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曾用鴉片做活動經費？

Kick Off

　　中國共產黨誕生初期的活動經費主要來源於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提供，這為很多人所知曉，但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的具體方式是怎樣的，在提供經費援助的過程中又存在著哪些欠缺？對於這些問題，大家可能不是太清楚。本文以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解密檔案為根據，並結合當事人的回憶，對這些問題作出闡釋。

　　在中共籌建時期，中共上海早期組織成員之一李漢俊就曾拒絕過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有關經費支持的表示。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的記述就證明了這一點，他在為籌備中共一大的召開而提前抵達上海後，李漢俊向他介紹了自己跟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之間發生的衝突情況：馬林聲稱自己是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要李漢俊向他提交工作報告和經費預算，表示共產國際可以給即將成立的中共提供經費支持。李漢俊回絕了這一要求，認為「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產國際也還沒有決定；即便中共成立之後加入了共產國際，它將來與共產國際所派的代表間的關係究竟如何，也還待研究；現在根本說不上工作報告計劃和預算等等」。

　　拒絕共產國際經費支持的還有陳獨秀，中共一大參加者包惠僧的回憶證實了這一點：他於1921年5月從上海抵達廣州後時常跟陳獨秀會談，一次陳獨秀曾向他解釋力主拒絕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的原因：「關於黨怎麼搞法，他主張我們應該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們黨現在還沒有什麼工作，要錢也沒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盡力而為，我們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當時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朱謙之經常在報上寫文章罵陳獨秀崇拜盧布，是盧布主義。所以陳獨秀堅決主張不要別人的錢，他說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幹，不能受製於人。」

　　根據張國燾的回憶，陳獨秀等人改變對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支持的態度，是陳獨秀等人從上海法國巡捕房獲釋之後的事情。1921年8月中旬，陳獨秀辭去廣州教育委員長一職從廣州返回上海，下旬的一天，陳獨秀被法國巡捕房抓去。在馬林的積極幫助下，陳獨秀等人不久便獲釋，包惠僧後來在《回憶馬林》一文中這樣記述了當時馬林所作的努力：「馬林花了很多錢，費了很多力，打通了會審公堂的各個環節。」「他們交換意見，氣氛顯得十分和諧。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負責領導，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的他只與中共最高負責人保持經常接觸，商談一般政策而已。陳先生表示中共擁護共產國際，對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議自應尊重……他們並且具體規定了接受共產國際補助經費的辦法；此後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持便成了經常性質了。」

　　有資料表明，共產國際為中共一大的召開也提供了一定的經費支持。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偉大的曆程（1921—2001）》指出：「根據原來的醞釀和國際代表的建議，李達寫信給在廣州的陳獨秀、在北京的李大釗征詢意見以後，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於是，李大釗立即分別寫信給北京、長沙、武漢、廣州、濟南的地方組織以及旅日留學生的黨員，通知各地派出兩名代表來上海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並從馬林帶來的活動經費中，給每一位代表寄出了100元路費。」中共一大參加者之一包惠僧在其回憶材料中也證實了這一點：「1921年初夏，第三國際又派了馬林，與赤色職工國際尼克斯基來中國，到上海與李漢俊等計劃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定計劃，提供經費，完全是出於馬林一手籌劃的。」「約在7月初發出舉行代表大會的通知，以地區為單位，每個地區派代表2人出席會議，每個代表發給路費百元。」

　　中共一大之後，特別是陳獨秀從法國巡捕房獲釋，開始真正履行中共中央書記一職後，共產國際便經常性地向中共提供經費援助了。

　　援助經費是珠寶鑽石變賣而來

　　在共產國際誕生初期，共產國際提供給各國共產黨以及共產國際駐外工作人員的經費不是紙幣，而是貴重的珠寶、鑽石，有時候甚至是鴉片。比如，1922年4月，蘇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就曾經將價值60萬盧布的黃金和價值400萬盧布的證券交給了朝鮮人。目前，有不少解密檔案文件證明共產國際曾經將珠寶、鑽石撥付給具體負責中國事務的主管部門，由這些部門安排人將珠寶、鑽石或其他貴重物品賣出去之後，再將紙幣經費轉交給中共。比如，1920年12月21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呈交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指出：「至今東方民族處未從中央機關得到一個美元或者其他貨幣，而沒有錢就無法在東方工作……確實，從西伯利亞局得到了一些貴重物品（鑽石），已經拿到東方去出售，並且答應給10萬美元，但是出售鑽石需要花費很長時間。」

　　由於珠寶、鑽石、鴉片這些東西體積比較小，信使們只需將其藏入皮鞋鞋掌和便鞋的後跟即可，共產國際的一份檔案材料證實當時共產國際經常用這種方式向境外發送經費。比如1919年8月1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務主任克林格爾在一封寫給俄共中央書記斯塔索娃的信中回答為什麼共產國際各機關需要相當數量的皮革時指出：「我們需要皮子是為了做鞋掌用。我們要把貴重物品（主要是鑽石）藏到鞋掌裏。」（《共產國際與世界革命構思》，莫斯科，1998年，第153頁）而鴉片則是用鉛紙和膠布包裹好，這樣就能密封住鴉片的特殊氣味，往火車頭、電動機車廂、餐車或者客車車廂不易發現的地方一藏就可以了，這些東西運送到上海等地就可以換成高額現金。

　　如何評價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

　　首先，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對誕生初期比較弱小的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無論是在中共誕生之前，還是在中共一大召開之後，都曾出現過一旦缺少了來自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不少工作就立刻陷入停頓或者癱瘓狀態的現象。

　　其次，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常常出現滯後或延誤的情況，這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革命的發展產生了負面影響。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比較複雜，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將珠寶和鑽石等貴重物品兌換成現金耗時過長，再者工作人員之間的銜接不暢。1923年11月25日共產國際駐華工作人員斯列帕克在一封寫給維經斯基的信中指出：「說到共產黨，首先應該強調一下它的財政困難情況。你知道嗎，格裏沙，遺憾的是，經費對中國共產黨起著巨大的作用。其實這不僅是對中國共產黨，也許對其他許多共產黨都是如此。簡言之，在10月、11月、12月都沒有從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那裏得到錢，而有整整6個月沒有從紅色工會國際那裏得到錢了。你應該考慮一下這件事，並要盡快采取措施把這些錢立即匯出來。」

　　第三，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在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支持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一直沒有放棄自籌經費的努力。比如，陳獨秀在1922年6月30日寫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就反映了這一努力：「……我們希望明年（1923年）中國共產黨能自行籌款」；再比如在1923年2月7日罷工中，漢口江岸以及鄭州和長辛店等地的京漢鐵路工人遭受了軍閥吳佩孚的血腥屠殺，在爭取共產國際提供撫恤受難工人及其家屬的專項資金的同時，中國共產黨人想方設法籌集資金安撫受難者。1923年7月1日陳獨秀在寫給共產國際負責中國事務的另一位領導人薩法羅夫的信中就說：「依我看，可以無條件地接受所有人——軍閥、資本家——對京漢鐵路罷工運動受難者的幫助。沒有這種幫助，我們對受難者就無所作為。因此，我們就從張作霖那裏得到了1萬元的幫助。我們認為，這種辦法對於工人沒有什麼不好，而對恢複組織只有好處。」

　　第四，莫斯科對中共提供經費支持，固然有發揚國際主義精神、推進「世界革命」的因素，但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利己動機和實用主義因素。列寧在1918年3月俄共（布）七大上闡述的一番話就充分反映了創建共產國際的目的：「……從全世界曆史範圍來看，如果我國革命始終孤立無援，如果其他國家不發生革命運動，那麼毫無疑問，我國革命的最後勝利是沒有希望的。」顯而易見，此時蘇俄領導人是將發動和推進世界革命作為鞏固新生蘇維埃政權的重要法寶，也正是從世界革命這一根本戰略規劃出發，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了共產國際。然而，世界革命這一戰略並沒有在西歐各國獲得蘇俄政府及共產國際所預期的勝利，反而遭受了嚴重挫折，這迫使蘇俄政府和共產國際不得不調整戰略，開始重視亞洲各國的民族民主革命。

　　在探索和尋覓中國的革命盟友的艱難過程中，蘇俄領導人曾長期輕視誕生時間不長、比較弱小的中國共產黨，相對於後來對中國國民黨的經費援助，共產國際對中共的經費支持是比較少的，共產黨人蔡和森在一份呈交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就抱怨說，僅僅國民黨機關報上海《民國日報》一種報紙的經費，「就超過了整個中國共產黨的全部經費」。這裏明確地反映出莫斯科對中共的輕視，因為在相當長的時期裏莫斯科都將中國國民黨看作是「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認為只有中國國民黨才能擔負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因而對後來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作者：徐元宮，原題為：《中共誕生初期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


註
第三國際或共產國際是一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組織的國際組織。1919年3月在列寧領導下成立，總部設於蘇聯莫斯科。1943年5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作出《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並於5月25日公開宣布《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聲言這是為了適應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便於各國共產黨獨立處理問題。5月26日，中共中央發表決定，完全同意解散共產國際。

第三國際成立於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成立，當時俄國無產階級已經革命成功，建立蘇維埃政府。第三國際本名「共產國際」，以別於第二國際的本名「工人國際」。第三國際初成立時各國支部差不多皆為第二國際原有的支部分裂出來的，即第二國際中的革命派發展為第三國際，正式拋棄改良主義，而號召世界革命。
第三國際1919年至1926年的主要領導人是季諾維也夫，1926年至1928年的領導人為布哈林，1934年之後是保加利亞人季米特洛夫，但因為當時共產國家不多，第三國際許多活動及決議都需要蘇聯支持，故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對第三國際有重大影響力。
1943年5月15日，蘇聯為拉攏西方，聯合對抗納粹德國，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作出《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這個決定。6月10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正式宣告解散共產國際。

intermezzo

中共亦有樣學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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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ck Off

intermezzo 發表於 2013-4-10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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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亦有樣學樣﹕

是傳聞, 是史實, 有待更多歷史資料被發掘出來


抗日戰爭期間，八路軍359旅在南泥灣開荒生產。但近年有人披露，南泥灣實際上種了罌粟。

事情是這樣的。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後，中共擔心蘇聯不能繼續資助他們，便找了個新的收入來源：種鴉片。幾個星期不到，延安就買了大量鴉片種子。次年，大規模的種植鴉片開始。

　　在小範圍內，毛把此舉稱為“革命的鴉片戰爭”。在延安，知情的人們含蓄地說著“特貨”。中共掌權後，這件事在歷史中消失了。我們問師哲時，他先說：“這個東西傳出去，對我們共產黨很不利的。”接著承認說：“是有這個事情。”“鴉片周圍種了很多糧食，是高粱，鴉片種在中間。”1942年8月，在延安的一個蘇聯人打麻將時直截了當地問毛，共產黨人怎麼可能“公然種鴉片”？毛不吭聲，鄧發替他回答：鴉片能賺錢，“有錢我們就能打國民黨！”　另外，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中共元老的《謝覺哉日記》等大量史料中，都提到過這件事。

史學界對此爭論的焦點是：到底這些罌粟，是過去遺留下來的，還是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劃的政府行為？不管是哪一種，曾擔任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邊區中央局副書記、邊區政府秘書長、副議長的謝覺哉，在《謝覺哉日記》中說：“特貨一項得的法幣占政府收入……盡夠支用。”（1944年1月18日）“據調查邊區內存的法幣不下二萬萬元，無疑是由特貨補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餘來的。”（1944年4月9日）足見其在邊區財政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據知，“陝甘寧邊區財政史”被列入國家研究項目，後來因涉及邊區種鴉片等敏感問題，而被中途叫停，也沒有出書。

海盗猎手

真理是时间的儿子，不是权贵的……总有真相将大白天下

vici

史太林年輕時都會打劫銀行
補助革命事業啦

有咩咁出奇

kkk666

（南泥灣）應該不宜〝罂粟花〞種植，

栽培管理
喜欢光照充足和通风良好的地方；耐寒，不耐湿、热，不宜在过肥的土壤上栽植，不宜重茬种植。不宜在低洼、潮湿，水肥大，光线差的地方育苗和栽植；否者生长不良，还易出病害。对土壤要求不严，但以疏松肥沃沙壤土最好，行距20厘米，播后用地膜覆盖，或于早春地表刚解冻时播种，出苗后逐步揭去地膜。当幼苗有5～6片叶子时，进行间苗，株行距一般为30cm×30cm。不耐移植，因此最好园地直播。幼苗生长期，浇水不能过多，但需保持湿润。花前追施2～3次稀薄液肥，但施肥不可过多，否则易发生病虫害。发现病株，要及时进行治，并注意田间卫生。勿使圃地湿热或通风不畅。忌连作。

johnyau01

吾止呢樣,當年共產黨仲印假銀紙搞到國民黨財政雪上加霜.係上海搞到人心惶惶

boxout888

共產黨做出O既行為同佢地理想中的烏托邦,背道而馳

kkk666

johnyau01 發表於 2013-5-9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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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止呢樣,當年共產黨仲印假銀紙搞到國民黨財政雪上加霜.係上海搞到人心惶惶 ...

抗战时期中日双方的“伪钞战”
周鹏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与此同时，日本军部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密令日本特务机构，相机配合日军的侵华军事行动，实施破坏国民政府经济的措施。1938年底，日军因自身资源、兵力等因素，停止对华大规模军事进攻，而特务机构伪造法币的行动被密令正式实施。由此，一场惊心动魄的中日假钞之战揭开了帷幕。

　　伪造法币的念头来自日本陆军第九研究所(通称“登户研究所”)主任，陆军主计少佐山本宪藏。陆军第九研究所隶属陆军行政本部，专门负责秘密武器的开发。山本毕业于日本陆军会计学校第十五期，随后加入日本关东军前往中国东北“满洲国”从事兵要地志调研工作。1938年山本进入参谋本部第七课兵要地志班。在满洲国期间他对中国的币制进行了详细研究，花数年时间研究了中国内地、关外和朝鲜的货币流通情况。

　　中国货币混乱状态结束于1935年，国民政府在该年11月3日颁布了币制改革公告，宣布除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外(1936年增加农民银行)一律不得发行货币。同时宣布改银本位为汇兑本位，禁止银元和白银流通，法币与英镑挂钩，法币1元等于22.5便士。法币制度不仅从上海的外国金融机构中回收了大量白银，对于伪蒙疆和华北自治运动，及其背后的日本人都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他们手中握有的现银和地方货币无法再在中国流通，从而防止了战略物资出口资敌的行为。

　　山本宪藏在华中地区观察法币的流通情况时注意到当时市面上通行的法币大都为中央、交通两家银行的，印刷厂家为英国的德纳罗(Thomas　De　La　Rue)公司、华德路公司(Water－　low&SonsLtd)和美国钞票公司。这些钞票的防伪措施主要是水印和暗记，部分美版钞票中头像部位夹有红蓝丝线。山本的结论是:实施伪造不困难。而且他认为，由于当时中国本土伪造货币手段落后，一般民众的防伪钞意识并不是很强，通过伪造货币扰乱中国经济应该完全没有问题。

　　山本回到日本后直接同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经理兼巴川造纸株式会社经理井上源之承谈了他的全部设想，井上表示愿意提供全面合作。于是山本将他的《法币谋略工作计划》通过参谋本部第七课(中国课)交给了主管谍报的第八课。第八课十分重视这个计划，直接请示到日本陆军省。

　　1938年12月，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亲自下达了批准伪造中国货币的命令。这个命令的具体内容是:“据附件计划实行通货谋略。陆军大臣(画押)；参谋总长(画押)；昭和13年12月×日”“附件:对华经济谋略实施计划”方针:破坏蒋介石政权的法币制度，扰乱其国内经济，摧毁该政权经济抗战力量。

　　实施要领:

　　1.本工作的秘密代号为“杉工作”。

　　2.本工作应需要绝对保密，仅限下列人员参与:陆军省大臣、次长，军务局长、军事课长；主管人员:参谋本部总长、次长，第一部长、第二部长、第八课长、主管参谋及主管军官；兵器行政本部本部长、总务部长、器材课长。

　　3.谋略器材的制造由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负责和制造。根据需要，经大臣批准后，可利用民间工厂的全部或一部，但要做到绝对保密。

　　4.有关登户研究所制造谋略器材的命令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商定后直接下达给登户研究所所长。

　　5.谋略器材的制造要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直接报告其种类和数量。

　　6.参谋本部同陆军省协商后，确定谋略器材交送地，并派必要的护送人员，作为绝密文件送往指定机关。

　　7.在支那设立本谋略的实施机关，代号“杉机关”，暂将本部设在上海，在对敌贸易的重要地区及适于收集情报的地方，设立派出机构。

　　8.本工作要隐蔽进行，主要目的在于扰乱敌方经济，用伪造法币进行正常的交易，采够军需品和民用品。

　　9.获得的物资按军队规定的价格分别交给制定的军事补给厂，所得款项用作摧毁法币的活动费，但另有命令时不受限制。

　　10.“杉机关”要经常了解“杉工作”的活动，每月月底向参谋本部报告资金及器材的使用情况。

　　11.“杉机关”可将所印法币的20％留作活动经费自由使用。

　　根据这一命令，山本宪藏被调出参谋本部，到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专门负责“杉工作”。同时，日军在上海设立了“杉机关”的总部又称“阪田机关”。负责人阪田诚盛是曾在关东军参谋部工作过的参谋本部成员。1939年阪田以名义上的注册资本金1亿日元在中国开办了“诚达公司”，该公司在沦陷区有53家分店，实际上是对中国实施经济战的机构。

　　山本宪藏、井上源之承最先选中了5元面额的法币作为实验对象。他们制作了5元面额法币的印版，印刷出几十万元成品迅速运往中国套购物资。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这伪造的5元面额法币是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废币！第一起伪造法币行动计划因此流产，山本和井上等因此受到上司严厉斥责。

　　1940年4月，山本宪藏等故伎重演，成批伪造中国农民银行1元、5元、10元面额券共500多万元，又经过特殊工艺将其变成旧钞，秘密运抵中国，并与真法币混合在一起，分别交付日本侵华机关和沦陷区的“商社”等机构使用，这些商社有:“梅机关”、上海华新公司、民华公司、诚达公司以及广东的“松林党”等。这些假法币广泛流行，成为日本侵略者抢购物资、破坏中国金融秩序、谋取侵华日军军费的重要手段。

　　虽然说当时已经发明了照相制版的技术，但是登户研究所发现用这种技术印刷出来的伪钞效果并不理想，最后决定采用雕刻制版，军方特定从大藏省造币局秘密征调了两名雕刻技师用放大镜一丝一缕地在钢印板上雕刻出人像，花纹和其他图像。法币采用美式规格，不像欧式钞票那样有复杂的底纹，因此只有正面需要凹印，背面则采用了平板胶印的方法。经过多次尝试，登户研究所终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仿造出了合格的法币，于是开始在日本大量制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攻占香港。日军特高课查获了国民政府设在香港的造币厂及没有来得及运走的造币机器。并且在香港九龙的中华书局查获了新近印刷的中国中央银行发行的10元面额纸币一批和印钞机器。不久，日军又在商务印书馆查获了中国交通银行的5元面额法币半成品一批及印钞机、法币编码、暗账底册等。这些连同上述所得悉数被秘密运往东京的“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选派专人专项研究攻关。1942年下半年，日本南洋占领军又截获了20亿元中国银行小额法币半成品。稍后，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截获一艘美国商船，查获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仅未印上号码和符号的法币半成品10余亿元。日本从德国方面买回了这批半成品。至此，日本获得了印刷法币的全部秘密。从1939年到1945年的7年间，日本侵略者共制造假法币达40亿元之巨，堪称世界假币制造之最。

　　日军在竭力破坏国民政府金融秩序的同时，也将造假魔掌伸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晋冀鲁豫边区曾发现假“冀币”达二三十种之多，印刷机关十余处；1943年，日军还在山东制造了大量的假北海银行券，利用奸商潜入根据地，高价收买粮食和其他物品。

　　日本伪造的法币最初确实对当时中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抗战初期法币还是有一点威信的(1936年100元法币可买一头牛)。日寇用伪造的法币在中国套购不少物资，其中“杉机关”还利用阪田公司作为中介，通过逃亡香港的上海黑帮头子杜月笙等人从香港购买汽油、奎宁等稀缺物资。

　　但是此后法币流动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由于日寇的疯狂进攻，大半个中国相继沦陷，国民政府退至西南大后方，当时四大银行发行的纸币主要通过香港进入中国，但随着华南和香港沦陷后，这条渠道越发不方便。孔祥熙遂命令中央信托局成立印钞事务处，令其设计一套可在防空洞生产的钞票，并准备在重庆建立印钞厂。1941年，在重庆财政部印刷局的基础上建立了重庆印钞厂，同时对法币进行一次大改版。而且，不等日寇的伪钞进一步发挥功效，国民党自己就开始了疯狂的通货膨胀的过程。从1937年到1944年7年内，国统区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00多倍，达1890亿元，可以说日寇印刷的这点伪钞并没有达到扰乱经济的目的，难怪山本宪藏哀叹:“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

　　面对日伪军来势汹汹的“假币战”，国民政府被迫制定并实施了“以假对假”的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切实达到扰乱日伪统治下的财政金融秩序的目的，国民政府密令军统局与英、美两大国造币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并秘密策划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了一座伪造日本钞票的造币工厂。为了确保“以假对假”策略能顺利实施、一蹴而就，国民政府不惜重金从美国购买纸张和最先进的印钞设备，又挑选了原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汇聚歌乐山，昼夜研制，精心制作。

　　当时，日本在沦陷区内流通有各种面值日本钞票、伪币和军用票，每当日军发行一种新版纸币时，就由戴笠从汪伪汉奸周佛海处获取日伪银行的印钞票版，带回歌乐山复制并日夜赶印，总数多达15000多箱。然后将成品运至江西上饶，由交通部门配合源源不断地偷运到汪伪政权控制的沦陷区，混入金融流通领域。这些伪钞与沦陷区新流通的真钞一模一样，连日本制币专家也难以鉴别。国民政府由此轻而易举地套购到了大量黄金、棉纱、布匹等紧俏物资，给日本沦陷区金融市场以沉重打击，加剧了日伪统治区的通货膨胀。1944年，“对敌经济作战室”关闭，伪造日伪货币的工作才停止。

　　不过中方并没有伪造多少日元，主要是因为当时日本唯一的发钞银行为日本银行，日元所使用的桑皮纸加入了若干日本特有的植物纤维，很难在其他地方进行仿造。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净化货币流通环境，也开展了一系列如火如荼的反假币斗争。各根据地根据各自实际、因地制宜，采取了举办晚会、化装演讲、组织宣传队和张贴宣传标语等方式，譬如每到市集日，解放区银行就将假币粘在布上，悬挂起来，进行宣传并且将假币的具体特征向广大工农群众和学生一一讲清，以增强广大人民识别假币的能力，提高了人民反假斗争的素质。有的根据地还组织专门人员在粮市、布市、汇票市等假币出现比较集中的地方进行巡回查缉。每发现一种新假币，便仔细找出其伪造特点，及时曝光，又发动群众跟踪收缴堵截，就地消灭，这对挫败日伪的经济破坏策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