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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0世紀70年代之後,台灣孤島更給人一種淒涼之感。1971年10月,28屆聯大通過驅蔣案。1972年2月,蔣介石最主要的“外交”盟友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這股衝擊波使整個台島處在動蕩與不安之中,蔣氏父子更是心急如焚。同年9月,蔣介石另一“外交”盟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不惜與他的老朋友徹底決裂,緊步尼克松後塵,踏上中國內地進行友好訪問。在此前後,許多國家相繼與台灣當局絕“交”。
在上述一連串的打擊之下,使年屆八十六歲高齡的蔣介石終於被打倒了。1972年3月,蔣介石因前列腺肥大做了手術。據臺報報道:宋美齡曾提出要蔣介石到美國去做手術,認為美國醫生的醫術高明。蔣介石也認為美國醫生的醫術的確比台北醫生高明,但又認為美國有人要把他趕下臺,這些人必要時可能對他實施暗殺計劃,因此他表示不願去美國求醫。蔣經國從來唯其父的決定為決定,加之他與宋美齡的“恩怨”,也不同意宋的提議,認為寧可花錢延聘美國名醫,也不能前往美國。最後,蔣介石還是在台北“榮民總院”做了手術。因年齡不饒人,身體機能減退,後轉為前列腺宿疾。從此,蔣介石的健康狀況一蹶不振。
1972年7月,蔣介石因患感冒轉為肺炎住進醫院。當蔣介石病體尚未痊癒之際,又一次因意外車禍住進“榮民總院”,一住便是一年有餘。此後蔣宣佈閉不見客,實則基本處於退休狀態。儘管他仍挂著“總統”的招牌,但工作基本由“副總統”嚴家淦與長子蔣經國處理,遇到重大問題與棘手之事,嚴、蔣二人總是至蔣介石病榻前請示、彙報。1973年7月,台灣報刊登載了一張蔣介石與其孫蔣孝勇夫婦新婚合影的照片。此時刊載這幅照片是有其深刻用意的:其一是說蔣介石健康如昔;其二是辟蔣介石已秘密引退、宋美齡卷款前往美國的“謠言”。此後,據臺報輿論稱:蔣介石每天到花園散步,並與其長子蔣經國討論政情。直到此時,蔣介石還唸唸不忘。他警告世界應嚴防錯誤的安撫與鬆弛政策。同年11月12日,蔣介石拖著病體主持中國國民黨十屆四中全會,並做了《針對世變匪亂貫徹我們革命複國的決心和行動》的講話。
1975年元旦時,蔣介石已臥床不起,令“副總統”嚴家淦代他在“開國”紀念大會上宣讀《告全國軍民書》,宣稱要“捍衛民國,再造民國”,“迎接一切挑戰”,最後高呼“反攻複國勝利成功萬歲”。
直到他逝世前一週,還發表《告青年書》,要求青年人經得起“考驗和試練”,共同奮起,“出全力以護衛民族的歷史、文化、道德、智慧,貫徹反攻複國的大擔當、大使命”。
儘管蔣介石一再叫囂“反攻複國”,但響應者越來越少,加之病入膏肓,聲音越來越弱。1974年8月,台灣當局被迫宣稱:因蔣健康狀況不佳,減少政治活動。同年10月31日蔣的壽辰時,台灣當局仿傚大陸“文革”期間製作大量毛澤東像章的做法,製作“蔣總統萬歲”徽章供公眾佩戴。當天又用巨型氣球向大陸投放1000萬張蔣介石照片。據統計:1974年共向大陸投放蔣的照片l.8億張之多。台灣當局這種做法,無非是討得蔣介石的歡心而已。經各方努力,蔣介石在這段時間病情稍有好轉。然而好景不長,就在這一年12月,蔣介石再度因患感冒而轉肺炎。因蔣長期服用抗生素,以致細菌抵抗藥性增加,治療頗為費事。1975年1月初,蔣病情仍無好轉,高燒不退。蔣經國每日至少三次前往探病,老蔣抓住小蔣的手良久,語音甚低。蔣經國見父病狀無起色,深感不安,“夜不成眠”。1月9日夜間,蔣介石在睡眠中發生缺氧症,經急救轉危為安。此後,蔣介石病情穩定,日漸好轉,實際是迴光返照。舊曆新年之際,蔣經國見父親病況有所好轉,又東奔西走,視察各項工作。
2月下旬,蔣介石病情漸危,說話聲音微弱。蔣經國見狀,極想辭職回家侍父。3月26日晚,蔣介石病情又呈惡化,經三個多小時急救才見好轉。蔣介石醒來後深感來日無多,令蔣經國召“五院”院長來士林官邸聽蔣介石口授遺囑。蔣授完遺囑後,病情忽好忽壞。蔣府上下一片愁雲。
“崩殂”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病情再度惡化。據蔣經國當晚日記記載:“憶晨向父親請安之時,父親已起身坐于輪椅,見兒至,父親面帶笑容,兒心甚安。因兒已久未見父親笑容矣。父親並問及清明節以及張伯苓先生百歲誕辰之事。當兒辭退時,父囑曰:‘你應好好多休息。’兒聆此言,心忽然有說不出的感觸。誰知這就是對兒子的最後叮嚀。余竟日有不安之感,傍晚再探父病情形,無變化,惟覺得煩躁。6時許,稍事休息。8時半三探父病,已開始惡化,在睡眠中心跳微弱,開始停止呼吸,經數小時之救無效。”
另據“榮民總院”蔣介石病情醫療小組報告說:4月5日,蔣介石突感腹部不適,泌尿系統失靈。醫生認為蔣的心臟功能欠佳。傍晚8時15分,蔣的病情極度惡化。醫生發現蔣的脈搏突然轉慢,於是急用電話通知蔣經國。當蔣經國趕到時,蔣的心跳已不規則,血壓下降,情形甚危。當即醫生施行人工呼吸,乃至運用藥物和電極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臟跳動,心臟與呼吸恢復正常。但4-5分鐘後,心臟再度停止跳動。11時50分,蔣介石雙目瞳孔放大,經搶救無效,這位統治中國內地二十二年之久,又在台灣偏安二十六年的蔣介石終於撒手西歸,享年八十九歲。
在蔣介石彌留之際,宋美齡與長子蔣經國,次子蔣緯國,孫子蔣孝武、蔣孝勇均服侍在側。
蔣介石病逝之時,台灣當局黨政軍要員在接到蔣病危通知後,于當夜趕到士林官邸,並在此舉行了在蔣介石遺囑上簽字的儀式。首先是由蔣夫人宋美齡簽,繼之由“副總統”嚴家淦簽。當“行政院長”、蔣的長子蔣經國在其父遺囑上簽字時,“雙手發抖,已不成書”。其後,“立法院長”倪文亞、“司法院長”田炯錦、“考試院長”楊亮功、“監察院長”余俊賢諸人都顫抖著提起筆在遺囑上簽了字。
當晚,蔣經國以長子身份同宋美齡商量治喪有關事宜。經商定:暫厝蔣介石靈柩于台北市南60公里處的慈湖湖畔。20世紀60年代初,蔣介石途經此地,看中了這塊風水寶地,在這裡修建了一座中國四合院式的“行宮”,起名“慈湖”。蔣生前常來此小住,並囑咐在他死後靈柩暫厝此地,以達成蔣介石“心願”。
島內外反響
蔣介石病逝後,台灣當局開動一切宣傳機器以表示對蔣介石死亡的“隆重哀悼”。從4月6日到17日蔣介石大殮的次日,台灣的報紙將平日紅色套版一律改為黑色的版面,幾乎全部篇幅都用在有關蔣介石喪葬這個主題上。字典上一切美好的字眼幾乎都用盡了。台灣新聞界使出渾身的解數,盡最大努力對蔣介石的公共形象加以最後的神化、聖化、完美化。蔣介石的死亡被稱作“崩殂”,他的墳墓被稱為“陵寢”。臺報還宣稱:在蔣介石病逝時,“淡水海外東北角上突然出現了一個金紅色的巨球,四週圍繞著五彩祥雲,迤邐劃過天空,不旋踵電光閃閃,巨雷驚蟄,緊接著大雨傾盆而下”。蔣經國在日記中也稱蔣介石病逝時“天發雷電,繼之以傾盆大雨,正是所謂風雲異色,天地同哀”。這在實際上是不折不扣地把蔣介石當做封建帝王。
台灣新聞界除了再次神化蔣介石之外,同時也透露出台灣統治階層一種徬徨無主、失望沮喪,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情緒,借一位退伍老兵的口,《中央日報》報道說:“我一直期望著總統蔣公能帶我們回去,現在他老人家竟然先走了。”
蔣介石的病逝在島外也引起不同的反響。首先來自大陸新華社的消息是:中國共產黨仍視其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代表”,“雙手沾滿了中國革命人民的鮮血”,他是國民黨反動派的頭子、中國人民的公敵,是死有餘辜。
來自外國的消息是:有些國家把蔣介石貶得一文不值,有些國家又把他說成是20世紀的英雄。蔣介石一生中最“忠實”的外交盟友美國,對蔣之死表示十分冷淡,福特總統原擬派農業部長前來弔喪。後經台灣當局要求,才改派副總統洛克菲勒前來。福特對蔣介石病逝只作了禮節性的聲明,稱:蔣介石“是一個具有堅定正直的品質、巨大的勇氣和深切的政治信念的人”,是“最後一位在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重要盟國領導人”。他的病逝“標誌著中國歷史上一個時代的結束”。
蔣介石另一“外交”夥伴日本,對蔣介石病逝表現出出奇的狂熱。4月7日,各大報均以頭版頭條新聞報道了蔣介石病逝的消息,多數日本報紙稱蔣介石是“近代中國所產生的英雄”。特別是蔣介石頑固堅持的立場,得到了日本極右翼的積極支援、響應。
其後,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以自民黨總裁的名義,給蔣經國發了一個唁電。同時,自民黨決定派前首相佐藤榮作以“自民黨總裁代理”的名義前往台北弔喪。由於中國內地的抗議,最後日方連自民黨代表的名義也沒用,佐藤榮作與另一位前首相岸信介以“友人代表”身份出席了蔣介石的葬禮。
按照歷史定律,任何一位主要當政者病逝後,圍繞著權力繼承問題,必然有一番爭鬥。這種狀況在蔣介石病逝後也依然存在。老的一代因蔣介石在世不好發作,蔣一死,已無人再能約束他們,他們不會買蔣經國的賬。對於老一代此時此刻的心境,蔣經國最明白不過了,經過老蔣幾十年的培養,蔣經國長進甚大,羽翼日漸豐滿。他出任閣揆後的種種動作愈益顯示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蔣介石病逝時,儘管嚴家淦依“憲法”就任“總統”職,但國民黨統治體制是“以黨統政”,黨權高於一切。嚴家淦繼“統”,並未解決權力繼承問題。蔣經國為順利繼承父位,接連拋出了幾個殺手锏。
首先採取以退為進策略。此一策略就是蔣經國在其父病逝後第二天淩晨向國民黨中常會提出“辭呈”。江南稱蔣經國此舉純係“荒唐”,並藐視新“總統”。
其次借父喪壓先朝老臣。在蔣介石病逝後,蔣經國利用其父的偶像地位,做出“至孝感人”的樣子,一方面“悲哀跪哭,昏迷不省”,一方面抱病夜宿靈堂。報刊登出他“長跪致哀”的照片,又登出“求忠臣于孝子之門”的阿諛之言,並推論說:“由於蔣院長的恪盡孝道,我們更感到國家信託得人,他所領導的政府,必然是一個大有為的政府。”
可憐的嚴家淦,大約是因為沒有一個可以令他“恪盡孝道”的父親,剛剛當上“總統”,“政府”就已經由別人領導了。蔣經國深感自己地位還不夠固若金湯,故要報紙刊登他的舊作《我的父親》,還拿出蔣介石給他寫的一些字交給報紙發表。凡此種種,無非是想借他父親的聲威壓服先朝的“###”。同時,他又為爭取民心,每天早晨去中山紀念館向瞻吊其父的老百姓致謝。
再次,策動軍界對他宣誓效忠。“國防部長”高魁元、“參謀總長”宋長志均係蔣經國的親信,在蔣介石病逝後,高、宋二人明確表示對蔣經國效忠。同時與情報機構協同,嚴密注視社會動態,使蔣介石病逝後台灣的混亂局面與不安定情緒得以穩定下來。
空前“國葬”
嚴家淦在蔣介石病逝7個多小時後便繼任“總統”,時間之快為歷史僅見。嚴繼任“總統”後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特派倪文亞、田炯錦、楊亮功、余俊賢、張群、何應欽、陳立夫、王雲五、于斌、徐慶鐘、鄭彥茱、黃少谷、谷正綱、薛岳、張寶樹、陳啟天、孫亞夫、林金生、沈昌煥、高魁元、賴名湯等二十一名人員組成治喪委員會。與此同時,“行政院”宣佈三件事:1.自4月6日起,歷時一個月為“國喪”期,“國喪”期間停止娛樂、宴會及各項慶祝###(後改為4月6 日至17日);2.軍、公、教人員一律著素色服飾,並佩帶2.5寸寬的黑紗;3.蔣介石遺體停放國父紀念館五天,供民眾瞻吊。
4月6日淩晨2時,蔣介石遺體由士林官邸移至“榮民總院”。翌日,允許民眾瞻仰蔣介石遺容。在蔣介石靈堂四週插了八十八根蠟燭,正中供奉著蔣介石的巨幅遺像及遺囑。靈前有五個用索菊綴成的十字架,正中一個為宋美齡所獻,上款書“介兄夫君”,下款書“美齡敬輓”。
4月9日,蔣介石靈柩移至國父紀念館。移靈前,蔣經國親自為其父穿衣服,按照鄉例,給其父穿了七條褲子、七件內衣,包括長袍馬褂。遺體貼身包著絲棉,足著黑襪、黑皮鞋。胸佩大紅採玉勳章,左右兩旁佩戴國光勳章、青天白日勳章。蔣介石最喜歡讀的《三民主義》、《聖經》、《荒漠甘泉》和《唐詩》四部書也被宋美齡放在靈柩之中。另有氈帽、小帽各一頂,手套一副,手帕一塊,手杖一支。這些都是蔣介石晚年平日常用之物。一切料理就緒之後,才由“榮民總院” 移靈至國父紀念館。
移靈時,由於蔣經國在蔣介石遺體前一次又一次地“長跪致哀”,並且照片都登在報紙上,於是,他手下的一批人也就紛紛上行下效,率領他們自己的手下人在靈堂或路邊跪祭蔣介石。為了證明蔣介石得到台灣民眾的擁護,《中央日報》刊登了“省政府主席”謝東閔率各縣市縣長市長長跪蔣介石靈前泣悼的照片。在 20世紀70年代號稱民主社會的台灣,竟然出現了穿西服官員匍匐跪地“吊祭先王”的場面。
從4月9日起,嚴家淦和全體治喪大員輪流在國父紀念館為蔣介石守靈。其間,台灣當局不知出於何種心態,發表《告大陸書》,號召完成蔣介石遺願,推翻中共政權,同時繼續奉行貫徹蔣介石對大陸同胞的一切“保證”。
4月16日是蔣介石的大殮日,8時5分儀式開始。8時8分45秒,蔣介石靈柩的棺蓋放在7尺銅棺之上。
禮畢後,台灣當局還怕蔣介石不能升“天堂”,又在蔣介石的大殮日,輔以基督教儀式,由牧師周聯華為蔣介石主持了追思禮拜與安靈禮。周聯華在證道中引述了蔣介石的所謂“嘉言”:“忍受試練越深,讚美的歌聲越高。屬靈的奧秘祝福即在試練之中,豐盛的生命必須經過在狂風暴雨之中生長的。以信為本的人必定有一千次頂大的試練等在前面。”
其後,周聯華領讀經文——詩篇第二十三篇,讀啟應文。追思禮拜結束,響起聖樂,紀念館外鳴禮炮二十一響。接著,蔣介石的靈柩在執紼人員的護送下,停放在靈車之上。
靈車前面用二十萬朵深黃色的菊花裝飾,兩邊各有幾條白紼,車前挂青天白日“國徽”及鮮花十字架。靈車隊共由九十九輛車組成,由憲兵隊開道車引領,包括“國旗”車、黨旗車、統帥旗車、奉行蔣介石遺囑令車、捧勳車、遺像車等。車隊後面是宋美齡挽大型十字架,家屬隨其後。車隊載著兩千多名執紼人員緩緩駛向蔣介石靈柩的暫厝地——慈湖。
下午1時10分,安靈禮在慈湖賓館完成。蔣介石的靈柩停放在正廳中央的靈堂上。靈堂以黑色花崗石建造,長3.2米,寬1.8米,高1.43米。靈堂上鑲著青天白日徽,靈臺基層四週綴滿白色雛菊。正廳東側是蔣介石原臥室,房內一切佈置保持原狀。靠窗子的地方有一張深咖啡色的書桌,桌上有一架蔣介石生前使用的電話,大理石筆筒和一個白色的碗,書桌南側有一台黑白電視機,還有蔣介石的鴨舌帽與眼鏡,並排放在電視機上。北面靠墻地方有一個書架,放著蔣介石生前讀過的各種書籍,墻上挂著一幅宋美齡的畫。在臥室的茶几上,放著一張蔣介石生前用紅鉛筆寫的一張便條,上書“能屈能伸”四字。
安靈禮完成後,蔣經國對參加大殮的人員表示答謝說:“先君崩逝,野祭蒼哭,敬禮致哀,悲慟之深刻與虔誠之厚意,令人萬分感動。經國遽遭大故,哀慟逾恒,無法踵謝。惟有奉行遺命,鞠躬盡瘁,以報答我國同胞之至誠之厚望。”
至此,蔣介石的喪禮才算完結。此次蔣介石喪事排場之大,實為古今中外所少有。
[ 本帖最後由 Kick Off 於 2009-9-15 21:09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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