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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曾經歷過一段富裕的時代,逐漸滿足了物質需求後追求更高的精神層次,於是政治民主化、媒體自由化、公營事業民營化。我們不再需要為了生存而努力,棄絕了過去那套以工作為主的價值觀。我們追求一種更平衡的生活,在生活與工作、精神與物質、自我與他人、及時行樂與遞延享受之間取得平衡。我們追求自由經濟、民主政治、開放媒體與多元價值,自由這個詞彙一瞬間成為某種高高在上神聖不可侵犯的價值觀。我們把重心從國家與家庭轉到個人,我們拒絕壓抑自我並且鼓勵解放;我們言必歐美,彷彿我們與先進國家相隔的一線就是自我意識無限制解放。我們不要那些龐大的虛幻的遙遠的願景,我們要微小而切確的幸福感,理所當然的小確幸。
我們以為富裕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經濟持續成長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我們相信把握當下,然而我們忽略了自由經濟的本質其實是個金字塔,所有優勢永遠都相對而非絕對,重要的不是你爬得多高,而是有多少人比你更高。更大的錯誤理解則是:我們賺到的是機會財,歐美日賺的是管理財跟知識財──機會財稍縱即逝,只有管理財跟知識財具有長期優勢。而台灣之所以能把握到經濟爆發的機會,依靠的是集權政治與計畫經濟,把國家全部的能量專注於少數幾個點上,累積十年功力,才有機會一口氣竄升。民主政治跟自由市場經濟對台灣物質成長真的有貢獻嗎?
當台灣徹底棄絕了集權政治,卻發現自己的民主政治不過是幾年一次的政治選秀,選出來的總統一任不如一任,卻沒人自我反省該把每一位候選人的政策白皮書看完才去投票。台灣不斷呼喊著公營企業應該民營化,十幾年後卻又不斷要求政府應該透過權力壓迫物價,而不是改變自己的購買行為。企業主一邊說著要企業轉型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卻認為用中低階製造業的管理方式就能創造出高附加價值、以為壓迫員工就叫做降低成本,同時又不斷要求政府應該給予各種匯率、賦稅與費用的優惠。
說穿了,台灣的政府、企業、人民根本沒做好「自律」的心理準備就得到「自由」,這個社會的每一個環節、每一個人都不斷強調自己的「權利」,沒人在談「義務」。由儉入奢易。許多學者紛紛喊出這是一段「民主的過渡時期」,但真的是如此嗎?我們該如何相信,在這個人人皆自利而且不用理性只靠情緒決策一切的氛圍下,台灣真能走向清明?事實上,由奢入儉難。
我們的輿論越來越人格分裂。看到果農辛苦栽種的水果不得不便宜出售,就喊著我們的政府是要讓這些果農怎麼活!但真要拓展海外市場好提高產品價格,卻又說我們以後蔬菜水果會是三倍價格,是要人民怎麼活!留在台灣的低階製造業被抗議產值過低、汙染過高、薪資水平不符標準;移往海外經營又被說是產業外移居然不根留台灣。新聞媒體整天汲汲營營於追逐各地便當店是否漲了五塊錢,卻又抱怨餐飲業工資過低工時過長、食材用得不夠好或者店面維護不夠乾淨。
30歲上下的年輕人翻開商業雜誌或者職場情報誌,上一篇的成功故事告訴你成功者工作多麼熱情、多麼樂在工作,甚至一天工作12小時也能樂以忘憂,下一篇的成功故事告訴你人生應該取得平衡、應該多結交人脈、多運動、多培養工作外的興趣......。等等,一天不就24個小時,我們到底該如何花12小時把工作當創業、連睡前都想好明天早上要完成什麼目標,同時又健身瑜珈鐵人三項,每周還有三天晚上跟值得你經營的人脈吃晚餐?所謂的沒有策略是這樣,知道有一百種值得去做的事情,卻不知道那件事情最為優先。台灣就是這樣。什麼都想要,最後什麼都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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