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淫與諷政統一：《金瓶梅》暗喻皇帝荒淫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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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還得從頭說起。本來，神宗的王皇后沒有生孩子。萬曆十年，神宗私幸慈寧宮宮女王氏後得長子常洛。這位王氏宮女的年齡比神宗大，神宗只是一時高興，竟有了孕，要不是太后抱孫心切，神宗還不一定認賬。迫於母命，神宗于四月冊封王氏為恭妃，八月就生下了這個一生倒楣的常洛。十四年正月，最得寵的鄭氏生了皇三子常洵(第二子一歲夭折)，二月即冊封為貴妃，名位竟在恭妃之上。這時，長子常洛已五歲，皇帝毫無冊立東宮的跡象，於是朝廷內外紛紛懷疑將立三子，當時的宰相申時行等人連續兩次聯名上疏懇請冊立東宮，以重“國本”。皇帝的答覆是稍待二三年，敷衍了過去。接著，戶科給事中姜應麟上疏請求冊立太子，強調正名定分，並明確指出當“首進恭妃，次及貴妃”。這下觸怒了神宗，說：“惡彼疑朕立幼廢長。”這正是不打自招。應麟就此被謫為山西廣昌縣典史。但這件事讓太后不大高興。一天，帝入侍，太后問起此事，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怒曰：“爾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這是因為內廷呼宮女為都人，太后亦宮女出身。正因此，神宗雖欲立三子為太子而有礙于太后名分，不敢斷然廢長子。他內心充滿矛盾，臣子們又不斷上疏，指斥宮闈，這使他十分惱火，形成了“交章言其事，竄謫相踵，而言者不止”(《明史·福王常洵傳》)的惡性迴圈。每年總有幾位不怕死的臣子上疏冊立太子，隨著的就是降職、罷官、打屁股。其中萬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評事雒于仁上疏規勸皇帝戒除酒色財氣四病。關於色，他就這樣說皇帝，“寵十俊以啟幸門，溺鄭妃靡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懸，此其病在戀色也”。疏文最後，特地附“酒箴”、“色箴”、“財箴”、“氣箴”四箴以獻。這篇四箴疏，可以說是對神宗全面而嚴厲的批評，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關於冊立太子的事一直鬧到萬曆十八年，皇帝總算答應“後年(即萬曆二十年)冊立”。可是反覆無常的神宗，後來發了一次火，又改為二十一年舉行。二十一年到了，又變卦了，說再等幾年。於是天下大嘩，廷臣諫章日數上，力請追還前議。鬧到二十二年二月，才讓十三歲的常洛出閣講學，於是臣心稍安，一股“爭國本”的浪頭趨向低潮，但也時有催請冊立、觸怒皇帝之事，一直折騰到萬曆二十九年十月，才草草完成了冊立之禮。《金瓶梅》的作者，假如捲入了“國本”之爭的漩渦，甚至是因此事牽連而被迫去國如屠隆者，難道不會很自然地將此事反映到小說中去嗎？

明神宗貪淫固然十分突出，而“酒色財氣”中的另外三病也相當嚴重。雒于仁所陳四箴，完全基於事實。請看萬曆二十年正月御史馮從吾抗疏言：“不知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庭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就此一例，即可見其酒、氣兩端。至於神宗之貪，也實驚人。現代著名史學家孟森曾評這位皇帝曰：“怠于臨政，勇於斂財”，“行政之事可無，斂財之事無奇不有”，“帝王之奇貪，從古無若帝者”(《明清史講義》)。《金瓶梅》的作者，作為這樣一個皇帝統治下的臣民而又追求作品有所“寄意”的小說家，難道對此能不聞不問，無動於衷嗎？

事實上，當時轟動天下的“冊立東宮”事件，在《金瓶梅》中是有所反映的。第八十七回寫武松到安平寨去時，“不想路上聽見太子立東宮，郊天大赦”。第八十八回陳經濟的母親張氏也說：“喜者，如今且喜朝遷冊立東宮，郊天大赦。”顯然，這是小說作者在萬曆二十、二十一年左右創作時，受到當時盛傳皇帝要冊立太子的時代浪潮衝擊後，不自覺地表現于筆下的。此外，在第六十五回山東兩司八府中出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人名：陳四箴。在他前面還有一個“何其高”。這兩個寓意性的名字聯繫在一起，不能不使人覺得作者是把雒于

仁陳四箴以及其他人為冊立太子之事幾次三番地諫諍于廷的事放在心上的。因此，我們可以說，《金瓶梅》與當時的歷史並非無關，作者對當時時政也沒有無動於衷。假如再進一步聯繫小說卷首特意附上一組批判酒色財氣的《四貪詞》，編進項羽“只因寵著一個婦人”而毀了霸業和劉邦“只因也寵著個婦人”而想廢嫡立庶的故事，就更使人強烈地感到整部作品對“四貪”的批判，特別是對貪戀情色的鞭撻，是有的放矢，寓意深長的。正如欣欣子序言所說：“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

當然，《金瓶梅》懲淫色、戒四貪的客觀意義和主觀創作意圖，都不一定僅僅是針對神宗之荒怠，西門慶式死去的武宗、穆宗一類或許也是作者心目中鞭撻的對象。但是，我們無法否認這部小說包含著“指斥時事”、譏刺君王的重要因素。這部有名的“淫書”，也正是一部具有相當現實政治意義的“有為之作”。寫淫與諷政的統一，也遂使這部小說成了名副其實的“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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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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