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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征服支那，必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这段猖狂的侵略“宣言”，出自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炮制的这份《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历来被看做日本侵华的“纲领性文件”。
八十多年前，一位爱国志士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份日本机密文件公诸于世，使世人得以窥见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
日本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但无法解释这份1929年就已被公之于世的文件何以能准确地“预告”后来发生的一切。从侵占中国东北，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再到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的每一步都按照这个文件的规划实施进行。
直至今日，日本仍不承认《田中奏折》。这并不奇怪，就像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诸多战争罪恶不被承认一样。即便是对那场荼毒亚洲的战争，仍然有日本政要不承认其侵略性质……
被日本否认存在的这份侵略大纲，究竟是如何大白于天下的？
“大饼”藏密信
1928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日籍华人蔡智堪在东京的家中宴请中野正刚等日本政界要员，几杯中国的“五加皮”酒下肚后，大家相谈甚欢。
席间，蔡家的佣人向蔡智堪呈上一个从沈阳寄来的小邮包。
蔡智堪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枚中国点心，在日本称为“大饼”。
在座的中野正刚打趣说：“中国的大饼转赠我如何？”
蔡智堪一阵大笑后说：“饼非烹过，食之有害。”拒绝了中野正刚的要求。
蔡智堪活跃于当时的日本政商两界，一向豪爽大方、不拘小节，这次却为何吝啬一块小小的点心？
蔡智堪是中国台湾苗栗县人，早年在日本经商，积累了丰厚的财力。根据他儿子蔡咸源的回忆，他们家在东京有非常豪华的别墅，经济上十分阔绰。
而在成功商人的公开身份之下，蔡智堪还从事多年的“秘密工作”。
蔡智堪童年正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的历史时期，让他亲身感受到受人欺凌的民族不幸。他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同盟会的活动，对同盟会进行过大量财力和情报上的支持。为隐藏情报，蔡智堪将自家的楼梯栏杆掏空，将情报藏于其中。
根据蔡智堪在回忆录中的叙述：“我自清末亲奉总理孙公指示，在日本办理民国外交。1924年我和李烈钧先生合作，迎接总统赴大阪，完成某项外交工作。以后李先生嘱我多多为‘满蒙问题’尽力。”
对宴席上收到的中国点心，转送给日本人没什么舍不得的，但是那块点心的包裹上写明是来自中国沈阳，这让蔡智堪不能等闲视之。他与中国沈阳有着秘密联系，小小的点心内藏玄机。
散席后，蔡智堪把“大饼”拿到隐蔽处切开一看，果然，其中有一张钢笔写成的“手书”：“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
“树人”是王家桢的号。而王家桢当时的身份，是张学良领导的“东北保安总司令部”的外交秘书办公室主任。这个办公室的主要任务，就是处理对日外交事宜，搜集日本对华政策，特别是日本对东北政策的有关情报。
王家桢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负责东北军对日本外交，常来东京；蔡智堪也经常因经营大豆贸易而常住东北，两人结识多年，关系十分密切。
多年以来，蔡智堪通过王家桢的关系，把关于满蒙问题的重要情报提供给张学良，而王家桢每次到东京办事，也都下榻到蔡智堪经营的蔡丰源行内。
1928年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军炸死。正是蔡智堪向王家桢提供了来自日本的关键证据，令张学良把杀父之仇的指向落到了日本人身上。
但是这次的任务，让蔡智堪有些为难。
王家桢密信中所说的“田中首相奏章”，在英美等西方国家都有传闻，在日本自然也有很多传闻，但仅仅是传闻而已，从来没有见诸公开的媒体报道，更别提政府文件的公开文本了。
蔡智堪与日本政界中人十分相熟。
在1927年至1935年间，旅居日本的华侨在东京办有日华杂志社，其经济支持都来自蔡智堪，他也由此结识了很多日本政界要员。凭借雄厚的财力，蔡智堪甚至能给一些日本政界朋友提供经济帮助—类似现在所说的“政治献金”，因此和不少日本政要走得很近。
而即便是这样，蔡智堪也从未听日本政要们向他提起过“田中首相奏章”。尽管他也有所风闻，但传闻中对“田中首相奏章”的内容也不甚了了，大概只听说涉及日本对中国政治外交基本方略，具体内容则只是猜测。
密信中提到的“田中首相”，是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所谓“田中首相奏章”的出处，是他就任之初召开的“东方会议”。那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
不被记录的6天
1864年，田中义一出生于一个日本下级武士家庭。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开始，田中义一便接受正统的军国主义教育，素以“不读书”闻名的田中义一步入军界后，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及整建军队中，屡露奇才，并依靠其特有的钻营之道入主政坛，成为日本第26任首相。
考察田中义一的履历可以看到两个主题，一是中国，一是日本陆军。这两个主题联系起来的结果不言自明。
这是一个军人出身的日本政客，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也是他在日本内阁陆相、日军参谋次长任上策划提出的。
田中义一出任日本首相，他提出的对中国的政治外交方略不可能是和平友好的，只会是不断膨胀起来的对华野心。
实际上，日本军国主义者觊觎邻国的领土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中叶日本发生明治维新时，明治天皇就曾申明天皇政府将“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增强，对外扩张的野心也急速膨胀，几乎所有的日本政界精英都主张向中国扩张，首先是台湾和朝鲜，然后就是满洲及整个中国。
1890年12月，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公开阐述了“利益线论”，直接推动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在这场殊死较量中，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与日
本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凭借从中国获得的巨额赔款，在20世纪初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亚洲经济强国，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自此也愈发膨胀。
1904年到1905年间，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进行了一场战争，从俄国人手里夺走了东北南部的殖民权益，得到了长春到大连的铁路控制权。
无论是中日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田中义一均亲自参与。而在他1927年4月被任命为首相时，恰逢日本国内发生金融危机，政治、经济两方面均陷入窘境。当时，中国国内正处于北伐战争时期。2个月后，审时度势的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
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档案记录，“东方会议”一共进行11天，但有档案记录的却只有5天，另有6天时间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召开的。这6天的会议何以秘而不宣，当时的人们不得而知。
在会议召开之前，田中义一曾找到自己的心腹—外务次官森恪进行了秘密磋商，希望森恪能制定一个详细的“大陆政策”。
森恪很快找到当时的“中国通”、参谋本部的铃木贞一，以及常驻中国的职业外交官吉田茂共同商议。1940年，铃木贞一在《森恪》一书中透露了他们制定满蒙政策的内容：“这个方案，就是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成为另一个地区，使日本的势力进入这块土地。”
在“东方会议”上，对于侵华策略有两种主张，部分日本政坛元老提出“内科方法”，即以外交的、经济的手段维护和扩大日本在中国特别是东北的权益。而日本
政坛“少壮派”，特别是已经实际控制了日本政局的军国主义分子则主张用“外科方法”，即用军事手段对中国进行侵吞。最后，田中综合了两种侵略手段，汇总成
《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
按照当时的日本政治流程，东方会议结束后不久，田中义一把《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用奏折的形式呈送给日本裕仁天皇，亦即后来所谓的《田中奏折》。
这份“侵华计划”的重中之重是实施《满蒙铁路计划》。
从军事角度讲，铁路既是战略机动途径，也是支撑战争的战略动脉。田中内阁很快确定了5条铁路线：包括吉林—会林，长春—大赉，昂昂溪—齐齐哈尔、通辽—开鲁铁路和新丘运煤线。
为尽快获得铁路的运营权，田中内阁派人找到由他们一手扶植起来的东北军阀首领张作霖，逼迫他签署新的铁路修筑权协议，以及其他权益要求，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要求遭到了张作霖的拒绝。
“东北王”张作霖于是被视为日本挺进东北的绊脚石，在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人炸死。
田中义一在皇姑屯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目前多有争议。
田中义一与张作霖关系甚深。日俄战争期间，还是马贼的张作霖被日军以俄国间谍罪名捕获。要被枪毙的关口，陆军参谋田中义一向福岛安正少将请求，将张作霖从枪口下救出。20多年后，张作霖成了中国的东北王，田中义一也成了日本首相。
皇姑屯的夺命爆炸让田中义一极为震惊，他给“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写信称：“一切都完了。”并大骂皇姑屯事件的制造者河本大作：“真是混蛋! 简直不懂为父母者之心!”
也许田中义一确实是反对炸死张作霖，但这不会让他对侵略中国置身事外。他和河本大作的分歧仅在于侵略中国的具体方式和节奏把控。而皇姑屯事件也显示出，比田中义一还要狂热的日本少壮派军国主义分子进一步掌控了日本的走向，甚至已经不受日本内阁的控制。
张作霖被炸死的这一天，正好是张学良27岁的生日。家仇国恨让他更明白日本的企图和野心，也更需要进一步认识父亲的“救命恩人”田中义一。
于是，张学良交给了王家桢一个重要的秘密任务：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奏折”的全部内容。
此时已进入1928年的夏天，众多国际间谍、媒体记者聚集在东京，他们的目的和张学良一样—为了传言中的“奏折”。
东京警视厅为此增加了外事警察三千名，严密监控外国人在东京的一举一动，并在海军省内新设间谍组织，由海军大臣冈田启介主持实事训练。
蔡智堪一时也一筹莫展，虽然在日本经商多年，累积了深厚的人脉资源，并与日本政坛上许多重要人物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获取《田中奏折》这样最高机密的原件内容，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况且他已经加入日本国籍，万一事情败露，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田中的“反对派”
蔡智堪想到了自己在日本政界的两个“老朋友”：床次竹二郎和永井柳太郎。
床次是前内务大臣，反对田中的民政党人；永井则是田中内阁的外相。以这两个人的身份，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田中奏折》。
床次和永井都是蔡智堪的多年老友，蔡与二人在金钱上多有往来。他后来在《我获取田中奏章的经过》一文中说：“原来日本政党首领都是很穷的，对外又不能不
讲排场，开销很大，尤其床次、永井和牧野伸显伯爵等人，都有鸦片烟和五加皮酒嗜好，这是中国式玩意，只有我能源源供给，所以大家相处很好。”
上世纪20年代末的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历史学家沈予在《日本东方会议和田中义一内阁对华政策—评》中详细解释了当时日本政界的各种矛盾。
事实上，昭和初期，日本有主张“强硬外交”的政友党与实行“协调外交”的民政党之间的矛盾；有维护天皇“万世一系”的皇权的元老及其同盟者与干预天皇统治的军部之间的矛盾。田中内阁上台后，更有元老西园寺公爵同民政党站在一起反对田中对华实行武力外交政策的矛盾。
“东方会议”后，田中义一同军部携手大力推行对华侵略政策，使他们和民政党以及保守派的矛盾日益激烈。
于是，精明的蔡智堪决定，利用这些上层政客之间的矛盾。
永井是田中内阁的外相，也是距离《田中奏折》最近的人之一，蔡智堪首先想到了他。
根据蔡智堪后来的回忆，他当时先找到永井，向永井提议，要永井拿出“奏折”，在蔡自己主持的《日华》杂志上发表，借以“发动舆论，一心向满蒙跃进”。
尽管蔡智堪已经加入日本籍，而且是在日据时代的台湾、日本两地长大，但《日华》毕竟还是华侨主持的杂志，永井不能确保这个杂志能为日本“一心向满蒙跃进”鼓与呼。很自然地，永井拒绝了蔡智堪的提议。
于是，蔡智堪转而找到了床次。
床次已经不在日本内阁之中任职，但他是田中义一的“反对派”，更有可利用的机会。
在一次宴请上，蔡智堪劝说床次：“为了民政党要打倒政友党，应该揭发《田中奏折》所持武力占领满蒙政策，该政策必将招致中日绝交，两败俱伤。”
这番话成功地戳到了床次的软肋，他当即对蔡智堪说：“你如果必要其物，我当为你打听线索。”
过了没几日，床次回复蔡智堪说：“保皇党元老级认为田中武力吞并满蒙政策，终将激起军人革命，危及天皇万世一系，正急于破坏田中的政策。但如由天皇或元
老直接干涉其中，必要引起少壮军人革命。元老中现正在进退两难阶段。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谋取田中奏章，颇有成功的可能性。”
同时，他要求蔡智堪准备上等的中国菜和五加皮酒，作为他宴请元老之用。
蔡智堪立刻邀请了一位姓崔的厨师，此人曾长期给梅兰芳做饭，手艺非常好。蔡智堪给他5000日元，预备了最上等的中国菜，在床次的府邸内开席，宴请元老。
床次在席间致辞说，田中武力吞并满蒙，终必引起国内革命，危及天皇。
这个言论震动了全场，蔡智堪也在席上极力附和床次的说法。
床次的宅邸之宴过了六七天后，床次对蔡智堪说，“内务大臣牧野伸显伯爵表示，中国政府如果敢将田中奏折公表国际，保皇党方可利用英美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政策。中国如能承允这一点，牧野密许你去抄写。”
得到这个消息，蔡智堪十分兴奋，他立即把牧野提出的条件函告王家桢。
又过了四五日，他收到了以“王川”名义电汇给他的5000元，并有一张电文：“病床费5000元奉返（此指床次宴客费），其病如要至欧美医治者，余担保负责。”
王家桢隐秘地表达了张学良的意思—答应牧野的条件。
蔡智堪马上叫上床次一起将电报带给牧野伯爵看，牧野见到电报非常高兴，拍着桌子说：“皇位可保全，我的老命又可延长了。”
他问蔡智堪，敢不敢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日本皇宫抄奏折？
对于这个极其大胆又有生命危险的计划，蔡智堪几乎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于是在1928年6月的一个夏夜，打扮成补册工人的蔡智堪，秘密潜入了戒备森严的日本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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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5-6-11 09: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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