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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是分裂美國猶太人的幕後推手?
1921年,愛因斯坦首次訪問美國,舉國轟動,這種盛況在40年後披頭士到訪時才再次孟現。但是據最新公佈的文件表明,這次訪問也造成了歐洲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和大洋彼岸美國的猶太同胞之間的嚴孟分歧,後者包括路易斯·布蘭代斯和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等人。他們認為猶太人要實現發展最好的辦法就是同化,而不是鼓吹建立猶太人的國家。
愛因斯坦對美國的首次訪問是科學史上一次獨一無二的盛會,對於任何領域來說都是十分恢弘的:1921年春天長達兩個月的系列活動引發了大規模的狂熱和媒體聚焦,連巡迴演出的搖滾歌星都會為之驚歎。愛因斯坦最近一躍成為世界的焦點,原因是一次日全食的觀測戲劇性地證實了他的相對論,即太陽的引力場導致光束偏離一定的角度,其結果完全如他所預測的那樣。因此當愛因斯坦於4月抵達紐約時,人們蜂擁而至歡迎他,將他尊為世界上第一科學名人,而他同時也是人文主義價值觀的傑出代表,被猶太人視為活著的守護聖人。
儘管如此,最新公佈的那一年的論文卻讓人看到愛因斯坦這次著名的訪問背後不愉快的一面。他發現自己陷入了殷切的歐洲猶太復國主義者和更有教養、小心謹慎、有權有勢的美國猶太人的爭吵之中,前者以陪同愛因斯坦一起出訪美國的哈伊姆.魏茨曼為代表,後者包括有路易斯·布蘭代斯、費利克斯.法蘭克福。拋開其他一些原因不說,很明顯是因為猶太復國主義的糾紛導致哈佛大學沒有邀請愛因斯坦發表演講,更使得許多在曼哈頓的猶太名人拒絕了他的邀請,即參與討論他的寶貝計劃—在耶路撒冷建一所大學。
這一分歧發展到何種地步,在我以前寫的書(包括我在2007年寫的一本傳記)中只是簡略提過,在最近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愛因斯坦1921年的信件和論文集中才得以全部揭示。這些信件並不是新發現的(均可在公共檔案中找到),但是大多數都沒有公開發表過。這卷長達600頁的文集由愛因斯坦論文項目組彙編而成,迄今已是第十二次編纂,它彙集所有的信件和有關文件,讓我們現在能夠比愛因斯坦當時更清楚地看到他捲入了怎樣一場政治和情感鬥爭。
愛因斯坦在一個世俗的德國猶太家庭長大,對宗教信仰和儀式不屑一顧。然而,他自豪地認為自己是猶太人後裔,而且對他所謂的同鄉或族人感到非常親切。他當時的價值觀從1921年年初他給柏林的拉比直率的回答中可見一斑。他們曾勸愛因斯坦成為柏林猶太宗教團體的一名繳費成員。愛因斯坦是這麼回復的:「在您的信中,我注意到『猶太人』這個詞意思含糊,有『國籍和出身』以及『信仰』兩種含義。我是第一種猶太人,不是第二種。」
當時,德國的反猶太主義情緒正在上升。許多德國猶太人盡一切努力,包括改信基督教,以便融入所在國家,他們敦促愛因斯坦也這樣做。但是,愛因斯坦採取了截然相反的做法。他開始更加強烈地認同他的猶太血統,並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國家這一復國主義目標。猶太復國主義的先鋒領袖科特。布魯曼菲爾德(KurtBlumenfeld)曾爭取過愛因斯坦的支持,他於1919年初到柏林拜訪過愛因斯坦。布魯曼菲爾德回憶道:「他問問題時非常天真。」愛因斯坦有一個疑問是:憑著猶太人的高智商,為什麼要建立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猶太人家園?為什麼必須是猶太人自己的民族國家?民族主義到底是一種解決辦法還是問題本身?最後,愛因斯坦終於明白過來。他告訴布魯曼菲爾德:「作為人類的一員,我是反對民族主義的。但是作為一個猶太人,我從今天起支持猶太復國主義。」更具體地說,他也成為了在耶路撒冷創建猶太大學的倡導者,這所學校就是現在的希伯來大學。
愛因斯坦最初以為對美國的首次訪問可以賺點幣值堅挺的鈔票,將這次出行戲稱為「美元之行」。他和第一任妻子的離婚很痛苦,他們仍然因為錢的問題爭吵不休。在漢堡的銀行家麥克斯.沃伯格(MaxWarburg)和他在紐約的弟弟保羅試圖幫助愛因斯坦安排一系列講座來賺錢。他們要求普林斯頓大學和威斯康星大學各支付1.5萬美元的出場費。1921年2月,麥克斯告訴愛因斯坦:「你期望的數目是不可能拿到的。」愛因斯坦並沒有太失望。他後來告訴他的朋友兼同事、物理學家保羅.艾倫菲斯特(PaulEhrenfest):「他們認為我的要求太高了。我很高興不用去那裡,這真的不是一個很光明正大的賺錢方法。」相反,他安排了其他計劃:他將前往布魯塞爾出席歐洲著名物理學家雲集的索爾維會議並提交一篇論文。
就在那段時間,布魯曼菲爾德再次來到愛因斯坦的公寓,這次是帶著邀請來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帶著命令來的,這一命令就是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主席哈伊姆.魏茨曼發來的電報。魏茨曼是從俄羅斯移居英國的一位傑出的生物化學家,他邀請愛因斯坦陪他訪問美國以籌集資金在巴勒斯坦建國,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來大學。布魯曼菲爾德把電報讀給愛因斯坦聽,愛因斯坦猶豫了。他說自己不是一個演說家,而且利用他的名望來吸引聽眾支持這項事業的做法是「很不光彩的」。布魯曼菲爾德沒有爭辯。相反,他只是把魏茨曼的電報又大聲地讀了一遍。「他是我們組織的主席,」布魯曼菲爾德說道,「如果你是真心接受猶太復國主義,那麼我有權以魏茨曼博士的名義邀請你與他一起去美國。」
令布魯曼菲爾德「無比驚訝」的是,愛因斯坦回答說:「你說的很對且令人信服,我認識到自己現在已經是這個事業的一部分了,我應該接受邀請。」魏茨曼很興奮,也多少有點驚訝。他後來從倫敦致電愛因斯坦:「我衷心感謝您在對猶太人民而言有決斷意義的時刻挺身而出。」愛因斯坦的決定反映了他生活中的一個重大改變。在他完成廣義相對論之前,他幾乎全身心撲在科學上。但是,柏林反猶太主義火焰的不斷高漲使他重申了自己猶太人的身份,並感到更有責任去維護猶太文化和猶太群體。他寫信給他的法國出版商說:「我並不熱衷於去美國,我只是作為猶太復國主義者的代表去的。我必須扮演著名的大亨和誘餌的角色……我在為我的同族兄弟盡一切所能,他們在世界各地都境遇悲慘。」
就這樣,愛因斯坦和他的新婚妻子艾爾莎於1921年3月下旬坐船踏上了首次前往美國的行程。在路上,愛因斯坦試圖把相對論解釋給魏茨曼聽。抵岸後當魏茨曼被問及他是否理解這一理論時,他調皮地回答說:「愛因斯坦每天都給我解釋他的理論,等到我們抵達時,我完全相信他真的明白這個理論。」4月2日下午,當船駛近曼哈頓下城區的炮台時,愛因斯坦站在甲板上,頭上的黑色氈帽遮蓋了一部分已經灰白的濃密而蓬亂的頭髮,一隻手拿著珵亮的石楠根煙斗,另一隻手緊抓一把舊小提琴。「他看上去像一個藝術家。」《紐約時報》寫道:「然而,在他蓬亂的頭髮下深藏的是科學的大腦,其得出的結論讓歐洲最有才華的知識分子吃驚。」
當市長和其他嘉賓通過警用拖船領著愛因斯坦上岸時,成千上萬的群眾與「猶太軍團」的軍樂隊一起在炮台公園等待著。人們揮舞著藍白相間的旗幟,高唱美國國歌《星條旗永不落》以及猶太復國主義歌《希望之歌》。愛因斯坦夫婦兩人和魏茨曼原打算直奔曼哈頓中城區的康莫德酒店。但是,他們的車隊一直在下東城區的猶太居民區艱難穿行直至深夜。「每輛車都有喇叭,每個喇叭都在響。」魏茨曼回憶說,「我們到達酒店時已經11點半了,又累又餓又渴,而且十分恍惚。」
隨後的歡迎儀式和慶祝活動中少了一群人,那就是美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領導人。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是組織的名譽主席,他甚至連官方的正式問候或祝賀都沒有發一封。布蘭代斯在1919年曾與魏茨曼一起前往巴勒斯坦,次年在倫敦的一次猶太復國主義大會上碰到魏茨曼。但不久之後他們就開始爭吵,部分原因是政策上的不同看法,布蘭代斯希望猶太復國主義組織把重點放在寄錢給巴勒斯坦的猶太定居者,而不是政治鼓動。另一方面,這也是一場舊式的權力鬥爭,布蘭代斯想安排高效的管理人員,並從魏茨曼和他那些更殷切的東歐追隨者手裡奪過權力。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個性衝突。魏茨曼出生於俄羅斯,後移居英國,和愛因斯坦一樣蔑視費盡心思融人當地社會的猶太人。布蘭代斯出生於美國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從哈佛法學院畢業後成為波士頓著名的律師,並被威爾遜總統任命為最高法院歷史上第一位猶太大法官。他的朋友往往看不起俄羅斯和東歐的猶太人。在1921年給他弟弟的信中,布蘭代斯曾提到他與魏茨曼的矛盾背後的文化及個人原因:
猶太復國主義者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由價值標準的差異造成的。東歐人,像在美國的許多俄羅斯猶太人,不知道誠信為何物,我們決不會把我們的錢給他們。魏茲曼知道什麼是誠實,但是他十分懦弱,總是讓步於他的俄羅斯同伴。矛盾就是這樣造成的。布蘭代斯最初對於愛因斯坦來美國感到很高興,儘管他是陪同魏茨曼來的。他在給岳母的信中寫道:「偉大的愛因斯坦不久將陪同猶太復國主義領袖魏茨曼博士來美國。」巴勒斯坦需要的可能不只是宇宙的一個新概念或幾個新的空間;不管怎樣,當反猶太主義正在上升之時,這也提醒了非猶太人世界,猶太人在思想界正在做出突出貢獻。然而,與布蘭代斯最親密的兩個同事表示了疑慮。一個是他的弟子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當時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教授,另一個是法官朱利安·麥克(JudgeJulianMack),布蘭代斯有意讓他成為美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主席,他們認為如果將愛因斯坦的訪問宣傳為以物理學講座為主而不是為巴勒斯坦集資會更好。
法蘭克福和麥克給魏茨曼發了好幾封電報,要求他確保愛因斯坦按計劃在訪問期間舉辦一些物理學講座。但當他們得知愛因斯坦曾試圖通過這種講座向各所大學收取不菲的費用時,便很快改變了主意,哪怕愛因斯坦是在免費宣傳猶太復國主義。那樣效果更糟。因此他們又發了一封電報,提醒愛因斯坦試圖將他對科學「商業化」的做法是很危險的。他們擔心這種愚昧的做法會損害愛因斯坦本人和猶太人的形象。其中一些物理學講座應當是免費的。麥克給魏茨曼的電報是這麼寫的:「愛因斯坦的處境極其困難,權宜之計,請您給我們詳細解釋一下他的具體談判……同時我們等待你的回電,告訴我們他是否接受你提出的在幾所大學免費做講座的建議。」在一封電報中,他們竟然要求取消愛因斯坦的訪問。另一封電報明確表示不會讓愛因斯坦在法蘭克福作為知名教授的大學裡進行演講。「哈佛絕對不歡迎愛因斯坦。」電報裡是這麼寫的。此外電報裡倒也補充提到,哈佛大學歡迎愛因斯坦進行非正式的訪問,不做講座,當然也無所謂演講費一事。當愛因斯坦得知這些電報內容時,他怒不可遏。麥克為他自己和法蘭克福辯護,也包括布蘭代斯,他在給愛因斯坦的一封信中堅持強調,他們唯一的動機是「為了保護您免受不公平的攻擊,並保護組織不受這種不公平攻擊後果的影響」。
布蘭代斯和他在美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同伴使事情變得更糟。在愛因斯坦訪問期間,阿拉伯人和猶太暴徒在雅法(Jaffa)發生致命衝突,布蘭代斯等人對此事做出的回應竟是強調在建造希伯來大學的資金到位之前要有充足的「安全保障」。愛因斯坦透露說,這種態度使他懷疑布蘭代斯這幫人是在「蓄謀破壞」他的計劃。當布蘭代斯的朋友及支持者朱大·馬格奈斯(JudahMagnes)提議在曼哈頓舉行一次知識分子的聚會來討論大學一事時,愛因斯坦回答說,除非馬格奈斯辦的是籌款會,他才會去參加。馬格奈斯的回信簡短而冷酷:「我並沒有辦籌款會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或許取消聚會是最好的做法。」
愛因斯坦面對的阻力不僅來自由謹慎而克制的美國猶太復國主義者組成的布蘭代斯陣營,還來自有德國血統的紐約改革派猶太成功人士,其中很多人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當愛因斯坦邀請約50名紐約最知名的猶太人在他的酒店進行私人會面時,許多人拒絕了邀請。曾負責替愛因斯坦徵收演講費的代理人保羅·沃伯格(PaulWarburg)說:「我的存在是沒有意義的;相反,如果真有什麼作用的話,我恐怕是緩和氣氛的作用。正如我在另一個場合已經說過,我個人對猶太復國主義的計劃抱有最大的懷疑,很擔心其發展後果。」其他拒絕邀請的有《紐約時報》的阿瑟。海斯。蘇茲貝格(ArthurHaysSulzberger)、政治背景的金融家伯納德.巴魯克(BernardBaruch)、律師歐文·雷曼(IrvingLehman)、第一位猶太內閣秘書奧斯卡.斯特勞斯(OscarStraus)、慈善家丹尼爾·古根海姆(DanielGuggenheim)和前國會議員傑斐遜.利維(JeffersonLe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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