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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中國的都城呈現出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人們為各自生計四處奔波。無論我們聚焦于北宋的汴梁還是南宋的臨安,每一座都城都有超過百萬的人口。它們是帝國權力、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單就其規模和複雜性而言,世界其他城市恐怕無出其右。然而這些都城又是如何為我們所了解的呢?在大多數情形下,我們依靠宋代的文本。儘管其他數據(諸如描繪城市風景獨一無二的卷軸畫——《清明上河圖》、考古發現以及後來文本等等)有時也許能夠起到補充作用,但是我們所知道的大量情況,仍然來自於有宋一代的文字記錄。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北宋都城中的惡棍和乞丐,也許這是繁華背後的另一面。任何文化和時代裏的大型城市都既要面對城市貧困人群的問題,也要面臨有人故意恐嚇、蠻橫違法的麻煩。當我們審視宋代城市生活文獻是如何描述不同類型的“下層生活”時,就會發現一些有意思的差別。且看下面這段出自《東京夢華錄》的文字所提及的人物:“妓女舊日多乘驢,宣、政間惟乘馬,披涼衫,將蓋頭背係冠子上。少年狎客往往隨後,亦跨馬輕衫小帽。有三五文身惡少年控馬,謂之‘花腿馬’。用短韁促馬頭刺地而行,謂之‘鞅韁’。呵喝馳驟,競逞駿逸。”我們知道一些有關“花腿”的事。這是城市中一群年輕的惡棍,有份文本稱他們為“浮浪輩”。他們通過將自己整條腿,從臀部到雙腳,刺上文身,然後當眾展示,以此來表達對傳統和禮儀的輕蔑。
然而,令我們感興趣的並非是文身,而是“惡少年”綽號所包含的內容。這個綽號在當時其他文獻裏亦為人熟悉。“惡少年”一語形容那些年輕的惡棍,他們在城市中十分活躍,輕浮放蕩、污言穢語,對法律規範的漠視使他們臭名昭著。不過以上所引的文字把這類人描繪成自我賣弄,無意傷害別人,甚至還惹人憐愛的一群。他們為妓女駕馭馬匹,緊隨著從皇家金明池歸來的皇帝盛大的隊伍,看來似乎只是想憑藉在馬匹兩側來回騰躍和當眾獻醜,從而引起人群(尤其是妓女?)的注意。
其他文獻裏,“惡少年”的行為舉止卻產生出相當不同的形象。洪邁的《夷堅志》中有這麼一個例子。這件軼事與孟元老所述發生在同一時期,記載秦楚材(秦梓)在政和間于都城住宿旅館,“聞外人喧呼甚厲,盡鎖諸房,起穴壁窺之。壯夫十數輩,皆錦衣花帽,拜跪于神像前,稱秦姓名,投杯珓以請。前設大鑊,煎膏油正沸。秦悸栗不知所為,屢告其仆李福,欲為自盡計。夜將四鼓,壯夫者連禱不獲,遂覆油于地而去。”原來,是京畿惡少常常捕人浸在油中,烹以祭鬼。秦楚材差一點就被活生生地煮了。那群年紀輕輕的惡棍無賴居然聽說過秦楚材,還知道他下榻在哪家客舍,人生得“貌美”,而且也清楚他的姓名。這夥惡棍顯然絲毫不忌憚秦楚材的社會地位(其弟秦檜已經娶了前任宰相王圭的孫女為妻)。他們的行徑與謀劃都值得注意。我們可以推測,所有住在客邸的人大概都聽到了當晚外面發生的事,可是他們並沒有試圖聯合起來對抗那夥惡棍無賴。
事實上,至少在某些時期,這樣的青年團夥犯罪在城內大量發生。南宋王栐(?-1227?)寫的一部雜記裏再次提到這種惡棍,他們熱衷於聚眾賭博、屠殺牛馬以果腹、私自銷鑄銅錢、縱火、劫掠、姦淫和謀殺,被冠以“惡小無賴之人”。北宋早期,朝廷曾頒布過一條詔令,清楚地表明這類犯罪行為在都城開封府一帶很普遍。詔令明確規定了此類行為將受到斬首的懲處。但是據王栐觀察,禁令並未得到有效執行,依舊是“犯之者眾”。顯然,《夢華錄》傳遞了這樣一種騎馬護送妓女的“惡少年”形象,包括他們溫和又使人憐愛的模樣,是片面的。其他文獻資料則清楚地展現出“惡少年”氣勢洶洶和蠻橫放肆的形象,難得一見他們在《夢華錄》裏殷勤的樣子。
與“惡少年”一樣,乞丐也在不同的文獻中表現不同的形象。北宋都城吸引了大量貧困潦倒和體弱多病的人,還有“孤單”的人,包括孤兒、寡婦或鰥夫或其他上了年紀卻無任何親屬依靠的人。在一個完全依賴家族扶助的社會中,不少這些“孤單”的人成了乞丐,徘徊于都城的大街小巷。當時許多文獻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城市內到處存在著乞丐。
《夢華錄》描述的時期內,徽宗皇帝採取了空前的措施以應對汴梁的窮人問題,他創設了一整套完備的福利體系,下面有幾個獨立的機構,以解除汴梁窮人,甚至是全國窮人的苦難。第一家機構是“居養院”,為窮人提供食物和保護的收容所。第二家是“安濟坊”,為那些看不起病的人提供免費的醫療救治。第三家是“漏澤園”,為那些家境貧寒無以為葬的人和無主屍骨提供免費的墓地和服務。徽宗的公共福利體系擴展了數位前任皇帝建立的“福田院”。正如徽宗自己承認,原有的福田院在汴梁運作的規模很小,遠遠無法滿足城市裏所有窮人們的需求。
儘管徽宗做了種種努力,顯然也無法週全地照顧汴梁的窮人,仍然有許多人流落街頭,因為以後這些問題仍不斷在歷史文獻中反映出來。一條在1107年冬發佈的法令要求汴梁城市官員注意,目前只有寡婦、鰥夫、孤兒和那些完全無家屬的人才能接受居養院的照料,還有許多衣衫襤褸的乞丐,赤露在寒冷的天氣裏,“往往倒于街衢”。該法令要求把這類人集中起來,也送往居養院接受照料。另一條法令甚至詳細推算出乞丐的數量是二萬二千余人。即便晚至1125年,金朝入侵、汴梁淪陷的前一年,朝廷依然下令要求官員們關注乞丐問題。一位尚書省身份的某官員在給皇帝進呈的奏疏中指出,每年寒冬乞丐倒臥在聖上座駕行進的道路上,有目可睹。
整本《夢華錄》裏,乞丐只有一處被提及。可是在此我們只討論對乞丐的觀察。汴梁街衢上的人們似乎不大可能像《夢華錄》裏描寫的那樣,井然有序而且畢恭畢敬。恰恰著名的《清明上河圖》中出現了一個看來是乞丐的形象。周寶珠在他的軸畫研究裏認為這就是乞丐。他蹲伏在城樓門外街道的中央,行人從其身邊來往經過,乞丐蹲伏的姿勢很彆扭,大概是單膝著地,伸出一隻手,看來好像在仰望著馬背上的過路人。他是在乞討嗎?那個馬背上的人也正在俯看著他。事實上,他週遭的人似乎都在看著他,至於他們心懷同情還是鄙夷,那就難講了。《清明上河圖》往往被認為是汴梁理想化的形象,因此人們常常把繪畫的年代定在北宋滅亡後,把畫卷解釋為是畫家對淪陷的北宋都城的懷念(事實上我們尚不清楚這幅畫究竟是完成于金朝入侵之前還是之後)。如果汴梁真有兩萬餘四處遊蕩在街衢的乞丐,而我們看到畫作上卻顯然只有孤單的一個乞丐,那麼張擇端在這一方面確實並未充分呈現出汴梁的生活。不過,畫家畢竟給了這個乞丐顯著的位置,讓其出現在他這部分畫卷的中心,就在道路的中央。可是我們看到,不論是旁觀者還是街上的其他人,雖然都注意到了他,卻無人伸出援手幫助他。我們如果將他與孟元老筆下的乞丐進行比較,他較之孟元老筆下那些“亦有規格”(無論這意味著什麼)且不為眾人容許“稍似懈怠”的乞丐,無疑看來更加淒苦可憐,令人同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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