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敦邦繪·金瓶梅人物譜之西門慶(資料圖片) 當然,《金瓶梅》懲淫色、戒四貪的客觀意義和主觀創作意圖,都不一定僅僅是針對神宗之荒怠,西門慶式死去的武宗、穆宗一類或許也是作者心目中鞭撻的對象。但是,我們無法否認這部小說包含著“指斥時事”、譏刺君王的重要因素。這部有名的“淫書”,也正是一部具有相當現實政治意義的“有為之作”。寫淫與諷政的統一,也遂使這部小說成了名副其實的“奇書”。 還在《金瓶梅》流行之初,人們就從這部“穢書”中嗅出了它的政治諷喻性。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說得比較明確,認為這是一部“指斥時事”之書。最早透露《金瓶梅》一書消息的袁中郎在《與董思白書》說得比較含蓄,稱它“勝於枚生《七發》多矣”。眾所週知,《七發》一文是針對“太子”一類統治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乃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發出的諷諫。《金瓶梅》勝於《七發》,那究竟是何等樣的小說?與以上說法類似的,詞話本欣欣子序結尾處曰:“笑笑生作此傳者,蓋有所謂也。”廿公跋語一開頭就說: “蓋有所刺也。”看來,萬曆間的第一批讀者心裏大都明白,《金瓶梅》並不只是一部“穢書”,而是有其現實政治意義的。其矛頭指向誰?他們躲躲閃閃的言詞不能不令人懷疑:這是否涉及到地位高於嚴嵩、陶仲文、陸炳之流的最高統治者? 明朝君王之貪淫,實為空前。成化時,萬貴妃寵冠後宮,群小皆憑以競進,方士胡僧等紛紛以獻房中秘方驟貴,一時諫諍風紀之臣,爭談穢媟。武宗、世宗、穆宗衣缽相傳,多信媚藥,淫樂無度,以至佞幸進獻成風。其中如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認為《金瓶梅》所影射的陶仲文,即世宗時進“紅鉛”得幸:“嘉靖間,諸佞幸進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傳至今者,若邵、陶則用‘紅鉛’……然在世宗中年始餌此及他熱劑,以發陽氣,名曰長生,不過供秘戲耳。至穆宗以壯齡禦宇,亦為內宮所蠱,循用此等藥物,致損聖體,陽物晝夜不仆,遂不能視朝”,死時才三十六歲,不比差不多同樣致死的西門慶多活幾年。接下來就是《金瓶梅》出現的萬曆朝。神宗之好淫,比之乃祖有過之無不及。據記載,萬曆十二年,他一次就擴充了宮女九十七人。他幸禦嬪妃嫌無味,猶試男寵:“選垂髫內之慧且麗者十余曹”,與之“同臥起”,“內廷皆目之為十俊”(《萬曆野獲編》)。大臣們接二連三地“進無欲之訓”,勸他“嗜欲以節”,但這位戀色成性、淫欲過度,以致不時“動火頭眩”、氣虛體弱的皇帝根本不聽,後來發展到終年不接朝臣,日處深宮荒淫。夏日,于明月高懸之夜,令宮女以輕羅團扇爭撲流螢。若流螢落在某女簪上,則是夜幸之。故宮女爭以香水灑于簪上,以盼流螢光顧。冬天,則于洛殿大池,注滿香湯,挑柔肌雪膚的宮女同浴于池,效“鴛鴦之會”。至於春秋之淫樂,更別出名目,不言可知。皇帝如此耽于女色,不但整個社會淫風大熾,而且直接給朝廷政治帶來了危害。萬曆十四年後,正是由於神宗迷戀“情色”、寵幸鄭貴妃而萌發廢長立幼、動搖“國本”的念頭,於是圍繞著冊立東宮問題,引起了一場震動朝廷、長達十幾年的異常激烈的鬥爭。在萬曆二十年《金瓶梅》成書前後,正是這場鬥爭的一個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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