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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最后一名军统女特务讲述她的坎坷人生
2016-09-09 谈古论今看天下（《新快报》（2012年3月20日第T06版～第T07版），口述：王庆莲，采写：邓娟，原题：大陆最后一个军统女特务。）
对于“国民党军统局”，年轻一代可能不甚了了，他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对于双手沾满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鲜血、臭名昭著的“军统局长”戴笠、毛人凤，可能略微知情。然而，若是聆听大陆仍还健在的最后一名军统女特务王庆莲讲述她的军统特务人生，恐怕更是鲜为人知。
她谈戴笠：中山装的风纪扣扣得很整齐
她谈军统：不仅只搞反革命也为抗战出过力
发报机嘀嘀嘀作响的办公室里，译电科科员顾晓梦拿起刚译好的文件，经过女科长、情报高材生李宁玉审阅，又送到军机处处长手里。
切换到舞厅的场景，下班后的顾晓梦，穿着修身旗袍，在流光闪烁中旋转、欢笑。
这是电影《风声》的镜头。今年86岁的王庆莲没看过《风声》，却曾有过同顾晓梦相似的经历。
而她当时所在的，是比顾晓梦的汪伪特工部更正统、被美国人誉为“民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神秘组织：国民党军统局。
在军统局本部的三年，是王庆莲“最快乐的日子”，她认真工作，也流连舞厅。
戴笠（1897年5月28日——1946年3月17日），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市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在抗日战争中，戴笠和他领导的军统局为中华民国立下卓著功勋，由于其行踪不定、神出鬼没，他被美国《柯莱尔斯》杂志称为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
王庆莲的上司是破译珍珠港密电的军统女少将姜毅英，大老板是“特务头子”戴笠，第二把手是电影《建国大业》里姜文扮演的毛人凤，又一个漂亮角色。
然而人生的舞台急转，流光溢彩顿作凄风苦雨。
内战前离开军统的王庆莲，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成为镇压对象。劳役、羁押，发肤之痛和精神折磨，在一次求死不能之后，她鼓励自己：“国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都被批斗，我为什么不好好活下去？”
活到今天，虽然她早已平反并落实政策，采访前我还是想过她会有疑虑和戒备的可能。但见面之后，这位一生坎坷的老人，却流着泪对我说：姑娘，你能来太好了，你们要是能早几年来多好。
她如今晚年生活幸福，领有退休金，“共产党养了我31年，我从内心里感激”。
王庆莲已经是大陆仅存的有过军统首脑机构工作经历的女译电员。作为见证者，她对那一段历史的述说，或许亦如民主人士章士钊对戴笠的评价，“是非留待后人评”。
“大部分是江山人，不容易混进奸细”
我的身世怎么讲呢，太苦了。1928年4月出生浙江省江山县，不到一岁就没了生父，住在浙江省江山县的外婆家，才读了六年小学，日本鬼子打过来，什么都烧光了。我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1943年4月，我刚满15岁，什么都不懂，家里经济困难，无路可走了，军统局来江山招人，我妈妈给我报名。也是运气不好，一考就考上了。
当时抗战到了很紧张的时候，人不够才临时招的。我们4个女的，16个男的，没培训就大概在6月8日到了重庆。有10个人分到军统局本部译电科。
我和其他10人被送到磁器口造纸厂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因为敌机轰炸厉害，为了保护密码本，所以密本股设在乡下。
1944年4月，我调回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军衔是准尉，领少尉的工资。
毛人凤（1898年—1956年12月11日），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字齐五，浙江省江山县人。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戴笠死后继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毛人凤与李士群，徐恩曾，戴笠并称国民党为四大特务。
军统局第一把手戴笠和第二把手毛人凤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个处，一个秘书室，另外就是译电科。局本部大部分是江山人，不容易混进奸细。
译电科华南股股长王威是我舅舅，其他几个华东股、华北股、密本股的股长也是老乡。整个办公室都讲江山话，别人也听不懂。因为可以看到情报，很多人想调过来，也有共产党混进军统局，想调来译电科，很难。
我们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工作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2小时。华南地区的电报，都由我们译，当然是什么情况都有的，但主要关于日本人的多一些。密码都是数字，不能直接译，要先做减法，再去翻不同的密码本，有的很复杂。我文化程度低，不得不更努力。虽然股长是我亲舅舅，但他对我很严格，译不成文打回来重做，任务完不成就加班。
“戴笠给我的印象，比较正派”
戴笠这个人，很神气，说一不二。我们不叫他戴局长，都叫戴老板。小小声说一句“老板来了”，大家赶紧老老实实地干活。
老板很讲究仪表，他的中山装风纪扣扣得很整齐。军统局的工作人员，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浅蓝色旗袍，有一次总务处发下来一套军便服，有个女同志—我们也都是称同志的，她穿了，给戴老板看见，马上下令总务处收上去了。
老板对自己也严格要求。每个礼拜一上午，他只要人在重庆，都会来局本部做纪念周。他在上面讲国际形势，有时忘了叫我们“稍息”，我们就笔直地站几个小时，他在台上也是站几个小时。
我们的礼堂也是饭堂，做完报告就在那吃饭。八人一桌，老板也同吃，荤菜就是牛肉丝炒地瓜。
在我印象里，戴老板还是比较正派的，不像现在说的阴险毒辣的人。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话说得对不对，但我接触过他，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上个月我到江山的戴笠故居，有个民主人士叫章士钊，他是毛主席的好朋友，给戴笠写过一副对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我看见那个对联，真是不舍得走。戴笠这个人厉害是厉害，但有坏的也有好的。包括军统局，军统局不是只搞反革命工作，也为抗战出过力的，抗战中牺牲了一万八千人，对日情报、暗杀汪精卫，都出过力气。
我前几年看到一本书说，戴笠后来飞机失事是蒋介石派人害他。我们心里不这么想。我见过蒋介石两次。军统局每年4月1日都要开“四一大会”，纪念那些为军统工作死了的人，工作死的和生病死的，每个人的照片挂在礼堂上，把家属接过来悼念。
1946年3月17日戴老板遇难，那年的“四一大会”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来了。蒋介石穿军服扎皮带，大披风，很威武，他走进来军乐队奏响，我们都鸦雀无声。
当时蒋介石在台上讲话喉咙都哽咽了，心痛戴笠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没有了。从前老板去见蒋介石，都不用预约的，警卫一通报，蒋介石就用浙江官话说，哦，雨农（戴笠的字）啊，进来进来。蒋介石很信任老板。
军统女特务不浓妆艳抹，涂口红也被记大过
军统局纪律严，我也犯过错误，不像电视里演的那样浓妆艳抹。
那天我还在上班，组长姜毅英，她是军统里面惟一的女少将，也是江山人。她走进来，叫了一声娜尼鬼（江山话：小姑娘），外面有张通告你看到没？我跑去看，上面写女同志不准抹胭脂涂口红。我很生气，这不是说我吗？就给撕下来了。
姜毅英，1908年5月出生浙江江山，军统局少将处长。1932年高中毕业考入浙江警官学校，毕业加入军统，长期从事密码破译等情报工作，曾侦破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1949年从上海去台湾，1957年退役后担任过小学校长。2006年在台湾去世，享年98岁。
我年轻时很欢喜打扮，用口红把嘴巴抹得很亮，眉毛也修得很齐整。我身段好，旗袍都要求比人家裁得更合身，给我们做衣服的人见了我就头疼。
我又活泼，蹦蹦跳跳的，说起王庆莲，军统里的工作人员都认得。姜组长对我还挺妒忌，因为江山人都跟我很要好。
姜毅英知道我的脾气，故意让我去看通告，她知道我要惹事的。最后大概因为我是江山人吧，上面没关我，记大过处分一次。
军统局规矩很多，我们有个证章，带出去坐车看电影都不要钱，但我们从来不用，因为上面查到要处分的。
我真正尝到做人的滋味、最快乐的就是那三年。每个礼拜有半天休息，就去看电影，有美国片《出水芙蓉》，苏联片记不清了，还有周璇的《马路天使》《十字街头》。
我跳交谊舞最早还是跟电影演员学的。我为了晚上不上班，白天就拼命完成任务，晚上偷偷跑到胜利大厦的舞厅，有个著名电影演员叫王豪，他来请我跳舞。我说对不起，我不会跳，我是来看看的。他说不会就学。我把他一双白皮鞋都踩黑了，他也不怪我。
后来跟几个女朋友一起跳，在舞厅不可以男的跟男的跳，但可以女的跟女的跳。我就跳男的角色。这些事给局里知道要被关禁闭。我们不可能和外面的人谈恋爱，跳舞认识的几个女朋友，也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工作。
军统局最先得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
1941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这个情报是军统局先得到，译电科科长姜毅英译出来的。那年我还没去，1943年我进去了后，译电科的人还很得意，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是我们先得到的，老板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跟美国人说了，美国人还不信。最后证实了，美国人才相信戴笠的办事能力。后来成立中美合作所，美国那边的梅乐斯还跟老板回江山，和老板的母亲拍照纪念。
说到中美合作所，其实就是搞情报的，离白公馆很近。我去过，根本不是什么人间地狱。中方的主任秘书潘其武，我记得很清楚。1945年“四一大会”我去做招待员，那里都是美国人，美国人欢喜跳交谊舞，戴笠还跟他们一起跳，他其实跳不来。美国人很有礼貌，并没有什么非礼，完了还开吉普车送我们回去。
我学会跳舞，军统局规定不准到外面去跳，但重庆有好几个舞厅，我都去过。我年纪小，性格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偷偷去。别人看到了，说小鬼，被发现要给你抓起来的咧。我说，抓起来再说嘛。
那时候抓起来也没关系，就是关半个月。渣滓洞你总晓得的吧，其实我们军统局的人犯了错误也是关里面。译电科一个同事，拿了别人的东西，要关三个月，找到我说，小王，你帮我送短裤来。我就送过去了。也没有什么严刑拷打的，三个月后出来就上班了。
在军统局，男女之间谈恋爱可以，但抗战胜利前不准结婚。有一对驻外地工作的，他们偷吃了禁果，女的怀孕了，肚子大起来了，军统局把他们调回局本部，男的关起来6个月，也是渣滓洞。
那女的叫蒙幼云（音），她就一直哭，我说，傻瓜，你哭什么，他关六个月，放出来军统局不就承认你们是夫妻了。后来，他们果真承认了他们的夫妻关系，就一直在局本部工作。
军统继任者毛人凤，没有姜文演的那么神气
我贪玩，一个月的工资半个月就花完，只好借，大家都没有呀，怎么办呢？我就去找会计室预支，要毛人凤批字，他那时的秘书室还没我现在这个小房间大。我去问毛先生在不在，到门口喊个报告。他说娜尼鬼，你干什么？我说我钱用光了，他就给我批。
前两年有部电影叫《建国大业》，姜文演毛人凤，很神气。其实毛人凤这个人不严厉，没戴老板厉害。我在军统局看到他，他穿的也都是中山装，没有电影上那么华丽。
有一次开“四一大会”，毛人凤旁边坐的蒋介石的侍从，也是江山人，我当时做招待员，毛人凤看到了，就跟那个人说，喏，那个娜尼鬼，也是家乡人。
军统局一共就两辆小车，一辆是戴老板的，另一辆给毛先生这些大官，谁出门就谁用。有一次参加老乡的婚宴，我傻乎乎喝得晕头晕脑，毛先生就让司机开车送我先回去。
毛人凤比较随和，戴老板生气要打人，他就去劝。我在军统局一共呆了三年零几个月，走时也是找他请的假。
说起来，我走也是姜毅英的原因。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军统局的工作人员分批坐飞机回南京。我工作表现不好，姜组长不让我早回去，我就约了6个同事，自己搭汽车、火车，1946年7月才回到南京局本部报到。
姜毅英吓唬我，说娜尼鬼表现不好，把你关起来。我怕了，就想赶快走吧。
第二个月姜毅英去上海同美国归来的未婚夫完婚，虽然她跟我关系不大好，但军统局女的少，她也没有别人做伴娘，就叫我去。一星期后我回来，趁着她出去度蜜月，我就打了长假的报告，直接送到毛人凤局长—当时戴笠已经死了，军统局改叫保密局。
毛局长问我，你为什么要走，我说我年纪小，妈妈不放心。他就批准了。我于是回到老家吃老米饭去了。
1949年军统局撤到台湾去，他们还叫我，娜尼鬼，你跟我们一起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了我妈妈怎么办？后来，肠子都悔青了。
“运动开始了，我是反革命”
1946年8月，我离开了军统局。内战刚爆发，那时国共正在和谈。可是后来划了反革命，我心里觉得很苦。我在军统局就是坐办公室，译电报，没开过枪，没杀过一个人。
运动开始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清反革命”，“整风”，“文化大革命”，一个接一个，我们这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就像在风口浪尖上的小船，随时都可能沉没。
1951年“镇压反革命”，我24岁，是镇压的对象，我把我的历史一点不保留地向杭州公安局交代了。我先是在杭州白肉市场工作，后来又到粮食局，那八年间，一直战战兢兢，唯恐丢了饭碗。
1958年杭州的政治清理运动开始了，上面点到我的名字，很好笑，他们要我“自愿”申请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我那时已经和杭州公安局的前夫离婚了，第二任丈夫是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也是“右派”。没办法，我们下到杭州郊区的塘栖镇去了。
送到乡下，给我们安排的房子，前面是羊圈，关着羊，羊圈后面堆着柴火，我就在柴火堆空的地方搭张床，床的后边又是羊圈，就这样与牲口为伴。
那天晚上在食堂买了晚饭，回到那个“家”，我哭了，我才30岁呀，就这样完了。
那里是水乡，去劳动都要划船出去，我五岁的孩子扔在家没人管。冬天去很远的地方修水利，晚上就在当地农民家的地上铺稻草睡，只有我一个是女的，我觉得很屈辱。
求死不得，那就求生吧
苦难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文化大革命”时期，真是生不如死。在我一生中，这是最黑暗的一段。
我是军统特务，当然是首要批斗对象。有一次我看到报纸上登着陈毅副总理讲的几句话，随口念出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全部要报。”因为这几句，他们把我关起来了，白天黑夜地审问，问不出名堂就动武，每天不是打就是骂。一天晚上叫我立在凳子上，把我的手反绑起来吊在梁上，再把凳子抽走，用木棍左右开弓打我。我没求饶，只喊了一声：“毛主席救救我！”
不让睡觉，只要我眼睛闭着，他们一脚踢过来。想到晚上得挨打，我就哆嗦，求生不得，那就求死吧，趁看守的人打扑克，我一头扎进屋旁边的鱼塘，被发觉了，一个男的下水抓我脚，我用力一瞪把他的牙都踢出血，结果还是被他们拉上岸。
换湿衣服的时候，当地的大娘看到我腿上没一块好肉，都掉泪了，我叫她别哭，被他们看到也是要打的。我自己不觉得痛，麻木了。
身体的苦没什么，精神折磨最难熬，我丈夫、儿子在跟我相隔一百米的地方，但我们不能相见。
挂牌子、戴高帽、游街，站在凳子上说自己是反革命军统特务。有一天游街回来，我吃不下饭，我躺在床上想，你们是爹生娘养，我也是，何苦这么对我呢？
但后来我坐起来，我对自己说：国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也要挨批斗，我算个什么东西，我为什么不好好活下去？
我就是破罐破摔了，已经在地狱里，死也没什么可怕，不如勇敢一点。江山人脾气倔，军统的江山人，脾气更倔。我下到农村改造23年，还是很倔强，他们叫我招认，叫我揭发别人，我从来不招，没有的事情我绝不随便讲。
“大陆除了我，没有人了”
很多事情讲不清，凡在军统就是作恶多端吗？没办法，讲不清。
我后来想，那段时间，社会不知道要倒退几十年。51年“镇反”，53年“三反五反”，55年“肃反”，死了很多反革命和资本家。57年搞“整风运动”，搞“大鸣大放”，要知识分子把心里话说出来，许多大学里的教授提了意见，结果划成右派，埋没了多少人才。
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到了“文革”，“四人帮”，狗咬狗，你不揭发别人就算互相包庇。一个跟我一起下放的大学教授，我是打就打，我不招，但他苦头吃不住了，说他有一支枪，丢在鱼塘里。其实没有的事。他趁人不注意逃到儿子那里，他儿子大义灭亲，给送回来了。
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一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我老公先平反了，那天晚上我们夫妻抱在一起哭，总算熬到头了。
我是1981年落实政策的。我还是感谢共产党，在乡下的23年也给我算了工龄，到现在我退休31年，共产党养了我31年，晚年生活能平平安安过，我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我这一生对不起四个人：我妈妈，我没能给她养老，她反过来还得帮我养儿子；我的三个儿子因为我，一个只读到初中毕业，一个小学毕业，另一个小学都不能读完。我后来问小儿子：从小妈妈不能管你，你恨妈妈吗？他说，不会。我心里才好受一点。
这些事，我从前不敢讲。1957年我看到一本写军统的书叫《人间地窖》，说到每年军统开“四一大会”工作人员做招待员，其中有王庆莲。我看到那里心都寒了，不敢看下去。现在我很想看到这本书，可惜没处找了。译电科在台湾还有几个男的，大陆除了我活着，没有人了。
哎呀，人生就是这么回事，转眼之间，我也会很快离开这里了，85岁了，还有几年？现在有关爱老兵的朋友们关心我，我感到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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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6-9-10 01: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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