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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于宋高宗紹興十八年（１１４８）中進士，歷任泉州同安縣主簿，知南康軍、提舉浙東茶鹽公事、知漳州、知潭州、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等職。平生不喜為官，“仕於外者僅九考（共九年），立於朝者四十日” （《宋元學案·元晦學案》上），一生主要的時間（約四十年）在在福建講學。晚年捲入當時朝廷的政治鬥爭，被奪職罷祠，其學被定為“偽學”，其人也被定為“偽學首魁”，直到去世之時“罪名”尚未解除。但朱熹死後不久，“黨禁”解弛，朱熹的地位開始日漸上升，最終成為配享孔廟的“孔門十哲”之一，而其在歷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實際影響僅次於孔子和孟子。其思想學說從元代開始成為中國的官方哲學，不僅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而且還元播海外，如李朝時期的朝鮮、德川時代的日本，“朱子學”在政治領域和思想文化領域都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產生相當大的影響。朱熹幼承家學，其父朱松是楊時弟子羅從彥的門人，少時又師從屬於“洛學”一派的胡憲、劉勉之、劉子。他早年為學博雜，氾濫詞章，出入佛老，對各種學問有著極為廣泛的興趣。從二十四歲時，他受學於羅從彥門人延平李侗，才開始真正走上理學的發展道路。
在經過了長期的刻苦研究之後，朱熹終於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影響最大的哲學家、經學家。朱熹的學問淵博，於學無所不窺，在先秦諸子、佛道思想、史學文學、天文地理、文字音韻、訓詁孝據、典章樂律等許多方面，都有相當深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朱熹以繼承二程“洛學”為己任，廣泛吸收了周敦頤、張載、邵雍等北宋理學家的思想養分，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的學說構建起一個規模龐雜而又不失縝密精緻的思想體系。
理氣論：朱熹認為，宇宙萬物都是由“理”和“氣”兩方面構成的，氣是構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在現實世界中，理、氣不能分離，但從本原上說，理先於氣而存在，這是客觀唯心主義的觀點。由理氣論引申到理事論，朱熹進一步發揮了程頤關於理事的“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認為一切事物中都有理，理雖無形跡，但卻包含了事物的本質及其發展的可能性。朱熹又發揮了程頤關於“理一分殊”的思想，他把“理”之全體稱為“太極”，這個太極就是一，是宇宙的本體；就每一事物來看，它們都完整地稟受了這個理（太極）人微言輕自己的本性，就像天上的月亮只有一個，卻完整地映現在每條江河之上。
心性論：朱熹曾認真地研究了《中庸》關於“已發”、“未發”的思想，以及二程以來諸儒對此問題的討論，其觀點在四十歲前後有所不同，前期認為“心為已發，性為未發”，這個思想是受到胡宏的影響；後期則修正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已發”、“未發”提心理活動的不同階段或狀態，並以“未女”為性，“已發”為情。在心性論方面，朱熹提出了重要的“心統性情”的理論，這是他對張載思想的發展，認為性是心之體，情是心之用，心是包括體用的總體。對“性”的概念，朱熹又區分了“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兩個層面，前者指人稟理而生、專以理而言、純粹至善的性；後者指人稟氣而有形的、有清濁偏正善惡的性，這是他對程頤思想的發展。在此基礎上，朱熹又提出了“道心”、“人心”的範疇，認為道心即“天理”，惡的人心就是“人欲”。
認識論：朱熹發揮了《大學》關於“格物致知”的思想，對“格物”的解釋，朱熹認為，一是“即物”即接觸事物，二是“窮理”即研究物理，三是“至極”即窮理至其極；對“致知”的解釋，朱熹認為是“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大學章句》），即擴展、充廣知識，致知是格物的目的和結果。總的說來，朱熹的理論是對程頤“格物窮理”認識論的發展。朱熹為了發揮其思想，提出《大學》篇中缺失對“格物致知”的解釋，於是還專門作了《補格物致知傳》。與認識論相關的，在知行觀上，朱熹提出子“知先行後”的觀點，認為知的目的在行，即實地踐履，若想踐履，必須先知，不過朱熹也強調知和行不能偏廢，“知行學相須”；與傳統儒家的觀點一致，朱熹的知行觀主要強調的也是道德的踐履問題，而不是認識的來源問題。
功夫論：在修養功夫方面，朱熹主張“主敬涵養”，他不僅發展了程頤“涵養須用敬”的思想，也吸收了程門弟子及他自己的修養體驗。朱熹的“主敬”理論突出強調了“未發”，即人在無所思慮及情感未發生時，仍須保持一種收斂、謹畏和警覺的知覺狀態，最大程度地平靜思想和情緒，這樣就可以涵養一個人的德性；此外，朱熹也注意人在動的狀態中的“主敬”，這是貫穿於“未發”和“已發”、知和行的全過程。而人們學習和道德修養的目的，朱熹認為就在於“存天理，去人欲”。這一結論一方面有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意味，但另一方面，在倫理學上則有用理性原則來作為社會普遍道德法則的意義。
在經學方面，朱熹有許多著作，如：《易》有《周易本義》、《易啟蒙學》、《蓍卦考誤》、《易傳》、《古易音訓》、《損益象說》、《易答問》、《朱文公易說》等；《書》有《書古經》、《書傳緝說》、《書說》、《文公書說》、《書經問答》等；《禮》有《儀禮經傳通解》、《儀禮經傳圖解》、《朱子井田譜》、《禮記辯》、《儀禮經傳通解續》、《朱子禮纂》等；《孝經》有《考經刊誤》、《考經存異》；《四書》有《四書集注》、《四書或問》、《論孟精義》、《中庸輯略》、《大學集傳》、《大學詳說》、《大學啟蒙》、《論語要義》（兩種）、《論語訓蒙口義》、《論語詳說》、《孟子集解》、《孟子問辨》、《四書音訓》等。以上還是不完整的統計，但僅從以上這個書目就足以說明朱熹在經學上的成就。在這些著作中，影響最巨的無疑當推《四書集注》。自元朝中期後，此書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解釋，一直到清末廢除科舉為止。朱熹於《四書》幾乎用了他畢生的精力，他早年著力於《論語》、《孟子》，晚年尤工於《大學》、《中庸》，辨析毫釐，遠在《易本義》和《詩集傳》（這兩書也為明清科舉功令）之上。至於對《大學》分經傳、補“格致”，那是出於其經學中的“宋學”之主觀立場，此點雖有論辯之餘地，卻也屬可以理解的舉措。
朱熹治經，艱苦重漢唐注疏，又不一味推尊，其方法如其在《論語訓蒙口義》中所說的：“本之注疏以通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于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自義理之學興，學者多以為得孔孟不傳之統，對漢儒經注頗為鄙薄，朱熹認為這是不恰當的。所以，他努力把訓詁與義理結合起來，這是朱熹對經學的一大貢獻。正如錢穆指出的：“朱子於經學，雖主以漢唐三注疏為主，亦采北宋諸儒，又采及理學家言，並又采及南宋與朱子同時之人。其意實欲融貫古今，彙納群流，採擷英華，釀制新實。些其氣魄之偉大，局度之寬宏，在儒學傳統中，惟鄭玄堪在伯仲之列。惟兩人時代不同，朱子又後鄭玄一千年，學術思想之遞衍，積愈厚而變益新。朱子不僅欲創造出一番新經學，實欲發展出一番新理學。經學與理學相結合，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學。”（《朱子新學案》）
朱熹一生著述極豐，是中國歷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學者之一，《宋史·藝文志》中著錄者有四十餘種，未著錄的尚有二十餘種，另外由其弟子或後人編纂的著作也有二十餘種。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稱他“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並非溢美之虛語。朱熹著作中最重要、最有影響的，除《四書集注》外，當推《朱文公文集》、《朱子語類》、《朱子家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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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2-8-1 19: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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