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到1840年：滿清到底在幹甚麽？

juneway

　　1，殺人
　　2，文字獄
　　3，推行愚民政策
　　4，修園子，建圍場，然後去游玩
　　5，剔發
　　二百年，漫長而又無謂的“輪回”
　　從1644年明朝滅亡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相距長達196年，然而在這近二百年的時間裡，滿清貴族統治的中國走了一個漫長而無謂的“輪回”。而這次輪回點對於二百年前的區別在於：一個國家和民族長期被動挨打受奴役的噩夢剛剛開始，在整個地球上，華夏民族開始淪落為一個長期受宰割、受壓迫的巨大整體。
　　在當今不少人對康熙雍正乾隆們所謂“政績”、所謂“盛世”、所謂“千古一帝”而嘖嘖稱嘆喋喋不休之時，向這些文化群小們當頭棒喝：一群當不夠奴才的混蛋！　　　　
極端無私的專[和]制讓國家民族沒有機遇，滿清統治者整體上的“憂患意識”比較強，只是這“憂患意識”首先考慮的並不是國計民生和國富民強，而是將一姓一族之私凌駕於國家民族之上，關心的只是如何讓其滿清政權“穩定、穩定、再穩定”，所以從這個角度出發，國家民族的歷史發展機遇也就必然接二連三地“濤聲遠去”了，正可謂極端無私的專[和]制讓國家民族沒有機遇。　　
　　唐宋以來，造船航運業不斷是中國的強項，然而到了清朝，中國造船航運的步伐大大停滯以至倒退了，其原因大多也是為了“穩定”――　　　　
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清政府下令：“沿海省份，應立嚴禁，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當然，“無許片帆入海”的原因是為了“穩定”，因為那些不肯歸附的、繼續抵抗的乃至逃亡他國的漢人，大多與大海有關，與帆船有關。　　
　　順治十八年（1661）秋，清政府厲行遷海政策，為配合消滅海上的抗清勢力，拿出了“堅壁清野”式的絕招：清庭命令濱海居民遷移內地，還派出大量的官員到各地監督遷移，結果從遼東至廣東的萬裡海疆，沿海居民被強行內遷三十裡，史書上描寫當時的境況是“燔宅舍，焚積聚，伐樹木，荒田地，婦泣嬰啼，流民塞路，民死過半，慘不可言。”然而，為了“穩定”，滿清統治者顧不得這些。　　
　　1684年是康熙二十三年，這一年應該是廣大清朝漁民們歡欣鼓勵的一年，因為這一年全國解除海禁。解除海禁的原因是清王朝清除了“心腹大患”――繼幾年前平定以吳三桂為主的“三藩之亂”後，與過去的一年攻取對岸的台灣，消滅了割據那裡多年的鄭氏政權。海禁是解除了，但航海行商並不成功，清政府連續出台了很多的條條框框，如不許大船出洋了，不許商船往南洋呂宋等處貿易了，不許將船賣給外國了，不許多帶口糧有越額之米了，以及出洋後不准留在外國了等等。為了令行禁止，請政府派出派水師巡查，違禁者嚴拿治功。治功下手也極重，如對將船賣與外國者，造船與買船之人皆立斬；而對所去之人留在外國的境況，他們將知情同去之人枷號三月，同時行文外國，令其將留下之人抓捕後立即斬首。　　
　　能夠看出，清朝制定出那麼多細致的商船出洋條條框框，不少出於國家安全的需要，但終究有些不大氣。就連雄才大略的康熙帝晚年時也對此耿耿於懷，因為蘇州船廠每年造船出海貿易的多達千艘之多，而回來的不過五六成，清庭就派兵船前去攔截去南洋的船只。康熙帝還預見性地諭告天下：“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所言。”現實雖被他倒霉而言中，但他並沒有想出以後御敵的良策，大概僅僅是如何能長期穩定地統治國內的漢人，如何讓君臨天下的接力棒在這片廣袤的大陸上不斷地傳下去，就令他十分頭痛了。　　
　　對於航運貿易的禁與行，清庭也有多次反復，在他們的心裡，雖然貿易能帶來不少稅銀，但大海和帆船分是帶來一些“不安定因素”，以至就連國內範疇內的海運實行與否，直到1811年的嘉慶十六年還在爭論，一些大臣以至一口氣說了海運的十多項“弊端”。直到十五年後的道光六年，國內海運一事才有轉機：這年二月，海運至津。江蘇試行海運米船，共九百余艘，運米一百一十二萬二千余石，於二十九日進入天津海口，極為成功，海船卸米後，往奉天買豆南運。　　
　　一些事也夷非所思，如有一年嘉慶皇帝傳諭到泰國國王那裡，禁止再由中國商民代該國商船營運。因為泰國人不習營運，所以多雇佣福建、廣東一帶的人駕船。將泰國的東西運到中國的港口，前往時再帶走中國的貨物到泰國。但就是這樣一種今天看來兩好、雙贏的方式，皇帝仍然插手阻攔。為什麼阻攔呢？我鬥膽推測：是顧及大清朝的體面，還是對漢人和他國異族有所防備？費正清是著名的西方中國問題觀察家，他在細致論述了滿清統治現像後這樣結論：“歸根到底，他們是傾向倒退，眼光向裡，防守和排外的。”在礦產業方面，滿清統治者的做法與航海貿易極其類似.
　　農是根本，這的確不錯，然而死死抱住這一條，讓民眾老老實實地運營土地，限制商業，不准開礦，卻成了滿清統治者的一種“傳家法寶”。為開礦一事，滿清統治者的心態十分猶豫，從動機上來看是盡量限制，為此從清初不斷爭論到十九世紀初，開礦與禁采，反反復復，分的原因是民間的渴求極強，而清庭的擔心顧慮也極深。這種擔心顧慮，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現在影視媒體上被吹得渾身發光的雍正皇帝，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否決了兩廣分督有關在廣東開礦的奏請。在傳諭中，先是講了一通“養民之道惟在勸農務本”之類的大道理，接著就說礦場是“各省游手無賴之徒望風而至”的場所，必然會難辨*良，成為不安定因素。對於開礦帶來的稅收，做為皇帝的他根本是看不上的，因為“朕富有四海，何藉於此？”　　
　　滿清統治者們對開礦一事十分謹慎，除擔心礦場雜人易生事外，還擔心開礦很衝了他們的“龍脈”和“地氣”。如乾隆五年允許召商采煤，而大臣說服皇帝的理由首先便是“無關城池龍脈”。需要說明的是，允許采煤的這一年已經到了1740年，距明崇禎皇帝吊死煤山已經近一百年！　
　　但不要以為此後在開礦上就一路綠燈，一朝天子一朝思路，1799年的嘉慶四年，乾隆剛死不久，嘉慶皇帝就下令禁止在畿輔開采銀礦，理由酷似他的爺爺雍正那一套。歷史真會玩戲法，直讓後人感到悲哀與無法！　
　　其實不光航海貿易和礦產，其實很多事物如能正常發展，都可成為突破口，進而成為民族自強的一種機遇。如1840年代的英國之於羊毛紡織，結果就成了其工業革[和]命的導火索。但是，滿清統治者絕對不要什麼革[和]命的導火索，哪怕從此這個民族一躍會跳入龍門！不，滿清統治者們夢寐以求的，是其膝下永久跪著時辰願為其肝腦塗地的億兆臣民，永久舒舒服服地當著那被擁著、抬著、呵護著的“主子”。　　
　　

鳥槍這件事　

　
　　鳥槍這東西，到了乾隆時期其制造技術已經比較成熟。一些地方設立了“民壯”（大約是民兵一類）以協助軍隊，民壯們的武器不似軍隊一樣要求規範一致，於是有人已打上了鳥槍的主見。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二月，乾隆皇帝下令全國停止民壯演習火槍（鳥槍）。起因就是山東剛剛有人造反，幸虧他們沒有鳥槍在手，故而很快就被剿滅。　　
　　但鳥槍的能力是顯而易見的，於是一個叫高晉的分督上奏請對武舉考試進行改革――將舞刀改用鳥槍，以中靶多寡定成績。這真是一個好主見，但乾隆皇帝“深思熟慮”後卻否定了這個建議，不許武科改用鳥槍。他傳諭說鳥槍是制勝要器，民間不宜演習多藏。他舉例便是上面山東的那個例子，繼而說如武科改用鳥槍，武生必將時常進修打靶，民間私買火藥、鉛丸的事兒就難禁止了，天下也就難管了。於是“高晉所奏，斷不可行。”　　
　　細想起來，乾隆說的的確有理，國家的“穩定”也的確應該限制鳥槍。但他的這種“深思熟慮”明顯是針對了國內，而對來自國外的要挾則沒做什麼考慮。這生怕就是幾十年後中國與英法軍隊對陣時，我們從歷史電影裡痛苦地看到：在對方的槍擊下，徒有忠勇愛國之心的清軍將士如鐮刀下的稻草般倒下，而清軍能夠擺出的還擊樣子，除了那類似於二百年前明朝的土炮（炸出的火藥射程極其有限）外，大量的就是沿用了數千年的弓箭和刀劍戈矛了。我想，這一點，也許乾隆未曾料到。進而再想，如果乾隆地下有知，也未必後悔，因為此後其滿清的王祚終究還延續了60多年。　　
　　在滿清統治者看來，危及他們政權的還有甚於“鳥槍”的，這就是漢人學問分子裡少數人的異端思想，有了這些思想將必然生出反骨，於是便有了一系列的“文字獄”，便有了無數株連無辜、驚草木而又泣鬼神的“殺無赦”。滿清統治者對異端思想的警惕性格外高，其實在清初的康熙二年（1653年）就有莊廷龍（加金字旁）一案，但文字獄的真正興起則在康熙晚期。原因也很明晰：康熙大帝在消滅南明永歷政權、平定三藩和滅亡台灣鄭氏集團這些玩“槍杆子”的對手後，讓他放心不下而又急需整治打擊的，就是那些念念不忘明朝故主、時時冷言譏諷滿清出身與時政的“筆杆子”了。　
　　1711年即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獄起。這位安徽桐城的才子，怎麼也不曾想到，本人九年前出版史料書籍，只是因為采用已死去的一位明朝遺老書中所載明桂王的事情，用了南明永歷年號，就被檢舉揭發，為康熙大帝所怒，結果在兩年後被橫屍街頭；而那位死去的遺老即方孝標也沒逃幸運，被戮了屍，還有不少同族人遭到了牽連，其中就有因而入獄而寫出《獄中雜記》的方苞。　　
　　更為著名的文字獄便是雍正年間的呂留良案了。與上案雷同的地方在於，呂留良同方孝標一樣，同是明朝有節氣的遺老，同是在著述中具有對滿清有大不敬的地方，也同是在死後多年才由他人牽連案發的。只是該案在審理過程中極富一些戲劇性，雍正要案情的主角留下做活口，其目的是由他來口誅筆伐來批評指正和指導，以顯示本人的英明和大度。他的這一手並不高明，以至連他的兒子乾隆看來都覺得裡面的漏洞不小，於是雍正當時發往地方政府的雄辯大做《大義覺迷錄》被收回了，於是當時“被貓放生的老鼠”又被重新抓了回來，還是照殺不誤。　　
　　根據史料上記載，清朝文字獄眾多，著名的除上述例子外，還有查嗣庭、胡中藻、王錫侯、徐述夔等案，而其他大大小小的案子更是不可勝數。案中被株連的人眾多，遭受的處罰也讓人大開眼界。如死人被開館戮屍，活人被凌遲、斬首、絞死，親屬遭遣戌，婦女被入官等等。這裡面，有死不喊冤的，但更多是被牽連的無辜。其實滿清統治者們也未嘗不知道裡面多是冤死的魂，如出題“惟民所止”被誣為就是“雍正無頭”的考官，如隨便題詩“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的秀才，如自號“古稀老人”但不知此號已被乾隆皇帝“專用”的官員，雖然全家哭喊求救的冤聲動天，雖然眾多的旁觀者們也覺得冤情深重，但清政府仍然要“殺無赦”，他們要的就是“寧肯錯殺一千不讓一人漏網”式的“震懾力”。

raymond116

同意, 滿清是一寄生蟲, 妄想統治中華千秋萬世,
但現在看中共, 性質竟然相似, 只關心其統治是否千秋萬世,
不過若回看歷史, 只是統治者的主觀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