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放过日本头号战犯

無悔

蒋介石为何放过日本头号战犯
2015-04-14 腾讯大家．文/刘柠（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艺术评论者）



摘要：一方面，蒋对日本抱有某种特殊情结，另一方面，在触及国家层面时，却不得不抑制自己的情结，对日本保持警戒，内心的张力不可谓不大。


日本学者认为，作为知日派的蒋介石虽然不乏深刻，“但蒋实际目睹的日本到1927年戛然而止。对后来日本的急速军国化，不仅是政治，包括世道人心也参与了共同开创一个 ‘暗黑昭和’时代的状况，恐怕连想都没想到。蒋话语中的所谓‘无辜人民’ 论应该也是这种时间差（Time-lag）的产物。充满阳光活力的明治和具有一定自由思想的 ‘大正民主’ 时代，成了中国创设近代国家的一个摹本”。

从孙文到蒋介石，两代民国领袖战略思维中最重要的共通项，即联日抗列强。早在1917年，孙文就在《中国之存亡问题》一书中指出：“中国欲求友邦，不可求之于日美之外” ； “日本与中国之关系，实为存亡安危两相关联，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即使到了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夕的1934年秋，蒋介石似乎仍未放弃联日的幻想，在由他亲自口述、陈布雷笔录的著名策论《敌乎？友乎？》中如此写道：

……

“日本终究不能作为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终究必须与日本携手合作。这就是为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彻底打算的结论。”

……

但时隔十七年，彼时之日本，早已不复是昨日之日本，其觊觎中国的野心日趋表面化，欲壑难填，步步紧逼，作为最高军事领袖的蒋介石自然再清楚不过。但他仍以自己的影响力，试图在日本国内唤起舆论同情及对军阀 “无知” 与 “野心” 的反制，以软化军部等对华强硬派的立场，打碎其侵略的 “妄念”。为了向日本传递“和平”信号，甚至不惜将此前所谓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的方针自我贬损为 “无为无策”。顾及中国国内的反日民族主义声浪，此文在发表时，听从陈布雷建议，署了徐道邻的名字。


【战时“以日为师”】

一方面，蒋对日本抱有某种特殊情结，另一方面，在触及国家层面时，却不得不抑制自己的情结，把日本当成对中国有领土野心的潜在敌国，并时刻保持警戒，内心的张力不可谓不大。如1927年5月，济南 “五三惨案” 发生后，蒋介石从5月11日起，在日记中开始称日军为 “倭军”，称日本为 “倭寇”，直至1943年7月9日，准备参加开罗会议时止。

“五三惨案” 周年之际，他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做了一场 “誓雪五三国耻” 的演讲，公开呼吁：“凡是中国人，凡是我们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不能忘怀的。如果这种耻辱一天不洗雪，中华民国便没有一天能够独立。” 但同时，蒋却不忘叮嘱士官们：

……

“须知我们报仇雪耻的敌忾心，绝不能暴露出来，我们所有吞敌的气概，非到最后关头，是不能有一点流露的，因为那将徒然为敌人所忌，要来对我们再下毒手。”

……

作为一国领袖，居然纠结、隐忍到这个份上，用心之良苦，盖因没人比他更清楚中日实力对比的状况，用台湾历史学者黄自进的话说，“在他看来，敌我势力过于悬殊，如过早轻举妄动，恐遭致毁灭。卧薪尝胆，厚植国力，才是他的衷心所盼”。

尽管如此，事实上，到了 “七七事变” 之后，蒋介石对日政策的主轴，已经从 “九一八事变” 之后的 “备战” 论，调整到了 “应战” 论。可应战归应战，蒋仍未改 “以日为师”、向敌人学习的初衷。如1940年2月22日，蒋介石在主持柳州军事会议开幕训词时，当场分发了三种文件，一是蒋自己定稿的《抗战手本》，其余两种均为日军文书：一为大本营陆军部编纂的《士兵须知》，二是日军从桂南九塘战场撤退时所张贴的《避还九塘》之布告。



（图注：1937年的蒋介石庐山讲话：战端一开，即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抗战守土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在训词中，逐条解读了《士兵须知》的主要内容。其中的第十条——所谓 “爱怜没有敌意的中国民众”，明显是日军的统战伎俩，细则中举出中国是一个 “顾全面子” 的民族，要求日军与中国人来往时，务必满足其顾面子的虚荣。对此，蒋呼吁国人今后务必求实，不可再沉迷于虚荣，以免为敌人所趁。说白了，蒋之“应战”论，其实亦无非是师法日本，以求超越日本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完全是其一贯的日本观之自然延伸。


【战后“以德报怨”】

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在宣布日本接受投降之际，发表了题为《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的谈话：

……

“正义必然战胜强权” 的真理，终于得到了他最后的证明。……我们中国同胞必知 “不念旧恶” 及 “与人为善” 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到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

此即著名的 “以德报怨” 演说。但演说中通篇并无 “以德报怨” 的表述。所谓 “以德报怨”，其实是日本新闻媒体在报道谈话时所拟的题目。虽然不无 “标题党” 的意味，却很好地概括了谈话的主旨，也得到了蒋本人的认同，并成为战后中华民国对日宽容政策的代名词。

蒋本人作为抗战最高领袖，当然深知中国的所谓 “胜利”，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美国的援助和参战，二是战略得法——即 “以空间换取时间”，使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中国得以走出独立抗日的困境。而在军事上，中国并没有战胜日本，充其量算是 “惨胜” 而已。正是出于这种基本认识，蒋对日本释放出 “不念旧恶” 、 “与人为善” 的信息，甚至从自身的基督信仰出发，呼吁国人 “待人如己” 、 “要爱敌人”。其所谓 “无辜人民” 说，实际上构成了后来共产党政府所主张的 “少数军国主义分子” 和 “广大日本人民” 的两分法之理论内核及先声。

蒋之 “以德报怨”，不仅是一种 “胜利者” 的姿态、一个说法，而且有明确的政策内涵。具体说来，主要有四点：1、维持日本天皇制；2、反对列强瓜分日本；3、善待日本在华军民；4、反对报复性战争赔偿。

四点之中，有些是美国主导的，原则上，中华民国只有建议权。如开罗会议前夕，罗斯福总统曾就 “战后是否应该废除日本天皇制，征求蒋委员长的意见”。蒋明确表示：“此将牵涉到日本政府的组织问题，为了避免在国际关系上犯了遗恨千载的任何错误，这个问题应该留待战后由日本国民依照自身的意思来决定。” 结果蒋所代表的中华民国立场成了在天皇制存废问题上的重要参考，不仅开罗会议上，天皇制问题根本没被列入议题，搁置讨论，存废问题留待日本国民自行决定成为盟国间的共识。

在对日占领问题上，由于蒋的态度 “消极”，最终的占领遂由最初四盟国分割占领方案调整为事实上的美国单独占领方案。遏制苏联的战略野心，是蒋的主要考量。多年后，蒋经国曾披露过国府 “消极” 应对美国派兵占领日本动议背后的秘辛：

……

当时，美军曾经洽请我国派遣占领军，我们如果照办，当然不会有人反对，可是苏联也就会坚持主张其为交战国，应有权利派兵进驻。这样一来，则日本便会像东西德、南北韩之形成分裂，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局面，为此，我们乃建议由美国一国的军队占领日本。

……

在日军及日侨遣送回国问题上，国府的应对异常高效，极其成功。日军投降后，包括军人在内，大陆有逾230万日人亟待遣返。按当时中国的船只运力测算，全部遣返至少要花十年时间。但国府调动一切可资调动的资源，并取得了美军的支援，竟然仅用十个月就完成了遣返工作，其效率之高，甚至令日本国内口岸的对接和接收体制捉襟见肘。据当时在汤恩伯麾下负责上海地区日人遣返的曹士澂少将回忆，美军限制乘船者的托运行李在20公斤以内，但曹据理力争，争取到30公斤的额度。

另据《大公报》记者曹世瑛在塘沽现场的报道，“实际上每一日本军民大约可带50公斤行李回国，其中包括日常用品，还有7天的干粮”。在战后初期，日本国内粮食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从中国战区归来的军民，因每人至少能携带30公斤行李，生活反而显得比本土的人还要从容一些，仓惶患难中的归国者自然会铭感于心。而在后来达成的“日华和平条约”（1952年4月）中，国府又全面放弃了战争索赔，日人能不感激涕零乎？

蒋的对日宽容政策，果然收到了预期的实效与回报。8月15日清晨，“支那派遣军总司令” 冈村宁次在南京的总司令部，得到从东京发来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 “自决” 的电报。几乎同时，冈村的得力参谋、后成为 “白团” 核心人物之一的小笠原清少佐，呈送了一份日军监听的蒋介石广播谈话的记录稿。于是，先于天皇的 “玉音放送”，冈村看到了蒋介石 “以德报怨” 演说的全文，“不念旧恶” 、 “与人为善” 、 “要爱敌人” ……深受武士道濡染的日军将领，内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

……

当着小笠原的面，冈村读完记录稿，沉默良久。然后，自言自语道：“这是对日本的大引导啊。” 小笠原感到，长官是被蒋介石的胸怀深深打动了。

……

接着，便是 “投桃报李”。第一个步骤是，全力配合蒋委员长的要求。三天后，冈村宁次即在其所拟定的投降方针《对支处理要纲》中明确指示：“所有武器、装备、器材一律移交给中央政府，不但不接受中共的任何要求，且必要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武力行动。” 事实上，8月18日以后，日军被整体收编，成了国军的编外部队，只对中央军负责，甚至不惜以武力抵抗共产党的军队 “来犯”。国府于9月11日发布文告，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改称 “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冈村宁次被蒋任命为 “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对已办理投降宣誓手续的日本军队，不称战俘，而称 “徒手官兵”。总联络部维持原有架构，甚至连通信系统都原封未动。而中央军方面与日方接洽受降、接收事宜者，清一色是蒋的嫡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简称 “陆士”）出身的将校。更 “暖人” 的是，南京的日军投降后，中国陆军司令何应钦正式知会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冈村宁次，从10月起，日本所有 “徒手官兵” 纳入国民政府军补给体制，享有与国民政府军官兵同等的补给，每人每月可有主食25市两的白米。继而，从12月起，除了享有与国民政府军同等规格的伙食供应外，还与政府军官兵一样，享受同等水平的薪资：将官每月8000元，校官4000元，尉官2000元，士官400元，士兵200元。

不仅如此，12月23日上午9时，蒋委员长突然会见了冈村长官——此乃两位 “宿敌” 的初次会面。“蒋始终面带微笑，敦厚中有种逼人的力量”，冈村在日记中记录了会晤的情形：

……

蒋：您的健康怎么样？如有任何不便之处，请随时对我，或者对何总司令提出来。

冈村：感谢您的厚意。我对生活很满足。

蒋：听说接收工作进展顺利，值得同贺。日本居留民方面，如果有什么困难，也请一并提出。

冈村：目下倒没有什么。如果今后发生为难之事，会诉诸您的厚情。

蒋：中日两国应本着孙文先生的遗志，精诚合作，才是最要紧的。

冈村：完全同感。

……

加上翻译，会谈总共持续了15分钟，基本上是礼节性的。可若是考虑到冈村彼时尚为头号战犯的戴罪之身的话，便很难不为蒋宽宏大量的诚意所打动，冈村在日记中也留下了诸如 “感佩之至” 的表述。

如果说蒋对冈村的召见只是一种仪式性的姿态，类似于日文中 “表敬” 语境的话，那么后来的 “冈村营救计划” 则是实质性的行动。在南京军事法庭开庭之前，冈村在国府的严密保护下，基本在 “疗养”，为此甚至不惜推迟公审日程。只是到了开庭前夕的1948年8月中旬，为了应对中国国内舆论，才象征性地被送进了战犯监狱。在法庭上，针对量刑为死刑、无期的重罪指控，冈村专案组负责人曹士澂主张应无罪开释，并代表国府做了无罪辩护的说明，力陈冈村其人的 “绝对反共立场” 和 “重大立功” 表现，强调如果判决其有罪，中国不仅将失信于国际社会，而且 “正中了共军圈套” ， “亲痛仇快”。

1949年1月26日，终审果然判决冈村无罪。闭庭后，为回避众多新闻记者的镁光灯，冈村从后门撤离现场，被径直送到一处秘密宅邸。1月29日早8时，冈村在汤恩伯将军的亲自护送下，与其他259名日本战犯一起，乘美国驱逐舰 “JohnW.Weeks” 号归国。旅途中，美籍船长告诉冈村，“据东京电台的消息，中共对国民政府发出通告，作为和平条件之一，要求引渡冈村宁次。可你看，我们的船已经进入了公海……” 二人对视一笑。

2月4日，船抵达横滨港，码头上居然悬挂着日章旗。见冈村迷惑不解的表情，GHQ（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一位叫李密的中校解释道：“是为了欢迎冈村将军归国，长官让悬挂的。” 由此可见，冈村营救计划是从蒋介石、何应钦，到汤恩伯、曹士澂，直到国府驻日代表团、GHQ当局联手，精心构筑的 “一盘棋”。其背后，自然不排除冈村其人在国军上层广泛的人脉因素，但除此之外，不能不说，“反共” 是政策的主要着眼点。

大难不死的冈村宁次回国后，在位于牛込的国立东京第一病院疗养了一段时间。1949年6月，从病榻上致信蒋介石：

……

蒋总统中正阁下：

拜启。请原谅我入院养病中的潦草字迹。“赤浪”（指共产党）趁势南下，情势越发吃紧。有能力扭转乾坤者，非阁下莫属。请在自我珍重的同时，向您的所信坚实迈进。小生纵系抱病之身，亦欲与贵国驻日代表团各位协力，报恩于万一。

谨祈康健。

6月25日

冈村宁次

……



（图注：签署投降书后，冈村宁次走出受降仪式会场）

一方面是出于日人的 “报恩” 思想，另一方面是 “反共”、防止东亚 “赤化” 的共同信仰使然，冈村回国伊始，便焦虑于国共内战中实力的逆转，念兹在兹于如何援蒋。据前陆军参谋有末精三回忆，冈村在辗转病榻之际，仍在叹息：“难道就没有救济蒋介石军队的法子吗？” 而与此同时，蒋的密使已经在与冈村身边活动，一项绝密计划开始在水面下推进。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刘柠《蒋介石，隐藏最深的中国知日派》

snoopy11x

多謝分享，有關那段歷史很感興趣

蔣公知道攘外必先安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