯的差距相當，看起來不是那麼高不可攀。但到了漢武帝以後，隨著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觀念的深入人心，隨著中央集權的不斷強化，天子已經成為“不可能犯錯”的“活人神”，與諸侯、大臣的差距已經是無限大，更不用說與庶民的差距了。在這種情況下，連孟子說的“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也”都被當作“不當言論”加以批判，也就是說百姓連誅桀紂的權利也沒有了，“革命”也再也不可能合法了。今後的天子，即使真的比桀紂還殘忍，臣子也必須尊之為君父，他的一切過錯都是因為奸臣蒙蔽、因為貪官害民，因此臣子們只有“清君側”的權利，沒有“革命”的權利。等到桀紂周圍的“亂臣賊子”被肅清之後，江山還是要由桀紂坐的，湯武只能乖乖的繼續北面稱臣，決不能就此取而代之，更不用說“放桀于鳴條”“誅一夫紂”了。

　　但是以上畢竟只是理論，當臣子真的“清君側”成功，掌握大權之後，誰會真的甘心把大權再交給天子？天子的尊位令人垂涎欲滴，但儒家的道統同樣不可侵犯，要是真敢明目張膽地“革命”推翻之，豈不給了更多覬覦皇位的人以把柄，說不定明天就有更多的人起兵 “清君側”，誅殺你這膽敢篡位的亂臣賊子。因此最保險的方法，莫過於請天子仿傚堯舜之道，“禪讓”于我家。這也算給了天子一個大高帽子——“革命”是用來對付桀紂的，我不但不把你當桀紂看，還給你一個當堯舜的機會，讓你顯示一下高風亮節；不過你是堯舜，我卻是大禹，不求有你那麼高的思想境界，只求能夠傳之子孫，江山永固。當然，天子的思想境界多半沒那麼高，但這個禪位詔書你不寫，自然有人寫，只要蓋上你的傳國璽就夠了。

　　因此，漢朝以後，中國改朝換代的一般流程就變複雜了，由原先的“革命”一步，變為“清君側-當權臣 -受禪”三步。第一步“清君側”的步驟各各不同，但都驚心動魄，令人目不暇接。但第二、第三步就純屬例行公事，開始還有點新意，到後來改朝換代次數增多，乾脆就公式化了，甚至閉上眼睛都背的出步驟了。

　　堯舜禪讓的事情已經過去上千年，誰都說不清了；更何況當時的“天子”不過一個部落聯盟領袖，你讓我我讓你是非常普通的事情，根本不需要搞的太正式太隆重。漢朝以後的“禪讓”和堯舜禪讓根本不是一回事，是既欺天又欺人的勾當——欺天無非是捏著鼻子哄眼睛，欺人則需要多加考慮，雖然肯定騙不過士大夫，但至少要騙過小老百姓，否則天下就別想安穩。至於士大夫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高級地主，僅僅靠一個禪讓的把戲是騙不過的，還要讓他們看到實惠，才好死心塌地效忠新朝，所以曹丕篡位之後才會急急忙忙地推行九品官人法，趙匡胤政變之後才會信誓旦旦地說“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反觀王莽當年“受禪”，戲演的是不錯，賢良文學妖魔鬼怪市井之徒依次露面，搞的大家雲裏霧裏不由得也就信了，可惜他老人家上臺之後就削弱自己的執政基礎，今天搞什麼“王田、奴婢不準買賣”，明天又胡亂鑄錢以一當十以一當百，從高級知識分子到底層小民全得罪光了，這樣戲演的再好也沒用，還是得完蛋。

　　所以說，受禪永遠只是個形式，是一台戲。受禪的戲演好了，對於爭取民心、鞏固統治有很大幫助，但絕不是決定性因素。就好比萬里長征走到了最後幾步，馬上就要登堂入室了，無論你是爬著進去的還是走著進去的，好像都不太要緊，只要進屋子坐穩了就行。當然，如果你是堂堂正正氣宇軒昂的走進去，坐穩的幾率會稍微大一點。

　　權臣受禪，一般分為以下幾個步驟，隨著時間的推移，步驟越來越多，每個步驟之間的間隔卻越來越短，甚至最終跳過某些關鍵步驟，直奔主題也有：

　　  1、位極人臣，總攬朝政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權臣篡位，一般都是以當丞相為第一級臺階，曹操、劉裕、陳霸先等人，連同那個篡位未成的董卓在內，都當過丞相。本來東漢已經改丞相為司徒，地位大大下降，董卓、曹操恢復這個官職，完全就是為了滿足自己專權的需要而已，可以說是“因人設官”。也有不當丞相而當大將軍的，如司馬氏父子就是以大將軍身份專權。但只有一個顯赫的名號還不夠，必須保證軍政大權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東漢、魏晉的朝政大權都由尚書檯掌握，因此權臣一般都要兼任“錄尚書事”的職務；到了晉朝以後，還產生了“都督中外諸軍事”這個稱號，能夠合法地掌握朝廷內外的一切軍權。因此從劉裕到李淵的幾代權臣，可以不當丞相，可以不當大將軍，但必須當“都督中外諸軍事”，把兵權切實抓到自己手裏。

　　為了顯示權臣的尊貴地位，自魏晉以來又新增了“假黃鉞”“使持節”兩種新稱號，黃鉞和使節都是天子之禮，人臣假借這些禮節，也就假借了天子的威風，雖無九錫之名，卻有九錫之實。北朝時期還出現“大冢宰”的官稱（後來演變為吏部尚書的別稱），也就是總領一切事務的意思，是最具有威懾力的一種稱謂，當年楊堅篡位的時候，同謀就勸他一定要當“大丞相、大冢宰、都督中外諸軍事”，其中大丞相是政權，都督中外諸軍事是軍權，大冢宰則更是一種地位的象徵。在南朝，“大冢宰”的稱呼較少出現，卻多了一個“總百揆”的稱號，也就是總領一切事務，與大冢宰有異曲同工之妙。

　　除了擔任中央官職外，權臣還往往兼任一些重要的地方官職，如桓溫、劉裕等都曾兼任揚州、徐州、荊州等重要地區的州牧，營造自己的根據地。不過這種情況一般只適用於根基不深、地位未穩的權臣，供他們積蓄力量以謀更進一步。若是像楊堅、李淵那樣威望已足，兵力已強的權臣，根本就不需要兼任地方官職，反正已經有穩固的根據地了。

　　  2、晉陞爵位，先公後王

　　按照漢朝的法律和禮節，異姓只能封侯，王、公都只封給宗室（西漢沒有常設的公爵，只有王莽曾擔任過安漢公），即使像鄧禹那樣大的開國功臣，都只以四個縣封為侯爵。曹操逼迫獻帝封他為魏公，開了人臣受封公爵之先河，怪不得荀彧無論如何也不贊成，最終因此被曹操逼死。公爵與侯爵最大的不同，不是公爵的封地較大，而是公爵可以“建國開府”，擁有一套自己的班子、自己的根據地。曹操封魏公時，獅子大開口，一次就要了十個郡作為封地，幾乎掏空了漢朝的膏腴之地；不過當時曹操已經有丞相府的一套班子，倒也不需要另立魏國的班子，所以直到受封魏王，才設置了魏國的文武百官，如鐘繇就是魏國的相國。按照東漢制度，諸侯王的相國只能稱“相”，相以下官職有很多都不設立（如御史大夫、宗正等），有的官職名稱與朝廷不同（如王國的郎中令，朝廷叫光祿勳），而且這些官職都要由朝廷任命，諸侯王沒有人事權。但權臣封王，從來不管這一套，官職制度都和朝廷相同，且根本不需要朝廷任命。南北朝時期封權臣為王，往往有“王國制度，一如天朝”的附加說明，也就是說王國的各項制度都和朝廷一樣，國王就是一個縮小了的皇帝。一旦完成受禪，王國的官僚機器就可以立即代替原有的朝廷，代為行使國家職權。

　　不過，隨著南北朝後期爵位氾濫，公爵逐漸普及，並產生國公、郡公、縣公甚至鄉公之分，已經不是什麼稀罕的爵位了。楊堅、李淵專政的時候，已經是國公，只需要直接封王就可以了。而王爵也產生了親王（國王）、郡王之分，一般封號一字為親王（隋唐還沒有親王這個稱呼，只是直接稱“王”），二字為郡王，郡王封地狹小，甚至可以隨意賞賜功臣（如唐朝就曾封許多功臣宿舊為郡王），也慢慢喪失了尊貴性。只有親王的位置，始終不授予人臣，因此也就成為權臣篡位的最好臺階。曹氏、司馬氏、劉氏、兩蕭氏、陳氏、楊氏、李氏篡位前，都曾經被封為王。

　　然而，南北朝時期的北朝君主，往往不稱皇帝而稱“天王”，這種“王”不是爵位而是天子的稱號，因此國公便成為天子以下的最高爵位。即使天子的稱號是皇帝，權臣往往也習慣只封公爵，篡位後只稱“天王”，作為韜光養晦之計，等到了一定時機再自稱皇帝。如後秦、北周等一開始都是只稱天王，到了內外安定，才開始稱帝。

　　  3、加以殊禮、追封祖先

　　所謂“殊禮”，就是人臣本來不該享有的禮儀，也就是天子才能有的禮儀，前面說的“假黃鉞、使持節”，也可以算一種變相的殊禮，但那畢竟是加於官職之上的殊禮，不是加於私人的殊禮。殊禮當中，最經典最有名的當屬“九錫”，即皇帝才能具備的九種車服禮器，《資治通鑒》中對此有詳細記載。向皇帝要九錫，是曹操先開的頭，那時人們的思想還沒“解放”，覺得九錫實在不是人臣要的東西，曹操為此失了不少人心，實在是得不償失。但一回生二回熟，此後每次權臣篡位，都有“加九錫”這道程式，慢慢的也就見怪不怪了。一般加九錫都在封爵之後，有時候封公爵就加九錫，有時是封了王爵再加九錫，並無一定的標準。其實九錫本身並不珍貴，權臣們要的只是個名分，因此往往假意推辭再三，甚至“歸還九錫”（如李淵），還可以得一個“揖讓不已”的虛名，真可謂名利雙收。

　　九錫這項殊禮太複雜，一般人弄不明白，但以下幾項殊禮卻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劍履上殿”，即可以帶著武器、不脫鞋子進入宮廷，享受與皇帝同等的待遇；“朝覲不趨”，在朝廷上以快走為禮節，但接受了這項殊禮的權臣卻可以不慌不忙地慢慢行走；“讚拜不名”，皇帝和朝儀官對大臣一般都是直呼其名，對權臣卻特別允許不稱呼名字，只稱呼官職和姓氏。這三條都與上朝有關，有了這三項殊禮，皇帝和權臣在朝堂上就幾乎沒有區別了。後來發展的更不象話，竟然出現給權臣設立專座的“殊禮”，還允許權臣跟皇帝平起平坐，儼然一副太上皇的模樣。由於這種殊禮實在太露骨，一般的權臣都還不敢使用。

　　另外一種殊禮是針對權臣家屬的，如“王妃曰後，世子曰太子”，權臣的妻兒與皇帝的妻兒用一種稱呼，唯一的不同是皇帝的妻兒叫“皇后”“皇太子”，權臣的妻兒叫“王后”“王太子”。其實在西漢時期，諸侯王的妻兒本來就叫“王后”“太子”，東漢才慢慢改為“王妃”“世子”，這種殊禮可算是一種復古。

　　活著的人們都有了殊禮，下一步就輪到祖宗了。曹氏、司馬氏還比較老實，到登基之後才開始大張旗鼓追封祖宗，後來的權臣往往在封王的時候就開始追封，不但按照諸侯的禮儀建立五廟，還追封祖宗為王、為公。古人質樸，沒有追封一說，追封爵位就是從南北朝權臣開始氾濫的。

　　  4、正式受禪，“既受永昌”

　　經過前面三步漫長的等待，終於到了坐上皇帝寶座的時候……其實也不一定漫長，歷史越是發展，“受禪”大戲上演的時間越是縮短。“受禪”的鼻祖王莽當年篡位花了幾十年工夫，辛辛苦苦冒充大漢忠臣，從“安漢公”到“假皇帝”，再到成千上萬人上表勸進，這齣戲演的轟轟烈烈一波三折。曹操和曹丕父子從丞相到魏公、加九錫，再到魏王，最後受禪，也花了十多年時間，如果從漢獻帝遷都許昌算起，更是經歷了二十餘年之久。司馬氏父子也很有耐心，經歷三代四人的專權，才由晉王升為皇帝。到了晉朝末年，權臣也還是比較耐心，桓溫把篡位的任務交給了他兒子（結果失敗），繼承了“把篡位使命交給下一代”的傳統。但是自從劉裕開始，權臣越來越沒耐心，只要自己有生之年能夠掌握大局，決不把任務留給下一代。劉裕還算耐心，等了近二十年，到自己垂垂老矣的時候才正式篡位；後來蕭道成、蕭衍、陳霸先等人越來越不耐煩，其中陳霸先更是創下了封王之後三天就受禪為帝的紀錄，可能也是因為他太老，生怕到死還當不上皇帝。相對而言，北朝的權臣一般比較耐心，北齊、北周都是經過了兩代人才正式篡位，楊堅也等了十多年，這與當時北方政局不穩有關，並非北人比南人善於忍耐。

　　  5、受禪大戲，迴圈上演

　　這套“以受禪代替革命”的把戲，從王莽開始演起，經過曹丕、司馬炎的發揚光大，遂成為一門“顯學”。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漢人政權更疊，都是以“受禪”形式完成。

　　北方的五胡本來比較質樸，不會玩漢儒的禪讓花樣，因此北方十六國的興替，一開始都是直接“革命”，劉聰殺晉愍帝，石勒殺劉聰的子孫，冉閔又殺石勒的子孫，殺來殺去血流成河，一點也不像漢人的“堯舜揖讓”一般溫情脈脈。殺到後來，胡人也發現這樣簡單的“革命”副作用太大，難以收攏人心，試想想當初劉聰父子如果聰明一點，不讓晉愍帝去當倒酒的僕人，而是恭恭敬敬地請他行“堯舜禪讓之禮”，恐怕北方漢人的反抗也不會那麼激烈。到十六國後期，北方胡人的權臣逐漸也學會了“受禪”大戲的演出方法，迫不及待地想嘗試一下，可惜胡人君主大都有些剽悍之氣，經常寧死也不陪權臣演戲。後秦王姚萇抓住了前秦王苻堅，本來想讓他把傳國璽交出來“受禪”了事，但苻堅脾氣太犟，一句“五胡次序，無爾羌名”氣的姚萇臉色發青，最後還是不得不暴力解決。

　　直到北魏統一北方，大搞漢化政策，“堯舜揖讓之禮”才逐漸深入人心，爾朱榮雖然不過一介并州契胡，一進京城也知道馬上找漢人官僚幫他起草“禪文”，不過因為爾朱氏實力還不夠，最終功虧一簣而已。後來東魏皇帝禪讓給大齊皇帝，西魏皇帝禪讓給大周天王，大周皇帝再禪讓給大隋皇帝，輕車熟路，走的都是魏晉的一貫路線，南與北一般無二也。

　　魏晉南北朝直到隋末都是中國的多事之秋，經常是一代人見到好幾次受禪，蕭道成受禪時就有老人大哭 “何期今日復見此事”，如果這位老人活的長一點，還可能三次見到“此事”。權臣篡位過於頻繁，政局過於不穩，使皇帝的神聖性喪失殆盡，在臣子們心目中的形象已遠遠不能和兩漢時期相比。中國歷史上皇帝權威最低落的時期，除了南北朝，大概就只有五代了。只要中央集權的經濟基礎還沒有恢復，只要統一王朝的政治基礎還沒有成熟，“禪讓”的大戲就要不停的演下去，直到社會經濟已經可以承擔一個新的中央帝國，儒臣們也已經準備好神化一個新的“受命于天”者為止。

tonywas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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